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后敘“1968”:歷史記憶形式之一種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內容提要」幾位女作家關于“知青運動”長篇回憶錄,為后人勾勒出那一段不應忘記的歷史。作為“1968”這一標志性年代的經(jīng)歷者與事件的參與者,她們的經(jīng)歷不僅以其共時性呈現(xiàn)歷史的真實面目,而且還因為同一性別的原因,她們在歷史的年輪中刻寫的是女性作為歷史的遭遇者與經(jīng)歷者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唯其如此,她們對“1968”一代人的后敘才構成了個人的生命時間對歷史時間的鉤沉。漸被時間塵封的歷史記憶因其女性個人生命經(jīng)驗的再現(xiàn)而打開,歷史時間與事件由于女性貼己感性的主體性在場過程而顯現(xiàn)出對歷史解讀的多種可能性。
「關鍵詞」女性散文/“1968”/歷史記憶
歷史何以存留個人生命記憶中,或者個人記憶以什么方式銘刻歷史時間,這是一個需要闡釋的哲學命題。其中所涉及到的歷史時間與生命時間,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歷史性與時間性等等,不一而足地進入了個人生命視野,有時我們甚至要懷疑記憶的可靠性。唯其如此,個人的多種記憶形式的存留就進入了作家的歷史創(chuàng)作,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作家從本體論角度強調人的現(xiàn)實存在和理解的歷史性,向歷史滲透自我價值觀,通過對歷史的反思,注意歷史存在中人的生命存在方式,而不是恢復歷史原初的事實。所以作家更重視某一“歷史瞬間”的生命記憶,以和歷史時間共存和交疊的個人時間記憶對歷史進行曾在此的擬真描述,歷史時間記憶以個人生命時間記憶再現(xiàn)。經(jīng)由集體記憶而形成的社會記憶,注重歷史理性統(tǒng)攝下的因果關系,線性時間簡潔而有序,權力等級決定了社會記憶的形式。但歷史自身卻包含著多種異質共存的時間記憶,為了不使個人時間記憶遁入集體記憶的黑洞,個人唯一的途徑是堅持在集體記憶之外尋找多種異質共存的時間記憶,這些記憶將以生命時間來銘記歷史。
歷史以事件標志時間,鎖定某一特定的場景和人物,時間才能以人的命運和事件的演繹過程記憶歷史!1968”,這一特定的時間把“六八年人”以永恒的方式寫進了歷史。對于這一代人而言,1968,不僅是激情燃燒的歲月,而且也是禁忌。從紅衛(wèi)兵到知青,1968年成為這代人生命的分水嶺。他們以稚嫩的雙肩必須獨自承付歷史的考驗和選擇,完成廣場狂歡革命者到鄉(xiāng)村田野勞動者的轉變,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思想。這中間的落差如何銜接彌補?面對歷史的黑洞,個體生命自我救贖的力量源自哪里?現(xiàn)實并不能提供答案。思想的跋涉漫長而曲折,不知是歷史的垂青還是歷史的無情,他們的尋找是以一代人的青春和熱血為代價的,甚至是生命。也因此,以K “老三屆”為主體的“六八年人”作為特殊的群體成為歷史記憶形式之一種。
今天,我們可以循著“六八年人”后敘的思想軌跡追蹤思索,以當事人的回憶爬梳鉤沉歷史塵封的記憶和一代人生命的真實,因為,得與失不僅是事實與過程,它應該還是對歷史的生命銘刻。更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即使是禁忌,歷史也不可能涂抹修改,在集體記憶沉沒遺忘的地方,我們更需要對歷史質詢反詰的理性態(tài)度。
實際上,反思是從青春足跡的自審開始的。
如何評價這一代人以生命的血和淚鐫刻的青春?“六八年人”相信憑借生命的真實能夠擁有自我認知的能力。知青文學的創(chuàng)作印證著他們的思考的軌跡。其中,大量的回憶錄成為自我言說最為直接的追憶方式。但畢竟是個體生命對歷史的感悟,帶有極強的個性化色彩,這使他們對歷史的敘述呈現(xiàn)出不同的價值判斷。
張抗抗曾就“青春無悔”進行過深刻的思想剖析:
一個人、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青春、時間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無悔”這般空洞而虛假的豪言壯語,強顏歡笑地一筆抹去的嗎?[1](p.2)
這是一代人的生命之重!思想的重量使歷史理性憑借的代價一說何其蒼白,張抗抗的拷問不是對著那個空洞的歷史理念,而是追問歷史場景中每一個“在場者”。年輕不再成為輕信盲目的理由,曾經(jīng)作為革命主體的知青,本身就是“文革”悲劇根源的組成部分。紅衛(wèi)兵——知青,不僅是身份的標志以及命運轉變的分界點,也同樣提示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曾經(jīng)是“文革”特定的社會基礎和價值判斷。否定自我是痛苦的,更何況是一代人的青春代價!回憶不都是為了銘記,有時會是遺忘的開始。恰是在以矯飾回避生命真實的地方,集體無意識的幽靈在游蕩,忘卻的救主來臨了。張抗抗以直面真實的勇氣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社會體制意識形態(tài)化以后組織結構的缺陷與弊端,這才是產生那些制造專制與愚昧的始作俑者、鼓吹者和實施者的社會溫床。她的自審與詰問穿透了歷史與現(xiàn)實幽深的隧道,思想的野火炙烤著自我靈魂的同時,也使欺世盜名者無以遁形。
回憶錄《大荒冰河》隨處可見這樣沉重的思考。盡管這樣做在同代人看來不合時宜,因為正如作者所言,“無悔”的頌歌早已經(jīng)飄揚為一面旗幟;蛟S,向前看的觀點也早已模糊了歷史的記憶,當年的知青已經(jīng)不需懷想1968年。但是,作者深重的憂患意識使她不能夠對錯誤和虛妄沉默。于是,在她筆下才呈現(xiàn)出魯迅先生體驗過的“決心自食”的精神苦痛。這使她的散文除了人道主義的悲憫還有一份批判的冷峻,在肯定人性的亮色時也看見人性的晦暗,特別是紅衛(wèi)兵——知青頭上革命光環(huán)外面的丑惡。她的回憶錄開始探進歷史記憶的凍土層,在“六八年人”集體無意識深處打破禁忌,挖掘諸如貪婪、嫉妒、怨毒、殘忍、報復等人性的弱點。作者深刻地指出,企圖為人性欠然性自我辯護是歷史良知泯滅的犯罪,年輕幼稚的革命熱情不應該是“文革”暴行冠冕堂皇的理由!霸谶@‘革命’的名義下,曾經(jīng)掩蓋了、潛藏了多少私欲和罪惡。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就是在‘革命的名義’下,走上了‘鋪滿鮮花的歧路’”(借自馮驥才先生某一小說題目)。[2]對于依附“革命的名義”這類抽象概念而帶來的欺騙性與破壞性,張抗抗充滿了高度的警覺,因為在歷史上從來不乏欺世盜名的表演,或因抽象理念而瘋狂的民族悲劇,特別是被各種名義愚弄后庸眾的鬧劇。因此,作者決不把責任推給任何逃脫的借口。也包括反省自己在丑惡面前的軟弱。
作者敘訴了少年讀書時深刻在內心的一件往事。
杭州一中在“文革”初期充滿了“紅色恐怖”,一個初三女學生的“反動日記”被查抄后張貼在禮堂里,日記里寫到了媽媽年輕時的照片,并感嘆“這些漂亮的旗袍,可惜如今都不能穿了……”[1](p.16)荒唐的時代隨處都可見到荒誕,一個少女愛美天性的自然流露也能成為罪責,女孩被“專政”后打得遍體鱗傷又被剃了陰陽頭,作者的目光追隨著她那每天像幽靈一樣在走廊里飄過的身影,看見她被揪斗下跪、養(yǎng)豬、掃衛(wèi)生……
多年以后,張抗抗把骨鯁在喉的話傾吐了出來:
離開學校后,我每次想起她的時候,內心總有些歉疚。我想我當時為什么不能給她一些幫助呢?哪怕是安慰她幾句。但我不能,我們僅有的一點兒良心、良知和同情心,都已被“文革”的革命口號和恐怖氣氛掩蓋、壓抑、清洗得不見蹤影。我自己雖然沒有去剪人家的頭發(fā)、去抄家打砸搶,但我卻不敢不參加大批判會,不敢不貌似積極地喊口號!拔母铩敝兄苯訁⑴c打人揪斗老師的學生,雖然是少數(shù),但在廣場上義憤填膺、聲嘶力竭地振臂高呼革命口號的人,卻是大多數(shù);
如果沒有臺下這些規(guī)模宏大、瘋狂而熱烈的支持者,臺上的人能那么斗志昂揚、肆無忌憚嗎?[1](p.18)
作者在扣問道義和良知,更在敲打自己的靈魂。雖然跨越的是30年后的心路歷程,但是精神覺醒是不以生命的時間為標志的,因為它來自人性的力量!拔母铩奔t色的海洋曾經(jīng)以排山倒海之勢裹挾了萬眾,事過境遷,有多少人把責任推諉給歷史和時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我們開始了新紀元。古往今來,以“斷代”的方式記載的新歷史比比皆是,而皇帝照樣端坐在龍椅上,人民照樣山呼萬歲。我們這個民族習慣了作庸眾和當看客,而反觀己身的靈魂自剖則很困難,久而久之,健忘竟成了這個民族的美德,記憶中的傷痕和丑惡似乎已經(jīng)很遙遠了,每每提及好像是在看皮影戲觀拉洋片,因不知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回味因此也有了觀感的愉悅。張抗抗正是從歷史的深處看見了廣場上的“大多數(shù)”,也看見了“大多數(shù)”中的自己,不僅痛心自己良知的泯滅,更痛心這個民族的瘋狂!傲四耆恕痹(jīng)陶醉于革命的激情,現(xiàn)代迷信使他們毫無保留地交出自我,踏上了一條通往奴役的所謂自由之路。作者深知,如果不觸及這個“大多數(shù)”,滋生封建主義社會土壤的心理機制將不會改變,民族的悲劇還會上演。
面對曾迷失的自我及這場民族浩劫,除了剖析盲從迷信的精神病灶,作家對人性的復雜性的思考更為深邃。關于貪婪這一私欲對人性的腐蝕,作者指出紅衛(wèi)兵并沒有天生的免疫力,革命小將大公無私接班人的形象同樣只能是現(xiàn)代神話!啊母铩幸猿覟槊麤]收的古董字畫首飾,很大一部分落入了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的私囊。據(jù)悉,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wèi)兵小將,小將們激動地歡呼雀躍。會見結束后,城樓的警衛(wèi)們竟然在紅衛(wèi)兵歡蹦亂跳過的地方,揀到不少金條!盵1](p.20)權欲同樣會侵蝕年輕人的靈魂,以武斗奪權形式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最終還會以集權統(tǒng)治方式完成。封建主義思想因因相襲,宗法強權的社會土壤無法產生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現(xiàn)代觀念,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植入的是原則性的社會主義公義倫理法則,而不可能是人道主義思想,更談不上產生基于個體信仰的自由主義人義倫理思想。關于這一點張抗抗分析得很透徹,回想“文革”狂亂的年代,作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六八年人”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整個成長的過程被灌輸?shù)氖恰昂蕖,而“愛”則是空洞盲目的。
17年的教育和文化灌輸,傳遞給予共和國一起成長的“老三屆”,不是愛而是恨——階級仇民族恨!昂蕖笔歉锩桓锩闹饕憩F(xiàn):“恨”是鮮明而具體的:“恨”必須對某一個殘留的階級敵人,以及所有殘留著剝削階級思想的人,行使恨的權利并見諸行動;
而愛卻是抽象而可空洞的——愛黨愛社會主義。而當你無法體現(xiàn)出自己對“領袖”的熱愛時,只好借用對“敵人”的恨,來暫時充當和代替愛了。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到處充滿了大而無當?shù)摹皭邸,卻很少有人告訴你應該去愛“人”,哪怕去愛一個小動物。“愛”常常以“恨”的形式出現(xiàn),“恨”是招之即來的,每個人都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莫名其妙地激發(fā)起“恨”的情緒,并恨得義憤填膺。“文革”前夕,這代人的“恨”意識的培植,已經(jīng)具備了相當?shù)男睦砘A,可謂一觸即發(fā)。這塊土壤無論播種什么“愛”的幼苗,都會結出“恨”的果實[1](p.25)。
作者對社會仇恨心理精辟的分析,點到了“文革”集體無意識的要害處,即人人自危的仇恨意識。普遍的階級仇恨成為社會政治道德化的表現(xiàn),“愛”自然成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內容。這一代人的確是在精神的荒漠中成長起來的,西方以現(xiàn)代人本主義為主要內涵的“博愛”觀,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仁愛”思想等,都是作為封資修的產物大肆批判的,他們站在東西方文化傳承的斷裂帶上!昂蕖弊匀怀蔀檫@代人的價值判斷,“愛”就根本不會成為個體生命的自由行動。一切愛的根芽都是每個個體內心自我成長的結果,一旦“仁愛”的思想轉化成愛的行為,自我則成為道德主體,個人生命價值的定位不在單純依賴客觀的道德評價秩序。愛祖國、愛人民、愛黨、愛文化的前提是必須愛自我,那種泯滅自我甚至違背生命本質的禁欲主義式的大公無私,只能是偽道德。一個不愛自我的人是否能夠毫無保留地愛他人,這似乎是“文革”中產生的現(xiàn)代神話。反思“文革”中集中體現(xiàn)的社會主義精神價值理念的思想征候,對于思考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倫理思想建設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認定國家、集體、個人、他人的倫理關系,是現(xiàn)代性社會道德思考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
現(xiàn)代人本主義認為,愛的自由體現(xiàn)了生命自由,是生命本然的自由行為。因而愛的情感、愛的思想、愛的行為處于平等秩序中,愛自我與愛他人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平等理念,是源于生命本體的自然欲求,也是人性的本然表現(xiàn)。一切扭曲、壓抑人性的社會行為都會帶來惡果,甚至會催生出人性的“惡之花”,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普遍怨恨的社會心理,正是革命群眾以仇恨激發(fā)更大社會仇恨的民族悲劇。
張抗抗把對“文革”中仇恨心理的反思落實到社會倫理思想建構層面上,實際上,也是對社會主義精神理念的深刻思考。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的“六八年人”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仇恨,張抗抗認為是源自于內心巨大的恐懼。“天安門廣場的紅海洋,決不僅僅是一種盲目的個人崇拜,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仇恨意識。當人們懷疑仇恨周圍所有的人,認定自己周圍的一切人都有被憎恨的理由,所有的人都可能隨時從‘同志’變成‘階級敵人’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包圍著他們的恐懼,使他們需要制造一個唯一能‘愛’的偶像,以求得恐懼的解脫!盵1](p.25)這個唯一的“愛”的偶像與上帝一樣,以純潔、靜止、永恒、博大的觀念象征了真理,這個偶像就這樣與人民、國家、民族等抽象的概念一起被神化,成為真實的道德化存在。這個時代恰如尼采所言,是一個思想衰敗的“偶像的黃昏”階段,強者對于善惡的道德偏好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判斷,弱者對于強者的恐懼很容易激發(fā)怨恨與反抗的心理,轉化為具有破壞性的仇恨報復行為。這種奴隸道德促使“文革”的暴亂在社會底層變本加厲。
同樣的認識,葉廣芩是以革命的對象——反革命的身份深刻體驗到的。另類的存在使作家當時的生命感覺異常尖銳,荀子性惡說得到作家深深的共鳴,非人的處境印證著荀子的思想,由此看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的文明歷程,并沒有使人性進化多少。甚至,“文革”期間,人性惡空前爆發(fā)。對此,葉廣芩有著十分深刻的理性分析。
“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隨時要將人分類的“階級斗爭專家”,他們的腦海里永遠捕捉著“階級斗爭的新動向”,時刻尋找著“斗爭的對象”,他們不能沒有對立面,他們無時無刻都得呈跟誰“過不去”的狀態(tài),什么時候大家平平安安地過了一天,他們便覺得這一天對他們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亂,惟恐對方的陣營后備成員匱乏,是他們“革命”的唯一目的。我總認為,是那個特定的環(huán)境激發(fā)了有些人陰暗的心理,當然,大部分人是盲目無意識地跟隨。有些人則不然,那是一種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現(xiàn)、大表演。那種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對他們來說是最合適不過的土壤,是最理想的、最美好的進步機會。應該說他們的本質就是晦暗的、邪惡的[1](p.65)。
葉廣芩對于人性的分析,是在深廣的社會背景中結合個人經(jīng)歷后沉重思索的結果,她在那個年代看到了太多的告密和背叛,并以生命的痛苦真正理解了“墻倒眾人推”后的落井下石。葉赫那拉的姓氏在那個講究血統(tǒng)的革命年代,早已使作者處境艱難,但是被揪當上“反革命”,確是北京來的同齡人的告密,只因為無意間念的一首小詩。其實,比在劫難逃的厄運更讓人受打擊的是背叛,“六八年人”從背后捅來的這一刀,將是作家永遠的精神創(chuàng)痛。從1968到1974年,作者作為專政對象在羅敷河畔養(yǎng)豬種田,改造思想。都說時間與磨難可以改變一個人,回望30年的歷程,作者坦然笑對苦難,因為不變的是情懷與人格。這是葉廣芩的回憶錄給人留下的最深印象。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看到人性惡的地方,總能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這才是作者30年情懷不變的精神力量。羅敷河的水、風、人、景構成了一幅真實的圖景,也構成了作者真實的人生體驗。
剛到農場的葉廣芩是孤獨而脆弱的。她把自己交給了羅敷河!拔野蚜_敷河當作了我的朋友,當作了我精神的依托!盵2](p.74)
我望著那無端而起的大風,望著那翻卷騰挪的大柱,想及蒼蒼庶民,誰無父母,誰無手足,誰無夫婦,“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之”的感慨,心里竟?jié)M是悲涼;
聯(lián)系到自己的境遇,更是有說不出的酸楚。我默默地向那一個個失落的旋風投去關注同情的一瞥,和它聯(lián)上一條穿透時空的線,在與旋風相交的剎那,我甚至能聽到兵器的撞擊和他們粗重的喘息,感到了他們砰砰的心跳與靈魂的顫栗,看到了他們驚異又熟悉的眼神。他們在風的夾裹下也看著我,默契與理解在無言的對視中已心領神會,彼此心神為之一動,一切都無須再多說了[2](p.74)。
這是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剎那間的感動。
從古至今,人類的腳步是踏著殺戮的血跡走過來的,有多少弱小的生命做了微末的犧牲!天地蒼茫,黃塵古道,刀光劍影之間殺戮與被殺戮的或許仇怨永結,殺氣凝聚成翻卷騰挪的旋風,在天地人神面前他們需要證明。冤魂是不甘于做歷史無謂的犧牲的,所以他們才在天地間穿行。以“牛鬼蛇神”身份孤獨地在羅敷河邊沉思的葉廣芩,默默地與旋風進行著精神的交流與對話,古代與現(xiàn)代的“鬼”達成了默契與理解,在作者關注同情的一瞥之間,歷史與現(xiàn)實穿越時空交匯在一起,時代滄桑巨變,小人物永遠上演著微末的悲喜劇,這似乎是一宿命。此時,作者的遭遇不再是個人簡單的悲歡離合,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歷史感。這也是葉廣芩在思考個人曲折坎坷命運時的一種角度。所以,她于自然于人生之中總能獲得生命感動。最讓作者感動的是曾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件喪事,因為她做了一回蕩氣回腸的吹鼓手。她用笙與吹嗩吶的老漢配合得天衣無縫,如泣如訴,天地為之動神。作者忘卻了榮辱,一身精力化做了迤邐情絲,與西天的晚霞融為一體,飄蕩而去。這真是脫胎換骨、羽化成仙的一刻。生命于剎那間永恒,歷史在“此在”的時間中獲得生命的標志,人世間的一切都在這一刻因為生命的綻放而獲得存在的理由。
記得那晚我要回去時,喜茂的娘包了許多花饃送給我,流著眼淚說了許多許多感謝的話。更要命的是喜茂的爹領著全體孝子齊齊地給我跪下了,認認真真地給我磕了頭。從跪在地上那一張張悲痛已極、疲倦已極的臉上,我看到了感激、看到了真誠、看到了關中父老鄉(xiāng)親的淳樸厚道及數(shù)千年中華文化在他們心底的沉積。
我感動極了,抱著門框大哭了一場,那是我自到陜西以后唯一一次酣暢淋漓的哭[2](p.155)。
這段文字讓人為之動容。作者于困厄中見到了人間的至性真情,并化做了精神飛升的力量,托舉她遠離了現(xiàn)實的丑惡,能夠有充分的信心堅強的活下去。有了這樣堅定的生命信念,作為“六八年人”,葉廣芩在評價自己的青春時就有了一份肯定的自信:“年輕時的磨難是一筆財富。翻弄這些財富,是與歷史相對的會意,是走過人生的豁達。不忘記過去,也不為記憶所摧毀。”[2](p.155)作者把對個人災難的理解置于歷史之中,然而,這又不是簡單的“青春無悔”的過程主義的理解,而是把生命演歷的過程與內心的感動共同存貯在記憶中。人生無常,但生命的細節(jié)確有一份來自真實的感動,這也是人面對災難而進行生死抉擇時選擇活下去的理由。力量來自于生命本體,精神自會有了向上成長的根基。無論是人性的善與惡都是生活的饋贈,也是生存本來的面目,生活經(jīng)驗的真實性使作者于生存論的角度理解了生命哲學的真諦。也就是作者所言與歷史達成相對會意的地方。所以,30年后的葉廣芩還能夠說:“羅敷河的日子是我生命的精粹,是人生永難忘卻的輝煌!盵2](p.2)
葉廣芩對災難歷史的真實敘述給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心靈記錄,她在逆境中證明了一個人生命抗爭的精神力量。我們似乎看到了一棵在風雨中飄搖的小樹,竭盡全力把根扎進大地,豐富自己,積聚力量,以自我的成長創(chuàng)造奇跡。因個人的命運逆轉行走在生死的邊緣上,她是以慧心感悟人間的至性真情后點燃了智能的燈盞,生命的航船才沒有被黑夜吞沒。生命是脆弱的,怎樣理解生與死確是一個永恒的哲學命題。由于“文革”的思想背景,生與死的選擇有時是那樣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甚至在革命的名義下,青年人隨時準備獻出青春和熱血。
對于“六八年人”來說,追憶青春理性地反思自我,始終是一個艱難的話題,需要精神力量和存在的勇氣。尤其是面對無謂的犧牲,是否敢于承認是虛妄的人生代價?“青春無悔”是為活著的人尋找依據(jù),而對于那些長眠于地下永遠年輕的靈魂,他們還需要這種廉價的浪漫豪情來標注自己的青春嗎?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實際上,這是一代人必須面對確又總是回避的十分嚴峻的人生課題。它是“青春無悔”話語中繞路而行的精神暗礁,更是被集體無意識遺忘的生命禁忌。
回歸歷史語境,“六八年人”對于生命價值的理解只能有唯一的答案: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生!“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是知青一代典型的革命浪漫主義情結。時刻準備著為革命理想獻身被視為最高的榮譽。因此,生命價值是與國家、政黨、民族、集體緊密相關的,唯獨沒有自我因素。多年“大公無私”的思想灌輸早已經(jīng)形成了這樣一元化的理解。而對于生命價值深刻的哲學內涵始終規(guī)避,有關共產主義理想的現(xiàn)代烏托邦神話的構建完全泯滅了自我概念,高度社會化的政治選擇以其強制性代替了個體的政治選擇的權力,終極革命的理念實際上取消了個體自由的理念。生命本身被一體化價值理念壟斷并異化,成為權力話語操縱的玩偶。
或許,回顧真實的歷史事件有利于我們理解生命被異化的精神悲劇。
王小鷹在《可憐無數(shù)山》中回憶了當年黃山茶林場11位知青烈士,他們是在山洪暴發(fā)時為搶救糧食、化肥而犧牲的。作者的敘述頓挫沉重,情感壓抑心緒難平,昨天似乎并不遙遠,那11張青春勃發(fā)的臉依然那樣鮮活生動。但是他們確已是歷史記憶的黑洞了,他們的死赫然的提醒著還活著的人們的理性良知,無法回避的生命價值判斷嚴峻地擺在“六八年人”的面前。王小鷹是個有心人,她把當年寫的報道《激流紅心》附錄在書中,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了解那個時代。
生為毛主席戰(zhàn)斗,死為毛主席獻身!
——十一烈士的話[2](p.2)
這是當年報道的題記。生與死,人生需要辯難的兩大命題就這樣成為一個簡單的答案。這里,沒有個人生命選擇的權力,有的只是現(xiàn)代迷信非理性的精神瘋狂。生命和世界終極意義的問題不再是理性認知的過程,而被時代情緒價值偏好所取代。所以,“文革”中把主席像章別在赤裸的胸膛上表衷心,并不是空前絕后的人類創(chuàng)舉。社會主義絕對化的價值倫理使身體政治化,身體不再直接表現(xiàn)生命的意志,而是被一體化價值理念所異化的他者;
生命也不再作為自我經(jīng)驗的媒介,而成為被“主義”話語不斷填充的空洞能指。黃山茶林場十一烈士被媒體廣為宣傳,正是“文革”時代政治行動的選擇,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都反映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癥候。如果說,烈士們對生命本身的認識誤區(qū)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結果,那么,30年后今天,還堅持“青春無悔”烏托邦式的價值理念,則是一代人真實的謊言。
遺憾的是,我們從王小鷹的敘述中聽到了這種聲音:
對死者的紀念總是漸漸地淡漠著,并且如今的道德觀、價值觀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也許會覺得以那11個年輕鮮活的生命去換取幾麻袋糧食、化肥實在是不值得。然而,問題在于那糧食、化肥當時是代表著集體的利益。值得永遠紀念并崇敬的是,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無私忘我的精神和意氣風發(fā)、一往無前的斗志![3](p.30)
歷史發(fā)展告訴我們,價值理念的選擇是相對的多元的,而并非是絕對的一元的。這需要個體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決斷。但對于崇尚權威的個體而言,一旦選擇就成為絕對的信念。即使是錯誤的選擇。十一烈士無私忘我的精神是時代的選擇,在糧食、化肥與寶貴的生命之間,象征集體利益的財產高于生命價值。對集體和個體之間的關系,以及生命的權利與價值對于個體的意義,則無從思考。很顯然,王小鷹再一次回避了這個重大的問題!扒啻簾o悔”的情結使她失去了批判的勇氣,更不會對“集體”等類概念壓抑生命自由提出質疑。面對11位長眠地下的戰(zhàn)友,她只能流露出“可憐無數(shù)山”的無奈與嘆惋了。
回顧“六八年人”的青春足跡,可以給后人許多生命的啟示:在“社會主義”話語所構建的倫理關系中,我們如何界定自我生命價值?如何看待身體對于個體生命的重要意義?我們怎樣處理個體與集體、階級、民族、政黨、國家之間的倫理關系?這涉及到我們每一個人對生命終極關懷的理解;蛟S,這代人的教訓從反面警示我們,不要讓政治權利的選擇取代個體生命自由的決斷。
女性散文中的歷史敘述,是以個人的生命事件刻寫歷史,于“歷史瞬間”以生命“此在”的展開方式呈現(xiàn)本質真實,在對歷史的詰問與探詢中追問個體生命存在的絕對價值和生命權利,抗拒集體記憶對個體記憶的閹割。在對歷史的敘述中以人的介入而使凝固的歷史時間呈現(xiàn)出人性色彩,把言說對象復活為有血肉的生命,這樣的寫作立場,決定她們看重的是對歷史的精神釋義過程,是以自我的生命經(jīng)驗燭照人類的普遍經(jīng)驗,從而達到對歷史本質真實的理解。建立在個人經(jīng)驗基礎之上的個人記憶,強調了生命體驗的重要性,它使人在對時間的追憶中不斷返回自身,認識自我,確立主體,并在精神向度上體驗生命自由,實現(xiàn)生命對家園的尋找。在此意義上,個人生命時間記憶就成為歷史記憶的年輪。
「英文標題」Narrating\"1968\"——One kind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form
GUO Li(Department of Chinese,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15008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China)
「英文摘要」The lengthy recollections of several female writers about\"the educatedyouth movement\"outline a stage of history for the posterity which should not forget.As participants of this sign age\"1968\",their experience present historical realappearance by common characteristics,moreover because of the reason they havethe identical sex ,they carve life significance and the value of female beingparticipants in the historical annual ring.So their narrations to this generationof\"1968\"constitute a memory of life time of individual to historical time.Grimyhistorical memory gradually is opened by reappearance of feminine individual lifeexperience.The historical time and the event appear many kinds of possibilitiesf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of the joining process of female perceptualmain body.
keywords:female prose/\"1968\"/histor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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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郭力,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黑龍江哈爾濱150080)
來源:《北方論叢》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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