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適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胡適認為容忍既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同時又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社會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聲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適極為反對不容忍，主張容忍異己，容忍反對黨。胡適還強調，一個社會缺少容忍精神，必定會產(chǎn)生唯我主義，走向極權專制。

　　關鍵詞 自由主義 容忍 思想自由

　　胡適的自由思想體系架構中，容忍處于基本的地位。胡適認為容忍是自由思想的根本，社會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才能使人人都充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胡適為此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的容忍品性既受母親的稟賦影響，也匯融了道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因素，形成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民主精神和美德。胡適待人處事也以容忍為準則，嚴于律己，寬厚待人，竭力反對一切不容忍。到了晚年，胡適特別突出容忍異己，容忍反對黨，認為無論是在宗教自由上，還是在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上，容忍都十分重要。社會的不容忍不但導致了許多悲劇，而且產(chǎn)生思想上的唯我主義，導致政治體制上的極權專制。

　　一

　　胡適的自由思想中，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胡適強調的容忍，乃是要求社會尊重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有自由嘗試的權利，對信仰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對真理有懷疑的探討權利，具有發(fā)表負責任的言論的自由。容忍既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同時又是一種民主的權利，也是社會進步與民主的標志，是自由思想的最基本保證。思想高度個性化，活的思想只依附于每一個具體的人。每一個人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是自由的，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進行思想，進行考慮。即使是在極端的專制高壓下，每個人也都有在頭腦中思想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又極為有限度。因為存在于大腦中的思想只能說是思想的火花，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思想。因此，思想要真正獲得自由，還必須充分的表達出來，而且物化傳播。社會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不但自由地大膽思想，而且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來，傳播到社會上。而要達到這樣的思想自由高度，社會就必須容忍。所以，胡適強調“自己要爭自由，同時還得承認別人也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這便是容忍” 。還在二十年代，胡適在致李書華等人的信中，就已經(jīng)明確地提出自由的基本要素是容忍反對派，“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胡適這樣強調說：“我要請你們認清一個民國的要素在于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在胡適的自由思想中，能不能寬容異己者有言論的自由，尊重異己者的信仰自由，這是區(qū)分中國從封建制度進步到現(xiàn)代制度的根本界限。一個不能“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的國家，肯定是封建專制的獨裁政治，不配稱為“民國”。民主自由的現(xiàn)代共和國必定容忍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保證思想自由。而容忍是保障思想自由的客觀條件，社會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聲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

　　一個社會缺乏容忍的雅量，自由就得不到切實的保障。英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阿克頓就指出：“所謂自由意指這樣一種自信，每個人在做他認為是自己的份內(nèi)事時都將受到保護而不受權力、多數(shù)派、習俗和輿論的影響”，并特別強調，“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檢驗是看少數(shù)人享有多少安全” 。阿克頓突出真正的自由不但要不受影響，還要充分保證少數(shù)人的安全，強調容忍反對派是自由的根本要義。胡適曾把當代各國的政黨分成兩類，認為英美式的政黨愛自由，提倡獨立思想，是能容忍異黨的政黨。一黨專政的政黨則是獨裁式的政黨，絕對不會容忍異黨。胡適說：“各位都看到報上說美國華萊士組織第三黨競選總統(tǒng)，比較左傾，反對他的人，拿雞蛋番茄擲他，擲他的人給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說這是不對的，華萊士有言論自由，要判他在監(jiān)里坐或者罰他抄篇寫紐約前鋒論壇報幾十年來作標語的一句名言一千篇，那個人想想還是愿意抄一千篇，這句話是：‘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辯護你有權說這話�！�這一句話多么偉大！假使這世界是自由與非自由之爭的世界，我雖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個是容忍一個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選擇容忍的世界” 。胡適把“自由的世界”和“容忍的世界”等同了起來，沒有自由的社會就是專制的世界。胡適并強調說：“所謂‘兩個世界’的劃分正在這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 。胡適認定“自由的世界”必定是自由、獨立、容忍的世界，凸現(xiàn)出容忍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一次廣播演講中，胡適更為突出地強調：

　　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yǎng)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法國哲人伏爾泰說的最好：“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贊成。但是我要拚命力爭你有說這話的權利�！边@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態(tài)度！自己要爭自由，同時還得承認別人也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爭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時也得承認別人真心信神，當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個無神論者一旦當權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殘殺“異端”一樣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張、經(jīng)濟理論、社會思想，也都應該如此。

　　胡適清楚“民主政治”并不完美無缺陷, 但經(jīng)過幾百年的演變，“養(yǎng)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

這個文明的社會人人爭自由，但同時尊重別人的自由，“自己不信神，要爭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時也得承認別人真心信神”，不但 “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張、經(jīng)濟理論、社會思想，也都應該如此”，強調文明的現(xiàn)代社會必定容忍異己，尊重每一個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

　　胡適還把容忍看作自由的一個必備條件，是自由的最根本的保證。民主自由的社會的根本保障是人與人的相互容忍精神，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容忍。一個社會沒有容忍，肯定也就沒有自由可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為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xiàn)代，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各派別都想只獨尊一派，要用暴力打倒異己者、反對派、那么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shù)人若不能容忍少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少數(shù)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shù)人也得容忍多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

　　胡適強調“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社會如果缺乏容忍，“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自由是人類進步、文明的標志，因此爭取自由必須文明，其過程一定要容忍，遵循一定的秩序和平漸進，切不可過激，只有采用文明、和平的手段才能爭取到真正的自由。暴力帶來的必定是專制。胡適深感中國社會缺少容忍，所以突出強調：“容忍的態(tài)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以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 。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這是胡適自由思想的根本。

　　胡適認為容忍并不是只一味寬恕和退讓，還包含有抗爭：反抗一切不容忍的言行。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標志，爭取自由是個人、社會的進步。但在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進程中，為什么常常發(fā)生摧殘、殺戮、清除異己這種扼殺自由的野蠻行為呢？胡適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人類喜同惡異，不喜歡與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的習慣造成。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是不容忍而造成的冷酷、摧殘、專橫，為了鏟除冷酷、專制，每個人都有責任并為之斗爭，創(chuàng)造互相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會。胡適就說：

　　這種生活是要靠奮斗的。要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斗。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于反對的就勢力。應該作正當?shù)膴^斗，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斗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
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xiàn)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yōu)樾麓�，使舊生活變?yōu)樾律�活�?

　　胡適揭示自由的新生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種生活是要靠奮斗的”。為了爭取自由，過上新生活，每個人都必須奮斗，粉碎落后的舊勢力，“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生活變?yōu)樾律�活”。胡適還強調這種奮斗必須是“正當?shù)摹�，不能采用激烈的手段，而是和平漸進在特定的秩序里爭取。此后三年，胡適進一步發(fā)揮這一觀點，并突出強調“奮斗”不能采用“武力統(tǒng)一”，而是“用光明磊落的態(tài)度，誠懇的言論”，“繼續(xù)不斷的宣傳”，使“今日少數(shù)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shù)人的信仰”。胡適同時反復強調對這種“作戰(zhàn)”要有容忍的態(tài)度，“能尊重對方的人格”。胡適說：

　　若要希望人類的人生觀逐漸做到大同小異的一致，我們應該準備替這個新人生觀做長期的奮斗。我們所謂“奮斗”，并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統(tǒng)一；
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態(tài)度，誠懇的言論，宣傳我們的“新信仰”，繼續(xù)不斷的宣傳，要使今日少數(shù)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shù)人的信仰。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作戰(zhàn)”，因為新信仰總免不了和舊信仰沖突的事；
但我們總希望作戰(zhàn)的人都能尊重對方的人格，都能承認那些和我們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都能在作戰(zhàn)之中保持一種“容忍”（Toleration）的態(tài)度；
我們總希望那些反對我們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對我們，用研究的態(tài)度來考察我們的信仰。我們要認清：我們的真正敵人不是對方；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我們向舊思想和舊信仰作戰(zhàn)，其實只是很誠懇地請求舊思想和舊信仰勢力之下的朋友們起來向“成見”和“不思想”作戰(zhàn)。凡是肯用思想來考察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

　　胡適堅守自由主義立場，希望不同信仰的人、政治集團在宣傳自己的信仰的“奮斗”的“作戰(zhàn)之中保持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并指出容忍至少要具備二個要素：第一，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敵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因而一定要“尊重”他們的人格。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所以，不論是持新信仰，還是守舊信仰的人都不要有仇恨，任何人都不能心存報復，謀劃秋后算帳。這是容忍的核心和最高表現(xiàn)�！胺彩强嫌盟枷雭砜疾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這是容忍的第二個要素。胡適強調，即使原來已經(jīng)用思想考察過“我們的‘新信仰’”的人，也不見得肯定就會得出與我們完全相同的結論，但他們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權利，我們必須象尊重自己一樣尊重他們，必須敬重這種對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忠誠�！拔覀儭彪m不同意這些朋友的觀點，反對這些朋友的信仰，但也只能“是很誠懇地請求舊思想和舊信仰勢力之下的朋友們起來向‘成見’和‘不思想’作戰(zhàn)”。這是走向自由的極重要的因素。

　　二

　　胡適的容忍品性深受母親的影響。胡適認為他母親“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并強調每個人一生都會有經(jīng)受數(shù)不清的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因而容忍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胡適說：“我母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記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于衰邁，難以口述，請準用筆寫出回答。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曾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母親對胡適最大的影響就是這種容忍的稟賦。這是形成胡適容忍美德的生活基礎。

　　胡適的父親死時，母親只有23歲。父親死后，胡家全盤破敗，經(jīng)濟捉襟見肘，財務結算入不敷出，更添大哥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每年除夕，“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年青的寡婦面對這種困擾總是容忍，幫著比她大的大兒子應付，“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種應付經(jīng)濟開銷的緊張和債主的逼索，還不是胡適母親最痛苦、難堪的事，最不堪的是婆媳矛盾。少年胡適最怕大嫂們的臉色。“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
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我漸漸明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
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胡適的母親面對這種內(nèi)外困苦，從不遷怒于人，總是默默承受，“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 。母親這種寬恕別人的至性至誠的品性，深深地銘刻在胡適的心際，極深極重地影響了胡適�！皟鹤雍湍赣H之間的聯(lián)結和關系是今后一切關系的基礎。一個男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蕓蕓眾生，也就是他既有和將有的一切關系都牽連著他和母親的這種聯(lián)結” 。母親的溫厚忍讓性情，形成胡適容忍的品性基礎。胡適曾感慨地說：“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胡適之所以能“寬恕人，體諒人”，全是母親的苦心身傳言教。母親待人處事的容忍成了胡適楷模。

　　胡適善于從書中吸取心得，受益教育，容忍精神還受儒家思想影響。胡適曾說：“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里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里，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 。留美后，胡適不但接受了自由主義，而且受基督教的影響，更為深刻和全面認識容忍，突出容忍是一種愛，一種對他人的體貼和尊重。胡適在給韋蓮司的信中就說：“容忍是對他所愛的人或愛他的人的一種體貼或尊重。要是我們在突然之間摧毀對我們來說已經(jīng)死亡，而對他們來說卻極為重要的神圣事物，這對他們是個大痛苦。在觀念上，我們年輕并富有創(chuàng)造的能力，但是他們已經(jīng)過了人生之中成形的時期，所以他們已無法接受我們的新偶像來取代他的們舊偶像。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本著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他們的信仰和觀念。[但這樣的容忍]以不至于造成對自己的個性和人格的發(fā)展有害為限度。這不是懦弱，也不是偽善，而是利他的，是愛” 。胡適強調要本著自由思想容忍別人的信仰和觀念，容忍反對派，寬待一切人，一生始終堅守容忍的自由思想，善待生活中的人或事。

　　胡適做人如同演員演戲：在臺上認認真真演戲，在臺下清清白白做人。胡適一生堅持自由思想，堅守學術研究，認真治學，清白做人，寬容待人。以“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待人要于有疑處不疑” 作為個人的信仰。在胡適看來，人與人應當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杜絕相互猜疑，所以對人總是襟懷坦白，真誠相見，從不胡亂猜測別人，總是抱著善良的愿望和動機去看待人世間的事物。在學問、處事和待人接物上極為寬容，顧及一言一行的社會后果。夏志清就認為：“胡適是‘當代第一人’，一方面因為‘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nèi)圣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 ，為人處事極為寬恕。

　　在新文學運動中，林琴南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成為反對派的急先鋒。1919年間，他不僅致信蔡元培，責罵新思潮，還接二連三地借小說、雜感、評論等形式丑化胡適等人，對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恨之入骨，甚至想借助北洋軍閥的暴力殘害胡適等人，遏止新思潮新思想的傳播。1928年，有人做了一篇影射小說《燃犀》攻擊林琴南。主人公凌近蘭影射林琴南，何識時影射胡適之�！毒﹫蟆返木庉嬛魅螌⑿≌f轉給胡適。胡適看了說：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女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誣蔑他的人格。

　　這封信突出胡適的容忍精神：“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誣蔑他的人格”。承認每個人的尊嚴，充分重要別人。這是胡適終身不渝的為人處事準則。胡適臨終之年，更加客觀評說林琴南。1962年2月7日，毛子水來看胡適，稱贊胡適1910年作的《康南耳傳》文字已很清楚明白。胡適對此謙遜地說：“我那時還寫古文，現(xiàn)在看起來那個調子覺得有點難為情。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 。胡適勇于承認自己受益敵人，容忍精神躍然閃耀，令人敬佩。

　　胡適的容忍還表現(xiàn)為寬容別人對自己的不敬。梁啟超對胡適暴得大名很有點不以為然，因而對胡適不時流露出爭勝的心態(tài)。1921年，梁啟超曾邀請胡適為《墨經(jīng)校釋》作序，但又不認同胡適的觀點，因此書出版時把胡適的序放在卷后，反將自己的答書置于卷首。中國的傳統(tǒng)文人絕無法忍受這種事，認為是一種極大的侮辱，但胡適并不計較，“梁任公的《墨經(jīng)校釋》出來了。他把我的序放在書末，卻把他答我的序的書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胡適以一種極為寬容的態(tài)度微笑對待。1929年1月20日，梁啟超大殮之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任公為人最和藹可受，全無誠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對我雖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jīng)校釋?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中國人強調蓋棺定論。胡適雖然知道梁啟超對他“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對自己常有大不恭，而且在思想和學術也存在許多分歧，但卻從不和梁啟超爭勝和計較，反而欣賞梁啟超這種“全無掩飾”的率直品性，并認為這“不是他的短處，正是正愛之處”，始終真誠地尊敬梁啟超，并在蓋棺定論上給予二個“可愛”的高度評價。

　　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界，胡適和魯迅都是經(jīng)常遭人罵的人。但如何對待罵自己的人，胡適和魯迅的態(tài)度就截然不同。魯迅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個都不寬恕”，表現(xiàn)得極為極端甚至有點刻毒，臨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報復自己的敵人。魯迅在遺囑中寫道：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樣一種憤怒的態(tài)度，決絕的話語，只有魯迅才會有，勾劃出一個活生生的魯迅�！白屗麄冊购奕�，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是魯迅激憤、孤苦個性的真實勾寫。魯迅一生多疑到有些刻薄，不能善待親人，更別說敵人了。他從不寬恕任何敵人，而且反擊之激烈，話語之辛辣，簡直就是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對手就是求饒也絕不放過，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非要把敵人罵得無地自容，活活氣死。魯迅曾這樣反擊陳源：

　　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于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并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于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

　　這是魯迅強烈的報復心理自供。魯迅對敵人不僅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且經(jīng)常是“以兩牙還一牙”，強調只要有報復的機會就絕不放過敵人。什么時候沒有報復敵人，那絕不是寬恕了敵人，而是“無力”報復，甚至強調不惜“失了人格”，“每以穢物擲人”，竭盡所能全力報復敵人。相比之下，胡適的態(tài)度完全相反，完全以一種容忍的寬厚態(tài)度待人。胡適說：

　　 我受了十余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于他們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罵。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來送給他，并且祝福他。

　　胡適的表白雖有些過譽，但確實是容忍美德的極好寫照。胡適一生不怨恨任何人，雖然做不到“情愿自己割下”身上的肉給敵人吃，但確確實實是“很情愿挨罵”，并“替他們不安”。

　　胡適與魯迅緣《新青年》而相識，并曾一度極為親密。魯迅的日記有40多處記到與胡適交往的字樣。胡適的日記也多次記載了與魯迅交往的片斷 ，并請魯迅幫忙刪改白話新詩。但到二十年代末，魯迅已經(jīng)與胡適決裂，并屢屢公開批評胡適，極盡諷刺攻擊。胡適對魯迅的種種言語未回一言，始終寬容魯迅。陳源與蘇雪林很替胡適抱不平。陳源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的鹽谷溫。魯迅逝世后，蘇雪林分別致信蔡元培、胡適，大肆攻擊魯迅，說他“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yī)，療養(yǎng)則欲赴鐮倉”，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五史儒林傳所無奸惡小人”。胡適看到蘇雪林的信極為反感，在回信中一則批評蘇雪林“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二則竭力澄清魯迅抄襲鹽谷溫書的謠傳，“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提出“凡論一人，總須持平”。胡適容忍的坦蕩胸懷在信中顯露無遺：

　　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jié)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jīng)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fā)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yī)，療養(yǎng)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胡適并不諱言“魯迅狺狺攻擊我們”，但強調魯迅雖“攻擊我們”，但是“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胡適極為寬忍，認為評價魯迅應“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jié)不談”，不能糾纏于個人恩怨。強調要從學理上認真討論魯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jīng)過幾度變遷”。胡適的公允評說于今日都可以做為魯迅研究的標尺。胡適對于魯迅極為容忍，既不亂罵也不瞎捧，顯示出胡適自由思想的光芒。在信中，胡適還特別強調：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學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xiàn)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jù)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后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胡適并不因魯迅反對他，諷嘲他就不容忍魯迅，而是強調評價魯迅“總須持平”，并突出“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充分肯定魯迅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不僅如此，胡適還針對“魯迅小說是抄襲鹽谷溫的”流言為魯迅辯誣，強調“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魯迅逝世后，《魯迅全集》出版無望，許廣平曾二次給胡適寫信，希望胡適提供幫助。胡適“慨予俯允”，提供了許多無私的幫助，促使《魯迅全集》的出版 。胡適這種容忍的坦蕩胸懷令人心生警悟，也令人感覺欽佩。中國學術界如有多一點這種容忍，也就沒有此后幾乎毀滅學術的互相出賣和無情的揭發(fā)斗爭。

　　胡適一生堅守自由主義立場，奉行講真話，講實話，講人品，講文品，講紳士風度，講容忍，身體力行自由主義，拋棄黨同伐異的極端偏狹的封建自由思想，用寬容的人生態(tài)度面對生活，顯示出鮮明的充分尊重個人的自由主義精神，是胡適個人主義的真正體現(xiàn)。哈耶克就這樣說：“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發(fā)展，此后逐漸成長和發(fā)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
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nèi)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v然這個范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fā)展自己的天賦和愛好�！�…寬容或許是唯一還能保留這個原則完整意義的字眼兒，這個原則在那個時期整個過程中都處于上升的狀態(tài)，只是在近來才又趨低落，且將隨極權主義國家的興起而徹底消亡” 。胡適發(fā)揚自由主義“把人當作人尊重”的精神，不但寬忍待人處事，而且竭力確立它為自由的根本精神，尊重人、寬忍人，這是與極權國家欲把全體民眾都當“螺絲釘”的權勢欲嚴重對立的。胡適自由思想的歷史洞穿力令人敬佩。

　　三

　　胡適認為，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在文化思想領域，表現(xiàn)為知識分子之間應互相包容，尤其是具有不同的思想見解，處于不同的思想流派的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更要尊重對方的人格。如果發(fā)生思想論戰(zhàn)，雙方都應該在論戰(zhàn)中保持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保證每人都能言無不盡，暢所欲言，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同時尊重別人表達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容忍不同政見者及反對黨的主張，讓持不同政見的人，尤其是反對黨充分地表達政治觀點及治國方略。因為治理國家是一件十分繁難的專業(yè)，決非單一的社會力量和政黨所能完成，需要各種社會力量“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才能真正推動社會的進步，推進國家的文明發(fā)展和繁榮富強。為此，胡適希望社會是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會，社會上的每一個人能養(yǎng)成容忍的雅量和涵養(yǎng)，并且極為看重知識分子的容忍精神。因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的潮流具有引導的典范影響。知識分子的不容忍必定會影響青年，造成全社會的冷酷。因此，胡適極為痛惜知識分子的不容忍。

　　1926年前后，現(xiàn)代評論派的陳源與魯迅發(fā)生激烈論戰(zhàn) 。胡適從感情上、思想上都親近陳源，但他沒有介入論爭，更沒有幫陳源公開指責魯迅，而是對他們的論戰(zhàn)深感遺憾，痛感他們?nèi)鄙偃萑獭：�適在論戰(zhàn)的高潮時，掏出肺腑之言，給魯迅、周作人、陳源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信，對這三個人說：“你們?nèi)�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br>所以我感覺你們?nèi)�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zhàn)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們?nèi)�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誼之戰(zhàn)；
所以我不愿意追溯這場戰(zhàn)爭的原因與歷史，更不愿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于對方動機上的猜疑；
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fā)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
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zhàn)。我十月到上海時，一班少年朋友常來問我你們爭的是什么；
我那時還能約略解釋一點。越到后來，你們的論戰(zhàn)離題越遠，不但南方的讀者不懂得你們說的什么話，連我這個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們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們?nèi)粼O身處地，為幾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讀者著想，為國內(nèi)崇敬你們的無數(shù)青年著想，他們對于這種‘無頭’官司有何意義？”胡適在這種動情的訴說后，激動地強調：

　　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zhàn)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tài)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胡適特別強調自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最懼怕是不容忍造成“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胡適在信的最后懇求這三位“敬愛的朋友，讓我們都學學大海�！�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他們’的石子和穢水，尚且可以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誤解，一點子小猜嫌呢？”胡適的勸說立足于容忍的精神，希望三位“敬愛的朋友”能容忍別人。情真意切，令人動容。周作人和陳西瀅雖就此罷手，但魯迅置之不理，獨戰(zhàn)不息，在不容忍的激烈的路上越走越遠，并漸漸走向“猜疑、冷酷”。胡適的擔憂不幸被歷史證實，中國此后確確實實走向不容忍，進入“猜疑、冷酷”的狂熱。胡適思想的深邃令人驚嘆，也更值得從噩夢中走出的人深思。

　　胡適給三位“敬愛的朋友”的信，強調容忍是每個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基本態(tài)度，尤其是具有思想觀點分歧的雙方更應當具有容納良言和謾罵的肚量，就像大海能納百川，也納石子穢水。應該說，胡適倡導的這種容忍相似儒家的恕道，認為每一個人如果都希望享有自由，那么就必須養(yǎng)成容忍的態(tài)度。容忍要求每個人首先不能唯我獨尊，而能對自己持批評的態(tài)度，謙虛地聽取各種意見。另一方面還要養(yǎng)成健康的心理素質，有開闊的胸襟與兼容并蓄的雅量，不但寬容與自己不同的思想、意見，而且寬容反對自己的思想、意見。每個人都養(yǎng)成容忍，人人便都能和平相處，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行為自由了。胡適一生具有精英意識，“把自己當成學界領袖，知識分子的代表和民眾的指導者” ，強調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應當成為社會的楷模，應該為社會樹立容忍的榜樣。所以，胡適強調“敬愛的朋友”要“設身處地，為幾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讀者著想，為國為崇敬你們的無數(shù)青年著想”，做容忍精神的表率。

　　胡適終身信仰自由主義，堅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導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導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場上，反對各種不容忍。尤其激烈反對用過激的行動破壞社會的秩序，造成社會的殘酷，使社會缺少容忍。1925年11月29日，北京憤怒的群眾因抗議段祺瑞治下的政府當局，遷怒為當局說話的《晨報》，放火焚燒了《晨報》館。陳獨秀認為“該燒”，并責問胡適：“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胡適對陳獨秀的話深感痛心，更對陳獨秀走向激烈斗爭，背離《新青年》初期注重啟蒙，和平爭取自由，推動社會進步的途徑深感憂慮，寫了一封情深理直的長信給陳獨秀，直言痛斥陳獨秀的不容忍：

　　五六天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于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于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于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tài)度。

　　……《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的眼里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
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睜幾杂傻奈ㄒ焕碛桑瑩Q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yè)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tài)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

　　胡適從駁斥陳獨秀“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入手，直言陳獨秀這種態(tài)度“使我很詫怪”，強調“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并對激進主義的不容忍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涼。胡適特別強調他和陳獨秀兩人“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yè)上盡管不同”，之所以能做朋友，根本點就是有“容忍異己的態(tài)度”。這是兩人做朋友的“最低限度”。胡適明確地宣言誓死捍衛(wèi)容忍的精神，如果陳獨秀喪失“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那兩人就會變成“仇敵”。胡適態(tài)度之鮮明堅決，顯示出對自由思想的無限忠誠。隨后，胡適回憶往事。1919年6月9日，陳獨秀親自起草《告北京市民宣言》。11日晚，陳獨秀與胡適等到前門外香廠“新世界”娛樂場喝茶，胡適等人走后，陳獨秀從衣袋中拿出自備的宣言散發(fā)。不料被偵警看見扣獲。陳獨秀入獄后被嚴加看管，并染時癥發(fā)寒熱。胡適等《新青年》同人甚為焦急，奔走營救。在署名營救陳獨秀的名流中，就有反對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jié)”。胡適在敘述這段歷史時，非常動情地說：

　　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還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爾，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胡適借用陳獨秀親歷的事實，指出“黑暗”中的“光明”就是容忍�！霸谀欠磳Π自捨膶W最激烈的空氣里”，陳獨秀的異己者挺身而出，拋棄不同的信仰，出面保釋陳獨秀，使他脫離牢房。胡適強調，這就是爭自由，“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因為這樣“還有一點人味兒”。胡適在信的末尾，更進一層強調自由與“一階級專政”之間的相水火之處就是容忍，并突出只有容忍和尊重異己的社會才是“人的社會”。但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卻是越來越?jīng)]有容忍。胡適為此感到悲憤，感慨悲嘆：

　　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并不是舊勢力的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與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丑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與陳獨秀的分裂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大事件，直接影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走向。胡適的這封信最直接地揭露這兩個人的思想分歧：胡適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堅守自由思想的信仰，主張容忍，要建立“人的社會”，但陳獨秀以及他的“同黨少年”已經(jīng)走向暴力，主張殘酷斗爭，不容忍任何不同的聲音，而且還極力“丑詆”胡適的容忍精神，使他“身受了不少的攻擊與污蔑”。簡而言之，胡適與陳獨秀的分裂點是容忍與不容忍。胡適不但敢于挺身而出反對社會上的不容忍，而且容忍別人的詆罵，并反復強調“不會怕懼這種詆罵”，只“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歷史的發(fā)展不幸被胡適言中。胡適后來雖沒有與陳獨秀做成“仇敵”，但最終還是與共產(chǎn)黨做成“仇敵”，在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之時，不得不跑到海外去尋找“立足容身之地”，但共產(chǎn)黨還是不容忍他。在胡適批評陳獨秀及其“同黨”不容忍30年后的1955年，共產(chǎn)黨真的“更殘忍更慘酷的”批判胡適。“‘批判大軍’的陣容是相當強大的，雖沒‘絕后’，但卻絕對‘空前’，規(guī)模遠遠超越了‘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在這支‘批判大軍’中，大部分都是當時中國的一流學者，許多名字都是我們很熟悉的。茲根據(jù)當時的史料，分類看一看部分‘主力隊員’的名單：一、‘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孫定國、任繼愈、艾思奇、王若水、楊正典、馮友蘭、楊榮國、金岳霖、陳仁炳、張凌光、何思敬、胡繩、賀麟、李達等；
二、‘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李達、侯外廬、夏康農(nóng)、汪子嵩、曾文經(jīng)、榮孟源、彭柏山、潘梓年、鄭鶴聲、張沛、黎澍等；
三、‘胡適的歷史觀點批判’：嵇文甫、羅爾剛、范文瀾、翦伯贊、周一良、陳煒謨、童書業(yè)、張志岳、高亨、夏鼎、沙英等；
四、‘胡適的文學思想批判’：林淡秋、何其芳、鐘敬文、游國恩、陸侃如、李長之、羅根澤、陳中凡、王元化、黃藥眠、劉大杰、王若望、王瑤、馮至、以群、華崗等；
五、‘胡適的教育思想批判’：陳鶴琴、陳友松、李澤深、鄭林莊、毛禮銳、曹孚等；
六、‘語文文字學批判’：潘允中、張清常、馬國藩、黃漢生等。以上只是大致的分類。有許多文章是對胡適進行全面批判的，劃歸哪一類都可以。實際上，真正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那些謾罵性文章，這類文章占了很大篇幅，實在應該分出個‘謾罵類’來” 。一時間，整個學界殺氣騰騰，場面“殘忍”“慘酷”，“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對于這場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胡明為胡適立傳時做過很好的總結 。殘忍、慘酷的人斗人的運動過后，沉痛思痛，不能不驚嘆胡適容忍思想的洞穿力。

　　四

　　胡適認為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不容忍必定導致政治上的極權主義，思想的唯我獨尊。思想的唯我主義容不得反對意見，容不得不同的思想。政治極權主義必然是由一黨專政走向個人獨裁，走向壓制個人發(fā)展的道路，發(fā)生壓迫與奴役，甚至構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因此，胡適“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已，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正是基于這樣的自由思想，胡適竭力反對“徹底改革”的根本解決，認為暴力革命的結果必然導致專制政治，走向思想專制。胡適認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里，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漸進式的改革，一是可以和平地轉移政權，二是可以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的改革。反之，暴力革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于我們的真正的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兇，而對于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 。胡適出于這樣的自由思想，曾反對國民黨武力進攻共產(chǎn)黨，在國民黨圍剿共產(chǎn)黨最為激烈的情形下，呼吁國民黨放棄武力圍剿，把東北和平地交給共產(chǎn)黨，讓共產(chǎn)黨在東北的大地上試驗共產(chǎn)主義，試驗好后再行推廣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胡適敢于提出這樣的政治設計，才識膽略讓人敬佩。

　　胡適忠誠自由思想，因而既不滿國民黨政權，又用容忍的態(tài)度善待它，只求一點一滴的進步。因此，他一方面承認“當國的政黨用權力制裁全國的輿論，不容許異黨異派的存在，……其間確有許多過當?shù)男袨�，如秘密軍法審判的濫用，如死刑之濫用，如拘捕之眾多與監(jiān)獄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但同時又強調：“一個政府的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 。也就是說，胡適雖然不滿意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專制，但強調容忍，主張采取改良的方法，逐漸改造它變成“好人政府”，反對任何危及政府秩序的暴力革命行動，認為：

　　一個人如果強迫別人接受他一已的意志，就會招致反抗。這樣的強迫與反抗的對立，就會使雙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無結果或浪費。[在這種對立的情況下]，縱使一方面勝利了，仍然要創(chuàng)造出兩種奴役——失敗者為勝利者所奴役；
勝利者為維持他的主宰權，又要隨時準備對付這被奴役的對方，[如此也就難免自我奴役。]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在經(jīng)濟上浪費亦如在道德上破產(chǎn)一樣的[互為因果]的關系。這也就說明了所有基于強制執(zhí)行或侵略行為的一切政策——如在一國之內(nèi)[所因此形成]的特權和迫害，以及國與國之間[所發(fā)生]的戰(zhàn)爭和爭霸——的徹底失敗。但是如果雙方息爭合作，共同為人類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計向大自然奮斗，則雙方皆得其解放：雙方都會發(fā)現(xiàn)這種和平合作實在是最經(jīng)濟的辦法。

　　胡適認為一個政黨沒有必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反抗另一個政黨，因為“這樣的強迫與反抗的對立，就會使雙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無結果或浪費”，就是“勝利了，仍然要創(chuàng)造出兩種奴役——失敗者為勝利者所奴役；
勝利者為維持他的主宰權，又要隨時準備對付被奴役的對方，[如此也就難免自我奴役]�！睔v史又不幸被胡適言中。曾幾何時，武裝斗爭取得政權的政黨進入兩種奴役的冷酷。胡適主張各政黨之間的矛盾用理性和和平的方式調解，“如果雙方息爭合作，共同為人類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計向大自然奮斗，則雙方皆得其解放”。但胡適這樣的假定在中國不能成立。當時的中國社會各政黨之間不能找到一個共同的利益基點，相互之間的沖突往往是根本性的，是你死我活性質的。社會蘊藏著諸多不可調和的矛盾，像無數(shù)座火山正在或將要爆發(fā)。胡適面臨的是 “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沒有出路”的社會現(xiàn)實。革命的后果，將是既有秩序的大解體，是社會暫時的大混亂，是不同階層的人被奴役。這是胡適不敢想象的。胡適雖然也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不少問題，也對國民黨政府提出批評，表示抗議，但始終堅持政治斗爭只能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nèi)進行，反對任何威脅到國民黨政府的行為。國民黨政府即使再壞，也要維持它，不能從根基上動搖它。所以，胡適反對共產(chǎn)黨的武裝斗爭，反對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反對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在國民黨政府危急的每一緊要關頭，都毫不例外的站在袒護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上�！八�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這個新政權，而是要啟發(fā)這個新政權。他所尋求的僅僅是改革。他對于中國新的統(tǒng)治者的要求只是他們應該有傾聽負責的批評的勇氣和從批評中可以受益的信念” 。

　　胡適認為：一個人，特別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如果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就必然容不得不同意見，尤其容不得反對意見。一個宗教團體如果只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就必然認為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是錯的，是異端邪教。一個政黨如果只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就必然認為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是錯的，是反動的。胡適從這些困擾點入手，更系統(tǒng)全面的思考自由，以《容忍與自由》更深一層的揭示了容忍與自由的相互關系。這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以“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的蛢捍髮W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時，布爾先生的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立題，并由此展開論述：“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胡適接著列舉兩個例子來支持這個論點：一是胡適“十七歲的時候”曾引用《玉制》中的話“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來反對迷信，宣傳無鬼論；
一個是新教領袖約翰高爾文燒死塞維圖斯的事實�！霸谧诮套杂墒飞希�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在歐洲宗教革新史上，馬丁路德和約翰高爾文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不滿意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可是勝利以后，又回到羅馬舊教的老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批評。約翰高爾文竟把敢獨立思想、敢批評的學者塞維圖斯以“異端邪說”的罪名活活燒死，并宣言“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zhàn)斗”�；�于這種悲慘的歷史事實，胡適提出一個警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

　　胡適強調“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實質就是容忍不同的政見、思想、信仰，容忍各種不同的思想、政見、信仰有存在和發(fā)展的自由，“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歷史已經(jīng)深受了風風雨雨，用血和淚證實胡適如此強調“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具有非常的價值。如果每一個當權者及其政黨都自以為本黨的政治主張才是唯一的正確，不允許存在不同的政治思想。那自由就會被徹底扼殺，社會進入專制，思想變得疆化，人人都受奴役。自由的前提是容忍，“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胡適因此得出結論和教訓：“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這是胡適晚年對自由思想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高度準確地揭示出胡適自由思想的最關鍵環(huán)節(jié)的關鍵點。由此可知，在胡適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雙重的內(nèi)涵：一是當權的政黨必須具有容忍的雅量，容忍負責任的批評；
一是爭取自由的知識分子也須具有容忍，允許政府逐漸的改進，切不可采取激烈的手段對抗政府。

　　胡適強調“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的這種自由思想反響極大 ，促使胡適結合當時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更深入地思索容忍與自由的關系，感到世界上的事物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真理又隱藏在事物的里面，不能輕而易舉能發(fā)現(xiàn)。胡適針對段海光的批評 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建立在“理未易察”上，一切獨斷、專橫、恣意妄為、黨同伐異等暴戾行為都是缺乏良知的幼稚。傳播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對事物、對真理的認識也同樣有“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問題。因此，胡適特別強調自由主義者和權勢者都需要容忍精神。胡適說：

　　容忍的態(tài)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都感覺到他們的信仰不會錯，他們的思想不會錯，他們就不許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
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大家都應該覺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因為難免有錯，更應該容忍逆耳之言；
這些聽不進去的話，也許有道理在里面。

　　胡適公開修正容忍的論點，認為容忍是自由主義者和有權有勢者雙方面的事�！吧鐣�上沒有容忍，就不會自由”，而且“容忍是雙方面的事”。拿筆桿子的人在“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
政府和社會上有勢力的人面對爭取自由、享受自由的權利的拿筆桿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只要這樣，社會才能進步。胡適在這樣論述容忍與自由之后，回應段海光的批評，提出“究竟誰是有權有勢的人？還是有兵力、有政權的人才可以算有權有勢呢？或者我們這班窮書生、拿筆桿子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呢？” 胡適強調：“我認為我們這種拿筆桿發(fā)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也是強者。但我們雖然是強者，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tài)度” 。在這樣肯定的論述基礎上，胡適更深一層強調：“我現(xiàn)在要說的就是兩句話：第一，不要把我們自己看成是弱者。有權有勢的人當中，也包括我們這一班拿筆桿子的窮書生；
我們也是強者。第二，因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權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當：這就是毛先生主張的，我們說話要說得巧” 。

　　胡適這樣闡釋容忍，就是站在維護體制和社會秩序的自由主義立場上，以自由思想為指導，為自由主義者和政府約法三章，各自遵守協(xié)定，互相容忍，共謀一點一滴的進步。這也就是胡適所強調的“爭取言論自由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諒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諒解。政府當然不愿意你批評，但要得到政府諒解，必須平時不發(fā)不負責的言論。比方中日問題，我們的確對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諒解，在報上不說煽動的話，即使有意見或有建議，只見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開發(fā)表。在那時，我們曾提出一個平實的態(tài)度，就是公正而實際，說老實話，說公平話，不發(fā)不負責的高論，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養(yǎng)成容忍批評的態(tài)度” 。胡適追求自由，但不求推翻政府，只期望“政府養(yǎng)成容忍批評的態(tài)度”，在現(xiàn)有秩序的基礎逐漸改革，謀求一點一滴的進步，建設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個人的自由，使每個人在政治、經(jīng)濟等各種領域都能自由地發(fā)展，獲得最大的自由，逐漸走向民主、自由的世界。追求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也要有容忍，在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批評政府時，必須持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這樣，社會就能越來越和諧，也能更加文明、進步。

　　Tolerance: The Foundation of Hu Shi’ Free Thoughts

　　[Abstract] tolerance ha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Hu Shi’s free thought. Hu Shi regards toleranc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spirit and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Only a society permits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thoughts and voices can everyone has the freedom in thinking.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u Shi strongly opposes intolerance and advocates one should tolerate opposite person and parties. He also emphasizes that a society without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will bring about solipsism, totalitarian and autocracy..

　　 [Key words] liberalism tolerance freedom i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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