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權與資本家階級的關系，一直是國民黨史研究中一個令人關注的課題。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政權階級基礎的探討，還是晚近西方學者有關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均成為一個相關的研究切入點。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內(nèi)外學界的相關討論一度聚成熱點，而研究結(jié)論則尚存較大歧異。大體而言，國內(nèi)學者較多地強調(diào)兩者之間利益的一致與調(diào)和，而域外研究則更關注兩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結(jié)論的分歧，意味著該問題的復雜性，尚有進一步發(fā)掘和探討的余地。

　　本文以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fā)生在上海的一例引發(fā)全滬工人與資本家兩大階級激烈對壘的勞資糾紛為個案，試圖從一個具體事件的動態(tài)演變過程中，較為細致地展示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三者之間實踐關系的復雜面相。與以往研究側(cè)重分析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兩個行動主體的對應關系有所不同，本文將工人作為行動主體的另一方引入分析視野，將問題置于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三方博弈互動的格局中來演示；
另一方面，通過對一起較為典型的勞資糾紛案例的全過程進行細致的描述和剖析，從中可能揭示某些從靜態(tài)的制度分析中所難以見到的更為微妙的機制，洞悉歷史現(xiàn)象內(nèi)部不同因素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本文所賴以分析的勞資糾紛個案資料，主要來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所藏相關卷宗。

　　一 勞資糾紛：上海三友實業(yè)社案例經(jīng)緯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上海一家名為“三友實業(yè)社”的民族資本企業(yè)在1932－1933年間發(fā)生的一起勞資糾紛。

　　30年代初期，三友實業(yè)社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棉織民族企業(yè)。它創(chuàng)立于民國元年，發(fā)起人是一名蠟燭店學徒和兩名煙紙店的伙友。三人集資數(shù)百元以經(jīng)營棉線燭芯起家。“三友”即由此而得名。其后三友趁五四時期國人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之機，擴大經(jīng)營，應時崛起，尤以創(chuàng)制三角牌毛巾享譽國內(nèi)。20年代末30年代初，三友實業(yè)社正逢事業(yè)鼎盛時期，每年盈余數(shù)十萬元，成為當時上海數(shù)十家國人自營棉織廠中首屈一指的企業(yè)。隨著三友事業(yè)的蒸蒸日上，其工人隊伍和工人組織亦發(fā)展壯大。據(jù)稱該廠的工會組織是當時上�！白罱∪�”的三個工會組織之一。1929年，三友實業(yè)社在上�？倧S之外，又設分廠于杭州。滬廠工人1300余名，杭廠工人5000余名。在當時國內(nèi)同類型民族企業(yè)中，其工人數(shù)量位居前列。三友實業(yè)社發(fā)起人雖為學徒伙友出身，但深知企業(yè)的發(fā)展仰賴知識人才，故該廠在招收工人時，吸納了一批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識青年。這批知識青年既具有相當?shù)臉I(yè)務能力，又易于接受新事物。三友實業(yè)社初期的蓬勃發(fā)展，此殆為一主要原動力。但另一方面，是輩青年富正義感，也易受新思想的感染，敢作敢為，一見不合理現(xiàn)象，輒易起反感，不肯茍從。該廠日后勞資關系緊張，此又是一大潛因。

　　三友實業(yè)社總廠引翔港廠坐落于上海黃興路上。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就是從該廠啟釁的。日軍以該廠工人與數(shù)名日僧發(fā)生沖突為借口，尋釁挑起事變。事變一起，該廠首當其沖。廠址被日軍占領。廠方被迫停工，1300多名工人亦離廠四散。

　　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簽字。按理，三友實業(yè)社在停戰(zhàn)后當迅速復廠開工，以挽回戰(zhàn)爭期間的損失。但三友社資方不僅無意復廠，反擬將滬廠機器轉(zhuǎn)移至杭州分廠。三友社資方主要出于下列考慮：

　　一是上海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不如杭州。上海既易受戰(zhàn)爭沖擊，工運工潮又較外地洶涌，而外地日常生活費用與工人工資較滬上為廉，故三友社在戰(zhàn)前即已著意經(jīng)營杭州分廠，并力謀其發(fā)展，而對滬上總廠僅維持原狀，并思收縮。換言之，三友社的經(jīng)營重心實際在滬戰(zhàn)前即已轉(zhuǎn)移至杭州。

　　二是滬廠建廠已有20余年，工人大多年久薪高，如停閉滬廠，遷往杭州，即可排除年久薪高工人而改用廉價新工；
另一方面，滬廠工會組織健全，工人不易駕馭，正可趁滬戰(zhàn)停工機會將千余工人全體解雇。

　　三友社資方的如意算盤為該廠工人所察悉。該廠工會組織工人請愿團，多次要求資方復工。資方堅拒。滬戰(zhàn)期間，該廠大約有140余人因無家可歸，滯留滬上。戰(zhàn)事停息后，該廠外地工人陸續(xù)返滬，人數(shù)達700人以上。由于工廠久延不復，工人生活頓失所依，多次請求資方酌給津貼，均遭拒絕。在此期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曾多次勸導資方，并訓令資方“體恤工艱，酌予救濟”，資方亦不予理睬。工人迫而回廠居住，并守護機器，阻止資方將機器拆運杭州。

　　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召集勞資雙方進行調(diào)解。勞方提出，廠方應從速開工，并在未開工前，供給工人食宿。資方則以戰(zhàn)后存貨過多，資金周轉(zhuǎn)不靈，廠房機器損壞過甚等為由，堅不開工，并陳述在滬變初起時，公司即已發(fā)清工人工資并遣散，認為雙方雇傭關系已經(jīng)解除�；锸辰蛸N亦無從談起。由于資方毫無誠意，調(diào)解未能成立。

　　調(diào)解未成，工人只好再向上海地方當局請愿，要求上海市政府嚴令資方從速開工，并派人徹查三友廠歷年營業(yè)狀況。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一面派會計師到三友社查賬，一面勸導資方在糾紛未依法解決以前，暫時維持工人臨時生活。6月29日，上海市政府批示，認為三友社資方在滬戰(zhàn)時既未正式宣告歇業(yè)，對工人亦未依法履行解雇手續(xù)，自應趕速開工。但同時又認為該公司呈報虧負甚巨，一時不能恢復全部工作，亦屬實在情形，為兼顧勞資雙方計，姑準由該公司就目前情形在可能范圍內(nèi)盡量恢復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由公司送杭州分廠暫時安置。若杭州分廠容納有限，剩余工人應依法解雇。

　　對上海市政府的批示，勞資雙方均不滿意。資方認為，滬廠慘遭日軍蹂躪，負創(chuàng)甚深，即使局部開工亦無希望；
杭廠方面因市況呆滯，現(xiàn)有工人工作尚難確保，自無法安插滬廠工人。勞方則認為，三友實業(yè)社已開廠20余年，歷年盈余殊為可觀，而滬戰(zhàn)中損失實屬甚微，況且杭州分廠照常不輟，以總廠盈余開杭州分廠，而將總廠工人棄而不顧，揆諸法理人情，均有未合。認為市政府未加詳察，即草率批示，所謂局部開工，不啻予資方以解雇大部分工人之便利。

　　從上述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經(jīng)緯可以獲知，此次勞資糾紛起因于資本家停業(yè)，而非工人罷工。資本家停業(yè)和工人罷工是勞資糾紛中常見的兩類事件。以往學者考察二三十年代勞資糾紛時，主要關注工人罷工，而較少注意資本家停業(yè)所引發(fā)的沖突。實際上，自國民黨執(zhí)政后，因工人主動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糾紛日漸減少，而因資方停業(yè)、歇業(yè)、解雇而引起的糾紛日漸增多。據(jù)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統(tǒng)計，1928－1932年間，全市共發(fā)生勞資糾紛千余件，其中因資方停業(yè)、歇業(yè)、解雇所引發(fā)的糾紛占60％以上。罷工和停業(yè)是勞資雙方以中止工作作為保護各自利益的手段。前者的主動權操于勞方，而后者的主動權操于資方。上海的情形顯示出勞資糾紛主動者逐漸由勞方向資方轉(zhuǎn)移的趨勢。

　　分析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案，資方借滬戰(zhàn)之機停廠，而工人則極力要求復工。前者取主動和強勢姿態(tài)，后者明顯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糾紛發(fā)生后，資方一直按兵不動，對勞方的要求堅決拒絕，對地方當局的調(diào)解亦不予理睬。因為糾紛拖延不決，對資方并無多大損失。而勞方則不然。工廠一日不復，即千余工人面臨失業(yè)，故勞方之計在于如何采取措施迫使資方開工。但就勞資雙方聲勢而言，勞方除了回廠守護機器，阻止資方將機器拆運杭州外，別無扼制資方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勞方惟有求助于國民黨地方黨政當局。

　　1932年4月至6月間，三友實業(yè)社工人在工會的組織下，先后8次向上海市地方黨政當局上呈。從上海市地方當局的反應來看，其調(diào)解立場自稱是兼顧雙方，實際則向資方有所傾斜。上海市政府的批示，一方面承認工人要求工廠開工合理合法，因為三友社在滬戰(zhàn)時并未正式宣告歇業(yè)和依法履行解雇工人的手續(xù)，故令飭資方趕速設法開工；
另一方面，又聲稱要體恤資方的實際困難，同意資方只恢復部分工人的工作，允許資方解雇部分工人，至于恢復多少，解雇多少，并未明確規(guī)定，實際予資方以任意解雇之權。

　　對上海市地方當局的批示，按理資方可以接受，但資方自恃主動權操諸己手，始終擺出一付強硬姿態(tài)，不僅對勞方的要求堅拒，對地方當局的調(diào)解亦置之不理。

　　對弱勢的勞方而言，既無法迫使資方開工，求助于地方當局又無望，乃徑向南京國民黨中央上告，控訴資方摧殘工運，陷千余工友生活于絕境；
并呈控上海市政府處置失當，殊失公允，要求國民黨中央予以糾正，并對資方嚴予制裁。

　　一般而言，這個時期的勞資糾紛案大多由地方黨政當局出面調(diào)解仲裁后，便能很快平息，只有極少數(shù)較大的糾紛案才鬧到國民黨中央。糾紛案鬧到國民黨中央后，或由中央直接派員前往裁決，或飭令地方黨政機關就地調(diào)解。在中央權威的直接介入和干預下，多數(shù)糾紛即告平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隨著勞方向國民黨中央的上告，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非但沒有很快消弭，反而使事態(tài)迅速擴大并日趨復雜化。由于多種力量的介入，使一次企業(yè)內(nèi)部的勞資沖突事件激化為一個牽動全上海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中央三方對壘和互動的事件，也使一個地方性的局部事件擴大為一個全國性的乃至最終引起國民黨中央修改勞資關系法的事件。

　　二 勞方、資方與黨方：三方博弈與互動

　　1932年7月2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將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案件交由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民運會）辦理。中央民運會接辦后，一方面分函上海黨政機關“妥為調(diào)解”，同時令該會駐滬調(diào)查員姜豪就地對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情形做詳細調(diào)查。7月28日，姜豪將調(diào)查所得三友實業(yè)社經(jīng)濟狀況向中央民運會報告。姜豪稱，三友社1932年上半年營業(yè)額虧損洋41萬余元。但姜豪同時指出，這一報告是資方所造，恐有不實之處。姜豪還引用三友社工會的報告說：“市政府辦理此案之人員，恐受資方運動，故每有袒護資方之處”。

　　當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尚在調(diào)查期間，三友實業(yè)社工人先后于7月16日和8月11日兩次集隊向資方請愿。8月11日請愿時，資方指使租界捕房驅(qū)逐、毆傷和拘捕工人。工人群情激憤。8月18日，工人方面以呼吁請愿無望，乃組織絕食團，作最后哀鳴。同時還組織哭訴團，分別向上海黨政機關和各社會團體尋求同情和聲援。孰料資方非但未為所動，反而停止供給工人臨時生活費，并切斷工人生活水源，使矛盾更趨激化。

　　8月20日，中央駐滬調(diào)查員姜豪從上海向國民黨中央民運會發(fā)回關于三友社勞資糾紛近況的報告，對工人請愿、絕食情形和資方強硬態(tài)度均做了詳細陳述，認為“若長此遷延不決，日后恐更引起慘案”。與此同時，三友實業(yè)社工會亦電呈中央民運會，譴責資方“慘無人道”，請求迅予有效辦法，早日解決糾紛。

　　8月22日，中央民運會首次對三友社勞資糾紛案做出內(nèi)部批示：“本案延宕半年，千余工人均成餓殍，資方絕滅人性，變本加厲，務置千余工人生命于死地而后快。如此慘酷事件，不幸于青天白日旗下見之，此而不懲，何以立信！擬電上海市政府飭社會局以非常手段強迫開工，在未復工以前，充分接濟工人伙食。如資方不遵法令，即行拘辦�！蓖�日，中央民運會在對姜豪報告的簽條中還寫道：“查本報告所載，三友實業(yè)社無理已極，玩忽當局意旨，非可理喻。目前該社工人雖在生活斷絕之際，尤知守法，萬一不穩(wěn)份子從中煽惑，使千余愛好和平之純良工人，一旦越軌，則其咎由誰居？目前千余工人形將餓斃，勞資雙方是非曲直，情理至明。中央對此摧殘民運，不顧人道之奸商，不宜姑息養(yǎng)癰，似應從嚴處理，以儆效尤。”

與此前上海地方當局偏袒資方的態(tài)度相比，國民黨中央民運會顯然更多地同情勞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批示和簽條話語對資方所采取的強硬和嚴厲態(tài)勢，亦遠非上海地方當局所可比擬。22日，中央民運會特派該會副主任王陸一、工人科科長伍仲衡及張劍白赴滬，偕駐滬調(diào)查員姜豪至三友實業(yè)社慰問絕食工人，并向絕食工人表示：“中央方面對于三友實業(yè)社此次之勞資糾紛，無論在人情的立場，或法的立場，均認為資方毫無理由”，認為三友社工人絕食是“中國20年來工運最悲慘之表現(xiàn)”，明確表示同情工人一方，指責資方強詞頑抗，堅不復工，居心不良。鑒于資方不愿與工會談判，中央民運會特派員斥之為荒謬，并表示工會與廠方具有同樣的法人資格，工會有代表工友謀利益的權力和義務。最后還警告資方，假設三友社糾紛久延不決，引起上海其他工廠工人采取同情行動，其責任將由資方承負。

　　8月24日，中央民運會致電上海市黨部和市政府（“養(yǎng)電”）：“三友實業(yè)社，延不開工，工人絕食，情形甚慘，務懇以非常手段，強迫資方克日開工。在未復工前，關于工人伙食，須充分接濟�！�

　　民運會“養(yǎng)電”發(fā)出后不久，實業(yè)部亦致電上海市政府，以三友社工人生機絕望，請嚴飭資方從速復工。與此同時，實業(yè)部駐滬保工科科長張鐵君對外界發(fā)表談話，表示三友社資方所持停廠理由并不充分，認為三友社發(fā)展到今天這樣大的規(guī)模，其中也含有工人的血液汗汁，譴責資方“稍受挫折，即置數(shù)千工人之生計于不顧，于事實人情均屬殘酷”，亦主張政府以非常手段進行強制仲裁。

　　三友社勞資糾紛本來只是一廠的局部糾紛，不料自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和實業(yè)部致上海市黨政機關的電文在滬上各報公開發(fā)表后，迅速激起上海資本家階級的集體反彈。尤其是中央民運會的“養(yǎng)電”在整個上海工商界掀起軒然大波。

　　8月28日，上海永安紡織有限公司、大生紗廠、天廚味精廠等52家工廠資方聯(lián)合在上海各報發(fā)表宣言，反對中央“養(yǎng)電”，聲稱“……養(yǎng)電內(nèi)有以非常手段強迫資方克日開工等語。查約法第37條人民得自由營業(yè)，在法律上為絕對私權，強迫開工，不但違反約法精神，且開世界未有之惡例。我國實業(yè)甫在萌芽，四五年來，政府已三令五申宣言維護，今事實適得其反，同人等疑懼更深，用敢掬誠公告，征輿論之維護，求合法正當之解決”。

　　與此同時，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國貨工廠聯(lián)合會等6大資本家團體聯(lián)合在滬上各大報公開發(fā)表致南京中央黨部通電，指責中央民運會“養(yǎng)電”“于法既無所據(jù)，于理更不可通”，認為中央民運會直接干預行政，既擾亂了黨政機關辦事系統(tǒng)，而“于法治精神，尤有違反”，要求國民黨中央“收回成命，以彰法治而維實業(yè)”。此外，中華工業(yè)總聯(lián)合會及其下屬的17家同業(yè)公會和19家公司工廠資方亦聯(lián)名向南京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各院部發(fā)表通電，譴責中央民運會“養(yǎng)電”違反約法精神，摧殘實業(yè)，要求南京中央予以糾正。

　　上海工人階級面對資本家階級聯(lián)合一致的言論和行動，亦不甘示弱。資方團體聯(lián)合發(fā)表宣言和通電后，上海各工會團體亦紛紛張旗擊鼓，急起回應。出版業(yè)工會等27個工會首先發(fā)表宣言。上海市工會聯(lián)合會及其下屬的34個工會繼起響應。尚未取得法人資格的上海市總工會亦發(fā)表告各界書，積極聲援，從而形成上海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兩大陣營勢均力敵的對壘態(tài)勢。

　　針對各資方團體對中央民運會“養(yǎng)電”的紛紛指責和強烈反對，各工會方面一致表示擁護國民黨中央的決策，并請求國民黨中央對資方嚴厲執(zhí)行強制命令。工會方面指責資方的通電宣言“抹煞事實，頑強狡辯，希圖混亂社會視聽，以遂其壓迫工人陰謀”。針對資方提出的“約法保障絕對私權”的主張，工會方面以“國家法律本系保護全體人民，非專為保障貴族階級之資本家而設，資本家營業(yè)固應受法律之保護，但工人生活同受法律之保障，且工廠不得自由停廠，亦系明載法憲”等予以反駁；
并稱近數(shù)年來，上海工人之受資方無理摧殘者不可勝數(shù)，此次數(shù)十家工廠和資方團體聯(lián)合發(fā)表通電宣言，表明資本家階級已經(jīng)壁壘一致向工人進攻，號召工人階級團結(jié)起來與之抗爭。針對資本家方面表示要“犧牲現(xiàn)有的一切”去拚命，工會方面亦大聲疾呼：“工友乎！時急矣，事危矣，與其委曲忍受，供人碎割零賣而死，曷若一致奮起，擁護中央執(zhí)行強制命令，不達目的不止……”有意思的是，工人方面還一再聲明，若因此而引起階級斗爭，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其責任將由資方來負。

　　至此，三友實業(yè)社一廠局部的勞資糾紛，遽變?yōu)樯虾Ｕ麄�勞資兩大陣營的正面沖突。其時勞資兩大陣營劍拔弩張，雙方交戰(zhàn)之激烈，實屬前所未見，以至當時社會輿論認為資本大聯(lián)合與勞工大聯(lián)合的直接交鋒將從此開始。從后來的事實看，此次勞資兩大陣營的對壘，是3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最大規(guī)模也是最為激烈的一次言論交鋒。資方參與交鋒的廠商團體多達90余個，而勞方參與交鋒的工會亦多達60多個（參見下表）。據(jù)1932、1933年國民黨中央民運會之調(diào)查，當時上海有各類工會67個，工會會員20余萬人；
工商同業(yè)公會272個（內(nèi)中組織健全者141個）。這意味著當時上海工會中的絕大多數(shù)和廠商團體的相當一部分，被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了這場勞資糾紛中。雙方均明確宣示各自的階級立場，為各自的階級利益宣戰(zhàn)，在戰(zhàn)前勞資糾紛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鋒不只是勞資兩方的對壘，同時也是資方與國民黨中央（以下簡稱“黨方”）的較量。資方各團體將國民黨中央民運會的“養(yǎng)電”作為直接攻擊目標，鋒芒所向，直接指向國民黨的黨權與黨治。工人團體向資方的出擊，主要以“擁護中央對資本家執(zhí)行強制命令”為訴求。故自國民黨中央民運會“養(yǎng)電”發(fā)表后，交鋒的主體實已由勞資兩方的糾紛，發(fā)展為資方與黨方，和勞方與資方“兩對三方”的交互較量和激烈對抗。

　　資方團體的通電宣言發(fā)表后，南京黨方無比震怒。在國民黨中央看來，黨權高于一切，中央黨部完全可以通過非常手段強迫資方開工。而上海資本家階級竟以法治為武器來抵制黨治，意味著向國民黨黨治權威的公然挑戰(zhàn)，大出南京中央意料之外。8月30日，國民黨中央民運會迅速作出反應，以上海各資方團體“不依法定程序申訴，遽登報宣言，公然指摘，殊屬目無法紀”為由，致電（“卅電”）上海市政府嚴予制止。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民運會以“密電”形式致滬市地方當局的同時，又主動將此“密電”交中央通訊社公開發(fā)表，其意顯然不只在要求上海市政府“嚴予制止”，而是有意借助新聞傳媒對上海各資方團體公開打壓。與前次“養(yǎng)電”相比，此次“卅電”不僅電文冗長，而且言辭間充滿濃烈的火藥味。故“卅電”與其說是一封致上海市政府的“密電”，不如說是一篇國民黨中央與上海資本家團體公開宣戰(zhàn)論辯的檄文。茲將電文節(jié)錄如下：

　　上海市政府吳市長鑒：密。報載上海永安紡織有限公司等50余廠商，以本會關于上海三友實業(yè)社勞資糾紛案致貴府及市黨部養(yǎng)電內(nèi)，有‘以非常手段強迫資方克日開工’等語，認為違背約法之規(guī)定，發(fā)表宣言。查本案迭經(jīng)該社工人來會吁請，復經(jīng)派員查明報告到會，以案經(jīng)貴府調(diào)處，自應待依法解決。詎時逾數(shù)月，事態(tài)更形嚴重。近復據(jù)報工人以不堪延累，相繼絕食，群意洶洶，事態(tài)嚴急。本會對此決不能專徇廠方增累利潤之片面企求，而置多數(shù)工人生死于不顧。事關本黨立場與民生主義之最高原則。約法非為保障絕對私權而訂定，其許人民得營業(yè)自由，然自有不得自由者在，如國家之獨占事業(yè)及禁止營業(yè)等皆是也。藉曰正當營業(yè)應有法賦之自由，而使剝削可以無厭，殺人不見流血，亦可假藉約法以為護符，是褻瀆約法之尊嚴，反背革命之意義。世界別無三民主義之國家，即無從覓扶助勞工之前例。如任何私人資本家敢認為本黨扶助勞工，兼顧勞工利益，即為惡例，則三民主義之本黨亦有勇氣開此世界未有之惡例也。前電以非常手段促迫開工等語，原期迅予處理，以重民命。此項處施既據(jù)呈報中央，自應靜候解決。惟該廠商等不依法定程序，遽登報宣言，公然指摘，殊屬目無法紀。該廠商等均隸屬貴治，擬請設法制止，以杜囂張之習。

　　“卅電”發(fā)表之次日，中央民運會工人科科長伍仲衡從上海向中央民運會發(fā)回報告，對上海資本家團體更是嚴加指責：“上海永安紡織有限公司等廠及中華國貨維持會等團體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電報，遍登滬上各報，言論謊謬，妄引約法，畢露其猙獰可怕之面目，對于本會尤存威脅要挾之意”。伍仲衡還引用上海工人團體的話語，譴責“該團體等助桀為虐，形成資方結(jié)合一致向工人加緊壓迫之趨勢”。

　　除通電和報告外，國民黨中央民運會主辦的《民眾運動月刊》還發(fā)表專門文章，駁斥資方團體對“養(yǎng)電”的反響，斥責資本家不明大義，“狡辯頑抗，以資本力量來壓迫工人及政府”，貽害社會。針對資方要挾政府維護實業(yè)，文章認為政府所維護的是整個實業(yè)，并不單以維護資方的利益，才算維護實業(yè)。政府強迫資方開工，亦是維護實業(yè)。指責資本家“以懷財己身為維護實業(yè)之藉口，馴致以實業(yè)為資本家之專利品”，同時也警告資本家若一味曲解約法，恃財硬干，上抗中央，下壓工人，顯明其資產(chǎn)階級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將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自取滅亡之道。

　　1928年以來，國民黨中央對資本家階級如此大張撻伐，尚屬首次。而上海資本家以一個階級集團陣營與國民黨中央形成如此嚴重激烈的對峙態(tài)勢，亦屬前所未有。面對國民黨中央措詞嚴厲的“討伐”，上海各廠商和各資本家團體非但沒有為國民黨中央的政治權威所懾服，反而再度群起應戰(zhàn)，奮起反擊。9月9日，中華工業(yè)總聯(lián)合會致電南京中央黨部、中政會和國民政府。10日，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國貨工廠聯(lián)合會等6大團體聯(lián)合致電中央黨部。11日，上海大生紗廠等64家廠商聯(lián)合發(fā)表宣言。資方不僅陣容強大，而且將其通電宣言以巨版篇幅登載于滬上各大報紙。一時間，資方與國民黨黨方對壘的浩大聲勢幾乎壓過了資方與勞方之間的沖突。

　　與前次通電宣言相比，資方的此次通電宣言更富有攻擊性和挑戰(zhàn)性。首先，針對國民黨黨方指摘“濫發(fā)宣言，目無法紀”，資方反駁說，法院判例是否得當，尚許學者于判決以后公開評論。黨方“養(yǎng)電”與法令是否相符，何以不能讓人懷疑和批評？黨方“卅電”既稱應依法解決，而“養(yǎng)電”以非常手段強迫開工，即與依法解決立于絕對相反地位。再者，政府既可舍棄法定程序而訴諸非常手段，則資方勞方亦可舍棄法定程序而各出非常手段以謀勝利。政府若必以非常手段才能達到扶助勞工之目的，無異謂通常之法令手段是專為保護資方而設，其誤會不更甚乎。

在與黨方論辯過程中，資方始終以“尊崇法治”相標榜，指責黨方將黨權置于法律之上，是違背約法，違反法治。資方聲稱：“同人愛護黨國，愛護秩序，不得不愛護法治”�！坝�謀勞資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
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惫�開質(zhì)疑和否定國民黨黨權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絕對權威。資方還引用1928年7月國民黨公布的《治權行使規(guī)律案》規(guī)定人民之生命財產(chǎn)與身體自由皆受法律保障為依據(jù)，指責黨方強迫資方開工，是剝奪人民財產(chǎn)自由，認為只有在資方營業(yè)違法時，法律才能停止其經(jīng)營，但法律并未規(guī)定在何種情況下，得強迫其營業(yè)。國民黨所制定的約法既保障人民財產(chǎn)私有權，即不容非法剝奪。指責黨方“不導民以循律守法，而代以非常手段”，是自亂法治。資方還引民權主義為立論依據(jù)，聲稱“民權主義之最高原則，政府者，人民之組織，非政府之組織”，亦即否認國民黨對國家政治資源的壟斷。最后，資方指責國民黨中央偏袒工人階級，抑壓資產(chǎn)階級，認為資產(chǎn)階級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未能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責問：“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獨至勞資對峙，此條乃不適用乎？！”對國民黨中央民運會而言，“以非常手段，強迫開工”一語竟引發(fā)上海資本家階級如此強烈的反彈，實出乎意料之外。面對上海資本家階級肆無忌憚的公然指摘和日益高漲的囂張氣焰，國民黨中央民運會無比惱怒，痛斥資方“妄發(fā)宣言，架詞聳聽，嘵嘵爭辯，言動離奇”，“視法令如弁髦，等政令于兒戲”，“煽動挑撥，希圖淆惑社會觀聽，殊屬謬戾”等等。中央民運會一面上呈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請示處置辦法，一面急電上海市黨部和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以“事關本黨主義之推施，及整個黨政之威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令其“全權妥速處理”。

　　中央民運會在給中執(zhí)會和滬市黨政機關的電文中，對資方的種種指責一一批駁。主要有如下三點：

　　一、三友實業(yè)社此次停工，既沒有依照《工廠法》的規(guī)定向工人履行預告手續(xù)，亦未依《工廠法施行條例》關于工廠歇業(yè)或停工時應事先呈報主管官署的規(guī)定辦理，顯已違法，致造成工人絕食請命之非常事態(tài)，政府自應有強令復工之權。

　　二、《勞資爭議處理法》規(guī)定，在調(diào)解及仲裁期內(nèi)，雇主不得停業(yè)或開除工人，工人不得罷工，否則主管行政官署得隨時制止。據(jù)此，政府對三友社停業(yè)的違法行為，自可隨時制止。

　　三、約法規(guī)定，“人民得自由選擇職業(yè)及營業(yè)，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國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之”。三友社此次停工，造成上海數(shù)千熟練工人驟然失業(yè)，使社會治安受到莫大影響，政府為維持公共利益計，自可勒令其復工。

　　針對上海資本家階級一再以“遵循法治”相要挾，國民黨中央民運會亦只得據(jù)法相駁。但與前兩次有所不同的是，此次中央民運會未將電文宣示報端，說明已無意與資方展開第三個回合的公開論辯。由此一來，資方與黨方前兩個回合的公開較量，乃以資方最后挑戰(zhàn)性的論辯而告終，隱然給當時人們以資方強硬，黨方軟弱的印象。

　　在這一事件中，上海資本家階級試圖以民權頡頏黨權，以法治抵制黨治，否定國民黨對國家政治資源獨占壟斷的合法性，同時抵制國民黨政治權威的控制。自國民黨黨治體制確立以來，國家權力通過各種手段不斷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張和滲透。在這一過程中，城市資產(chǎn)階級感到其自主權日益受到國家權力的侵蝕，其自由活動空間日益縮小�！耙苑浅Ｊ侄危瑥娖乳_工”雖僅是針對三友實業(yè)社一廠而言，但整個上海資本家階級從這一事件中已經(jīng)隱然感受到來自國民黨黨治權威的壓力。他們聲稱，不僅營業(yè)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不營業(yè)而亦不得自由矣，正負兩途同時并絕”。上海資本家團體群起攻擊黨方“非常強迫，剝奪越權”，顯然不僅僅是出于對三友實業(yè)社資方的友情聲援，而是藉此機會發(fā)泄積蓄已久的對國民黨黨治體制的強烈不滿。

　　從另一方面觀之，上海資本家階級的強烈反彈和“囂張”氣焰，又足以反證國民黨黨治權威尚未強大到為所欲為和足以控制資本家階級的程度。在這一事件中，上海資本家階級表現(xiàn)出相當強的政治獨立意識和自主組織能力，而國民黨顯然無法以政治強權將資方壓服。這一點在三友勞資糾紛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進一步展示出來。

　　三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訂與糾紛的了結(jié)

　　再說上海市黨政機關接到國民黨中央民運會“養(yǎng)電”后，因資方的強烈反對，實際未能貫徹“以非常手段強迫資方克日開工”的命令。強制手段既難以執(zhí)行，軟性的調(diào)解又不奏效，上海市政府乃決定組織仲裁委員會對三友社勞資糾紛進行仲裁。

　　仲裁委員會按規(guī)定由市政府、市黨部、地方法院以及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仲裁于1932年8月31日舉行。但資方代表拒絕出席，理由是抗議中央民運會的“養(yǎng)電”，認為在國民黨中央同意糾正“養(yǎng)電”以前進行仲裁，“顯有失平之虞”。但仲裁委員會在資方缺席的情況下仍然作出裁決，一方面認定三友社在滬戰(zhàn)中的損失不足以構(gòu)成歇廠的理由，同時又認為該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的虧損與前3年的盈余大致相當，其營業(yè)前途堪虞，最后乃裁定資方應于3個月內(nèi)恢復至少1／5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則照原約解雇。

　　上海市地方當局的這一裁決，基本上仍偏袒和照顧資方。裁決書發(fā)表后，勞方表示雖與其期望相差尚遠，但仍忍痛接受。相反資方表示不服，認為依裁決書解雇4／5工人，廠方須支付大約30萬元退職金，事實上辦不到。當時，上海紡織業(yè)資方同行傾向于認為，依仲裁結(jié)果，“資方亦大有面子矣，得休便休”。但三友社資方不肯罷休，指責國民黨黨政當局對資方的要求不予理睬，而對工人絕食要挾過于“興奮”，認為仲裁裁決偏重工人生計，不顧廠方利害，事實上窒礙難行，指責仲裁委員會仰承中央意旨，以非常手段處理，有負使命，其裁決意存挑撥，對資方故事摧殘等等。依照此時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勞資爭議當事人可以對仲裁裁決聲明異議。地方當局無強制爭議當事人執(zhí)行裁決的權力。資方即利用該法的有關規(guī)定而聲明異議，并向地方法院提起不服仲裁的上訴。

　　對三友社資方而言，糾紛拖延不決，并無損失，相反可藉此作為拒絕發(fā)給工人伙食費之借口；
而對勞方而言，工廠延不開工，即意味著生存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別無選擇，一方面電呈國民黨中央和滬市當局請求緊急處置，同時再度絕食。工人絕食，勢必危及社會安定，迫使國民黨中央和地方黨政當局不敢等閑視之。但資方聲明異議，不服裁決，又為《勞資爭議處理法》所許。政府對仲裁裁決無強制執(zhí)行之權。國民黨中央和上海市地方當局亦莫可奈何。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乃決定重行修訂《勞資爭議處理法》。

　　一般而言，政府對勞資爭議的處理辦法不外乎兩種，一是強制仲裁，一是任意仲裁。前者偏重于政府對勞資爭議的干預和對裁決的強制執(zhí)行，后者傾向于爭議當事人的自主意愿，政府少加干預或不加干預。南京國民政府最早制訂的《勞資爭議處理法》頒布于1928年6月。該法采強制仲裁原則，規(guī)定勞資爭議事件經(jīng)調(diào)解無結(jié)果者，除爭議當事人雙方自愿申請交付仲裁外，行政官署認為有仲裁必要時，亦得強制交付仲裁；
其次，爭議當事人任何一方對仲裁裁決不得聲明不服，并規(guī)定對不履行裁決者予以相當?shù)闹撇谩Ｔ摲ㄊ┬幸荒甓嗪�，曾�?930年3月予以修訂。此次修訂的重點在于將強制仲裁改為任意仲裁，明定仲裁不得強制雙方提付及執(zhí)行；
在交付仲裁手續(xù)上，政府不得采用強制手段；
爭議當事人對于仲裁裁決，可以聲明異議；
聲明異議后，仲裁裁決即等同具文。三友社資方正是利用這一規(guī)定，使上海市黨政機關的仲裁裁決如同廢紙，失去其約束力。

　　對于三友社資方的應變策略，國民黨中央和上海地方當局幾乎一籌莫展，但另一方面，又深恐三友社工人的絕食激變?yōu)槿�上海工人的同盟罷工和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社會動蕩，加之擔心中共乘機暴動，國民黨中央向上海市地方當局馳電交加，責令其迅速處理。如中央民運會致電上海市政府“全權妥速處理”；
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上海市政府“采有效辦法，負責處理，以期迅速解決”；
國民黨中常會亦訓令上海市政府會同市黨部“對此案負責作有效之處理”。在此期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也親自致電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三友實業(yè)社棉織廠勞資糾紛仲裁決定尚妥，希勸導資方，遵守裁決書”。

　　面對資方頑抗，勞方絕食和國民黨中央的訓示，上海市政府和市長吳鐵城深感窮于應付。由于三友社資方向地方法院上訴，案件移交司法機關辦理，行政機關已無單獨處理該案之權。故上海市政府呈請國民黨中政會，極力主張重行修訂《勞資爭議處理法》，恢復強制仲裁制，樹立政府解決勞資爭議的權能。國民黨中央鑒于三友案延而不決，亦深覺現(xiàn)行《勞資爭議處理法》亟應修改，于是決議交立法院審議。

　　修改《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消息傳出后，上海資本家團體再次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主要是擔心恢復強制仲裁后，政府的力量與權威將擴張至最高限度。認為在政治未上軌道的時候，政府權威的無限擴大，將是利大于弊。在任意仲裁制度下，仲裁不服，尚可聲明異議，訴之法院，以法治糾正人治。而恢復強制仲裁制度后，萬一仲裁失當，即呼吁無門，不獨與法治精神有悖，而且流弊所及，后患何堪。故上海資本家階級反對恢復強制仲裁，其意仍在抵制國民黨黨政權力的無限伸張。

　　盡管上海資本家階級極力反對，國民黨中央仍于1932年9月27日公布實施修正后的《勞資爭議處理法》，恢復強制仲裁。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資本家階級基本上無法迫使國民黨政府回應他們的利益要求。事實上，除了消極的抗議和反對外，上海資本家階級也缺乏制度化的管道來向國民黨政府表達它們的利益和要求。在此期間，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力主對抗拒裁決的三友社資方從嚴制裁，嚴厲譴責資方違背法紀，破壞社會秩序，聲稱“本黨自奠定全國以來，對于危害黨治，破壞建設之徒，從未姑縱，而此次糾紛事件，直接摧殘人命，間接破壞本黨之主義政策，其罪實不亞于危害民國之共黨……中央對于此次事件，若不采積極之有效方法，使其從早平靜，則不特本黨之威信掃地，恐影響所及，前途將不堪設想矣”。

　　1932年9月24日，上海地方法院駁回三友社資方上訴，維持仲裁裁決。資方不服，復上訴到江蘇高等法院。江蘇高等法院根據(jù)新修正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維持原裁決。資方仍不服，又于1933年1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再遭駁回。至此，資方在法律上已完全失敗。

　　資方一再上訴，歷經(jīng)三審判決駁回后，本已再無頑抗之余地，可是資方仍舊延不開工，抗不履行裁決。按新修正的《勞資爭議處理法》，上海地方當局本應強制資方執(zhí)行。在此期間，三友廠工人多次請求市政府依法強制執(zhí)行而無結(jié)果。與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對資方的強硬態(tài)度相比，上海地方當局則顯得有些松軟。在資方抗不遵行的情況下，地方黨政當局仍試圖謀求和平調(diào)處，而未采取切實有效的強制性措施，給資方留下了遷延周旋的余地。工人方面以上海地方當局玩忽職守，歧視工人，推派代表數(shù)十人再赴南京國民黨中央上訪請愿，要求國民黨中央迅派大員蒞滬督促依法仲裁。但中央派員蒞滬督促后仍無結(jié)果。

　　1933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訓令上海市政府飭知三友社勞方，可依照民事法規(guī)向法院請求強制執(zhí)行。4月，最高法院將此案發(fā)交上海地方法院依法執(zhí)行。在此后的半年多時間里，上海地方法院多次開庭欲予執(zhí)行，無奈資方仍然頑抗而毫無辦法。資方一面四處尋求上海資本家同行的聲援，同時采取各種手段分化工人，使部分工人同意自愿放棄自身的權利，又利用仲裁裁決對工人解雇金數(shù)額未予明白規(guī)定之借口，再向法院提起抗告，以此千方百計拖延時日，不履行裁決。

　　直至1933年12月29日，在滬上聞人杜月笙的調(diào)停下，以資方支付工人6.5萬元解雇金，工人聲明放棄仲裁裁決所規(guī)定的復工權和伙食費等權利，糾紛才最終解決。這場持續(xù)近兩年之久的聲勢浩大的勞資糾紛最后以工人被迫退讓妥協(xié)而告終。

　　值得注意的是，杜月笙是以國民政府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下屬的棉業(yè)統(tǒng)制委員會委員的“官方”身份參與調(diào)停的。但在調(diào)停過程中，杜月笙實際所賴以使勞資雙方懾服的權威，與其說是來自國家體制內(nèi)的正式職位，還不如說主要仰賴于他個人在體制外所謀得的各種非正式權力。當國家權威無法平息這場曠日持久的勞資糾紛的情況下，最終竟然不得不借助體制外非正式權力的介入才將糾紛了結(jié)。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權威在面臨體制外權威挑戰(zhàn)的同時，無疑暴露了其軟弱的一面。

　　四 討論與思考

　　耗用如許篇幅來描述“三友案”形成／發(fā)展／結(jié)束的全過程，意在通過這樣一場歷時近兩年，波涉和引發(fā)全滬工人和資本家兩大階級激烈對壘的勞資糾紛案件來展示30年代中國城市中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三者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關系。這種敘事方式雖然顯得有些繁瑣，但一個完整的事件過程的重組，可以盡可能避免因描述過簡而造成對事實的扭曲。同時也只有將過程完整地挖掘出來，其中的因果關系和某些較為微妙的邏輯和機制才可能被較少失真地呈露出來。筆者無意援引個別案例推衍和抽象出涵蓋全局的一般性論斷，本文主要想通過個案的深入剖析，揭示某些與過去結(jié)論有所不同的面相。以下的討論即建立在上述案件的事實基礎之上。

　　從“三友案”中至少可以清厘出這樣三重關系：一是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
二是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
三是工人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

　　1 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

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是“三友案”中的初始關系和基本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從這層關系中，“三友案”展示出這個時期上海勞資糾紛和勞資沖突的激烈化程度。勞資雙方均各自施展出最大能量以求獲勝，以至由一廠的局部糾紛演化為全滬工人與資本家兩大陣營的對壘。無論勞方還是資方，均表現(xiàn)出強烈的階級認同和階級對立意識。糾紛持續(xù)近兩年之久，固然反映出資方極力頑抗的一面，而作為弱勢一方的工人也展示了團結(jié)一致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三友案”起因于資本家停業(yè)，而非工人罷工。資本家停業(yè)和工人罷工是勞資糾紛中常見的兩類事件。自國民黨執(zhí)政后，因工人主動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糾紛日漸減少，而因資方停業(yè)、歇業(yè)、解雇而引起的糾紛日漸增多。罷工的主動權操于勞方，而停業(yè)的主動權操于資方，顯示出這個時期勞資糾紛主動者逐漸有由勞方向資方轉(zhuǎn)移的趨勢。

　　從“三友案”中可以看到，資方自始即取主動和強勢姿態(tài)，對勞方的合理要求堅拒不納。而勞方則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對資方而言，其目的是要停歇滬廠，轉(zhuǎn)移經(jīng)營杭廠。糾紛拖延不決，即意味著滬廠可以久不復工，故資方有意采取拖延策略，而勞方對資方的狡頑幾乎無計可施。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往往迫于生計無法抵抗而屈服。但三友廠工人擁有一個比較健全有力的工會組織。工人集聚在該廠工會的領導下，表現(xiàn)出相當強的自主組織能力和戰(zhàn)斗力。該廠工會擁有一批知識青年組成的精英。在與資方的較量中，工人組織絕食團、哭訴團、請愿團，以及三番五次的發(fā)表通電宣言，均由少數(shù)工會精英精心策劃、動員和組織。在長達近兩年的時間里，每一次與資方交涉、談判、訴訟，以及向上海地方黨政當局和國民黨中央頻繁的上訪請愿，均仰賴于一個團結(jié)一致，結(jié)構(gòu)穩(wěn)定，運作有效，反應靈敏和切實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精英集團的領導。

　　在這次勞資糾紛中，未見中共赤色工會力量介入的痕跡。該廠工會成立于1928年秋，是一個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立案，具有法人資格，獲得國民黨地方當局認可的合法組織。但從它在此次勞資糾紛中所扮演的角色，顯然又不能歸屬于過去中共話語下的“黃色工會”之列。這也提示我們，30年代在“赤色”和“黃色”兩大系統(tǒng)之外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尚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

　　2 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

　　在“三友案”中，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中央進行了激烈的對峙和較量。從執(zhí)政黨一方而言，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是其首要目標，為此，任何足以威脅和動搖其政權基礎的社會階級沖突都必須加以扼制。無論是工人罷工，還是資本家歇業(yè)，均有可能導致社會動蕩和不安。國民黨執(zhí)政后雖然沒有絕對禁止工人罷工和資本家歇業(yè)，但無論是罷工還是歇業(yè)，均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叭�友案”之所以激化為國民黨黨方與資方的對壘，即因為資方歇業(yè)已逾越了國民黨控制階級沖突的限界（度）。資方延不復工，糾紛久延不決，引起千余工人失業(yè)，以至工人絕食，全滬各業(yè)工會同情聲援，中共有可能乘機出動……這一切極有可能激變?yōu)橐粓龃笠?guī)模的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通過政權力量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強制資方開工。

　　以往國內(nèi)學者注意到1927年以后國民黨抑制和限制工人運動，認為其動機是出于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在“三友案”中，國民黨地方當局雖偏袒資方，而國民黨中央民運會則更多地抑壓資本家，對資本家階級一再予以措詞嚴厲的譴責和痛斥，乃至最終修改《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對付資方的頑抗。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中央民運會最為關心的是“千余工人失業(yè)、絕食，勢必引起社會恐慌，危及社會治安”，譴責資方“破壞社會秩序，危害黨治”。國民黨中央在處理這場勞資糾紛時的表現(xiàn)，與其說是為了維護某一特定階級的利益，不如說主要為了維護其統(tǒng)治秩序。當某一階級的行為危及和沖擊其統(tǒng)治秩序時，無論該階級是勞方或資方，國民黨均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和扼制。它有時可能壓制工人，討好資本家，有時可能抑制資本家，同情工人。當工人以過高的要求和過激的手段對付資本家時，勢必打擊資本家的生產(chǎn)積極性，進而影響實業(yè)的發(fā)展和國家的財政稅收，政府不能坐視不管。同樣，當資本家對工人壓迫過甚，激起工人的強烈反彈和反抗，以至引起社會恐慌時，政府亦會加以干涉和扼制。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后曾宣稱：“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資本家之呼聲，然若資本家誤認共產(chǎn)黨打倒以后，本黨不復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則此等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

　　從資本家一方言之，“三友案”之所以引發(fā)一場與國民黨政權的激烈較量，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上海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即存在著不少矛盾，如上海資本家對政府不斷施加的經(jīng)濟壓力十分不滿。國民黨近于勒索的捐稅和攤派使上海資本家不堪承負。而“三友案”所觸發(fā)的交鋒，則主要緣于上海資本家階級對國民黨日益擴張的政治權力的不滿和反抗。國民黨執(zhí)掌全國政權后，其政權的觸角不斷向社會各個領域伸張。在這一過程中，城市資本家階級感到其自主活動空間日益受到國家權力的侵蝕和擠壓�！耙苑浅Ｊ侄螐娖荣Y方開工”，至少在兩個方面使上海資本家階級感到恐慌：一是“非常手段”意味著國民黨黨治權力不受法律的約束而毫無節(jié)制；
二是“強迫開工”意味著資本家的營業(yè)自由和人身財產(chǎn)自由隨時有被國家政權剝奪的危險。盡管國民黨一直承認財產(chǎn)私有制，亦無意消滅資本主義企業(yè)制度，但從北洋放任體制下過來的資本家階級轉(zhuǎn)而置身于國民黨黨治體制之下，顯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它們感到無法迫使國民黨政府對它們負責和回應它們的利益要求。它們甚至指責國民黨政權偏袒工人階級，壓制資本家階級，譏諷國民黨政府是保護勞工的政府，認為三友社資方一再上訴是徒勞的，“非先從改造政府不可”。

　　另一方面，上海資本家階級在與國民黨中央的激烈交鋒中，嶄示了相當強的政治自主意識和組織能力。盡管國民黨力圖將資本家階級納入其政治控制體制之下，但后者的強硬頡頏和不肯輕易就范的姿態(tài)，表明此時國民黨政權對城市資本家階級的控制和支配力還相當有限。在三友事件中，上海資本家階級以民權對抗黨權，以法治抵制黨治，否定國民黨對國家政治資源壟斷的合法性，抵制國民黨政治權威的控制。而國民黨顯然無法以政治強權將其壓服。上海資本家階級的強烈反彈和“囂張”氣焰，清楚地反映出當時國民黨黨治權威尚未強大到為所欲為和足以控制資本家階級的程度。有西方學者認為，上海資本家在南京政府的壓榨下，根本無力反抗�！叭�友案”對這一說法提供了鮮明的反證。

　　3 工人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

　　1927年以后，工人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究竟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徐思彥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勞資糾紛研究后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的勞資政策明顯向工人一方傾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工人由扶助和依靠的對象一變而成為控制的對象，與此同時，工人運動亦受到抑制和限制。三友勞資糾紛個案雖然不能反映國民黨政權與工人之間關系形態(tài)的全貌，但它有助于我們理解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國民黨黨治體制下，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工人是如何表達自己的聲音的？在“三友案”中，工人雖然居于弱勢地位，但并非完全是一個被動受壓的角色。在國民黨的勞資政策不再向工人傾斜的情況下，三友社工人運用各種策略將自己的生存困境建構(gòu)為危及到政治安定，因而是政府所不能回避、推諉的緊要問題。當無力與強勢的資方抗衡的情況下，勞方不斷向政府當局請愿申訴，并通過新聞媒體不斷發(fā)表通電宣言，將自己的悲慘處境和資方的為富不仁訴諸社會，以激起社會輿論的深切同情和廣泛關注。當糾紛遲遲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三友社工人乃以絕食作為最后抗爭的手段，并越級上訪，直接將問題向國民黨中央呈訴，使國民黨中央在千頭萬緒中意識到該案件的嚴重性，足以危及到政治的安定，因而是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當工人的絕食舉動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同情的情況下，迫使國民黨中央不得不站在工人一邊，譴責資本家摧殘民運，破壞社會秩序，以至責令地方黨政當局以非常手段強迫資方開工。當上海資本家階級奮起反抗國民黨權威時，又無形中從反面推動國民黨當局進一步向工人一方傾斜。與此同時，全上海各業(yè)工會起而聲援擁護國民黨中央決策的舉動，隱然使國民黨中央與工人階級暫時結(jié)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致對付資本家階級的囂張氣焰。

　　在這一過程中，三友社工人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動策略，將糾紛“鬧”大，逼迫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向弱勢的工人一方傾斜，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打破慣常在勞資之間所采取的“兼顧”、“平衡”和“協(xié)調(diào)”的政策取向。三友社工人在將糾紛“鬧”大的過程中，又存在著一條雖然模糊，卻又無時不在的行動界限，即自始至終采取和平的“鬧事”方式，如頻繁地請愿上訪，三番五次地發(fā)表通電宣言，乃至組織絕食團、哭訴團等。這些行為既達到了將問題“鬧”大的目的，又沒有給國民黨當局留下煽動階級斗爭的口實，相反卻讓資方承擔了破壞社會安定和危害黨治秩序的責任。在這一過程中，勞方較好地把握了“鬧”的邊界（度）：“鬧”輕了，不能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
“鬧”過頭了，又可能招致國民黨當局的鎮(zhèn)壓。

　　再者，三友社工人在向國民黨中央建構(gòu)問題化的過程中，始終以孫中山的“扶助農(nóng)工”政策為理念訴求。在國民黨沒有公開放棄“總理遺教”這一面旗幟以前，他們的這一訴求顯然置國民黨于十分尷尬的境地。更令國民黨難堪的是，當勞方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為訴求的同時，資方亦搬出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作為自己的立論基礎，指責國民黨剝奪人民財產(chǎn)自由，違背約法，偏袒工人，歧視資本家，使高唱階級調(diào)和、勞資合作的國民黨處于腹背受敵，兩不討好的境地。

　　本案所展示的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政權三者之間實踐關系的復雜面相，引發(fā)我們對國民黨政權階級基礎的再思考。國民黨執(zhí)政以后，一再聲稱其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實上，“全民”中到底有沒有某一個或幾個階級，真正認同或感覺到國民黨確實代表了他們的利益，還大有考察的余地。1932年，國民黨籍學者薩孟武曾撰文批評國民黨代表“全民”的失策。他指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們絕對不能同時得到他們兩者的擁護。我們要想得到資本家的擁護，便須放棄勞動者；
我們要想得到勞動者的擁護，便須放棄資本家。如果我們同時希望他們兩個階級都來擁護，則我們的政策只能模棱兩可。然而模棱兩可的政策，終久必為他們所厭棄�！彼_孟武還稱：“我們?nèi)绻�要得到勞動者的援助，我們對�?nèi)須先確認生存權制度，對外無妨與第三國際合作。如果我們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同時他方面又反對第三國際；
一方面保護資本家，同時他方面又欲無傷勞動者的感情，則我們在國際上必致孤立無援，在國內(nèi)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結(jié)果，我們的黨便失去力量”。薩孟武承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國民黨不想博得社會全體人民的歡心，反而在于國民黨太想迎合社會全體人民的意思，結(jié)果反而一無所獲。薩孟武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當時國民黨的兩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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