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帥回憶錄》是2005年8月由解放軍出版社公開出版發(fā)行，根據(jù)徐向前本人口述而成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提供了許多黨史中重要的關鍵史實，特別是徐向前回憶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qū)“大肅反”的過程、原因和殘酷的斗爭方式，令我們不寒而栗，也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早在30年代蘇區(qū)“大肅反”中就預演了、實習了，到了文革中，不過是把反AB團的肅反擴大化，再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更為擴大化，擴大到10億人認認真真地你死我活地互相內斗了十年。悲劇一定有悲劇的序幕和內在原因。從徐向前元帥的回憶中可以獲得許多深刻的啟示。

　　一、為了收集“暗地地審查徐向前”的材料，徐向前元帥的夫人程訓宣在肅反中被“抓去殺了”，“打得不成樣子”。

　　30年代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紅軍由徐向前任紅四軍軍長，陳昌浩接替曾中生任軍政委，張國燾是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兼省委書記，曾中生、曠繼勛為軍委副主席。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痛苦地回憶：“我愛人程訓宣在‘肅反’的遭遇”。

　　“附帶說一下我愛人程訓宣在‘肅反’中的遭遇。這段敘述，也是我對她的悼念。

　　我和程訓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們難得有見面團聚的機會。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圍剿’時我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zhàn)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讓警衛(wèi)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zhàn)。警衛(wèi)員回來悄悄地對我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

　　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jù)地后，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么罪過？周說：‘沒什么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家里弟兄姐妹五個，全都參加了革命，對黨忠心耿耿。大哥程啟光，共產黨員，我們的特務隊長；
二哥當教員，也是共產黨員；
三哥任過基層的蘇維埃主席，被敵人殺害；
弟弟在我們司令部當警衛(wèi)員，以后在紅二十五軍，也被肅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過什么刑罰，我不清楚，聽說是打得不成樣子，沒什么口供，相當堅強。

　　一場革命，人民群眾的犧牲是巨大的。不僅對敵斗爭要付出血的代價，在黨的路線發(fā)生錯誤時，同樣會付出血的代價。由此不難理解，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是多么重要！

　　當時內部殺了那么多的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著共產黨，向著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志，難以計數(shù)。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原因是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紅軍指戰(zhàn)員，工農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血海深仇。歷史證明，我們的黨盡管多災多難，但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保ā缎煜蚯霸獛浕貞涗洝�，115—116頁）

　　紅四軍軍長徐向前本人被暗地審查，為了搞他的莫須有材料，把徐向前夫人程訓宣殘酷折磨至死，“打得不成樣子”，仍然很堅強，堅持事實，沒給張國燾、陳昌浩所要的誣陷材料，結果慘死于自己人制造的“大肅反”中。軍長連自己的夫人都保不住，何況其下屬呢？只有更悲慘的命運。

　　二、三個月肅反，殺害2500名紅軍指戰(zhàn)員，70%的團以上干部被捕殺。

　　徐向前回憶道：“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jù)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zhàn)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干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zhàn)斗力�！保ā缎煜蚯霸獛浕貞涗洝罚�108—109頁。）

　　“許繼慎一案，是張國燾作文章的借口。他們把一些人抓起來，逼、供、信，宣稱許繼慎組織了反革命集團，要利用南下帶上部隊投降蔣介石；
所謂在英山活捉的敵團長張漢全，亦被許繼慎放走；
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職。有鼻子有眼，以證明張國燾東出方針的正確和‘肅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著中央的肅反指示，一手抓著許繼慎等人的‘證據(jù)’，誰還能說話呀！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借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tǒng)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zhàn)斗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lián)系的領導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肖方、周維炯、姜鏡堂，以及許繼慎、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黃鋼、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yè)祺等團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干部、戰(zhàn)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qū)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wèi)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像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統(tǒng)治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皖當一把手。這是第一條教訓。”（《徐向前元帥回憶錄》，113—114頁。）

　　三、從思想意識、觀念中“找反革命線索”

　　徐向前認為“第二條教訓是，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其實，哪個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一點毛病呢？‘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毛澤東同志說過這句話，就是要我們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即辯證的觀點，看待同志，看待事物。天底下沒有一貫正確的人。人，總會有缺點和錯誤。有了缺點或錯誤，有非無產階級觀念，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的線索、依據(jù)，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認識問題與反革命混同起來，勢必搞擴大化。陳昌浩同志就更兇嘍，捕殺高級干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干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他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你看黃鋼反革命多么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jù)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么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徐向前元帥回憶錄》，114頁。）

　　“白雀園‘肅反’，鬧得真兇。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人，說我剛來鄂豫邊時廖榮坤等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里審查我�！懊C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
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xiàn)如何，要審查；
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了防止部隊發(fā)生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
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jiān)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徐向前元帥回憶錄》，112—113頁）

　　從反右到文革進一步將沈澤民的觀點發(fā)揮了“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的理論，抓思想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反毛澤東思想”定為反革命分子的判罪依據(jù)與罪證，殺害了多少位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林昭等好同志，“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四、“逼、供、信確實害死人”，“殺人不講證據(jù)，全憑口供”。

　　徐向前沉痛地總結了功區(qū)大肅反的教訓是：“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

　　陳昌浩接任紅四軍政委后，“在部隊中搞‘肅反’。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說這些人是四軍中的反革命，要舉行兵變，拖走紅軍去投降國民黨。開始，我將信將疑。一方面，在‘赤白對立’的那種嚴重形勢下，敵人派特務、探子、狗腿子來根據(jù)地內部進行破壞、策反，屢見不鮮，我們過去就處理過這類的事。而且，中央不斷有指示來，強調肅清混入我黨我軍內部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反革命組織。說我一點都不相信，那是假話。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懷疑，也是真的。因為陳昌浩同志抓起來的那些紅軍干部，都是跟我們一起打游擊走過來的，作戰(zhàn)勇敢，平時沒有什么異常表現(xiàn)，一夜之間就成了改組派、AB團，使人不可理解。我們一邊行軍、打仗，他就一邊抓人，越抓越多，給了我很大的震動�！�

　　“有天，部隊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邊的山坡上看著隊伍行進，陳昌浩也在。隊伍里抬著兩副擔架，上面蒙著白布，我就問他：‘誰負傷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說：‘沒有誰負傷，那是許繼慎、周維炯，反革命，逮捕了！’的大吃一驚。許繼慎、周維炯都是師長，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說：‘怎么搞的，把師長抓起來，也不和我說一聲！’他知道我不滿意，但沒再說什么。按照那時的規(guī)定，‘肅反’是單線領導，決定權在政治委員。捕人他有這個權力，相反，你要過問，便是越職擅權，不允許的。搬的是蘇聯(lián)的那一套，有什么辦法呀！

　　說許繼慎是反革命，當時就難以令人信服�！保ā缎煜蚯霸獛浕貞涗洝�，110頁。）

　　徐向前總結說：“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逼、供、信這東西，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司空見慣，是剝削階級司法制度的產物。看京戲，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爺把驚堂木一拍，動不動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短K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見到冤案太多，才發(fā)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嘆。我們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jù)，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干部和戰(zhàn)士，連AB團、改組派、第三黨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腦袋的罪名。你說他是，就承認。承認了還不行，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鄉(xiāng)，在一塊議論過什么事，便成了‘同黨’、‘反革命組織’。就這樣，一株連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fā)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徐向前元帥回憶錄》，114—115頁）

　　文革中不又是大大小小的“白雀園大肅反”逼供信的翻版怪嗎？徐向前認為，很值得研究，但是，研究的難度很大，開放度很小，有徐向前這樣認識深度的人太少了。

　　五、各地大肅反不是孤立的，是教條主義者統(tǒng)治中央的結果。

　　徐向前認為還有一條重要教訓：“最后一條，鄂豫皖根據(jù)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主義者統(tǒng)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jù)地，搞‘肅反’，搞擴大化。他們把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鄂豫皖來，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肅反’經驗推廣到別的根據(jù)地去，來回折騰，大搞特搞，造成特別令人痛心的損失。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專門作過總結，這里不必多談。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保ā缎煜蚯霸獛浕貞涗洝�，115頁。）

　　徐向前希望，鄂豫皖根據(jù)地和中央蘇區(qū)的教訓，“子孫后代，一定不要重演�！�

　　但是，文革不是又重演了嗎？為什么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沒有引起注意？子孫后代，如果不了解、不懂得甚至不知道中國的肅反擴大化、文化大革命。那么，歷史悲劇必然會一再重演，給人民、黨和民族帶來無窮的災難。不接受歷史教訓，第一次以可知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就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不否定甚至不承認錯誤的悲慘的歷史，企圖掩飾、遺忘，那么歷史的繼承性必然會出現(xiàn)歷史的必然性�！安槐囟嗾劇�，就會慘劇重演！因此，徐向前談了一點點“這里不必多談”，他老人家是不是哪里多談了一些呢？他是不是把心里話全講出來了，真正講透了呢？“這里不必多談”，是不是一種留有余地的令人深思的富有哲理的期望？

　�。�200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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