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漢學界的現(xiàn)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似乎從未停止過對三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格妮絲•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的研究。如所周知，三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早期形象主要是通過他（她）們向西方廣為傳播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經(jīng)典就出自斯特朗與毛澤東的談話。斯特朗出獄后即于1958年定居中國；
而史沫特萊新中國剛剛成立（政治意義上的）后的1950年就向往“回”到中國，不幸病逝牛津未能成行。只有斯諾直到1960年才第一次踏上新中國的土地。

　　據(jù)一般資料介紹，斯諾是受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而移居瑞士。但歷史事實卻是：這個所謂的麥卡錫主義的猖獗時代是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最晚于1954年壽終正寢。斯諾舉家遷往瑞士是在五年后的1959年，這時，麥卡錫本人都已死兩年多了。看來，斯諾因為麥卡錫之流的阻撓未能前往中國的觀點站不住。不過，另一種揣測也似乎不可靠：斯諾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卻在新中國成立11年后才重新到訪，其中必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奧秘。筆者認為，此現(xiàn)象雖然蹊蹺，但不是不可以解釋。據(jù)斯特朗的經(jīng)歷，從1940年底到1950年底的約十年中，美國公民（特別是記者）經(jīng)蘇聯(lián)前往中國難度極大。斯特朗甚至被投入蘇聯(lián)的監(jiān)獄。這無疑主要與蘇美當時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角逐，以及朝鮮戰(zhàn)爭的背景不無關聯(lián)。在蘇聯(lián)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斯特朗的遭遇尚且如此，對待同是美國記者的斯諾，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可想而知。而在當時，通過和中美都有外交關系的蘇聯(lián)前往中國是最為安全和便利的途徑。從南邊的香港入境危險更大，周恩來總理的座機都有人放炸彈。暗殺是直到當時的國民黨等的拿手好戲，斯諾不得不防。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斯諾三次訪問中國的時間：1960年、1965年和1970年的確太有意思、甚至太耐人尋味了。1959年中蘇公開交惡；
1964年年底，即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是年11月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中蘇關系出現(xiàn)解凍契機；
1969年中蘇發(fā)生邊界武裝沖突（珍寶島）。這實在是冷戰(zhàn)時代全球戰(zhàn)略平衡最具吸引力的三個時刻。巧合不能沒有，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斯諾輾轉瑞士來到中國，和另一位旅居瑞士的文化名人卓別林相比，后者因為接受了“共產黨資助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頒發(fā)的和平獎、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宴請、還曾于與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會面等等原因，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挾拒簽，才被迫留在歐洲的，而斯諾是自愿出走的，有沒有選擇中立國做“跳板”的意思呢？

　　據(jù)悉，斯諾曾于1968年春向在京友人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訴苦道：“我已經(jīng)認識到某些有權勢的人顯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幾位我所信得過的知己對我說，那些主管這些事情的當權者們，已經(jīng)不再把我堪稱中國的朋友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沒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數(shù)當權派是不是把我看作中國的朋友，但毫無疑問的是，外部世界（反動派除外）都認為我對中國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們的這種看法還會繼續(xù)下去的。要是我改變態(tài)度，那才不配稱為中國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種在政治觀點上看風使舵、反復無常的作家……”（陳敦德著：《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年》，昆侖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頁）。如果這封信基本內容的真實性可靠的話，那么疑問就來了：

　　（1）究竟誰是“某些有權勢的人”（“那些主管這些事情的當權者們”、“那里的少數(shù)當權派”）？

　　中國1968年正處文革高潮時期，最有權勢的人無疑當數(shù)毛澤東主席本人。毛主席不點頭，如此重大的事情，誰又敢支持或者反對呢？作為西方的新聞記者，斯諾對中國發(fā)生的事情不可能一味褒揚，事實上，他的文章曾經(jīng)對文革表達過不解和困惑。這些情緒與《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的革命熱情形成了某種反差，是這些文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組”中的“那些主管這些事情的當權者們”嗎？

　　（2）“外部世界”都認為斯諾對中國是友好的，可為什么偏偏“反動派”除外？

　　如果“外部世界”的“反動派”不認為斯諾對中國是友好的，那他與中國交往不是反到更容易嗎？斯諾是認為，中國當時“某些有權勢的人”聽信了“外部世界”“反動派”的挑撥離間嗎？

　�。�3）斯諾無疑是在表白，可為什么要表白，為什么要向愛潑斯坦表白？

　　象斯諾這樣的智者，寫這封信僅僅是想發(fā)點牢騷嗎？他是否是在向中國領導人發(fā)出某種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斯特朗當年曲線前往中國，求助的也是愛潑斯坦（之妻邱茉莉）。文革初期一大批旅居中國的外國人紛紛受運動沖擊、被株連、有的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如路易•艾黎（新西蘭）、北京外語學院外籍教師魏璐詩（奧地利）、醫(yī)學家裘法祖夫人裘羅懿（德國）、翻譯家戴乃迭（英國）等等。曾在陳伯達直接領導下的中央馬列編譯局參與翻譯《毛選》的愛潑斯坦也于1968年3月18日被秘密逮捕，并被關押5年之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愛潑斯坦正是因為諸如此類的“海外關系”，才被捕入獄的嗎？中國政府又是如何轉而答應斯諾的持續(xù)請求的呢？

　�。�4）如果說，基辛格為尼克松訪華打了前站，斯諾是否為基辛格打了前站呢？

　　斯諾雖不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外國人，但卻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不算斯特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他親切握手交談，顯然是在向幾天前通過《時代周刊》有意無意地透露想來中國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表示的某種善意回應。換句話說，已是瑞士居民的斯諾有條件充當這樣的角色。已于1957年就加入中國國籍的愛潑斯坦和公開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抨擊“美帝”（參見何文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毛主席和她的談話”，載于《中國青年》1960年第22期）的斯特朗博士都不再是合適的人選。

　　無論如何，斯諾對中國的神往似乎與四十年代的美國理想主義者們，如曾在美國航天總署（NASA）工作、后到中國務農的核物理學家陽早和寒春等不一樣；
也與七十年代他的（無論右還是左的）西方新聞同行，如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和荷蘭導演伊文思（文化影片《風》的作者）有區(qū)別。不過，斯諾急于來中國，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并非單純地追求sensation，而是出于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也符合他的敬業(yè)作風（三十年代中期首訪延安后一系列的“反潮流”的報道、調查皖南事變被國民黨當局驅逐等等）。更重要的是：出于其作為記者所應該或必須秉持的獨立，以及對其畢生所致力的美中友好的人生目標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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