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學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間對于“開學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識；
分歧在于如何看 待源遠流長的書院�！皶r局多艱，需材尤急”，無法生產堅船利炮的書院，其教學宗旨及培 養(yǎng)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現(xiàn)了三種頗有差異的選擇：一、整頓書院，增加西學課程（胡 聘之等）；
二、保留書院，另外創(chuàng)設講求實學的新式書院或學堂（廖壽豐等）；
三、請皇上發(fā) 布詔書，“將公私現(xiàn)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康有為等）。

取消書院，以便集中人力財力，發(fā)展新教育，這一“興學至速之法”，從鄭觀應最早提出， 迭經胡燏棻、李端棻、康有為等的一再奏請，終于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 諭令，通行全國。其間雖有反復，但秋風日緊，大樹飄零已成定局（注：參見胡聘之等《請變通書院章程折》、廖壽豐《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折》、張汝梅 等《陜西創(chuàng)設格致實學書院折》、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鄭觀應《盛世 危言·考試》、胡燏棻《變法自強疏》、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及 《清帝諭各省府廳州縣改書院設學�！罚�分別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下冊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上海：華 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寧愿縱論飄渺含糊的“三代之學”，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書院之 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擔心舊體制因而“藕斷絲連”等。可這么一來，傳統(tǒng)中國的教育精神，被高懸云端，無法介入20世紀初極富激 情 與想象力的制度創(chuàng)新。只是在新學制已經完全確立，書院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教育家們方 才回過神來，對書院的黯然退場表示極大的遺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稱的胡適便大 發(fā)感慨：“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xiàn) 于今日�！保ㄗⅲ汉�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鄙瞄L“以史為鑒”的中國學人，在追懷日益遠逝 的書院的同時，開始“補偏救弊”。于是，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 但也無法完全漠視的“風景線”。那便是：或借書院精神改造現(xiàn)代大學（如蔡元培、胡適）， 或嘗試重建已經失落的書院（如章太炎、馬一�。�（注：參見陳平原：《大學之道——傳統(tǒng)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嶺南學報》新第 一期，1999年10月。）。在這其中，對傳統(tǒng)書院大有好感，可又 能順從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與現(xiàn)代教育體制接軌的，當推唐文治（字穎侯，號蔚芝，別號 茹經，1865—1954）創(chuàng)辦的無錫國專。

　　這所“書院式的學校”（注：參閱錢仲聯(lián)：《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見《文教資料》1985年2期。錢氏乃無錫國專早 期畢業(yè)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憶與總結相當精彩。），創(chuàng)建于1920年，初名無錫國學專修館，1927年改為無錫國學專 門學院。勵精圖治十年，終于在1928年通過考核調查，被批準立案；
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 名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箲�(zhàn)中，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無錫國專以不同形式分別在 桂林、上海兩地辦學。1946年初春在無錫復校，1950年因經費支絀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 年間，曾在無錫國專就讀的校友約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 學生王蘧常、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lián)、魏建猷，后期學生馬茂元、周振甫、馮其庸 、湯志鈞、朱星、王紹曾等。更重要的是，這所學校的課程設置及講課方式，不同于一般大 學的中文或歷史系；
其籌建及運營，更富有傳奇色彩。而這背后，牽涉到現(xiàn)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 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續(xù)與轉型，值得認真研究。

　　一、從“救民命”到“正人心”

　　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頗有一言九鼎，決定整所大學的風格與走向的，如國立大學的蔡元 培、梅貽琦、私立大學的張伯苓、教會大學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這些校長，就其與所主持 的學校的親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無錫國專。稱唐校長乃無錫國專的靈魂，一點也 不過分。不只是規(guī)劃與創(chuàng)辦，更包括日常的管理與講授，唐先生幾乎事必躬親，盡管其眼睛 已經基本失明�？梢赃@么說，無錫國專的一舉一動，都帶著明顯的唐文治個人色彩。這自然 是因為學校規(guī)模�。�頂峰時期學生人數(shù)也不過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長有權“說了算”。

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傳統(tǒng)書院的山長與現(xiàn)代學堂的校長，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 須將唐先生本人的社會閱歷、政治傾向、文化理念與學術追求考慮進來，方才可能解讀這所 風格獨特的學校。

　　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作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業(yè)學校（即1896年由盛宣懷奏請籌設的南 洋公學，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學）的校長，為何辭去現(xiàn)職，跑到無錫創(chuàng)辦小小的國學專修館？ 這一點，論者大都依據(jù)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辭職，因宗旨相近而辦學�？蛇@里 有幾個小問題，牽涉到日后無錫國專的發(fā)展方向，不能不詳加辨析。

　　依《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庚申（1920年）五十六歲”則，不顧交通部以及學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決計解職回錫”，同年十二月間方才應施肇曾邀請開辦無錫國學專 修館。也就是說，辭職與開館，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經答應出任 私立無錫中學的校長，并為其制定章程（注：據(jù)無錫市三中《深切懷念老校長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油印本，江蘇無錫，1994）稱，唐日后還專門為無錫中學撰寫校歌：“力拯水火濟生民， 即為邦國興太平�！保�。此前八年，原籍江蘇太倉的唐文治，已經在無錫 購地建屋，奉父徙居�；剡^頭來，不難發(fā)現(xiàn)，五十六歲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隱無錫，并非一時 心血來潮。早已將無錫作為終老之鄉(xiāng)，這才能理解其宣布講學宗旨時，突出“預儲地方自治 之才”。而所謂“惟冀有如羅忠節(jié)、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間，他日救吾國救吾民， 是區(qū)區(qū)平日之志愿也”（注：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85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校印，1935年。），除豪杰崛起于鄉(xiāng)間的傳統(tǒng)想象外，還凸顯了清末民初變革的新思 路：權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這，正好對應了精研易經、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運動軌跡：京城為官(1892—1907) ，上海辦學(1907—1920)，無錫講道(1920—1950)（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年過七旬的唐文治主要活動在上海，但因仍在從事無錫國專未竟事業(yè)，故 不加分別。至于同是一校之長，何來“辦學”與“講道”的區(qū)別？這涉及對于二校性質及宗 旨之理解。）。對于唐先生來說，真正的“節(jié)骨眼” ，不在大清王朝的解體，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箲�(zhàn)中堅持民族氣節(jié)，拒絕出任偽職，這對 于理學家來說，自在預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農工商部尚書的唐文治，辛亥 革命后不只沒有成為遺老，甚至在關鍵時刻，與伍廷芳等聯(lián)名通電，要求清帝遜位。這顯然 得益于其盡早離開了污濁的京城，遠走上海辦學。

　　1907年的遠走上海，并不像自訂年譜上說的，只是為了照顧“父親年邁，思鄉(xiāng)日切”；
在 我看來，主要還是官場失意：一直提攜他的農工商部尚書載振被參劾辭職，唐因而前途渺茫 。而同樣是棄政從教，選擇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而不是北京實業(yè)學堂或北京貴胄學校，這倒 是很能顯示唐文治的見識。四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改南洋大學事上京，年譜里留下 這么一句：“京師氣象，腐敗已極，余小住數(shù)日即回上海�！保ㄗⅲ簠⒁娞莆闹危骸度憬浵壬�自訂年譜》，第71頁。）十幾年的京官，不能說對紅 頂子毫無留戀——自訂年譜里再三出現(xiàn)蒙皇太后召見垂詢云云，可見一斑。陳衍批評唐文治 “學問文章，皆有紗帽氣”（注：參見錢鐘書：《石語》，第4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不無道理�？申P鍵時刻，當機立斷，告別無可作為的京城與 官場，遠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熱門事業(yè)：“教育救國”。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條陳，訂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經費、擴充�？迫藬�(shù)，更強調 “嚴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規(guī)律束其身心，庶幾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學生乃能有志上 進，蔚為通才”。作為“實業(yè)學堂”，自是“大要在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全 國實業(yè)為主”�？杀O(jiān)督（校長）唐文治，卻還有培養(yǎng)通才以及整頓士風的愿望，于是在《咨呈 重訂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注：參閱《條陳本學堂辦法》和《咨呈重訂章程和宗旨》，均見劉露茜等編注《唐文治教育 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5年。）。這可不是可有可無 的官樣文章，講求實業(yè)與保存國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輩子奮斗的目標，也是其區(qū)別于一般 的洋務官員或理學名臣之處。

　　曾兩度跟隨載振親王出訪英、法、美、日等國，再加上任職外務部和商部，唐文治對西方 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略有了解，當然明白“實業(yè)救國”與“教育救國”二者交叉的分量 。出長上海實業(yè)學堂后，強調“學堂異于科舉，要以崇實為宗旨，使人人重于實學”。正是 由 于這種“尚實”的辦學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學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國外教育界的 好評，畢業(yè)生甚至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無得意地稱：“余私 心竊計，以為中國東南各省無大學，于此，蓋始基之矣。”（注：參見劉露茜等《唐文治對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貢獻》，《唐文治教育文選》，第320～34 2 頁。）

　　作為東南各省大學之翹楚的上海交通大學，1930年舉行第三十屆畢業(yè)典禮，特邀請老校長 前 來訓詞。唐文治先是表白當初辦學之“區(qū)區(qū)宏愿，嘗欲興辦實業(yè)”，很快地話鋒一轉，引述 諸多孔孟語錄，論證“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yè)、人才，當先砥礪第一等品行”（注：參見《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yè)典禮訓詞》，《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31～234頁。）。確是理學 家本色，時刻不忘教導學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長“工業(yè)專門學堂”，其對于創(chuàng)辦鐵路 或電機�？�，改革土木及機械課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熱情，實在值得懷疑。不妨看看唐校 長上海十四年間的著述：《國文大義》、《古人論文大義》、《人格》、《國文陰陽剛柔大 義》、《論語大義》、《孟子大義》、《大學大義》、《中庸大義》、《工業(yè)專門學校國文 課本》等。除了理學，就是文學，作為人文學者的唐文治，無可挑剔；
可作為專門學堂的校 長，唐先生明顯對電機之類缺乏興趣。

　　身為一校之長，唐文治更關心學生的“人格”，而不是具體的“學業(yè)”，這完全可以理解 �？杉幢闳绱�，我還是驚訝唐校長著述時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 校長將制定校訓的計劃，改成撰寫《人格》一書：“是書宗旨，專在發(fā)明人道，示以當然之 格�！保ㄗⅲ簠⒁姟度烁瘛分�“緒言”以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1912年則。）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長又強調：“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 道德為要點�！�…道德并非空談，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歸于實�！保ㄗⅲ骸吨陆煌ú抗�函商討教育宗旨》，《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09頁。）同年，又將自編 《高等國文講義》八冊函請交通部轉送教育部審查，希望“以之餉大學生徒”。大概是意識 到可能遭遇“不務正業(yè)”之譏，唐文治預先擺明“本校國文一課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學 之進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國之文化，深可痛也！”（注：參見《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國文講義》，《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17～119頁。教育部的 復函非常得體：因其只負責審查中學以下教材，“本書不在審定范圍之內，應由編者自由出 版，聽各學校自由采用”。）

　　作為“工業(yè)專門學�！钡男ｉL，本該是引進“科學”的先驅，可唐文治卻關心起洶涌澎湃 的西學大潮對于本國文化的無情沖刷。這種思考，顯然超越了具體校長的職權范圍，更像個 深謀遠慮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靜，唐校長一邊推崇實學，一邊講求人格，二者互 為補充，未嘗不是好主意�？裳杆籴绕鸬奈逅男挛幕�運動，對于唐校長以“人格”調節(jié)“實 學”的計劃，是個致命打擊。原先賴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學說，如今被北大的新秀們掃進了垃 圾堆，這可是唐文治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問題在于，由“文學革命”而“政治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如颶風般迅速推進。上海自然也不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校園里，除了“科學進步”與“本 國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與“舊文化”的猛烈碰撞。而這，對于唐校長 之“決計解職回錫”，我相信有直接的影響。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1920年則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職時，還有這么一句：“自上 年學潮后，學風愈覺不靖。”雖是寥寥十二字，卻不可輕易放過，在我看來，這與唐之由大 學 校長轉為“講學家居”頗有關系。對于舉世矚目的五四運動，唐文治的態(tài)度值得玩味：既公 開發(fā)表通電，要求政府諒解學生的“愛國熱忱”，“勿加苛責”（注：《請顧教育大局電》，《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5頁。）；
同時又對此后校園里難 得平靜不無憂慮——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等大學校長以及社會名流的想法（注：參見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之“余論”以及有關 蔡元培、章太炎、康有為、胡適等章節(jié)，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對于一個希望“ 嚴定章程”加強管理的校長來說，這絕對不是好兆頭。

　　辭職之前，感嘆“學風愈覺不靖”；
辭職之后，當即開辦國學專修館，并宣布講學宗旨：
“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惟一主旨�！保ㄗⅲ簠⒁娞莆闹危骸度憬浵壬�自訂年譜》，第84～85頁。）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會是純粹的巧合�？紤]到此后唐文治越來越公開地批評新文化運動， 有理由相信唐氏此舉乃寄托遙深，是人生關口的一大轉折。其重要性，一點不亞于1907年的 棄官從教。

　　在參照朱熹《白鹿書院揭示》、高攀龍《東林會約》等而制訂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 中，唐文治強調“吾館為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故特別看重的是“檢束身心，砥礪品 行”。甩開“振興實業(yè)”的口號，專注“維持人道”與“挽救世風”（注：《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7～155頁。），對于理學家唐文治 來說，顯然更為得心應手。從籌辦洋務，到講求實學，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 在晚清新派學人中，很有代表性。

　　經過生光電化、堅船利炮的洗禮，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難再只講仁義、禮儀，而無視 制度、物質的強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學大潮使得傳統(tǒng)中國風雅凋零，有違自己的良知與教 養(yǎng)，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補闕。對此，有必要給予“同情之了解”。從早年的提倡洋務（“ 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呼喚西學（“西學堂之不容不設”）（注：在戊戌政變后一年的《與友人書》中，唐文治專門論證“西學堂之不容不設”，以及“ 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參見《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5頁。），到晚年的“振起國學 ，修道立教”，這一轉折，有個人安身立命的考慮，但更多的是時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 自我調整。對于積弱貧困的中國來說，“振興實業(yè)”與“挽救世風”何者為重，很可難見仁 見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講學宗旨，無錫國專無疑著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義上 的 “救民命”。

　　作為一名別有幽懷的理學家，由“振興實業(yè)”轉為“修道立教”，或者說由“救民命”轉 向“正人心”，自是本色當行，也自有其獨立價值。問題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懷的不只唐 文治一家，為何無錫國專能取得驕人的成績，而康有為、章太炎、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創(chuàng) 辦書院，便顯得舉步維艱？

　　二、另有淵源的“東南學術”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書院改學堂，目的是使中國教育走上“與國際接軌”的康莊大道 。故論及書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書院改革”，或者“書院制度的近代化進程”，偶 爾顧及“近現(xiàn)代對書院精神的發(fā)揚”（注：參見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第二十二章，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陳谷 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第六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給予認真的清理與公正的評判。反而是思 想史家，會對章太炎、馬一浮等人的書院講學感興趣，因為這是一種有理想、有信念，象征 意義遠大于實際效果的可貴嘗試。

　　二十年代初，有感于“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所向披靡，對“忠信篤行”等傳統(tǒng)倫理 道德造成極大沖擊，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教授們借《學衡》雜志奮起反擊，與新文化分庭 抗禮，形成南北對峙局面（注：胡先骕：《樸學之精神》（《國風》8卷1期，1936年10月）稱：“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學 風，至近年乃大有轉變，未始非《學衡》雜志潛移默化之功也�！贝四藗�中人的自我表彰， 不足為憑。但《學衡》諸君之力主“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確與五四新文化人態(tài)度迥異。

進入九十年代，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開當初論戰(zhàn)時的激憤之辭，大致而言，北方學者銳意革新， 自是容易流于空疏；
南方學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過于守舊。張其昀關于“世人多稱南高學 風偏于保守，這是一誤解，與其稱為保守，不如稱為謹嚴，較近事實”的辯解（注：張其昀：《南高的學風》，《國風》7卷2期，1935年9月。），在我看來 ，實屬多余。因文化理念的“激進”/“保守”與治學態(tài)度之“空疏”/“謹嚴”，不是一個 層面上的問題。而胡適所說的“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 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注：《胡適的日記》，第4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雖是持平之論，卻忘了南北學 者治學態(tài)度的差異，其實隱含著政治立場與文化理想的沖突，很難靠學養(yǎng)或方法來調適。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界，與《學衡》雜志(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 專家學者，還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講學機構。1918年籌備、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 那內學院，雖由沈曾植、陳散原、章太炎代為撰寫“緣起”與“簡章”，主持人歐陽竟無也 有“須復宋明講學精神之教育”的說法，但畢竟近于居士道場而不是傳統(tǒng)書院（注：參見徐清祥、王國炎：《歐陽竟無傳》，第七章，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倒是唐文 治1920年創(chuàng)辦于無錫的國學專修館、康有為1926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天游學院、章太炎1935年創(chuàng) 辦于蘇州的章氏國學講習會，都以“國學”相號召，對抗其時已經如日中天的“新文化”。

有趣的是，這些有影響的私人講學，均集中在江蘇一�。ㄉ虾Ｅf屬江蘇，二三十年代江蘇省 的教育、文化組織多仍在上�；顒樱�。真應了那句名言：“東南學術，另有淵源。”

　　據(jù)張耀翔在《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統(tǒng)計，清代一甲狀元、榜眼、探花共342 人，其中江蘇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注：轉引自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tài)》，第270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三者加起 來，共218人，占63.7%。雖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唯一指標，但據(jù)此可約略看出一地之教育 及文化水準。故梁啟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斷：“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 省所獨占”（注：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冊，上海：中華書 局，1936年。），還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為文化積累深厚，在社會/學術轉型中，東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當配角；
更何況舊學 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學之“浮躁”，也有能力與之爭鋒。考慮到民初浙江學人大舉進京 ，占據(jù)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盤踞把持學界之嫌（注：桑兵的《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化派》（打印稿）收集了不少被排斥者的怨言，值得參考。）；
而早在晚清，“徽籍學者大量涌入江 浙地區(qū)，造成了安徽書院的學術真空狀態(tài)”，難以產生學術大師（注：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tài)》第478頁。）。好不容易涌現(xiàn)出若干新 銳（如陳獨秀、胡適），又都跑到北京興風作浪去了。這樣，二十年代中國，有資格也有能力 代表傳統(tǒng)文化與學術的，確實非江蘇學人莫屬。這就難怪南京學界自覺扮演主流之外“另一 種聲音”的代表。當然，考慮到晚清以降學者們大都四處求學，轉益多師，原籍不再是決定 性因素，故這里更看重講學者的居住地。

　　一地學風與一地民風相勾連，無錫國專之得以成功，與當?shù)厥考澋呢斦�支持，以及民間的 文化需求大有關系。有意講學的“當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
借私人講學弘揚國粹的， 也非只無錫國專一處。但只有無錫國專能夠獲得足夠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對充裕的辦學經費 。

　　1926年，康有為在上海創(chuàng)辦“研究天地人物之理，為天下國家之用”的天游學院，原本準 備辦成正規(guī)大學，因經費無著，只好改在上海愚園路自家住宅設教。登報招生后，應者寥寥 。好在“康圣人”豪氣不減當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辯解：“上海各大學人數(shù)動輒千百， 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為少。耶蘇有門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內。今其教遍于天下，豈在 多乎�！保ㄗⅲ簠⒁娛Y貴麟《追憶天游學院》和任啟圣《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之經過》，夏曉虹編 ：《追憶康有為》，第459～477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可此一時彼一時，康有為晚年處境，不要說無法比擬耶穌傳教，與早年萬木草堂 講學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康有為上海講學之凄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蘇州講學則顯得十分熱鬧。1935年9月，太炎 先生創(chuàng)辦“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的章氏國學講習會（注：參見《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章太炎年譜長編》，第96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因有眾多政界聞 人與學界名流捧場（注：學會的發(fā)起人朱希祖、錢玄同、黃侃、汪東、吳承仕、馬裕藻、潘承弼等，以及贊助人 段祺瑞、宋哲元、馬相伯、吳佩孚、李根源、馮玉祥、陳陶遺、黃炎培、蔣維喬等，均為政 界聞人與學界名流，有很大的號召力。），加上諸門人充任講師協(xié)助教學（注：如朱希祖、汪東、孫世揚、諸祖耿、潘承弼、沈延國、徐復等。），創(chuàng)辦之初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可稱 得上“盛況空前”（注：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和湯炳正《憶太炎先生》，二文均載陳平原等編《追 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捎幸稽c不應該忘記，這筆數(shù)目不小的辦學經費，乃蔣介石的“私人 饋贈”。此“都下故人之情，有異官祿”，故不妨用以辦學的萬金（注：章太炎《與王宏先書》有云：“前月杪，丁君鼎丞又來致中央問疾之意，且以醫(yī)藥見惠 ，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異官祿，故亦不復強辭；
然無功受貺，終有不安。因去臘已在此間 發(fā)起講習會，即以此款移用，庶幾人己兩適�！保�，一直支持學校的運轉 與《制言》雜志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學校停辦，方才“全部用罄”（注：參見《制言》63期所載收支賬目。）。

　　其實，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有“大儒講學”，都無法回避不太“優(yōu)雅”的經費問題。獨立 于現(xiàn)代教育體制之外的“講習會”或“專修館”，沒有功名引誘，也不教謀生手藝，可想而 知，愿意付費問學者，數(shù)量不可能很多；
因而，單靠學費，無法維持正常運轉。既不像康有 為那樣捉襟見肘，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靠當局饋贈，唐文治的無錫講學，靠的是民間贊助。自 施肇曾投入第一筆經費（開辦費八千，常年經費每年一萬）起，無錫國專主要依靠地方士紳的 捐贈，非但弦歌不輟，且日漸擴大規(guī)模，完善設施。關于無錫國專的經濟狀況，《茹經先生 自訂年譜》中頗多記載，總的來說運作良好，沒有出現(xiàn)大的危機（注：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84～85頁、88頁、108頁等分別記載了大筆的捐贈。而10 2頁、118頁提及因學校擴充或校董捐款停滯而造成的困難，筆鋒一轉，又大談學校如何發(fā)展 。1933年新校舍落成，同時完工的還有忠義孝悌祠的改建，后者的費用由唐文治和錢基博承 擔，見《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120頁。）。

　　自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開始的以上海為中心的工業(yè)化浪潮中，“近水樓臺先得月”。二 十年代的無錫，雖也同樣遭受戰(zhàn)火蹂躪，畢竟工商業(yè)發(fā)達，經濟實力雄厚。更重要的是，這 里的士紳受傳統(tǒng)中國文化影響，熱心于贊助教育事業(yè)。遠在戊戌變法之前，無錫就開始創(chuàng)辦 新式學校，而且均為民間私立。錢穆對其家鄉(xiāng)人“重名猶過于重利”的習性，有相當精彩的 描述：“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營獲利，必在其本鄉(xiāng)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 之發(fā)展�！保ㄗⅲ哄X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2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師友雜憶》舉的例子，還包括無錫巨商榮德生之創(chuàng)辦江南大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及“無錫 巨商唐家，請?zhí)珎}唐蔚芝來無錫創(chuàng)辦一國學專修館”。后說不準確：最早動議并出資興辦國 學專修館的，是錢塘人施肇曾；
只是后來跟進的，確以無錫士紳為主（注：據(jù)1991年刊行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友錄》所收《無錫國專校董名錄》，28名董事中 ，浙江3名，上海2名，余者均為江蘇人士。而江蘇籍董事中，無錫又獨占16席。）。正因有此傳統(tǒng)，無 錫一縣，在教育方面，往往開風氣之先。二三十年代影響深遠的社會教育運動，江蘇是領頭 羊，而無錫又是“江蘇社會教育的策源地”，這也可見當?shù)孛癖娂罢�府對普及教育的重視（注：《無錫教育周刊·社會教育專號》（1934年8月）對其時無錫的人口、職業(yè)、識字率(66%) 、社會教育設施及經費等，有認真的統(tǒng)計。若此統(tǒng)計材料屬實，則臧佛根為此專號所作《序 言》以及華晉吉《無錫社會教育史略》所說的無錫為江蘇乃至全國社會教育的策源地，大致 可信。另據(jù)同專號轉載的《全國民教館統(tǒng)計》，其時全國共有民眾教育館728處，而江蘇一 省占了225處，將近三分之一。）。

　　除了無錫地方鄉(xiāng)紳的教育理念，還必須考慮唐文治的文化理想與個人魅力。應該說是二者 一拍即合，天衣無縫，否則，無錫人何必恭請原籍太倉的唐文治？曾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 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辦學以后，便十分熱心江蘇的地方事業(yè)。先后出任江蘇教育總會會長( 1908)、江蘇地方自治總理(1910)以及各種同鄉(xiāng)會、賑災會的會長。當會長不只是滿足虛榮 心，還要出錢出力——尤其是賑災的時候。讀《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及各種回憶文章，不難 發(fā)現(xiàn)唐文治對于地方教育及慈善事業(yè)的投入。這與早年之堅信“天下惟能愛其鄉(xiāng)土者，然后 能愛其國家”，故“欲上下數(shù)千年”、“縱橫億萬里”者，“當自鄉(xiāng)土始”（注：《匯刻太倉舊志五種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3～25頁。），可說是一脈 相傳。而這，其實正是傳統(tǒng)中國政治的游戲規(guī)則：“從來名宦大臣，退老居鄉(xiāng)，多知恭敬桑 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貢獻�！保ㄗⅲ哄X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5頁。）只是由于現(xiàn)代都市的興起，使得城鄉(xiāng)之間的物質、文化 水平以及醫(yī)療條件迅速拉開距離，以后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鄉(xiāng)”，更別說服 務桑梓，于地方有所貢獻了。

　　三、“東林”抑或“南菁”

　　雖曾隨使出訪日本及英、法、比、美諸國，參觀過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協(xié)助撰寫“歐美 風教，沿途景物，詳載靡遺”的《英軺日記》（注：1903年上海文明書局刊行的載振《英軺日記》，唐文治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代筆，還是 編纂，目前學界尚無定論。盡管有載振兒子溥銓關于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寫作的回憶（參 見《無錫國專在廣西》第46頁），我還是傾向于維持《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的說法：“公務 之暇為載大臣編《英軺日記》成”，而不為唐爭“著作權”。），再加上執(zhí)掌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達十四年之 久，唐文治對西學其實沒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碼的興趣。故其主持無錫國專，所倚賴的， 只能是本土的學術資源。

　　早年就讀清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南菁書院，先后受業(yè)于黃以周、王先謙等經學大師；
獨立辦 學時，選擇的又是有東林書院“光榮傳統(tǒng)”的無錫。依常理推測，唐文治辦學的主要靈感， 應來自這兩所同樣聲名顯赫但風格迥異的書院。既然是風格迥異，就很難簡單疊加，而必須 有所選擇。對于東林、南菁的褒貶，涉及無錫國專的發(fā)展方向，不可掉以輕心。

　　主張“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南菁書院，“其自修與研究之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至 于“明朝太監(jiān)專政，乃有無錫東林書院學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議，聲勢極張……前者死后者 繼，其制造輿論，干涉朝政”（注：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更是令胡適等后世學人感慨不已。顧憲成、高攀龍諸君之 講學，本來自有主張，可后人大都只記得其關心國事，無意中遺忘了其理學方面的思考與著 述。從黃宗羲之贊嘆“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注：《明儒學案》卷五八《東林學案》，《黃宗羲全集》第八冊，第727頁，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92年。），到張君勱之表彰其“不但講學 ，而且論政”（注：張君勱：《書院制度之精神與學海書院之設立》，《新民月刊》1卷7～8期，1935年12月 。），雖然時世遷移，讀書人對東林書院的想象沒有改變。

　　既然在無錫講學，很自然地，人們會以歷史上曾名滿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風余韻的東林書院 作 為尺度，對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無錫國專作題為《國學之統(tǒng)宗》的演講 ，稱“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體的榜樣就是“無錫鄉(xiāng) 賢，首推顧、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蒞臨演講，這回更是直截了當?shù)貜娬{“無 錫本東林學派發(fā)源之地”，并嘆惜“東林之學，至清中葉而闃焉無聞”（注：參見章太炎的《國學之統(tǒng)宗》和《適宜于今日之理學》，載《制言》54期、57期。）。推崇顧、高二君 之氣節(jié)，這與唐文治沒有差異；
可要說無錫國專的當務之急是恢復東林書院傳統(tǒng)，則非唐先 生所能認同。

　　1920年作《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提及高攀龍的《東林會約》，注重的是“檢束身心， 砥礪品行”（注：《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47頁。）；
1930撰《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稱“惟相與考德問業(yè)，砥礪修名，如 高景逸之《東林會約》”（注：唐文治：《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1930年12月。）。再加上1926年出資刻印《高忠憲公別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 ，“布置膳堂，懸王文成、高忠憲、顧亭林、陸桴亭四先生遺像”，應該說唐文治對高攀龍 是推崇備至的。可到具體評論時，或稱賞“論學精粹處極多”，或表彰高風亮節(jié)，就是從不 直接提及“東林黨人”的政治抗爭（注：參見《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第100頁、第120頁以及第26頁。）。

　　為《國學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作序，應該說是建立自家學術傳統(tǒng)的最佳時機，唐先生 還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近在咫尺的東林書院：“則夫開鹿洞、表鵝湖、紹龍場之心傳，與夫正 人心、救民命之事業(yè)，當吾校三十周年紀念，必有發(fā)揚光大之者�！保ㄗⅲ骸秶鴮W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序》，《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71頁。）為什么？不妨先看看 他在《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中對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顧亭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的解說：“謂學者當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務，非謂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 ，各勤其職業(yè)，斯天下治�！保ㄗⅲ骸稛o錫國學專修館學規(guī)》，《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55頁。）如此立說，與唐先生曾立朝為官有關，即深知此中厲害，不 愿引起當局的猜忌。這很容易招來“巴結權貴”、“奴顏媚骨”之類的譏諷�？膳�評新文化 ，提倡儒家學說，不見得就是有意附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抵制黨化教育，代之以儒家倫 理，講氣節(jié)，求忠義，也不見得一無是處。

　　無錫國專的校友津津樂道于唐先生處理危機時之靈活機動（注：黃漢文《記唐文治先生》關于“驗印風波”的描述，最為精彩，見《無錫國專在廣西》 ，第76～77頁，蘇州大學（原無錫國專）廣西校友會主編，非賣品，1993年。），這一點，顯然不同于章太炎 、 馬一浮的名士派頭：一言不合，指袖而去。章、馬保持了學者的尊嚴，值得稱道；
可真要辦 教育，無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協(xié)�！白R時務”的唐先生，極力表彰高攀龍的 氣節(jié)，但卻不愿意給人追摹東林書院的印象。因為，執(zhí)政者永遠不希望書院成為“諷議朝政 ，裁量人物”的場所——無論過去，還是未來。

　　當然，還必須考慮南菁書院的傳統(tǒng)。世人之稱道“清代四大書院”，注重的是其學術上的 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爭。甚至可以這么說，清代辦得好的書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藝的同 時 ，刻意回避東林書院的議政傳統(tǒng)。作為南菁書院的主講，黃以周強調“專肄經史辭賦，一洗 舊習”，選編課藝時，看重的是“深訓詁、精考據(jù)、明義理之作”（注：黃以周：《南菁講舍文集序》，《南菁講舍文集》，光緒十五年刊本。）。而弟子繆荃孫為黃以 周撰墓志銘，更是如此著墨：“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 子曰：前代之黨禍可鑒也�！保ㄗⅲ嚎娷鯇O：《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續(xù)碑傳集》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年影印本。）

　　這里所說的“前代之黨禍”，指的正是東林黨人之“講學兼議政”。辦教育不同于立學說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無法意氣用事，有時還不免委曲求全。作為前朝高官，唐文治 深知世道艱難；
為保存學校而小心翼翼，其實無可厚非�？蛇@么一來，出現(xiàn)一有趣的局面：
飯廳里懸掛楊繼盛的聯(lián)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但落實到具體的辦學方向，無錫國 專追摹的，其實是唐先生早年就讀的南菁書院。

　　四、“國學”作為�？�

　　傳統(tǒng)中國推崇的是“通人之學”。歷代書院中，也有側重�？朴柧毜模ㄈ玑t(yī)學、術數(shù)、軍事 、 工藝等），但此乃“邊緣性知識”，不是讀書人心目中的正途。讀書人鉆研的是作為國家意 識形態(tài)的儒家學說，其目的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國家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實現(xiàn)“治國平天 下”的理想。

　　晚清開始出現(xiàn)專攻西學的書院（從“方言”到“格致”）。而廢除科舉考試后，西式學堂成 為大勢所趨。張之洞之創(chuàng)建“存古學堂”（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收有一輯關于各 地“存古學堂”的文章，其中包括《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可見當年清政府及士大夫為 “保存國粹”所做的努力。），將“國學”作為“專門”來修習，預示著世人 政治立場及文化心態(tài)的大轉移。已經從“半部《論語》治天下”，大踏步后退為“保國粹， 存書種”。即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折》(1907)所說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賅，各體詞章 ，軍國資用，亦皆文化之輔翼，宇宙之精華，豈可聽其衰微，漸歸泯滅！”（注：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折》，見《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第503頁。）

　　曾經是讀書人命脈的孔門學說，如今成了專修課程。強調“客觀研究”的同時，實際上已 經將其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新文化人之從“文學革命”迅速轉為“整理國故”，并沒有 使“國粹”擺脫日漸邊緣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學籌設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國學門 方才有效運作）（注：參見拙著《老北大的故事》，第85～94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925年清華學校創(chuàng)建研究院國學門，再加上從二十年代中期起，教會大 學（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嶺南大學等）也都先后設立了研究國學的 專門機構（注：參見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第六章“三十年代教會大學的國學熱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時間，談論國學成為風尚，大有將其作為評判大學研究水準的意味。實際上 ，只要在中國辦學，就必須貼近本土的文化學術與社會生活；
而且，比起根基尚淺的“西學 ”來，二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國學”明顯容易出成績。

　　就學校規(guī)模、研究經費、社會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國學熱”中，無錫國專毫無優(yōu) 勢可言。但有一點，師生們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即依舊生活在“傳統(tǒng)”之中，這是其它大 學的師生所不具備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無錫國學專門學�！焙�，辦學宗旨略有改變 ，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國歷代文化，明體達用，發(fā)揚光大，期于世 界文化有所貢獻。”即便如此，無錫國專的師生依舊是“別有幽懷”，不希望只是從事卓有 成效的“客觀研究”。

　　唐文治特別喜歡引證1931年國聯(lián)教育科代表唐克爾·培根參觀無錫國專后所發(fā)的感慨：“ 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里才看到純粹中國文 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保ㄗⅲ簠⒁姟段慕藤Y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與無錫國專資料”所收金易占、楊廷福等二 文。另外，黃漢文《緬懷唐文治先生》（《文教資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學校檢查 聽講筆記，我因‘橫行、用鋼筆寫，不記分’（陸先生的批語如此）�！彼�謂“不記分”，即 “作零分計”。如此規(guī)定，可見主事者眼中“毛筆”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國專季刊》上，對此事有比較詳 細的報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培根除談及國學之重要性，更宣稱：“貴校為研究‘國學’之最高學府，負有保 存固有文化之責，與普通學校之使命不同�！保ㄗⅲ航�實：《國聯(lián)教育考察團蒞錫來校演講志略》，《國專季刊》，1933年5月。）這話肯定說到了無錫國專師生的心坎上—— 盡管北大等名校的學者們不見得認可。

　　在無錫國專，無論講學的“大儒”，還是莘莘學子，都有一共識：以“繼絕學”自命。這 種精神狀態(tài)，相當感人。老師“痛舊道德之淪喪，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 世道救中國”（注：唐文治：《廣思辨錄序》，《國專月刊》1卷4號，1935年6月。）；
學生則譴責新學之士“見異思遷，拋荒古訓”，接下來就是：“于戲！學 之不講，先圣有憂，繼絕振微，當仁不讓！”（注：《發(fā)刊詞》，《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這些論說，都直接針對北大為代表的 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國維，批評疑古派乃“過渡時期一種破壞工作，未足以語建設”，還主要 是學術方法之爭（注：魏建猷：《中國古史研究之將來》，《無錫國專年刊》，1931年上冊。）；
高君仁引申發(fā)揮錢基博的《今日之國學論》，著力駁斥胡適“擴大研究 的范圍”、“注意系統(tǒng)的整理”、“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這國學研究三大主張，認定此乃 文獻之路，不解決根本問題。因為，“研究國學者，所負之使命，在恢復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文化 的能力與精神”，而這種德性之路，需要體貼與領悟，更需要同情與信仰。結論是：“當此 時也，奮臂一呼，振起絕學，豈非吾輩之責乎！”（注：高君仁：《研究國學者所負之使命》，《無錫國專年刊》，1931年上冊。）

　　值得注意的是，無錫國專師生的這種文化追求，得到了東南諸多學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yè)刊》上，刊有章太炎、蔣維喬、陳三立、柳詒徵、李根源、陳衍、吳梅 、姚永樸、胡樸安、陳鐘凡、陳柱等人的賀詞（注：《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yè)刊》（非賣品），1933年5月。）。至于具體內容，不外乎“含英咀華”、“ 溫故知新”、“修己治人”等，雖說不出更高明的理論，可這畢竟表明了一種情緒與傾向：
即對抗新文化，反對割裂傳統(tǒng)，強調“國學”研究還包含“檢束身心，砥礪品行”，以及“ 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

　　五、以“文章”為中心

　　作為理學家的唐文治，雖然著述甚多，且曾經聲名顯赫，其實缺乏獨立的理論思考，只能 說是“躬行君子”；
因而，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遠不及章太炎、馬一浮重要。所謂“其治 經 漢、宋兼采，合考據(jù)、義理而一之”（注：陳衍：《茹經室文集三編序》，《茹經室文集三編》，1938年刊本。），基本上是客套話；
倒是晚年的講學實踐，更值得稱 道。

　　沒有多少精彩理論表述的唐文治，極為關注學生的人格培養(yǎng)與道德熏陶，因“學問之道， 首重品行”。據(jù)唐先生稱，其以“檢束身心，砥礪品行”為講學宗旨，并非始于無錫國專；

出長上海工業(yè)專門學堂時，便“每于星期日集諸生講經并修身立品大要”（注：《上海交通大學文治堂行奠基禮記》，《唐文治教育文選》，第297～299頁。）。如此以孔門學 說為根基，以宋明大儒為榜樣，幾十年“傳道授業(yè)解惑”，本來應該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 的是：千余學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舉不出一位研究宋學而有成就的校 友”（注：黃漢文：《記唐文治先生》，《無錫國專在廣西》。）。跟這直接相關的，還有另外一段話：“為什么國專出來的學生，一般還能寫寫文章 ，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關�！保ㄗⅲ簵钔⒏！㈥愖蟾撸骸稛o錫國專雜憶》，《文教資料》，1982年7～8期。）換句話說，一個修養(yǎng)很深的理學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 史專才。

　　如此局面，除了時世遷移，理學之接受與傳播大受限制，還與唐文治的教學宗旨與方法大 有關聯(lián)�！度憬浵壬�自訂年譜》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閱歷世變，始悟性情教育為尤 急�！比绾螌崿F(xiàn)“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頗為奇特，即借助于文章的閱讀與寫作，完成 學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國學，必須選擇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發(fā)人之性情者， 方有益于世道也�！保ㄗⅲ骸度憬浵壬�自訂年譜》，第98頁。）

　　幾乎所有的老校友，回憶起無錫國專來，都會集中在如下四點：修心養(yǎng)性；
專書教學；
書 聲朗朗；
作文比賽。以“文章”（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國學”）為中心，借助“熟讀精審，循 序漸進，虛心涵詠，切己體察”的“十六字訣”，既實現(xiàn)“性情教育”，又完成學業(yè)訓練。

這與現(xiàn)代大學分門別類的課堂講授，自是大有差異。

　　所謂“學者欲窮理以究萬事，必讀文以求萬法”（注：《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自敘》，《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88頁。）；
或者“讀文一事，雖屬小道，實可以 涵養(yǎng)性情，激勵氣節(jié)”（注：《無錫國專校友會春季大會訓詞》，《唐文治教育文選》，第313頁。），單是追究其與程朱理學的離合，在我看來，還遠遠不夠。因唐文 治如此立說的深層原因，乃直接針對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寫作。無錫國專要求學生在抑 揚頓挫、緩急輕重的誦讀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轉合，以及文氣的陰陽清濁，長久地沉浸于詩 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開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學，從內容到方式，都與桐城文派大有關聯(lián) 。實際上，唐文治的誦讀與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吳汝綸的影響很深，這一點，《茹經先生 自訂年譜》中有明確的表述。

　　無錫國專的教授，頗有以能文著稱的（如陳衍）；
至于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見得十分精 彩。錢基博為唐文治《茹經堂外集》作序，稱自從參加無錫國專事業(yè)，“乃得時時親接其言 論，然后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詞章記誦之末”（注：錢基博：《茹經堂外集序》，《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第930頁，石家莊：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躬行君子”相許，自然是極高 的評價；
可其中似乎還蘊涵著另一層意思，即對唐文評價不高。1932年無錫國專學生集資鉛 印錢基博的講稿《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長編》，1936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增訂本時“材料增十之 四，改竄及十之五”（注：參見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第509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可二書均只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這與同在無錫國專任教的陳柱撰 寫《中國散文史》時，專門表彰“吾師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 歐陽修”（注：陳柱：《中國散文史》，第31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與錢基博態(tài)度相近的，還可舉出被唐文治奉為上賓、高價聘請的陳衍。在《茹經室文集三 編 序》中，陳衍大力稱許唐文治“晚講學鄉(xiāng)邦，于舉世不悅學之日，獨以通經致用為根本要圖 ”，并提及“其作為文章，于平日讀書見事所得力，遇題而左右逢源”。不說才情與學識 ，而突出“益以數(shù)十年宦海世途之閱歷”（注：陳衍：《茹經室文集三編序》。），其實也是對唐的文章不太以為然。錢鐘書《石 語》中記錄下陳衍這么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時人的真實想法：“唐蔚芝學問文章，皆 有紗帽氣，須人為之打鑼喝道。余作《茹經堂》三集序駁姚惜抱考訂義理詞章三分之說，而 別出事功一類，即不以文學歸之也�！保ㄗⅲ哄X鐘書：《石語》，第4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理學不如馬一浮，樸學不如章太炎，就連文章也都不被陳衍等文壇宿將看好的唐文治，其 主要貢獻在教育。作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膽識，有恒心，其獨力支撐很不時尚的無 錫國專，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種可能性，值得尊敬與同情。

　　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教育來說，1950年是個關鍵的年頭，不只無錫國專消逝了，無數(shù)個性鮮 明的私人學校都不復存在。這一年，梁漱溟曾上書中央，建議設立民間的中國文化研究所 （注：《一九五○年向領導黨建議研究中國文化，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之草案》，《梁漱溟全 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熊十力則曾希望恢復三個私人講學機關：歐陽竟無創(chuàng)設的支那內學院、馬一浮主持的智 林圖書館，以及梁漱溟執(zhí)掌的勉仁書院，目的是“存舊學一線之延”（注：參見熊十力《論六經》之“結語”，上海：大眾書局，1951年。）。如此低調的申辯， 仍未能獲得諒解。

　　此后的很長時間里，私學被徹底取締，思想大一統(tǒng)的局面日益僵硬。

　　進入八十年代后，私人辦學逐漸放開，可步履十分艱難。比如，中國文化書院至今未能正 規(guī)辦學，籌劃已久的無錫國專復校，看來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種民辦高校迅速發(fā)展，學生 數(shù)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當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畢竟是一種很大的遺憾。

　　退一步說，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無法“救民命”，若能在“繼絕學”方面有所貢獻 ，也都值得嘗試與鼓勵。

　　2000年6月27日于北京西三旗

　　原刊《現(xiàn)代中國》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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