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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英雄活著,人死了

發(fā)布時間:2020-05-28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從何時開始,我們把華麗當好看

  

  看電影《英雄》,我感覺是面對著一幅中國山水畫,皴法也有了,渲染也有了,墨色也有了,構(gòu)圖也有了,山也有了,水也有了,葉子也有了(胡楊葉),樹也有了--可就是沒有人。

  在前人的多年探索和歷史性進步之后,在李安的創(chuàng)造性成功之后,同樣是世界級大師的張導演怎么就有本事把一個武俠《英雄》的臉孔涂抹成這個樣子?

  《英雄》可能是挺好的旅游廣告片、申奧宣傳片、中國文化專題片、愛國主義教育片。不要罵我,這不是我在搞笑,這是電影主管部門某處級干部對《英雄》的贊美,報上發(fā)表的。要我說,《英雄》還是精美的武打鏡頭教學片,華麗眩目的特技演示帶,可它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只要鏡頭拍得漂亮,一部電影就足以感動人嗎,就叫好看嗎?首映式上,有記者十分幽默地問張導演:“張藝謀,《英雄》這部片子除了打架、風景和大明星以外還有什么?”就我的理解,那位記者關(guān)心的也是這個問題;
那記者其實是想問導演,你這部影片的故事講得怎么樣,有沒有給觀眾深刻印象的人物,你想跟我們傳達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張藝謀不能理解“打架”這個詞在這個語境中的幽默!侗本┣嗄陥蟆愤用《怒斥“變態(tài)批評”張藝謀出離憤怒》來單獨報道張導演對這位記者的斥責。張導演引用別人的話說那記者的提問里有“仇恨”。我倒看不出來。這位記者的話被指責為“變態(tài)批評”。變態(tài)批評四個字是在引號里的,不知該文這是在引用誰的話,F(xiàn)在,看《英雄》,說《英雄》,我們正在一起回答這個問題。畢竟,再沒有秦王來統(tǒng)一我們的說法了。

  

  怎么把武俠片的那點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香港和臺灣地區(qū)的電影人對世界電影至少有一個貢獻,那就是把動作性的武打片和警匪片由世界最爛拍到世界最好。他們把武打動作片拍得有些名氣、有些好看、有些意思。李安的作品繼承了胡金銓開創(chuàng)的文人武俠片傳統(tǒng),強調(diào)山水畫的意境,引入了京劇武打節(jié)奏和鼓點打擊樂的使用。他的武打場景的詩情畫意,竹林、寺廟等等設(shè)計也是從胡金銓那兒來的。這些影片有一種文人在美學上,甚至空間關(guān)系、人際關(guān)系上自己的解釋。這次張導演拍攝《英雄》,仔細觀看胡金銓的《龍門客棧》和徐克、李安等人的武打片作品應該是必須認真做的功課,對譚盾可能也是如此。不過他寫《臥虎藏龍》時應該已經(jīng)仔細聽過那部影片的音樂不然他才會這樣寫著兩部影片的音樂。

  只有個別地方鏡頭不太對,為變化而變化。無名與長空打斗那一場只是為了讓鏡頭跳一下就硬接上一個高處的大鏡頭。這其實降低了武打的緊張度,讓觀者跳出去離開了氣氛。結(jié)尾加長城的鏡頭也跟影片毫無關(guān)系。首映式上有人替李連杰表功說是他的主意。但總體上《英雄》的視聽語言十分漂亮、有力度。張藝謀把《英雄》的畫面、節(jié)奏、音樂做得十分美輪美奐,也能把武打動作拍得眩目,鏡頭的節(jié)奏剪輯也絕對張弛有道、具有視覺的沖擊力。

  為什么我不覺得這影片好看?因為張導演沒有學到李安電影的魂。張導演這回少了點什么?

  

  美學的暴力:不講故事硬灌理

  

  《英雄》怎么就弄得這么不好意思?初中生都能回答出來:故事不對勁。

  讀過小說,我心就涼了。這文字和故事都像是陳凱歌寫的,《荊軻刺秦王》時期的陳凱歌。今年陳凱歌有了較大進步。從講故事的章法來講,《英雄》實在是怪得厲害。所有的情節(jié)和以前發(fā)生的事情,都搬到秦王面前來講。而且,只有秦王是惟一的聽眾,惟一的評價者,是明察秋毫的判斷者,是洞若觀火的分析家,是感天動地的圣人!队⑿邸窙]有故事,因為它所有的情節(jié)、轉(zhuǎn)折、臺詞都不按照人之常情來。《英雄》當中所有的理兒都是從張藝謀這兒來的。殘劍跟在大殿上跟秦王做殊死搏斗,刀劃到秦王脖子邊,他忽然“頓悟”了。他就非等到那節(jié)骨眼上才整明白秦王是胸懷天下的大英雄!他一定是預見到這個秦王后來要成為秦始皇,要建立大一統(tǒng)來為天下人民謀福利。還有絕的,秦王知道了無名是來殺自己的,他居然把劍扔給了臺階下的無名。后面還有更絕的:秦王心神氣定地看著掛在墻上的那個“劍”字,忽然轉(zhuǎn)身說頓悟了--他看出那“劍”字的真諦是“和平”。我忍不住鼓起掌來,那是那天首映式上影片放映中唯一的一次掌聲。故事哪有這么講法的,臺詞哪有這么寫的。咱不帶這么玩好不好。任何劇作法都不會教作者這么隨意轉(zhuǎn)變,因為那不符合我們普通人思維和說話的方式。要順著張導演的故事這么講,那秦王就不應該還用亂箭把李連杰射成刺猬,就應該收了他當貼身衛(wèi)士才對。也許,發(fā)行商可以讓觀眾在電影院里不動窩,正好下面一場接上看李連杰演的《中南海保鏢》。無名明白了秦王是為天下求得和平的良主,可無名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轉(zhuǎn)身就被秦王下令殺死。他還向秦始皇托付天下!

  

  主題:古裝主旋律與權(quán)威主義話語

  

  我小有納悶但并不太驚訝的是:在前面已經(jīng)有那么多人情味十足、情感豐厚感人的武俠影片之后,張藝謀導演怎么有本領(lǐng)把《英雄》拍成這么一部驚人之作:它毫無人味、充滿了皇權(quán)思想的豪情壯志。它為中央極權(quán)式封建主義的帝王抒發(fā)心中的種種崇高志向,宏揚秦王為天下著想的情懷。北京首映式上,前面幾個問題基本上都圍著本片的意義發(fā)問:您到底要跟我們說什么?可張藝謀的回答基本上可以用《甲方乙方》的臺詞來形容:打死我也不說。他只說我要拍好看的電影。李安的《臥虎藏龍》有人性情感的核心,那就是人性的壓抑和解放。吳宇森的《變臉》中對那個黑幫頭子的小孩的處理就蘊涵著多少超越性的人道情感。為了在結(jié)尾處讓他再出來,吳宇森逼著制片人又多花了百十萬美金。

  回頭看看這位《英雄》,問題也許就出來了。為什么故事講出這般模樣?最大的毛病在于《英雄》要說的道理是硬說出來的,是反歷史,反人道的。導演、編劇自己信不信我不知道,但他自己都說不圓。這就是美學的暴力,就是用強力的敘事和有感染力的語言來言說一些違反歷史判斷和基本人性情感的硬道理。這些歷史知識和基本的人類情感是在一個相對可知的范圍里。以前的愛森斯坦和希特勒的御用俊俏女導演萊尼•瑞芬斯坦都是這方面的大師。

  據(jù)本片的編劇和宣發(fā)人員說:《英雄》提出的是“放下屠刀,結(jié)束恐怖”的精神。可據(jù)史書記載,秦在求統(tǒng)一時就用了坑趙國降卒45萬和保甲連坐等恐怖手段,秦始皇統(tǒng)一后除了統(tǒng)一秤桿、尺桿和文字外,還干了別的事業(yè):焚書坑儒、統(tǒng)一思想、弄得罪犯遍地。要這樣看,他是一個成功的恐怖統(tǒng)治者。秦始皇計劃生育搞得也不好,他自己生了二十幾個女兒,十幾個兒子。他對環(huán)保也毫無概念,據(jù)考證,僅僅他的兵馬俑就至少用了8000立方木材,還不算他的墳墓。那得砍多少樹呀!即使以孟子的思想看,秦王也是反動分子。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保ā睹献•公孫丑章句上》)他還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保ā睹献•離婁章句上》)就本片故事說,秦王在刺客放下刀劍后他自己也不肯放下屠刀。我覺得,《英雄》的那點意思不過就是放下刀劍,停止反恐。

  于是,我們聽到了這兩個同學的隔年對話。陳凱歌在《荊軻刺秦王》中把自己當成美學帝國中可以宣判一切的皇帝并頌揚開天辟地的皇帝,他要說的是“我是皇帝,你們要理解我”。到了2002年,張導演來應答,他對著咸陽山溝里的秦王墳墓和自己的老同學說:“皇帝,我們理解了你!

  

  誰導演了張藝謀

  

  早在1992年,我就在報紙上提出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影響《英雄》的幾個因素。首先,當然是張導演自己想拍大片,要跟已經(jīng)拍過國際大制作的其他導演叫一板。正因為張導演不是為了追求衣食足而受苦,不是為了稻糧謀而是為了過把癮而謀,我對他更看不懂。其次,我們這里強勢話語說過的“焚坑事業(yè)待商量”等一系列話語和政治氛圍是決定本片主題的政治因素。這里可以研究的是,在許多其它地方的“政治上正確”的要求怎樣在這里變成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商業(yè)運作中變成了政治上保險的計算。再看,還有商業(yè)要求。我估摸,制片方很可能對張藝謀提過要求:“就照李安的《臥虎藏龍》的風格去拍。”不然導演不會一切照著《臥虎藏龍》的路數(shù)走。就藝術(shù)影響說,我們可以看到《羅生門》影響了無名與長空決斗那一場;
《末代皇帝》教會他綢子底下做愛和在大殿中掛滿綢子;
鑼鼓點子打擊樂器的使用是從由胡金銓那里來的。《新電影》有位尚可先生分析得很貼切,用這些別人的元素完全無可厚非,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這里面導演的超越和自己新的創(chuàng)造性。對比《臥虎藏龍》的人性描寫,我實在是覺得張導演是得其形而忘其意。難道張導演是不講職業(yè)道德,隨隨便便就跟掏錢給他拍片的雇主搖頭的“不”先生?也許,張導演身后有比制片人更厲害,說話更管用的老大哥?這時,我就看到由陳凱歌開頭,同班女同學繼承發(fā)揚的《荊軻刺秦王》、《雍正王朝》以來的古裝主旋律。這幾年這類片子可時髦又討好。畢竟,他們還沒有像張俊以在《康熙帝國》里那樣直白地替帝王用第一人稱抒情高音唱出來:“我真想再活五百年”。就思想資源說,90年代極端時髦,至今仍風情不減的民族主義情話--民族主義與權(quán)威主義打情罵俏的話--是張藝謀這部影片的基本主調(diào)。我認為,分析80年代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是怎樣在90年代逐漸轉(zhuǎn)向權(quán)威主義認同是考察中國大陸思想潮流變化的重要課題。

  張藝謀的轉(zhuǎn)向發(fā)生在1999年,他拍了《一個都不能少》。但他把魏敏芝想掙50塊錢的動機在影片中演化成帶領(lǐng)學生做好人好事的高尚行為。魏敏芝要的是一彈呱呱作響、能花能用的人民幣,結(jié)尾時,導演給了她一盒花花綠綠的漂亮粉筆。那部影片不被嘎納電影節(jié)看好,張導演給電影節(jié)主席雅各布發(fā)了一封信宣布退出。其實,他那封送給到雅各布手上的信是給這里的干部和群眾看的,那使他多年來第一次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lián)播中受表揚。

  影片上映的那段時間,在文化人和記者圈子里,批評《英雄》、褒貶張藝謀是一件很庸俗、很沒起子的事情。我有幾次提起《英雄》,立即遭到曬笑。原來“天下”早已經(jīng)整明白了的道理,我還在拿著當思想說。但我不是英雄,我不會去替天下想事情,我只能說出我自己看這個《英雄》的印象,那管這是眼下最平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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