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曾是一個好得不得了的名詞——貧賤如阿Q生前也曾咬牙切齒地發(fā)誓：“媽媽的，便是我，也要參加革命黨了！”孫中山先生死前的遺言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總之，無論是凡夫俗子還是志士仁人，也不管是活著還是死去，革命在這一代中國人心目中都享有至高無上至愛無雙的崇高地位。

　　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革命一詞更有如鐵爐鋼水，熾烈得“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我們的前程是“革命前程”，我們的道路是“革命道路”；
我們的領袖是“革命導師”，我們的同事是“革命同志”；
我們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們的枕邊人是“革命伴侶”；
信的開頭是“革命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信的結尾是“此致革命敬禮”；
要打派仗時有“革命群眾”，要分贓物時叫“革命成果”；
實施暴力時高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進行救助時宣稱“實行革命人道主義”……“革命”就像一個破口袋：什么東西都裝得進去，又什么東西都掏得出來；
“革命”又好象孫悟空身上那那拔之不盡的毫毛，你只要一拔下，要變什么隨你的便！記得剛念小學，也搞不清這“革命”到底是什么玩意兒——問老師，老師也只能期期艾艾講一通我們越聽越糊涂的“革命理論”——不過，我們心中有譜：反正革命是個好詞，凡是好東西都是革命，凡是不好的東西都是反革命，你只要這么用就大致不差。我想，那時的“革命”二字可比今天的“金錢”二字有魅力多了：不僅人人向往個個追求，而且充滿了理想與崇高的韻味；
哪像金錢：雖然也是個個都想，可卻不那么崇高不說，還充滿那么多洗之不盡的銅臭味！后來讀的書多了一點，“革命修養(yǎng)”有所提高，開始明白所謂“革命”是指“一個階級使用暴力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活動”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換句話說：你要是沒飯吃沒衣穿，走投無路了，你也就可以革命了：去把有錢人家的這些多得用不完的東西搶來自己用或給窮哥們兒一塊兒用——他要不同意（十之八九上不會同意的），那他就是反革命，你就可以用暴力鎮(zhèn)壓他，把他“送進歷史的垃圾堆”！用革命導師毛主席的話來說，這叫“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lián)Q新天”！或者用革命歌曲《國際歌》的話來說，就是“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有了這點“革命覺悟”，便覺得這革命也真是好東西：你有東西吃，我餓著肚子，我就可以搶你的東西吃——這叫革命；
而你有東西吃，你不給我吃不說，還不許我搶你的東西吃，那你就是反革命啦。這多愜意？難怪當年窮得褲子都沒得穿的阿Q同志要睡在土谷祠里咬牙切齒地發(fā)誓“媽媽的，革一革也好，便是我也要參加革命黨了”啦。至于中山先生臨終前的囑咐，那也很好理解：當時欺負我們的帝國主義都比我們有錢，有錢不說，它們還盡欺負我們這些窮國家，我們不革命行么？！只是后來流行的什么“革命伴侶”、“革命敬禮”之類有些讓人費解：親人朋友之間，也要“革命”？慢慢地，隨著閱歷的增加和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漸漸對這“好的不得了”的“革命”二字也有了疑問：是的，一個社會如果分配嚴重不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那人民有權進行革命�？�，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只想在生產關系領域鬧革命，而不去考慮如何進行“生產斗爭”——換言之，這國家這民族只出革命家，不出科學家企業(yè)家，它就真能文明幸福？東搶西奪，總得有東西搶奪不是？大家都只是去搶東西奪東西，而不想辦法去造東西做東西，東西便是再多，也有搶盡奪光的一天呵，到時怎么辦？大家頂著“革命家”的頭銜喝西北風么？

　　考諸歷史，“革命”一詞原本沒有這么崇高復雜的含義�！案锩�”一詞，最早見于《周易•革》，原文是“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案铩钡谋玖x是指皮革，制獸皮去毛而為革，因此又有了變更的新義；
所謂“命”則是指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們是由“天命”而立國。因此，“革命”一詞的本真含義就是變革天命，或者說是順應天命變革社會——有點扯“天命”大旗做“變革”虎皮的意思。因為這個詞含有暴力起義推翻政權的，為后來千方百計維護自己政權的統(tǒng)治者不喜，所以在后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很忌諱使用這個詞，結果它流失到了日本。逮至晚清，那些個立志推翻滿族統(tǒng)治他志士仁人才又“禮失求諸野”地將這個名詞出口轉內銷地再次引回中國。晚清王韜的《法國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而王韜這個用法，和他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樣，取自日本人岡千仞的《法蘭西志》和岡本監(jiān)輔的《萬國史志》。

在日本，“革命”這個詞就是從漢語來的，但到后世，已經被改造，可指變革，如“明治維新”便被稱為“革命”，再后則與“國際用法”接軌。革命在近代的真正走紅，是因為孫中山對這個詞的青睞——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講，1895年，孫中山來到神戶，見到當地的報紙，上面說“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他欣然認同，并從此把自己既有西方“共和革命”的內容，又有排滿的“種族革命”內容的政治團體稱為革命黨。從此，“革命”一詞大為興盛。比如，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著文提倡“詩界革命”；
1902年，主張�；柿⑦x的康有為寫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選不可行革命書》，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是當時，是影響非常大的一場爭論。以及同年鄒容寫的著名的《革命軍》等等。

　　由于辛亥革命沒有觸及中國社會的底層結構，所謂“革命尚為成功”，所以后來又掀起席卷全社會的真正風暴——“國民革命”。此時的革命宗旨，已加入“反帝”標簽和“階級”思想，中國延續(xù)幾千年的社會結構，至此才發(fā)生劇變。國共分裂后，雙方都以“革命”自居而視對方為“反革命”，革命因此進一步成為政治斗爭乃至軍事斗爭的“意底牢結”。

　　建國后，“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tǒng)有關的各種現象，并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yōu)樾碌睦^續(xù)革命的思想。也因此而名正言順地出現本文開始所說的那種無處不革命無事不革命的“革命場景”和“革命聯(lián)歡”。

　　年輕時的錢鐘書說過這樣的話：“革命在實踐上的成功，往往意味著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睂σ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最好的情況應該是：革命永遠都只停留在理論上，我們應該時時宣傳“革命理論”，讓全國人民——尤其是統(tǒng)治者知道：如果一個社會停滯不前而又貧富懸殊的話，人民是有權起來革命的。到時天崩地裂魚死網破，誰也別想好！這樣，在革命的恐怖下，大家都做一些讓步，使整個社會有一些回旋余地和彈性，革命運動（實踐）也就因此而不會爆發(fā)。王富仁先生指出：“它（指‘革命’——筆者）將永遠威脅著社會的上層統(tǒng)治階級，不要把自己的權力擴大到它權力范圍之外而把社會底層的廣大公民逼到公開與它決斗的地步�！�

　　革命不是好事，但它的存在能帶來好的結果——是一種必要之惡。所以，我們不必歡呼革命，也不要告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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