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去年8月份我在中心開一個會，當時盧鋒就講了他的研究，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個研究前前后后做了很長時間，非常扎實。匯率問題是咱們當前內外失衡里邊非常關鍵的問題，前幾天發(fā)改委還專門請一些人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盧鋒今天的演講對我們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可能有很多的幫助。下面先請盧鋒來講，聽完以后咱們來討論。

　　盧鋒：今天我特別感謝天則所請的都是這個方面的專家。剛才張老師說了，匯率問題從2001年8月17號的《金融時報》寫的一篇 “ 中國貨幣低估 ” 開始，從外國人提出這個問題，然后到中國來，引起政策層面的一些討論，至今仍然很激烈，我覺得這是十分罕見的，國內外的介入都這么深，國外的學術界、企業(yè)、財經界，包括政界、國際組織都對中國的匯率政策發(fā)表意見，中國的學術界、政府官員都要回應，而這些人的觀點又很不同，有的說一定要升值，有的說 一升 就是十大災害。并且還有一個特點，比如去年7月21號匯改已經對這個做出了一個政策上的判斷，但是這個爭論仍然還在，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現象。但是我想，如果這個爭論很尖銳，這背后可能還有一些很深層的東西值得從另外的途徑去考慮，所以我倒沒有直接討論名義匯率，我想采取另外一個路線，就是說這么幾點：第一，從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的關系來研究匯率；
第二，從經濟成長和實際匯率的關系來研究實際匯率；
第三，從中國改革開發(fā)以來，或者跟中國開放歷史現實相結合的角度來研究匯率問題。

　　那么經濟發(fā)展和實際匯率有什么關系呢？了解國際經濟學的都知道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就是巴拉薩效應，或者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我想對這個作一個介紹，從而對中國經濟長期發(fā)展跟實際匯率的走勢提出一個起點的分析假設，這個分析假設就提出一些變量供我們研究，來考察中國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的情況。第二，我想觀察中國人民幣的實際表現跟理論分析以及經驗的一些情況比較非常特殊，為了強調這個特殊性，我把它叫做人民幣實際匯率之謎。然后我想從標準的理論模型分析變量和中國的特殊背景這兩個角度來解釋為什么人民幣實際匯率有這樣一個表現，同時也想解釋為什么現在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最后我想概括一下我整個研究的觀點。

　　第一，實際匯率和經濟增長有什么關系呢？按照巴拉薩效應，它是有關系的。在講關系之前，我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實際匯率的概念，實際匯率的定義在教科書中有兩種說法，用名義匯率調整的兩國物價比例或者用物價調整的名義匯率，實際上就是把名義匯率和兩國的價格放在一塊，只要有國際貿易就有名義匯率，而名義匯率是一個自發(fā)性的價格，但是實際匯率的概念本身是一個分析提煉出的概念，在現實生活中你看不到名義匯率。這個跟巴拉薩效應有關系，過去大家都認為名義匯率可以用購買力平價來解釋，兩國的購買力平價決定了均衡意義上的名義匯率，但是后來的研究、特別是巴拉薩效應提出來以后，購買力平價可能跟名義匯率有一個系統(tǒng)的偏差，這個系統(tǒng)的偏差我后面要講，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的物價比例并不等于名義匯率，所以兩國一般物價之間的比例有時候又叫相對價格，而這個東西按照購買力平價就應該等于1，它就不是一個價格。但是為什么實際匯率把它定義為一個價格呢？因為它不等于1，會有系統(tǒng)的偏差，理論上就不等于1，而巴拉薩效應就是證明它在理論上不等于1的一個重要的假設。那為什么需要實際匯率這個概念呢？我想得也不深入，但是邏輯上我是這么理解的，現在國際收支失衡可以歸結為價格問題，從名義匯率的角度來考慮就要調名義匯率，但是實際匯率的概念告訴我們，不一定，因為你任何一個匯率的失衡是實際匯率在失衡，應該從實際量來考慮，那實際匯率失衡你怎么調呢？第一種可能就是兩個物價的通貨膨脹給定，我可以通過名義匯率來調整；
還有名義匯率不變，可以通過兩國物價的相對變化來調整，這個是很重要的。麥金農堅決反對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但是他好像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應該升值，因為他對巴拉薩效應是很清楚的。大家如果熟悉不可能三角的話，就能理解如果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那么按照不可能三角，如果經濟是開放的，物價本身就會升得更快，因為你貨幣政策不管用，這樣經濟就會過熱，物價就會大幅度上升。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開放的經濟幾乎不可能有低估的實際匯率，或者說實際匯率是一個內生變量，或者它至少不是一個單個的政策變量，所以BAKER就覺得這種爭論很表面，很不可理解，如果匯率低估了，物價就會升，他不理解中國的國情，就是說我可以控制名義匯率，我貨幣政策不管用了，但是我還有發(fā)改委，還有國土資源部，我還有中紀委等等，我還有其他手段控制宏觀經濟，就是說中國轉型經濟有這么大的可能來控制實際匯率，而實際匯率在理論上不是一個標準的政策變量，至少是幾個政策變量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實際匯率具有整體性，名義匯率的功能需要在實際匯率的基礎上來進行闡述。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在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實際匯率呈現什么樣的發(fā)展趨勢呢？按照巴拉薩和薩繆爾森提出的假設，一個經濟如果長期持續(xù)追趕，它的勞動生產率的追趕最終會導致實際匯率升值，他們是怎么論證這個東西的呢？他們說如果是一個發(fā)達國家的話，比如中國和美國相比，中國的物價應該比較便宜，而用名義匯率轉換的外國價格應該比較高，也就是說兩國的相對價格必定不等于1，那么為什么富國的價格應該比較高，而窮國的價格應該比較低呢？他們作了一個很簡單的但邏輯上非常嚴謹的推論，最重要的是他們把一個經濟分成兩部門：可貿易和不可貿易，可貿易部門符合一價定律，但是不可貿易部門因為產品不可貿易，所以不需要符合一價定律，因為一價定律背后的微觀機制是一個交易套利的行為，但是不可貿易的概念就是你沒法在國際之間套利，比如理發(fā)在中國很便宜的話，美國人還是沒有辦法到中國來購買理發(fā)這個服務，所以它不滿足一價定律。第二個很重要的假設是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在窮國和富國的差距比較大，在富國的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要遠遠高過窮國，比如生產汽車，你如果不能生產、他能生產，那么他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而言就是無窮大的，但是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要小得多，比如在美國的出租車的價錢很高，但是它的勞動生產率可能還沒有我們這高呢！但是問題在哪？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特別高，那么工資在富國就要比窮國成比例地高，但是問題在于由于勞動力在一國內部是流動的，盡管不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低，但是它的勞動力的流動性使得不可貿易部門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工資一樣高。在這種情況下，兩國的一般物價是一樣的，可貿易品部門是滿足一價定律的，是滿足購買力平價的，而不可貿易品部門在發(fā)達國家要更高一些，因為它的工資水平遠遠脫離勞動生產率，人為地更高一些，為什么更高？就是因為有國際的貿易壁壘，所以在靜態(tài)分析的條件下，他推導出一個結論：如果在一個給定的時點，不同的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有很大的區(qū)別，但是它的相對價格注定不等于1，因為一般的物價是兩個部門的加權平均，所以富國的不可貿易品部門的物價比較高，它的一般物價就要高一些，這個判斷是符合我們一般經驗的，比如同樣100美元在美國能買到的東西要比800人民幣在中國買到的少得多，因為中國包含了一些更便宜的不可貿易品。這個分析的背景也非常有意思，當時正好是美國國際收支失衡，是從結構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失衡還是從匯率的角度來討論？在這個爭論中就提出了巴拉薩效應，就是說用購買力平價解釋名義匯率是有問題的，但是你想想看，把這樣一個邏輯動態(tài)化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比如一個窮國原來物價低，一夜之間就趕上美國了，那不可貿易品部門的價格會突然升得很高，即便名義匯率不變，實際匯率也會升至很高。盡管這個分析在討論購買力平價作為一個均衡匯率理論具有致命的弱點，但是很容易把這個分析邏輯擺到動態(tài)的經濟追趕的背景下。他的論文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但是不符合美國的情況，美國人是從他的角度來考慮的。如果一個經濟在快速追趕的情況下，它終究會面臨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就是因為快速經濟追趕的過程中，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要比不可貿易部門快得多，就會引起一系列的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就使得窮國的價格上升得更快。但是我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引申，它沒有考慮名義匯率可能升值，但是我認為沒有理由認為名義匯率固定，巴拉薩效應的討論可以理解，因為那個時候是固定匯率制，官方不接受這個問題，動一發(fā)而牽全身，因為固定匯率制不但是它本國的安排，更是整個國際貨幣制度的安排。所以巴拉薩沒有直接討論名義匯率升值，但是我后面說的是在巴拉薩的假設下，如果勞動生產率的追趕超過工資的增長，就會導致可貿易部門單位勞動成本的下降，而可貿易品部門勞動成本下降就會通過名義匯率的升值來實現實際匯率的升值。換句話說，實際匯率升值是通過價格還是名義匯率來升呢？還是通過它們兩個的組合來升呢？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沒有理由假定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的變化是1比1的，因為這兩個是不同的力量，勞動生產率為什么會變呢？生產函數發(fā)生了變動。工資為什么會變呢？它是由勞動的供給和需求決定的，它們之間必定有聯系，但是并不一定是絲絲入扣的，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個假設松開，通過經驗來看工資的變動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動是不是1比1的，如果是1比1，就通過價格來調，如果不是1比1，那你就可以通過名義匯率來調。

　　標準模型的寫法都不考慮我剛才講的名義匯率的問題，但是我覺得要把巴拉薩效應用到中國的場合需要把名義匯率在模型中決定，而且我發(fā)現很容易在模型中決定，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工資有什么關系呢？它說有三種情況，第一，完全一樣，第二，工資不變，因為中國的二元結構，所以中國的工資是不變的，這樣中國的實際匯率就不可能升值，但是我想說的是，工資如果不變，單位勞動成本就會下降，如果名義匯率不變的話，國際收支就會失衡，匯率最后要由國際收支失衡來決定，還有第三點。但是他掛到嘴邊沒有講名義匯率，這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討論問題總是在他的歷史環(huán)境下討論的，總是跟他直接感興趣的結合在一塊的，他的邏輯是很清楚的，但是他的結論是解決他的問題。而現在我們要用他的結論來解釋我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有理由把它作一個引申，寫成一個模型，以下是關鍵變量：兩部門的工資相等，就是說勞動力在本國內部是流動的，然后國際生產率差別可貿易部門特別大，而不可貿易部門基本上一樣，最后是國內物價和國外物價的比例，這是他的一些基本假定。在這些基本的假定上有一些推論，我覺得對我們最有用的是這兩個表達，實際匯率的分母是本國的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比例，分子是國外兩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比例，所以實際匯率是兩國兩部門勞動生產率比例的一個函數，換句話，在動態(tài)的過程中，如果兩國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比例持續(xù)不變的話，會導致實際匯率的變化，通常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經濟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于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比例要比美國高得多，我把它表述成 “ 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 ” ，什么叫相對相對呢？第一個相對時本國兩部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第二個相對是本國相對勞動生產率跟國外同樣的指標的比例，整個邏輯就是說由于這個東西在不同國家給定的始點是不一樣的，所以相對價格不一樣，實際匯率不等于1，在動態(tài)的背景下，這個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會變化，會導致實際匯率的變化，但這個關系實際上是兩國不可貿易品部門在本國經濟中的比例，有可能出現相對勞動生產率增長了，但實際匯率沒有升值，但是持續(xù)不斷的增長，最終會導致實際匯率的增長，它講的是這個道理。

第二個是我講的，名義匯率取決于兩國可貿易品部門的單位勞動成本，那就是說在一個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如果勞動增長率和工資增長都是同步的，那么有可能名義匯率不變，但是如果這個工資增長低于勞動增長率，那么名義匯率就有升值的壓力，進而面臨國際收支失衡，這是我把它的邏輯往前推一步得到的。我認為這個結論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現在的情況非常好，因為第一，中國處于開放的經濟追趕的背景，所以有理由假定這個東西在變。第二，現在中國不是處于固定匯率的體制下，你要不變有可能，但是至少你有可能選擇變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所以你有理由把它作為一個選擇來討論，這是整個巴拉薩效應的理論模型的假設和技術性的表達。它的經驗證據怎么樣呢？無非是兩方面，一個是在一個給定的時點上，不同的國家的相對價格跟它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是有個理論推測的關系呢？還有歷史上很多經濟追趕的國家的實際匯率是不是有一個升值的趨勢呢？我覺得這個圖形很簡單，但能說明很多東西，截面數據是用人均收入和實際匯率作一個回歸分析，但為什么要用人均收入呢？理論上應該勞動生產率的比例，但是要找到100多個國家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比例非常困難，所以就用人均收入的相對差異來近似表達這個比例，它是理論變量的近似化的模擬。用這個近似化以后你會看到兩點，第一，收入越高，相對物價越高，實際匯率越高，給了我們大概的判斷，就是說這個理論具有相當的經驗基礎的，有很顯著的關系，這個理論不是純抽象的。第二，這個追趕在低收入階段有這樣一種關系，但是你要找中低收入國家，沒有這么顯著的關系，換句話說，這個模型對于整個樣本來說是顯著的，但是在低收入階段，這種關系不顯著。其實巴拉薩效應為什么在不同收入區(qū)段的解釋能力有差異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但很重要的問題。

　　巴拉薩效應總體來看有相當的經驗證據，就是說這個東西是有用的，不要輕易放棄。比如Goldman Sachs做過一個報告，叫 “ Dreaming with the Bric ” ，我覺得那個報告如果值5萬美元的話，那個title要值一半的價錢，Bric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中國人更聰明，翻譯成金磚四國，就是說如果中國經濟要崛起的話，人民幣一定要升值，在它的預測背后，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從2003年到2050年，要升值2.98倍，它說的就是巴拉薩效應，只是沒有明說而已。我覺得中國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發(fā)展，今后的發(fā)展趨勢很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討論中國人民幣匯率是很有意義的。

　　下面討論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表現，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兩種定義：內部實際匯率和外部實際匯率，要讀兩它有多邊的、雙邊的、有效的，然后物價指標的選擇又有不同的觀點。我的感覺是不同的定義、不同的度量方法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不深究這個東西的話，你就假定他們各有功能，然后在可能的情況下都進行一個度量，這個度量起來也很簡單，第一，你要有名義匯率的數據，第二，你要有兩國物價的變動數據。然后是物價，中國的物價是兩部門的物價，既包含可貿易品部門也包含不可貿易品部門，這樣就得到四個有效匯率的估計，第一，對美元的實際匯率和有效實際匯率，然后每一個實際匯率用兩種方法度量，一種方法是都用CPI，兩國物價都用兩部門物價，還有一種方法是國內物價用兩部門物價，國外物價用可貿易品的物價，這兩個有非常大的差別，都用CPI的物價度量結果要遠遠大于不對稱的物價度量結果，但是它們兩者的相對差別對我討論不重要，因為它們的基本走勢大致是一致的，分為三段，第一段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到90年代前中期，是一個長期的跨周期的單調性的貶值。但是在90年代初到97年有一個大幅的升值，然后在過去的八九年中不僅沒有升值反而在貶值，我把這個實際匯率的變動叫做一個很特異的現象或者叫做實際匯率之謎，為什么叫之謎呢？從兩個角度，第一個角度，如果你看看過去二戰(zhàn)以后發(fā)展最快的，所謂經歷過經濟追趕的國家的比較長期的數據來看，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經濟增長率都要比美國高，也就是說在幾十年中經歷快速的增長，有一些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實際匯率就升值了，最典型的是德國、法國、日本，當時經濟是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在這樣的水平下進一步追趕，巴拉薩效應就比較明顯，所以這個數據顯著升值跟前面那個東西是一體的，其他國家比如韓國、新加坡、智利的經濟增長挺快，也有顯著的升值，但確實也有一些國家的升值不明顯，這就回到前面巴拉薩效應講的圖形，并不是所有點都貼著這條線走的，好像還有一些別的東西，最明顯的比如臺灣分布不明顯，然后馬來西亞盡管年均增長率比較高，但是也不明顯。不管怎么說，中國在整個圖中是一個極大的反常，不僅沒有升值，貶值還這么厲害，在這個事實觀察的基礎上至少是很不同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實際匯率之謎。第二點含義就是說從這個政策來講也很特殊，我找了所有國家經濟增長最快的階段，中國是取了78年到04年，大家現在都講人民幣低估，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特異的現象，在歷史上沒有，我專門系統(tǒng)地看了有關發(fā)展中國家實際匯率的文獻，所有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都是高估的，所以這一點也是非常特殊的。第三點就是不好解釋，并不是說沒有解釋，意思是不同的解釋解釋了不同的階段，但是很難把整體的面貌、階段性的變化作一個系統(tǒng)的解釋，我覺得這個方面不夠，周曉川、謝平在93年寫的文章說先貶后升，就是憑著他們對中國的觀察寫的，我覺得他們的分析很有道理，基本的概念就是說計劃經濟的時候不完全按照購買力平價，但是基本上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的，從我們前面的數據來看，最早的匯率是6.6左右，中國計劃經濟的時候人均收入也就二三百美元，按照巴拉薩效應，根據購買力平價定的匯率肯定是高估的，可貿易品就出不去了，這個對于臺灣的改革以及中國改革初期為什么需要調匯率都有更清晰的解釋，但是我看早年的討論基本上都是就事論事的。然后他們講首先要貶值，貶值意味著偏離GDP的均衡關系，但是經濟增長最終要向GDP收攏，我覺得我最佩服的是周小川很敏感，他注意到青島的一些工廠已經不是我們理解的勞動密集型的了，生產函數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了，他發(fā)現中國一些中檔的產品已經上到國外商品的貨架上了，根據臺灣和日本的經驗，如果你的中檔產品上到國外的貨架上時，你的實際匯率就要開始升值了，他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我覺得這個角度跟巴拉薩效應是很吻合的，只不過他是根據日本、臺灣的經驗得出這個結論的，所以他基本的觀點就是先貶后升。但是我覺得他的分析至少有兩點有疑問，第一，為什么先貶？我想說的是從巴拉薩效應這個角度可能更好解釋，也就是說它有一個局限，它不能解釋現在，為什么現在還沒升呢？換句話說，似乎還有其他一些東西的影響，所以我覺得不能解釋現在的一些現象。另外我想講的是巴拉薩效應本身的文獻，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有用的，最典型的就是Frankel，還有一種觀點是認為不管用，最關鍵的證據就是二元結構。

　　我概括一下，按照巴拉薩效應，一般來講，實際匯率應該跟長期經濟增長率有關系，但是對人民幣匯率不好解釋，我覺得都很有啟發(fā)，但是不好比較全面地解釋這個問題，這就啟發(fā)了我們從新的角度研究這個問題。第一，前面討論巴拉薩效應使用人均收入直接概括或者間接度量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增長，沒有一篇論文直接嚴謹地度量過，有個別度量太簡單了，或者用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在跨國研究中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國用可能有很大的問題。另外，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動要作一些度量來考察巴拉薩效應到底管不管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管用，還是完全不管用，第二，中國的初始條件和外國不一樣，標準模型的初始條件是一個市場經濟，中國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的。第三，階段性的雙順差可能會獨立地起作用。最后還有一些中短期的影響。

　　首先是兩部門，在經驗中一般把制造業(yè)作為可貿易品部門，把服務業(yè)作為不可貿易部門，但這并不嚴謹，相對只能這么做，我認為這個數據可能是理解巴拉薩效應最重要的數據，這個主要是借鑒任若恩做的研究，我覺得沒有這個東西要做出結果困難得多，但是很遺憾這個數據從來沒有人在這個場合用過，沒有這個數據就沒法度量兩部門勞動生產率，盡管中國經濟持續(xù)10%左右的增長，但是可貿易品部門的增長剛開始時相對本國是下降的，中國的增長模式在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后是不一樣的，如果你相信這個數據，那就說明在一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經濟追趕實際上是被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加來推動的，但是這個數據顯示在中國，至少在初期的10多年間不時這樣的，制造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更快地增長，那么為什么整個經濟會增長呢？主要靠第一，農業(yè)工業(yè)增長都挺快，第二，人口結構的變化、就業(yè)率的提高，第三，部門轉移，就是說制造業(yè)勞動生產率沒有增加，但是它的勞動生產率的絕對水平要比農業(yè)高得多，所以即便制造業(yè)的勞動生產率本身沒有快速增長，如果資源大量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轉移，它本身會帶來一個效應。我把它分成幾個因素，發(fā)現即便制造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在80年代很低，但是仍然能導致80年代9%以上的增長率，但是這個事情是非常不好的，因為此前經濟是不均衡的，計劃經濟時的扭曲導致它本身沒有轉移的可能性。

工業(yè)勞動生產率也在增長，但是制造業(yè)勞動生產率穩(wěn)定地高于服務業(yè)，所以巴拉薩效應假定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相對意義上是成立的并且很穩(wěn)定。最重要的是這個圖，這就是我們說的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就是中國的兩部門生產率和發(fā)達國家的兩部門生產率之比，這呈V字型，開始時是下降的，名義匯率到最后要貶值，如果按照巴拉薩效應，你直接度量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而不僅僅用人均收入度量的話，從定性意義上分析，跟人民幣貶值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就是說制造業(yè)勞動生產率過去10年內快速增長導致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如果你相信巴拉薩效應，那就是它會給經濟引入一個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但這個壓力取決于不可貿易品部門的比重，這一個圖形就說明中國兩部門勞動生產率變動的走勢在定型的意義上跟人民幣匯率觀察到的先貶后升是一致的，我覺得這個的好處就是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擺到一般的理論層面上來討論，就是說這是個一般的東西，至少在國際的比較上是很嚴格的。但是它是不夠的，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人民幣貶值或者升值的話應該怎么貶怎么升呢？是通過物價貶還是通過物價升，還是通過名義匯率貶或者名義匯率升？這就要看這個階段中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的比例，這個問題過去也沒有過，因為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數據，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它直接決定企業(yè)的邊際成本，從而決定企業(yè)的競爭力。第二個問題就是貶多少升多少？最后匯率會升，按照這個趨勢，至少要升30%以上，但我們看到沒有升那么多。

　　我剛才講了，要研究中國的實際匯率還要考慮其他因素，這個簡單一點，一個是體制，初始值是高估的，所以即便巴拉薩效應的勞動生產率不變，匯率也要貶值，第二，初期的價格是扭曲的，價格自由化導致物價上升，這兩條都會導致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貶值。但是這個情況到90年代初期發(fā)生了變化，匯率并軌意味著實際匯率高估不能說完全沒有了，因為再90年代中期仍然有許多數量控制，有許多WTO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畢竟大部分已經化解了，所以我認為體制改革對于匯率的壓力在90年代大部分得到了釋放，所以導致了實際匯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最后因為產品內分工，導致中國階段性的雙順差，這是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過，雙順差跟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有關系。

　　最后總結一下長期的走勢的解釋，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相對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第二，單位勞動成本，第三，改革開放制度轉型，第四，雙順差。最后一個問題，為什么過去十年沒有升值？我覺得要從三個方面講，第一，通貨緊縮使得實際升值的壓力短期變小，第二，東南亞經濟危機導致短期對人民幣有貶值的預期，使得人民幣短期內有貶值壓力，我認為這兩點是導致98年到2001年前后人民幣實際匯率偏離長期趨勢的最重要的原因。

　　政策含義比較簡單，第一，我認為人民幣是低估的，因為中國經濟這么高漲，生產函數還在快速變動，所以這個問題不是短期的問題，如果實際匯率的壓力沒有辦法調節(jié)，只會變得越來越大，這是我的一個分析。第二，如果你要相信實際匯率升值是一個趨勢，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他最好的辦法就是要買中國的資產，同時對中國潛在通貨膨脹具有保值功能，我想到了房地產，如果股票市場慢慢走上正軌以后，股票也是可以的。我覺得今年資本市場在不可逆的開放，那么這個對宏觀經濟又有什么影響？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頭疼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有一個調整，但是這個調整會面對很大的壓力，而不調整又會面對很大的代價。

張曙光：謝謝盧鋒，內容很豐富，我們可以看到主要圍繞巴拉薩效應來解釋中國匯率的長期走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由此引出各個方面的問題：工資變動的趨勢、勞動生產率的趨勢，我覺得要很踏實地弄清楚各個問題才有這樣的結果，咱們請專家先來評論。

　　張燕生: 我沒有太多的意見，我感覺對中國最困惑的是怎么辦。我觀察到基本上你描述的幾方面能不能夠將90年代中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我發(fā)現很多地方在90年代中期前和90年代中期后數據的走勢很不同，那么為什么90年代中期會是一個重要的拐點？我覺得80年代出現這樣的走勢很重要的一點是農業(yè)向制造業(yè)的轉移，然后90年代以后實際上還是用你這個理論來解釋的，我個人覺得90年代中期出現這么大的變化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超貶，即匯率改革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導致后來的可貿易部門和FDI的急速增長。

　　第二，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剛才這個因素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是一個市場化改革，但是這個市場化改革以后出現的結果是非市場化的結果，也就是說94年之前我們有一個外匯調整市場，但起碼價格是波動的。如果把匯率看成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反映市場稀缺性，起碼可以看出來在這項改革之前我們是由一個非常初步的外匯市場像一個逐步完善的外匯市場轉變的，你會發(fā)現匯率從三重匯率逐步向匯率反映供需狀況變，但是你會發(fā)現94年的并軌改革以后出現的結果是整個進程是中斷的，我覺得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出現了一個偏差。

　　第三個問題，我覺得前面兩個原因再加上轉型和大國發(fā)展形成了中國特色，也就是說中國特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貿易部門和FDI在這個過程中間是導致了一個財富效應，這個財富效應再分配的時候和我們政府的激勵機制結合在一起是有利于貿易部門的。這個財富作用和體制結合到一起，究竟產生什么樣的實質？財富效應導致了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實際上是夸大了的，因此產生了實際匯率的早熟。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中國怎么才能走出這個困境，因為你會發(fā)現它絕不是一個貨幣現象，也絕不是一個匯率現象，也不簡單是一個實質經濟失衡的現象，是我們轉軌和發(fā)展過程中間整個失衡的現象，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間你想調匯率或者告訴我調匯率有多少好處恐怕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

　　丁志杰：我覺得有幾個很有意思，第一，盧教授的論文引申出一個結論：實際匯率是內生的，無論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嚴格管制的情況下的固定匯率還是后來94年以后市場化改革后反而非市場化了，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不影響實際匯率，我覺得這是這篇論文研究的一個結論，無論我們在價格嚴格受控制的時期還是在雙軌制時期還是后來價格越來越自由化，實際匯率根巴薩假說都是一致的，盡管名義匯率我們控制住了，但是由于工資和勞動價格的變化，實際匯率和我們講的規(guī)律是符合的，我現在還不太清楚這個結論的可靠性，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實際匯率實際上是名義匯率和物價之間的關系，但是如果在匯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時期或者匯率固定的時候，這個價格怎么變化？過去我們的價格也是受控制的，如果價格受控制、物價也受控制，那么我們政府的決策是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市場的手和政府的手是同樣有效的。第二，我非常同意盧教授引申出的一個結論，就是低估的危害，特別是你剛才講到日本的經驗，就是日元的低估造成了升值的預期和后來的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包括股市泡沫生成的作用，我個人也對這個觀點表示認同。也就是說日本不是日元低估造成了泡沫，而是長期低估形成的升值的預期，這是出現泡沫的原因以及后來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

　　我對分析的過程本身有這么幾個看法：第一，在你的模型中講到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比重，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后面分析當中處理的時候兩個值是不是取一樣的？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也是檢驗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中國是否成立，那個時候他做了一個模型，假設兩個比重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后來在做實證分析的時候又是假設兩者是一樣的，我覺得你在討論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的時候可能沒有去對這兩個比重進行區(qū)分，這樣就影響了結論。第二，你把基點選在78年，在當時的匯率水平上，人民幣匯率不是一個非均衡的匯率的話，你的整個過程就不吻合這個假說了，因為按照這個假說，你的基期應該是吻合的，如果基期偏離均衡狀態(tài)的話，在未來的過程中需要首先把它調整到均衡，然后再沿著這個趨勢走，我從你上面看也是相對吻合的，引申出一個結論，在78年的時候匯率是均衡匯率的。但是在80年代雙軌制的時候，人民幣的匯率一定是被高估了，而聽你講的過程中，聽不出被高估了，所以這是使我產生疑問的一個方面。

　　張斌：我看過盧峰教授的文章，覺得是目前國內邏輯結構最好的文章，我自己也覺得收獲很大，因為原來國內外絕大部分文獻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理論模型用的是一個兩部門模型，兩個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時候工資會怎么樣、勞動會怎么樣、最終匯率價格會怎么樣，按照這個思路，后面做實證研究的時候又很困難，因為很難找到全要素生產率和真實匯率之間的關系，往往用勞動生產率來替代，盧鋒老師用他的框架直接把相對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匯率聯系到一塊了，這樣在后面做實證研究的時候就更直接了，我覺得這是他的模型的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貢獻。

　　還有就是盧老師的邏輯和結論我也是大致認同的，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盧老師本身，一個是關于巴薩效應本身的，因為我覺得巴薩效應在中國很不好講，因為它在這里面關鍵是個成都的問題，因為中國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這個差距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反映在工資上，而最終會反映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價格上，這個機制肯定是有的。但是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相對技術變了，舉個例子，如果巴薩效應在中國完全成立的話，貿易品相對于非貿易品可能要升一倍到兩倍，而在中國，其實巴薩效應發(fā)生作用有兩個途徑，而咱們又把物價控制住，又把名義匯率控制住，都起不了作用，結果可能是咱們的技術也進步了，但是內部價格變化了20%，巴薩效應因為價格扭曲，根本沒有發(fā)揮多少作用，這就很難回答究竟有效還是無效，這是我當初想問題的時候的一個難點。還有理論層面的，有幾個基本的假設，一個是國內的價格和國外的價格是一樣的，但是中國的情況是好多出口商品在國際上都有定價權了，這樣咱們不用名義匯率升值，完全可以通過國內貿易品價格的充分競爭、資本投入、擴大生產，然后把產品流到市場，照樣引起國內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價格的下降，還有一個效應是國內的通貨緊縮，這是中國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還有巴薩效應的一個假設是國際上資本的自由流動，國際上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是一樣的，這個時候當技術發(fā)生變化的時候，資本收益率會發(fā)生變化，然后會引起工資和價格的調整，而中國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價格和資源可能不調整那么多，反而可能通過利率來調整，不過程度多大也不好說。還有關于實證方面的，假定投資品就是貿易品，但是事實上投資品也可能是貿易品也可能是非貿易品，但是在中國這個影響有多大也是很值得以后再做的。

　　還有就是政策含義方面的，咱們90年代中期以后相對技術變化非常大，而我們的真實匯率在貶值，那么肯定有一個結論就是真實匯率是低估了，那么別人就要說了，即使我是低估了，那么一定就要升值嗎？因為有國際經驗研究一定程度的低估匯率，會促進你制造業(yè)的發(fā)展會提高你的GFP，那維持一段時間為什么不好呢？一定程度或者持續(xù)的低估匯率對中國長期增長究竟有什么意義呢？我的研究發(fā)現匯率的低估會降低中國的工資率和人力資本，使得這個結構更加不平衡。還有我對于您最后一點的解釋有點疑問，就是說90年代中期匯率不調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通縮，中國人民幣和美元有96%的相關性，就是說美元怎么動，人民幣也怎么動。2002年以后為什么人民幣升值壓力突起？我的一個觀點是因為美元的貶值造成人民幣也貶了，原來美元升、人民幣也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薩效應，而美元貶、人民幣也跟著貶，正好和巴薩效應是背道而馳的，這樣壓力就出來了。

　　張永軍：看了盧老師的文章，我有很大的收獲，感覺確實建了非常完整的框架，也澄清了不少問題，有非常有益的結論。盧老師提到咱們國家匯率升值的壓力，咱們國家對國際市場的影響肯定要比日本、臺灣那個時候同等收入的條件下的影響大得多，我覺得這個也是延長的變量，但是這個沒有做好好分析，只能做一個猜測。另外你這比較支持對勞動力的計算以及對它走勢的判斷，因為你文章里提到80年代到90年代咱們國家的勞動力口徑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你中間是修正了80年的勞動力的一些數據，感覺你的結論好像和別人的有些不一樣，可能跟勞動生產率怎么處理有關系，我只談那么多。

　　趙農：聽了盧老師的報告非常受啟發(fā)，尤其是把拉薩模型的推廣然后得出的結論居然和我們實際匯率先降后升在軌跡上是吻合的，但是程度上有差異，我主要想講為什么有一個超貶的過程。我的考慮就是假設我這個超貶的目的是讓更多的公司出去，實際上是有了更多的能力去購買國外的東西，這是從能力上的考慮。即便是有一點差額，我要比正常的情況下高的話也是值的，因為這個考慮不僅僅是資本收益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跟技術進步也有關，如果我把技術進步的方式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我從國外引進設備，而設備包含了技術，第二種是我直接購買對方專利，第三個階段是我完全憑自主創(chuàng)新把水平提高了，在改革開放之初，你直接通過技術進步是不現實的，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之下通過設備來提高，也就是說這樣去理解的話，就能理解為什么要超貶，也能理解它是促進你勞動生產率本身內生化的東西。另外我同意張斌先生的觀點，因為你是拿人民幣和美元去比的，這個時候問題就非常多了，美元貶值會影響我們實際變量，我們通貨緊縮的時候人家的物價指數可能還比較高，這些可能都會對實際匯率產生影響。

　　盛洪：我對你后面的解釋還是不太滿意，而且我覺得你比較輕易地否定了二元結構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實際上我覺得這個因素非常重要，你看到這個數字就是每年增長8%，我也看了，前幾天我也在注意這個事情，但是我認為其實二元結構和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也是在發(fā)揮作用的，不能簡單地去忽視它，因為最近我也在注意所謂的民工慌問題，大家可能覺得勞動力短缺的，但實際情況可能跟大家想得不一樣，為什么呢？實際上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不是需求因素，是成本因素，因為實際上勞動力即使無限供給，它的成本也在上升，因為很簡單，沿海很多地方在不斷發(fā)展以后，起碼有一個要素在上升，就是地價，所以這些地方的勞動生產率再生產是在上升的，所以每年8%是因為這個因素，而不是我們勞動力無限供給不存在，我覺得還是存在的。其實要想一個問題，勞動力在中國是無限供給的，但是在中國生產不僅需要一種要素，還要資本和土地，我覺得你這個分析特別好在于實際匯率實際上是把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結合起來，恰恰可以反過來研究國內因素，但是到了土地和資本你就會發(fā)現它不是市場，它變成好幾件大事，一件事就是這些年來征地所引起的糾紛，應該說在2003年之前，土地是可以轉讓的，政府和農民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低價略多的關系，我可以通過政府強力把價格壓得非常低，這個結果是巴拉薩效應反映在失地農民和地方政府的抗爭上了，而這個數字非常大，因為去年8萬起社會沖突中有1/4是土地沖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事件，而這個社會事件跟你講的邏輯是一樣的，就是說勞動力無限供給這個因素在中國非常特殊，它反映在土地上了，而政府在控制地價，所以導致了一種沖突，我覺得這個都非常有意思。第二點，這幾年住房問題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它必然導致地價上升，因為我們講的所有的成本包括我們的CPI，你要把這些算進來的話，可能實際匯率就非常不一樣了，所以得出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要國內和國際通盤考慮了，匯率問題可能是一個國內問題，這是非常棒的一個結論，我想補充這些。

茅于軾：我覺得拿購買力的比當匯率是非常錯誤的，要看你買什么東西了，買旅游鞋在美國50美元，在中國100人民幣，因此1個美元等于2個人民幣，如果你買汽車，在美國1輛汽車1萬美元，在中國1兩汽車10萬人民幣，因此匯率是1比10，請問匯率你是要按買汽車的匯率還是按買旅游鞋的匯率呢？正因為購買力是隨著商品而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才有進口和出口，所以你把匯率當作購買力之比的話，就不存在貿易的可能性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到極點的理論，可是中國和外國的教科書上都這么講，我覺得不僅有缺陷，更是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巴拉薩效應從動態(tài)角度我覺得盧鋒教授給了我非常好的啟發(fā)，就是從動態(tài)角度看，他非常好地解釋了經濟增長過程中匯率的變化，我覺得這個對于我們當前的匯率政策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現在我們的匯率是什么狀況呢？就是很多人拿出一大堆嚇人的理由，搞得決策者不知道調好還是不好，我們的決策體制出問題了，我就說這些。

　　盧鋒：雖然這個研究做了很長，但是我是個新手，其實好多背景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是通過這個研究我好像體會到了一些東西。第二，我覺得我這個研究的定位并不是想解決所有問題，而是想把一個問題涉及到的歷史的問題和現實的問題打通，這里面有好多基本的變量的關系不通，不光是細節(jié)有問題，大的關系也有問題，因為你要有個理論，至少能解釋80年代的貶值也能解釋90年代的升值，我是在這個層面上討論的，所以有些引申性的和細節(jié)的東西我都沒有涉及，好多大家提出的問題可能都跟這個有關。我大概就大家剛才提到的一些問題作簡單的回應。

　　剛才燕生談到的94年改革是不是倒退的我不知道，我個人過去也沒有參與，但是我感覺它還是相當積極的，并且單一匯率總體來講比多種匯率有進步，更重要的是單一匯率定義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當然那個升值是超調了，特別是實際匯率，因為同時是通貨膨脹，并且雙順差的情況下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會導致被動的公開市場操作，通貨膨脹壓力更大，但是從匯率體制的原理來講，我個人感到98年以后一直在討論的其實就是回歸到94年的原則，所以我個人理解那個改革是很激進的改革，實際上94年已經那么做了，98年改革一次東南亞金融危機然后就盯住美元了，盯住美元到底對不對？當時領導人是一種應對危機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我能預見即便短期內有一些經濟成本，匯率在短期內是高估的，你需要把周期性的因素擺到實際匯率的定義中，就是你不好假定東南亞經濟危機導致的外匯市場預期的變化，你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真實變量，當然這個定義本身需要考慮，但是我認為是值得這樣考慮的，在那個意義上，你國內本來就緊縮，而你匯率又高估，所以你雪上加霜，8%的增長可能是有很多水分的，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匯率應該升應該貶都很難講，但是給定那個情況我想說的是，總體來講，應該還是一個比較市場導向的改革。你提到80年代是不是超貶，我覺得匯率的overshock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概念，你分析匯率一定要有個概念，因為它有可能發(fā)生某種效應，但是到底overshock是多少，我覺得是很難定義的，但實際上你要準確地定義它、精確地分析它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在里面基本上沒有怎么分析。

　　還有為什么我剛才講的V型為什么從78年開始？我覺得跟78年體制是扭曲的并不矛盾，那個東西是一個獨立的變量，如果初始的匯率沒有扭曲的話，那么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就會根據巴拉薩效應導致實際匯率變動，即便初始制度是扭曲的，也會導致實際匯率貶值，但是如果相對相對勞動力增長的話，又會導致分歧，最后應該是一個抵消的結果，所以這兩個東西是相對獨立的。換句話說，我的結果就是因為計劃經濟時是高估的，你改革開放一定要貶值。同時由于在這個過程中相對相對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所以這兩個是平行的。

　　我覺得張斌提到了一個很專業(yè)的問題，巴拉薩效應講的就是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不一定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作為必要條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但是如果你把幾個要素都隔進去了，就有一個全要素的問題，而我想說的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就會導致巴拉薩效應，如果有全要素生產率，也是通過勞動生產率來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要解釋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背后是否有全要素生產力來推動勞動生產率持續(xù)增長，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西方一些學者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評論東亞經濟有致命的弱點，我覺得最后的結論可能是對的，但不一定是他講的問題，我們知道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很特殊的對技術以及增長貢獻的度量。克魯格曼在他的論文中高調地批評東方沒有全要素增長，然后他英勇的是索羅56年的論文，但是索羅的論文在后來引入人力資本以后，學術界公認那80%是高估的，至少高估一倍以上，因為索羅的時候沒有人力資本的概念，人力資本的貢獻都歸到全要素生產率里了，后來有人力資本的概念以后發(fā)現那80%確實是高估了，但是索羅確實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他把技術的貢獻給了一個獨立的度量，并且其邏輯結構是非常好的。但是克魯格曼為了方便地批評東南亞危機，就犯了academic integrity的錯誤，但是后來正好東南亞危機了，我覺得巴拉薩效應談勞動生產率就夠了，并且它的文獻本身也就是勞動生產率，雖然個別文獻里提到了全要素生產率。

　　大國效應在經濟學中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大國效應會改變整個結構、價格。換句話說，剛才有人提出不改變實際匯率、就用行政手段控制經濟會怎么樣呢？我覺得基本方向會是這樣的，中國工業(yè)化可能會加速增長，就業(yè)可能會更快，國內物價的壓力可能會大一些，貿易儲備可能會增加，就是說實際匯率的低估和高估的邊界是不一樣的，低估沒有一個絕對的邊界，但是沒有邊界不等于沒有約束，從某種意義上說，約束可能更重要，事實上我更傾向于不做評論。我覺得二元結構當然重要，但是怎么恰如其分地分析它在任何一個給定研究場合的意義？我也同意實際匯率的度量可能會導致低估，實際上實際匯率可能有一點升值了。我覺得茅老師講的匯率是一個很深刻的觀點，最簡單的是每一個商品符合一價定律，然后所有的就符合一價定律，但是實際上您說的是對的，在生活中不是那樣的，但是最后綜合一下是接近一價定律的。

　　張曙光：好，今天內容非常豐富，謝謝盧鋒，謝謝各位，咱們313次雙周到此為止。

　　2006年06月23日（天則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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