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有過一次寫作如這一篇，從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躊躇了二三十年。

　　它總是難合時宜。二十周年時就有了這個念頭，但那時毫無談論這個題目的條件。那只是一種蠻橫的壓力，逼迫的氣氛在強人所難。那么我拒絕，我想，談論它需要真正的暢所欲言。耐心等著時過境遷，我悄悄地做著準備。

　　人可以再次回到緘默，但心里的自責卻在堆積。因為這不是一篇私人的學藝之作，這是一筆不能逃避的孽債，是一次贖罪。

　　二十年過去以后，三十年也過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還是沒有期望的氣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著這個題目，它宛如一個陰影或一個牙齒，嚙咬著我的內(nèi)里，使我覺得心事未完。在漫長的時間里，它似乎是我的一個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這是一筆作家的負債，不寫了它，我不能獲得安寧。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個紀念日，我決心把它寫掉。看來它永遠也難逃不合時宜的宿命，而我也沒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過長的腹稿時間，造成了思想的復雜。時至今天，我要寫的已經(jīng)和二十周年時大大不同了；
已經(jīng)有了更多的問題加入，同時事情也變得簡單，其實要說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外的盧溝橋，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灘地破敗不堪，工業(yè)驅(qū)趕了鄉(xiāng)村，滿目一望荒蕪。“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遷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橋附近的一個坡崗上。在一邊，緊緊毗連著這片墓地的，都說就是北京市處決死犯的刑場——我想紀念的遇羅克，大概就是在這里，被一顆槍彈擊碎了頭顱。

　　已經(jīng)記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還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記得那時街頭駛過的宣傳車上，涂著打倒反動的《出身論》的標語。接著在一份小報上讀到了那篇長長的文章，印象是他們是另一派的敵方，屬于壓迫老紅衛(wèi)兵的思潮。

　　今天誰都知道：那是一個以家庭出身為借口，對人實行分類、歧視甚至壓迫的時代。但當事者喜歡拘泥有利自己的細節(jié)；
以家庭出身把人劃分三六九等的種姓狂熱，只不過橫行了兩三個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國已是一派批判反動的血統(tǒng)論的怒潮。到了那個冬天，曾經(jīng)驕橫一世的老紅衛(wèi)兵正紛紛鋃鐺入獄，中央“文革”對“老子英雄兒好漢”做了富于理論意味的結(jié)論：“他們主張的，是封建的地主階級的血統(tǒng)論�！�

　　他的死，其實不是在血統(tǒng)論橫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統(tǒng)論如過街老鼠處處被圍追堵截的時候，突兀地發(fā)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沒有弄明白：究竟為了什么，專政的鐵拳會狠狠打在了一面認真研究著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一面順應著全社會對血統(tǒng)主義批判的《出身論》作者的頭上。歷史腳步在當時的具體痕跡，悖乎人想當然的估計。其實人早就被深刻地分類對待了。這是一種異化的跡象。只不過，不管是當時高人一等的一方，與感受歧視的另一方，都沒看見社會這更深的一層。

　　在舉意寫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圖讀到遇羅克的判決書，但至今也沒有如愿。后來聽說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書，但我已經(jīng)無所謂了；
因為我更強烈地意識著的，不是枝節(jié)的解釋而是立場的追究——畢竟我的雙腳曾經(jīng)站在那一邊；
在那一邊，我們看殺或者加害，心情輕松，不假思索。

　　派別是階級的一翼，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但當時的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屬的、是怎樣的依附權勢的一翼。我們?nèi)粵]有發(fā)現(xiàn)，唯獨自己投身的它，沿襲著一種漫長的歷史和階級的腐朽，它隱藏著人的對他者歧視的惡秉，它是一種卑劣的傳統(tǒng)，一種丑惡的遺傳。

　　當然這都是今天說出的話。而昨天，躋身這一翼會有舒適的快感。哪怕在講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體制的快感是實惠的；
即便少年的我們，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這些。

　　哪怕到了此時此刻，哪怕思想的認識已然足夠，我也不敢說：若是那時頭腦清晰，我就能一邁腳踏入泥潭。還有一個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眾多的、被視為反體制的思想和行為，事先已決定規(guī)避那種遇羅克遭逢的恐怖。當年，就算意識到了這一邊的不義，誰能說，他肯定會蹈火赴難，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抗議“歧視”的遺產(chǎn)，里外都滿是苦澀。也許也正因此，它才顯得那么寶貴。

　　血統(tǒng)論這個潛入革命的母體、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來就是為了對時代實行玷污。我對它不能容忍。它那么骯臟地玷污過，連同我們對革命的憧憬、連同我們少年的熱情。在一本書中，我講述了自己的這種心情：“隨著自己的能力增長，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來愈厭惡血統(tǒng)論。我覺得，它在我最純潔的少年時代侮辱過我，或者說，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過因恐懼而媚俗的經(jīng)歷。我因此而極端地仇視它。”

　　那時的敵視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對的敵人是對人的歧視。

　　一個印象淺淺地，但是鏤刻著。在我淡漶的記憶中，一絲震驚像永遠鳴響的警號。即使那時還不諳世事，即使當時身處與他對立的營壘，即使后來聽說他還觸碰過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會被槍決。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們的懺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態(tài)不值一文。我想，真的懺悔并不用詞語表示。它遠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種宣言和戰(zhàn)書，是自尋死者的風險，是踏上死者的立場。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們渴盼有人繼續(xù)他們的奮斗。

　　我不僅不認識遇羅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個印象，如一個陌生的符號。但我知道，沒有誰能如他，數(shù)十年如一日在我的靈魂暗處，一直凝視著我。

　　不消說，他若活到今天，無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適當?shù)娜硕汲闪俗骷伊�，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盧溝橋邊的溝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論》。不能把這篇在苛刻語境里寫下的文字，視為他表達充分的遺作。他留下的遺產(chǎn)，是拒絕對人歧視的立場。

　　多年來，在無人知曉之間，每逢踏出關鍵的一步，每當面對思想的抉擇，我都感到與他發(fā)生了對話。因為對人尊重或歧視的命題，并未因為祭壇上有他做了犧牲就已然結(jié)束。也許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這個沖突愈演愈烈，它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在他慘死的幾十年后日漸尖銳。

　　敢于反抗歧視，決意與被歧視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時，如招人恥笑的一種怪談。但它又確是知識分子優(yōu)劣的標尺，是戳破偽學、偽文學和取媚體制的偽知識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羅克掛在嘴上。

　　我想，若是對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換成新形式的歧視他者，則盧溝橋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對逝者價值的輕慢。但是不會，死者的強大啟蒙不會允許，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種子，只要遇上氣質(zhì)類近的人，種子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發(fā)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會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當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看著自己的雙腳走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的時候，我確實感到過一種踏實。因為那時我的心里似乎掠過了一絲欣慰，我意識到：也許我可以面對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個受到曲解、歧視、壓迫的群體在一起譽毀與共，盡我微薄之力，還他們以尊嚴——原來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這就是我的懺悔，它更是尖銳的挑戰(zhàn)。我忍不住莫名的興奮，再也沒有走的猶豫。因為我相信，這種位置和處境是能經(jīng)受住遇羅克的審視的，它遠比那種欺世騙人的懺悔作文更具意義。

　　我不知道，我有時忍不住想對他說——當氣質(zhì)類近的人真地走來，真地選擇了被歧視的一翼、真地加入了低賤者的陣營，甚至也賭上人生直面著盧溝橋的風景時——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對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虛偽的贊美。有時候，思想的試練，即便對死者也不會放過。這是一個有點苛刻、但饒有深味的話題。不止一次，每當念頭集結(jié)到他身上的時候我總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會走到哪一邊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沒有再面對以后的一系列歷史拷問。然而繼他而來的人必須正視這些，因為歷史不會原樣重復，他反對的特權與歧視，會不斷地變幻舊貌新顏。我們想念著以前的他，選擇的卻是紛雜眼前的路。

　　記不清多少次和舊日的朋友談到過他。我試探他們對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們是否也心懷負疚。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該對他感到更多的責任。但是人大多習慣了活得輕松，一如他們也并不覺得應該對巴勒斯坦的受難、對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國、對伊朗的遭受威脅憂心忡忡。他們不同意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教訓之一，即對人的歧視乃是一項嚴重的罪惡；
正如他們不同意——新帝國主義的世界控制戰(zhàn)略與陰暗的他人歧視思想互為表里；
他們反對——今天對新帝國主義的抗議，是正義知識分子的人道原則。

　　遇羅克會怎樣分析每天流過電視屏幕的、嚴峻而恐怖的現(xiàn)實呢？他會怎樣堅持自己抗議歧視的思想呢？我們無權這樣追問死者。但是，又確實存在著對民主本質(zhì)的追究。強加給人類的不盡的艱辛和流血，要求著一種思想的進步。

　　我們已經(jīng)看慣了一些所謂斗士，從民主的火線突圍，卻鉆進了帝國主義的褲襠。盡管歷史已幾度周折，帝國主義已幾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們卻依然老經(jīng)舊調(diào)，既沒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沒有反省自己的生存——由于他們系前途命運于帝國主義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們的啟蒙，被啟蒙的本質(zhì)否定了。他們呼天搶地扮演的悲愴角色，已經(jīng)變質(zhì)為帝國主義正當性的注解。

　　遇羅克與他們之間，存在著不易察覺、但是區(qū)別巨大的不同。我以為這一強調(diào)是重要的：遇羅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議對人的歧視�；匚哆@種色彩和立場，它悲哀而堅硬，它屬于漆黑的下九流，無緣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寫過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踐踏污泥的、卑賤一族的爭辯書。這種歸屬，本質(zhì)上反叛著上述的“豢養(yǎng)”，甚至與強勢的世界不能共語。被歧視的卑賤地位，可能養(yǎng)育一種深刻的尊嚴，也可能導致更可悲的下賤。對他的思想所處立場的留意，使得我總想窺見他的來世。

　　作為他的承繼者，我們今天面對的，是變本加厲的各樣歧視。對人的歧視并沒有隨著上個世紀的結(jié)束而收斂，反而從新世紀降臨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對弱者、對少數(shù)、對他者的權利、對貧瘠的第三世界、對不同的文明。從民主渴望開始舉步維艱的啟蒙，又悲劇般迎對著侵犯和抹殺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軍同盟，正如迎對著當年神圣的“階級路線”。

　　每年幾次，凡是去盧溝橋墓地的時候，我總是順著老人的指點，試圖尋找那個地點。隔著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著一條土路，據(jù)說就是槍斃犯人的刑場。他是倒在這里么？他是被打在頭部么？忙著自家的掃墓，想著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過異樣的感覺。距離危險和殘酷居然這么近，這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怪異。

　　無論如何，他的故事所挾帶的血腥，使追隨的人心懷緊張。盧溝橋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險而困難。我們是在空隙寬闊的時代，重溫他的遺產(chǎn)、并決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視似乎遠遠淡去了，也可能正烏云般嘯聚，加緊其全球化的過程。比起他，一切都沒有多少改變，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擁簇。不過這不是一個非要勞神的題目；
道路自會引領著人前行，弱者和英雄，當他們在走向盧溝橋的時分，結(jié)果會相差得很少。

　　僅以這篇小文獻給遇羅克的冤魂。

　　寫于二○○六年初秋

　　《讀書》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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