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夏紅是很有個性的一名80年代人，他剛剛出版的集法律與歷史于一體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更是一部以人為本的很有個性的學術傳記。用著名記者唐師曾的話說：“陳夏紅出生在祖國大西北，土地貧瘠、營養(yǎng)不良。從社會底層崛起的種子才有生命力，小東西一發(fā)芽，就投身中國的法制建設�！�

　　匆匆讀過《剪影》，滯留在我心中的，竟然是揮之不去的沉痛之感：書中講述的法律人的命運坎坷，其實就是中國法律及中華民族的坎坷命運！

　　談中國現代歷史，人們常常從《新青年》和“五四運動”入手。而《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最大盲區(qū)，偏偏是最能夠體現歐美現代文明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在法律人缺席的情況下，“五四運動”中最具備法制精神的，是以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的北京大學文科講師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國民公報》發(fā)表《論學生事件》，其中寫道：“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v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之所以會有如此清醒的法制意識，與他1916年和沈鈞儒（衡山）同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司法部秘書直接相關。此時的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就是梁漱溟的舅舅張耀曾（鎔西）。

　　據《剪影》介紹，曾經三次出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一直是清貧之人。直到1928年8月，他與沈鈞儒等人在上海聯合開辦律師所，才開始過上富裕生活。1936年11月23日凌晨，居住在上海租界區(qū)的救國會領袖人物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被國民黨當局聯合租界當局加以逮捕。經張耀曾依據法律程序及時營救，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三人于當天獲準保釋。第二天，沈鈞儒等人再次被捕，執(zhí)行逮捕的上海市公安局給出的理由是：“沈某等組織救國會，有共產分子，故請歸案�！贝藭r的張耀曾，已經不再恪守法律程序，而是建議“從內部疏通，早復自由”，并且與褚慧僧約定，第二天就去拜訪黑白兩道的杜月笙、徐新之等人。被關押在牢獄中的沈鈞儒，幾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正在廬山召開抗戰(zhàn)談話會的蔣介石身上。

　　1937年6月13日，沈鈞儒在寫給兒子沈謙的信中表示說：“镕西先生意見很對，但是只要經過廬山一行，無論是判決或撤回，法律尊嚴終已不能維持。其實法院吃虧，我們盡可不管。不過我們是顧全政府，并且愿意顧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幾天倒不要緊，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續(xù)先弄清楚，俟判決或撤回后再赴廬山。”在7月16日寫給次子沈諒的家信中，沈鈞儒另有“無過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的表態(tài)。這種凌駕于法律程序和法律尊嚴之上的“救國無罪”，出自“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之口還情有可原；
出自62歲的法律人沈鈞儒之口，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從法律意義來說，愛國有理、救國無罪的“七君子”案件，只是中國傳統(tǒng)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至上，對于現代文明社會以人為本和以法治國的普世公理的歷史倒退。

　　《新青年》時代的高一涵并不是一名法律人，而是在胡適的指導幫助下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并不成熟的學術人。在1949年的歷史拐點上，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高一涵做出的政治選擇是留在大陸，隨后出任了南京大學的政治系主任兼法學院院長。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號召高一涵等十位法律學者“大鳴大放”。5月19日的《人民日報》，在六版頭條以《南京市十位學者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為標題，對這次座談進行報道。這其中以高一涵的發(fā)言最為大膽：“有人說南京大學重理輕文，其實，社會學、法律學更被輕視。馬列主義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指導原則，但不能代替社會學、法律學；
政府的政策方針也不可以代替法律。……記得1952年院系調整時把南大法學院取消了，領導上說：取消是國家政策要這樣。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還要我作檢討，但我的思想還是不通�！碑斶@場“大鳴大放”演變成為“反右派”的政治運動之后，老資格的高一涵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卻被剝奪了江蘇省司法廳長的實質權力，從此變成了掛著省政協(xié)副主席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官銜被供養(yǎng)起來的一名閑人。

　　比起高一涵，楊兆龍的命運就沒有那么幸運了。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辭職。楊兆龍的妻妹、中共地下黨員沙軼因聞訊之后，力勸楊兆龍接受此職，并且明確要求他設法營救在押的中共黨員。中共南京市委成員白沙還親自出面，擔保楊兆龍的身家性命之安全。就這樣，在楊兆龍等人的努力之下，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近萬名政治犯獲得釋放。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從此成為“內專對象”。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楊兆龍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他的三名子女也先后在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1966年10月，一貫以思想進步自居的楊妻沙溯因，因不堪紅衛(wèi)兵的百般凌辱而自縊身亡。1979年4月1日，楊兆龍因病去逝，直到1980年他才得到平反。一代法學大師，就這樣被他自己極力效忠的國家和政府，活生生地給摧殘扼殺了。

　　與楊兆龍一樣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法律人，還有錢端升、謝懷栻、王名揚、周枏、江平等人。江平先生在漫長的“右派”歲月中不僅妻離家破，還因勞累過度而失掉一條腿。然而，生活的磨難并沒有摧毀他作為法律人的堅定信念和人格尊嚴。陳夏紅在《我?guī)熃�平》中深情地寫道：“江平贏得師生的更多贊譽是在90年代初離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位之后，多少年來印有他的名言‘只向真理低頭’的文化衫，成為許許多多法大人畢業(yè)離校的必選之物。他提出的‘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也成為法大學子薪火相傳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來給本科生的講座中惟有我?guī)熃�平享有在大禮堂做講座的殊榮�！�

　　《剪影》一書共收錄十篇關于中國法律人的學術傳記，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還不足以概括百年中國法律史的全部面貌。由于種種原因，書中對于相關人物的歷史敘述，也并沒有達到精確完美的理想境界。盡管如此，隨著《剪影》在陳夏紅筆下逐步放大，一部以人為本的活靈活現的中國法律史，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功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陳夏紅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定價21元。首發(fā)于《鳳凰周刊》2006年9月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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