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文學理論家，或許也包括其他學者可以分為兩大類：定居者和流浪者。定居者固定在一個地方，像1970年代最有影響的理論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在接受采訪時所說的，圍繞著一組問題或話題在“方寸之間盤旋”。他們職業(yè)生涯的著作表明了對某個具體知識領域的所有權。流浪者往往不安分，從某個途徑或者領域開始，很快離開此地奔向另外一個目標。他們的著作呈現(xiàn)連續(xù)移動的特征，常常指向趨勢的移動方向。該區(qū)分不是專才和通才的區(qū)別，也不是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區(qū)分：了解單一東西的刺猬和了解很多東西的狐貍。而是對智慧才能的不同形式的利用。

　　比如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可能看著像公共評論家，但是他實際上正如他自己說的“追逐同樣的物品”（hawked the same wares），在職業(yè)生涯中返回到彌爾頓（John Milton）著作和解釋的問題上。另一方面,彌勒（J. Hillis Miller）在漫長的研究生涯中，從研究狄更斯和19世紀英國文學的傳統(tǒng)評論家到研究現(xiàn)代派詩人和小說家的現(xiàn)象學著作，再成為美國解構主義的杰出鼓吹者，最近又擔負起人文科學，倫理學,文學評論等的辯護者角色。

　　兩種學者的區(qū)別或許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或許更多地是各自性格的表現(xiàn)。定居者看重前后一致，穩(wěn)定和深度，在同一個領域?qū)ふ也煌�的視角�?br>而流浪者被新鮮的和下一個目標所吸引，要尋找鼓勵他們在新領域探索的側面。兩者的區(qū)別或許與時間有關系：定居者喜歡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an）的思想與存在的同一性，而流浪者被赫拉克利特的（Heraclitean flux）“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流動性所吸引。

　　特里•伊格爾頓一直是個典型的流浪者。他可能是英國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也是世界文學理論界讀者最多的評論家。他在美國的最大影響是通過靈巧地考查形形色色的理論，如后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公共領域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sphere），美學，意識形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等而獲得。他在1983年的書《文學理論介紹》（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對新潮流的介紹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勝，被重印了將近20次，成為80年代和90年代文學學生必讀的教材，在如今巴恩斯•諾布爾書店（Barnes and Noble）當?shù)劁N售部顯得蕭條的文學批評專柜還占據(jù)一席之地。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曾經(jīng)說過的“可怕的伊格爾頓”就說明了他在英國學術界的地位。不是每個文學理論家都能得到如此廣泛的公眾影響力。

　　雖然伊格爾頓只有60多歲，今年夏天在他擔任文化理論教授的曼徹斯特大學舉行的學術會議清點了他驚人的著作和學術成就。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我所在的小組采訪了他，而且負責《諾頓文學理論和批評大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中關于他的章節(jié)。本來想尋找一個途徑來概括他的研究成果，結果發(fā)現(xiàn)他涉獵的萬花筒般的主題，話題和領域。會議的發(fā)言者重新標記了他對愛爾蘭文學的興趣，對美學理論的焦點，他的幽默，早期對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女性主義的研究，他的小說和戲劇，從文學理論到新聞報道的轉(zhuǎn)向，他的學術成長道路，對高雅文化的揭露，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批評，他的頑皮和嬉鬧。他的著作確實包含了各種話題。

　　但是伊格爾頓的流浪不是個人癖性所致，而是代表了過去40年文學批評變化的縮影。像《變色龍》（Zelig）或者《阿甘正傳》（Forrest Gump）一樣，伊格爾頓好像在每個關鍵時刻都到場。他超前地在1960年代開始其生涯，20多歲的時候就出版了三本書，成為英國新左派的新星，不斷宣稱其馬克思主義立場。后來他擁抱法國結構主義理論，在不是用通俗語言寫成的書《文學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Criticism and Ideology (1976)）中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精密理論宮殿和術語引進英國。此后他成為文學理論的主要闡釋者和普及者，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976),《文學理論：批評的功能》（Literary Theory,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84),《美學的意識形態(tài)》（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1990),《意識形態(tài)入門》（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1991)等。在他的鼎盛時期，他還發(fā)表小說和劇本，最著名的劇本是關于作家王爾德的《圣奧斯卡》（Saint Oscar (1989),后來被搬上銀幕，由斯蒂芬•雷（Stephen Rea）主演，在這次研討會上還放映了。在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出現(xiàn)以前，伊格爾頓就已經(jīng)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在整個1990年代，他開始從綜觀全局性的概述理論轉(zhuǎn)向?qū)�理論命運的診斷，他的診斷并不好。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幻覺》（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文化觀念》（Idea of Culture (2000),《文學理論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中,他嚴厲指責近來理論的相對主義，身份政治的空虛茫然，文化超越社會的自命不凡。在最后一本書里他以充滿希望的，人道主義者的語調(diào)為理論反思的價值辯護，呼吁研究宗教和倫理學。他變成了一個吝嗇鬼式的惹人厭煩者，不是重生的激進新保守派，而是哀嘆年輕人被誤導的老激進派。和他從前的兩個敵人費希和沃爾特•麥克斯（Walter Benn Michaels）一樣，他認為當前對于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迷戀是鉆進了死胡同。

　　另一方面，他以愛爾蘭文學的著作，英語小說，悲劇，連同他的理論評價著作登上文學家領袖的地位。他還是個讓人驚訝的多產(chǎn)評論家（許多文章收錄在《持不同政見者》（Figures of Dissent [200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掌握文學批評的風帆，在許多傳統(tǒng)文學家如埃德蒙德•威爾遜（Edmund Wilson），伊格爾頓好像在大倒退。伊格爾頓的生涯還可能與英國、美國的情景不同有關。英國至今仍然抗拒學術職業(yè)主義（academic professionalism），崇尚業(yè)余愛好，美國的職業(yè)主義學術特色就濃厚多了。（在研討會上，多數(shù)英國理論家只是談論，這種談話方式的好處是可以和聽眾隨時互動交流，缺點是沒有條理，缺乏學術靠山和寄托。而美國人則是宣讀論文，其好處是觀點透徹清晰，缺點是晦澀難解。）這種差異可能來自英國學術界和出版界之間更多的相互滲透。伊格爾頓定期為《衛(wèi)報》（The Guardian）和《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以及其他許多主流媒體撰寫文章。英國仍然存在文學批評的顯著公共空間，而在美國，盡管有公共知識分子的傳播，陽春白雪的《紐約客》和大眾報刊之間存在巨大的裂痕。

　　伊格爾頓著作的一個清晰特點是其寫作風格。不是采用高雅的生硬冗長的語言，而是靈巧的概要和言簡意賅的總結。伊格爾頓是壓縮概括深奧理論的大師，（解構是在理論層次上的死亡之旅）。他常常發(fā)表尖刻的言論如“斯坦利•費希是美國學術界讓人討厭的大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智慧上的鹵莽的，喧鬧的企業(yè)家”。在關于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領袖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文章“風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yle）中，伊格爾頓注意到詹姆遜涉獵哲學思想的廣大領域，采用緊湊的辯證法過程重新組合它們。伊格爾頓有讓人驚訝的天賦涉獵眾多的領域，不過他用傾向分散的過程消化觀點，從核心中消磨軀殼。因而閱讀詹姆遜就像閱讀黑格爾或者阿多諾（Adorno），而閱讀伊格爾頓就像閱讀《紐約客》的杰出電影評論家安東尼•雷恩（Anthony Lane）,這些評論中常有放肆的語言和清脆的概要，而在當代理論文章中是很少開玩笑的。

　　在“為什么寫作？”中奧威爾（George Orwell）區(qū)分了作家的四個基本動機：自我，審美欣賞，記錄歷史，和政治。奧威爾注意到任何作家都可能被所有這些動機所推動，但是他最終選擇為政治而寫作。在非常坦率的回憶錄《守門人》（The Gatekeeper (2001)里，伊格爾頓建議在奧威爾的動機清單上加一條：幾乎上癮的著迷。他承認在和一個寫作上有困難的同事交談時感到非常難為情，“不是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能力寫作，而是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能力讓寫作停下來�！彼�說“也許世界上某個地方有佚名作者群（Authors Anonymous），這里聚居著過量寫作者不顯眼的小規(guī)模支持團體，人們可以沒有羞愧地宣稱剛剛無節(jié)制地撰寫了理論專著，或者連續(xù)發(fā)表了4篇論文�！北M管人們可能看到定居者強迫性的專注單一領域，流浪者迷戀于不停移動，但是寫作的奇怪習慣或許是成功的文學評論家或成功的其他學者共同的特征。

　　伊格爾頓一貫地選擇奧威爾的第四個目標，充滿自信地表達社會主義政治，不管它時髦還是不時髦。他在談論高雅的文學理論時說“在方法層次上，多元主義應該起主導作用，因為真正戰(zhàn)勝折中主義的不是方法上的一致性，而是政治目標的一致性�！�

　　作者簡介：杰夫里•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是卡耐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英語，文學和文化教授，《明尼蘇達評論》the minnesota review編輯。最新著作是《評論家采訪記》（Critics at Work: Interviews, 1993-2003）(紐約大學出版社, 2004).

　　譯自：“Terry Eagleton, the Wanderer”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ts8bjvbfmvw83l7phns801j06js08y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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