蓋里·吉斯曼（Gary Kinsman） 著

　　譯者簡介：孫壽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譯者按：原文”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 Learning from Autonomist Marxism” (by Gary Kinsman)發(fā)表在Upping the Anti (Number 1, Volume 1)。這是拿大于2005年年初創(chuàng)刊的一份左派雜志，以“自主和團結”（Autonomy & Solidarity）為口號，既通過網(wǎng)絡發(fā)行，又發(fā)行紙媒形式，主編為Aidan Conway, Tom Keefer, Sharmeen Khan。譯文選自其2005年2月出版的第1期，第41-49頁。網(wǎng)址：http://auto_sol.tao.ca。

　　導言：并非所有的權力皆歸資本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可以看作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著重強調(diào)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和依賴于階級斗爭而形成的工人階級的自主（自治）和權力。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之一來自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解釋的批評，這種傳統(tǒng)的解釋將圍繞我們的社會予以具體化，將人們社會地進行生產(chǎn)的社會關系轉(zhuǎn)換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大多數(shù)“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都將所有的權力歸諸資本，而視工人為毫無權力或主動性的犧牲品。在我以往的活動和作品中，我力圖辨認出被壓迫者的抗爭和主動性，以及這種抗爭和主動性給予資本的統(tǒng)治關系的阻礙。對我來說，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為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別樣解讀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20世紀70年代，我曾與自主論馬克思主義及有關的思潮有過緊密的接觸。當我在那時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團體中作為一個年輕的托洛斯基分子時，我曾經(jīng)與“新趨勢”（New Tendency，是流行于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索爾的左派，曾受意大利新左派和Lotta Continua的影響）的成員和支持者發(fā)生過爭論。我認為，正如我所學過的，他們是“自發(fā)論者”（spontaneists），未能理解政黨建設的必要性。在“新趨勢”中一些女權主義者從事著爭取家務勞動工資運動（wages against housework campaign），這種運動的理論基礎正是自主論馬克思主義關于作為社會工廠的資本主義業(yè)已延伸出工廠圍墻之外的理論。如Mariarosa Dalla Costa, Selma James, and Silvia Federici這樣一些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者，認為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不僅是為個別的男人，也是為資本而從事勞動，她們參與到為資本家作為商品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再生產(chǎn)過程中。現(xiàn)在回顧這場爭論，我認識到我的錯誤在于，我認為問題在于“自發(fā)論”，以及家務勞動不生產(chǎn)價值。在20世紀80年代我因為其拒絕為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所改變而離開托洛斯基/列寧主義左派后，我受到塞拉·羅勃撒姆（Sheila Rowbotham）《超越分裂》(Beyond the Fragments)一書的影響，特別是她對列寧主義的批判，以及英國一些組織如巨焰(Big Flame)和超越分裂網(wǎng)絡的影響。巨焰也是受意大利左派中的Lotta Continua和其他思潮的影響而成立的一個左派組織，它試圖在構建其自身作為革命組織之前優(yōu)先構建自主的階級和社會斗爭。

　　并非僅僅納格里一人

　　在談論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時，重要的是不要將其縮減為在英語世界中最為著名的理論家——“帝國”和“大眾”兩書的合著者之一安東尼奧·納格里（Antonio Negri）一人。雖然納格里在理論上和政治活動中對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有著重要的貢獻，但關鍵在于應將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看作包括一系列不同思潮的政治空間。這些思潮所共有的特點在于：它們都致力于確定（valorizing）工人階級反抗資本的斗爭，強調(diào)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以及反對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靜止觀念。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中的自治（autonomy）可以看作是獨立于資本和官方工會、政黨領導的自治（或自主），以及經(jīng)歷不同的壓迫而獨立行動的不同的工人團體之間的自治（黑人與白人，女人與男人，同性戀與正常人）。

　　將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置于其社會歷史背景之下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實際上根源于先于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的意大利新左派之前的那種社會歷史條件。我們可以從C.L.R. James及其合作者的著作開始，他們關注的就是工人階級的自治和權力的需要——包括工人們自治于工會和政黨的獨立性。他們將許多理論和實踐的工作落腳于向工人們學習，向美國乃至全世界黑人的自主斗爭學習。C.L.R. James和“面對現(xiàn)實”組織（the Facing Reality group）——這個組織對列寧主義的先鋒黨學說進行了實質(zhì)性的批評，他們都與法國的前托洛斯基主義(ex-Trotskyist)Socialisme ou Barbarie）組織有聯(lián)系，通過這種聯(lián)系，意大利的活動家了解到這股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思潮。

　　工人階級斗爭和回歸馬克思

　　在意大利的共產(chǎn)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中，一些關注工人階級斗爭和經(jīng)驗，并對其政黨的立場日益不滿的持異議者的寫作和分析慢慢匯聚到了一起，這些人包括如馬里奧·托倫蒂（Mario Tronti）、倫涅羅·潘澤瑞（Raniero Panzieri）、布羅那（Sergio Bologna）和納格里等一些理論家。這股思潮一開始自稱為operaismo或“工人主義”（workerism），其關注的中心是工人階級在生產(chǎn)場所的經(jīng)驗。他們關注工人階級的斗爭和自治。基于他們與工人的廣泛接觸，他們對工人階級經(jīng)驗和生產(chǎn)的社會組織與再組織給予了細致的分析。雖然不久以后，他們的理論和實踐轉(zhuǎn)向工廠外面，但在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工人階級斗爭以及意大利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其他社會運動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對于我們的理解來說仍很重要。自主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不能僅僅被縮減為勞動力（商品）；
相反，它是產(chǎn)生資本主義及促使其內(nèi)部轉(zhuǎn)型的主動力量。這種理解帶來了對將所有權力歸諸資本的“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逆轉(zhuǎn)，而代之以認為正是工人階級斗爭而不是資本，才是動態(tài)的自發(fā)的社會生產(chǎn)力（as the dynamic, initiating social force of production）。

　　例如，資本主義技術轉(zhuǎn)型的進行往往與工人階級斗爭有關，并被用以弱化工人階級的斗爭和組織。許多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提倡者回溯到馬克思有關工人階級斗爭在資本的社會組織中的作用的有關論述。他們提醒我們說，在馬克思看來，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在生產(chǎn)過程中勞動被剝削剩余價值來生產(chǎn)新財富的工人才是主動的社會主體，資本家通過延長工作日（提高絕對剝削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的最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為工人們的抗爭和拒絕所挫敗。正是通過工人們限制工作日長度的斗爭對資本的這種策略的主動扼止（blocking），才導致資本家轉(zhuǎn)向通過技術應用、加速生產(chǎn)和發(fā)明“科學管理”等新形式來提高剝削率的新方式。許多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活動分子重新發(fā)現(xiàn)和記起，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在其中工人階級是一個主動的組成部分。因此工人階級的斗爭內(nèi)在于資本（既在資本之中又與其對抗），并具有與資本決裂的可能性。

　　階級構成和斗爭周期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分析和理解工人階級斗爭的概念工具。只要這些概念不是僵化地理解，而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意義上使用，并與關于性、性別、種族化、能力及其他社會差別的特征之分析相聯(lián)系，它們就會在我們的實際斗爭和將工人階級的斗爭予以理論化過程中起著非常有益的作用。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活動家使用“階級構成”（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這個概念來表示工人階級與特定形勢下的資本相關的社會組織的特定形式。例如：工人階級如何被并入資本主義的關系中？工人階級內(nèi)部如何分化的？工人階級的活動如何獨立（自主）于資本，或者社會關系如何被特定背景或時期下的工人階級斗爭所顛覆？與一些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不同的是，工人階級不是總被當作客體或類別，勿寧是總在斗爭的背景中處于形成和存在的過程中。工人階級處于持續(xù)地改變中，處于重組（remaking itself）和被重組的過程中。因此，歷史的和變動的社會組織的不同形式對于把握工人階級經(jīng)驗和斗爭來說變得極為重要。資本家采取行動斗爭，通過破壞和重組工人階級的內(nèi)部區(qū)分、拆散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權力的源泉、粉碎各種團體和斗爭、拓寬社會監(jiān)視的范圍等，以“解構”（decompose）工人階級既定構成的能力和力量，這些破壞工人階級斗爭的措施產(chǎn)生了新的工人階級斗爭和權力之可能的重構的社會前提。

　　在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構成、解構和重構（class composition, decomposition and re-composition）的持續(xù)過程，組成了一個“斗爭周期”(cycle of struggle)。理解這些斗爭周期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對于評估我們自己的權力來源和弱點并決定如何行動極其重要。對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來說，斗爭周期的循環(huán)理論被用來得到不同的斗爭和運動之間相互沖擊和影響的方法，有時最“先進的”斗爭形式傳播到不同的地區(qū)并創(chuàng)造了與資本主義關系重要的決裂。這些理論家們在工人階級斗爭之社會組織的不同形式之間進行了區(qū)分。這包括20世紀早期有技能的手藝人(craftsman)的組織，它被資本通過“科學管理”和大眾生產(chǎn)的組織所解構。這一解構過程又創(chuàng)造了通過20世紀中葉大規(guī)模工廠生產(chǎn)和工人的“科學管理”而進行的大眾產(chǎn)業(yè)工人（mass workers）重構的基礎，這個過程也伴隨著“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的社會經(jīng)濟政策的實施。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越出工廠圍墻，并通過深入的消費者/政府關系開始組織和形塑社區(qū)和日常生活，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又看到了一種未得以清楚界定的和更為分散的“社會工廠”的“社會化工人”（social worker）。家庭和社區(qū)生活也成為反擊資本的階級和社會斗爭的場所，包括家務勞動、住宅、保健、學校學習和性生活。這些斗爭不僅包括那些“生產(chǎn)”勞動，也包括那些隨著資本主義關系延伸至欲望和消費的社會組織而來的“再生產(chǎn)”勞動。婦女、男（女）同性戀、有色人種、移民，以及其他被壓迫群體的自主斗爭，不僅反抗資本，也反抗參與對他們進行壓迫和將其邊緣化的工人組織，這些斗爭日益明顯，并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具有破壞作用。面對“社會化工人”這些反抗強制工作的斗爭，資本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而力圖通過新自由主義及哈特（Michael Hardt）和納格里所稱的“帝國”的建立，來再次解構工人階級斗爭。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表明，與工人階級構成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斗爭周期和循環(huán)相關出現(xiàn)了多么不同的組織和意識形式。這些組織形式具有社會歷史的特定性。例如一些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曾經(jīng)指出有技能的手藝人如何經(jīng)常抗爭以建立他們對勞動過程的更多控制，這如何以多種方式導致對于工人控制生產(chǎn)的強調(diào)。這既激發(fā)和創(chuàng)造了與列寧主義和先鋒黨相聯(lián)系的不同流動性的基礎，也為委員會共產(chǎn)主義（Council Communism）(在此系通過工人委員會的建立爭取解放)創(chuàng)造了基礎，這種委員會共產(chǎn)主義對資本主義關系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挑戰(zhàn)，并在20世紀早期的歷史條件下強調(diào)了工人階級的自主性。雖然列寧主義作為一種組織和政治實踐在那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某種意義，但它現(xiàn)在不再具有了。在美國，大眾工人是世界產(chǎn)業(yè)工人組織（IWW）的基礎，是后來產(chǎn)聯(lián)（CIO）這樣的大眾產(chǎn)業(yè)工會的基礎，也是60年代晚期意大利斗爭的基礎。為回應這些工人的集中和階級斗爭的爆發(fā)，資本家們開始予以還擊，這種攻擊部分通過解散早先的大規(guī)模生產(chǎn)的福特式組織進行，以解構和粉碎大眾工人的這些斗爭。

　　在“社會化的”（socialized）工人這個時期，抗拒來自對強制勞動的抵抗，斗爭超出生產(chǎn)的狹窄場所而延伸至消費領域，工人階級的不同部分通過為“自我實現(xiàn)”（self-valorization）而奮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追求對家庭和社區(qū)生活的控制�！白晕覍崿F(xiàn)”這個詞被用以指廣義的工人奮斗，不僅對抗資本主義關系，而且也試圖創(chuàng)造替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資本主義的和壓迫性的關系。工人們斗爭不僅為自立于資本，而且也為了自我實現(xiàn)，而嘗試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以掙脫資本關系，追求建立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這兒與塞拉·羅勃撒姆在其《超越分裂》一書中提出的預示性斗爭的理論有一定的共性。在該書中，她論證了活動家們在我們的斗爭中重新構思一個可能的未來并在今天加以組織的需要。對于資本和壓迫關系之替代方案的提出，對可能的未來經(jīng)驗的時刻和一瞥的出現(xiàn)，對于我們今天的斗爭極其重要。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持續(xù)影響

　　在1976-77年，在革命左派的其他思潮的戰(zhàn)略耗盡之后，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成為意大利激進左派斗爭的主要力量。1977年的“自主”（autonomia）運動難以置信地密集，但不幸地陷入了政府的鎮(zhèn)壓力量與紅色旅（the Red Brigades）的城市游擊方法之政治限制的雙重陷阱之中。成千的活動分子被捕入獄。自那時起，自主派（autonomia）在意大利的組織和斗爭的經(jīng)驗對目前全球的正義和社會中心運動（in the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center movement）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世界范圍內(nèi)，自主派（autonomia）和自主論馬克思主義對全球正義斗爭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當中許多人也卷入了“公開邊界”斗爭和“無人違法”斗爭(the Open Borders and No One Is Illegal struggles)。阿根廷最近的斗爭就是由autonomia和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激發(fā)起來的。默西哥的贊帕塔（Zapatista）起義，對全世界的許多活動家來說，在實驗新的反抗資本的方式而又不犧牲各個被壓迫團體的自主性方面，成為一個主要的參照。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分析工具在我們目前的斗爭和辯論當中非常有用。斗爭周期的理論非常有用，在奮起抗爭剝削和壓迫的各個人群間傳播斗爭的斗爭循環(huán)的概念仍很關鍵。贊帕塔斗爭通過因特網(wǎng)（資本開發(fā)的一種技術形式，但可以在某些方式上被用以反抗資本）的使用而傳播，并通過其他的社會政治網(wǎng)絡阻止了起義被墨西哥的政府和軍事力量所鎮(zhèn)壓。而且，它也為反抗資本主義和壓迫的新的國際組織形式開創(chuàng)了新的空間。這種斗爭形式轉(zhuǎn)而又影響了90年代晚期全球正義運動（a 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出現(xiàn)。這已經(jīng)導致斗爭和組織經(jīng)驗的國際傳播，這不僅促進了斗爭的技巧和水平，也提高了我們理解和挑戰(zhàn)全球資本主義組織中薄弱環(huán)節(jié)的能力。這也導致全球許多地方包括西雅圖、布拉格、魁北克、日內(nèi)瓦和坎昆等在內(nèi)的類同團體(affinity groups)、會議發(fā)言人(spokes-councils)、直接行動政治(direct action politics)之經(jīng)驗的快速普遍化。

　　在2001-2001年加拿大發(fā)生的多次罷工活動中，有相當多的基層工人的自主活動，并產(chǎn)生了斗爭層次的確定無疑的提高。便利斗爭的流轉(zhuǎn)對于推進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學是很重要的。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斗爭的流轉(zhuǎn)難以置信地有用，并作為我們自身實踐的基礎。運動和斗爭需要被自我組織起來，但也需要不同的斗爭之間的團結和相互學習。所有的斗爭和剝削/壓迫形式具有相互構造或互為中介的特征，不僅是自主的，也是在互動中和通過互動得以組織起來。在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中，不象其他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自治（自主）和多樣性并無問題。目標是盡力提出一種差別的政治學，以超越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不同部分之間的對立。

　　在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中自主的時刻得到很好強調(diào)的同時，我們也需要超越自主。我們需要斗爭以克服社會矛盾，與我們當中那些處于壓迫位置的人一起使用“責任政治”方法以辨認我們內(nèi)在的責任（our own implications within），使用責任感以主動地挑戰(zhàn)壓迫關系。這種方法在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中仍然處于相對的不發(fā)展狀態(tài)。同時，我們需要看到斗爭的增多、斗爭的普遍化、以及在斗爭中相互學習的重要性。通過這個過程，處于對立中和不斷轉(zhuǎn)型的斗爭成為資本主義關系所無法管理的，而我們則可以掙脫開這些限制。

　　超越組織起來“奪權”的模式

　　這也意味著，如贊帕塔運動，我們需要拒絕追求“奪取政權”（seize state power）、主張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左派組織的歷史和傳統(tǒng)。這些組織形式皆終結于模仿所有舊的垃圾——等級關系、命令、上下級關系、壓迫形式、以及壓制基層活動和直接行動的首發(fā)性和創(chuàng)造性。相反，我們需要尋找新的組織方式，以便利并催生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自主活動和自身力量，便利斗爭的流傳以切斷和解構資本的“權力”、行政的和政府的關系、以及各種各樣的壓迫形式。這些發(fā)展為進行實際的革命的政治學創(chuàng)造了新的空間——但革命不再被理解為起義或“奪權”的時候，而是作為一個在不同的社會場所和情景下進行的漫長的持續(xù)的爭執(zhí)和轉(zhuǎn)型過程。不僅是資本和狹義的國家政權是問題所在，而且所有形式的壓迫和剝削也是問題所在。這種斗爭的一個重要部分正在于對我們自己的斗爭和我們自身的改變，既然我們也被纏入資本主義關系中，而且更為經(jīng)常地也被纏入壓迫關系中（或“power over”）

　　對此重要的是，創(chuàng)建新形式的組織，我們以此開始經(jīng)歷和體驗一個直接民主的社會，沒有資本的統(tǒng)治，沒有各種形式的壓迫，這是可能的，這將給予我們更多的力量去奮斗。當然，許多問題仍然存在，包括：如何將反壓迫的政治學構建到自主論馬克思主義中？在美國和加拿大“反恐戰(zhàn)爭”被相對成功地用于分化和弱化社會運動和斗爭時，斗爭構成是什么？為傳播產(chǎn)生更為有效和逐步上升的社會斗爭，什么樣的斗爭對我們是最重要的？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但自主論馬克思主義的紅線允許我們重新思考、重新創(chuàng)造我們時代的革命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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