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哈佛大學的邀請，1998年1月至7月我曾到該校作訪問學者，所見所聞使我受到很多觸動與啟發(fā)。之后，作為訪問學者和客座教授，我還考察過日本關西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國外高校。我發(fā)現(xiàn)，目前發(fā)達國家都將人文素質的培養(yǎng)作為終身教育的主要內容，一些知名高校更是將導讀東西方的古代經(jīng)典，作為培育學生的重要途徑。相比之下，國內通識教育與文科課程體系有許多亟待改進與提高之處。

　　哈佛大學等國外著名高校的通識教育

　　哈佛大學的傳統(tǒng)是重視通識教育，重視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開放式、創(chuàng)造性教育，它不僅應有助于學生在專業(yè)領域內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與能力，而且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學生善于深思熟慮，有理想目標和洞察力，成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個主要領域中學習外，也進行跨學科專業(yè)的學習。該校不少教授強調人文學習的重要性，主張理解、吸收不同的價值觀念。大學本科生必修8至10門的“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的主要領域有：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思考、科學與社會分析，并需修習英文寫作、數(shù)理統(tǒng)計及外國語文。在“道德思考”領域，該校請不同的專家講授與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tǒng)相關的倫理道德課程，讓學生們選修一種。例如，杜維明教授的“儒家倫理”課，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學生選修。杜教授只上大課，并定期主持助教會。該校規(guī)定，每20名學生必須配一名助教，助教參加學生的討論(每周一次)，引導學生讀書，批解他們的讀書報告。有的哈佛教授認為，任何復雜的文明必須發(fā)展社會資本，這個社會資本是看不見的。不能以淺短的目光看待我們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來衡量。有的教授認為，不能只重視經(jīng)濟資本，還要發(fā)展文化人。這就要考慮文化傳承、心靈積習。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還要培育倫理素養(yǎng)、人生智慧、精神價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眾知識分子，關心社會，參與政治，批評當下，指引未來，為社會提供價值指導。

　　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么行業(yè)，在他經(jīng)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yǎng)的基本功。

　　法國的小學、中學的國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訓練，中學生即開始學笛卡爾、馬勒伯郎士的哲學，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學等。法國對所有大學生的國文教育，重視古典語言，希臘、羅馬的典籍及有關宗教、歷史、哲學、倫理、政治、經(jīng)濟等古典著作的閱讀。現(xiàn)代歐美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當然主要是科技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反復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潤于其中。

　　斯坦福大學明確以博雅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目標，該校要求學生們不局限于一個專業(yè)，要有廣博的知識與修養(yǎng)，要“均勻”，即接觸不同學科，同時了解不同文化的經(jīng)典、觀念與價值。該校規(guī)定學生在下列九個領域中選修十一門課(每一門至少3學分)：1.文化、觀念及價值，2.世界文化，3.美國文化(以上為文化核心課程)；
4.數(shù)理科學，5.自然科學，6.科技及應用科學(以上為科學核心課程)；
7.文學及藝術，8.哲學、社會及宗教思想，9.社會及行為科學(以上為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課程)。以上每一領域中的課程，基本上都是經(jīng)典導讀，其課程名稱為：荷馬的《奧德賽》或《伊利亞德》，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著作選或其《倫理學》、《政治學》，《圣經(jīng)》，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國思想家孔子著作選讀或《論語》，中國道家哲學選讀或老子的《道德經(jīng)》，《孟子》選讀，《莊子》選讀，馬丁?路德著作選，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密爾頓的《失落園》，蒙田散文選，但丁的《神曲》，摩爾的《烏托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及《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及《暴風雨》，牛頓著作選，達爾文著作選或《物種起源》，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選或馬克思的《共產(chǎn)黨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之起源》，韋伯的《新教倫理》，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兒的《方法論》及《沉思錄》，洛克的《政府二論》，霍布斯的《利維坦》，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可蘭經(jīng)》，《藝術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該校大學生的畢業(yè)學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蓋六個領域(人文類、外國語文類、數(shù)理科學類、自然科學類、社會科學類、文明研究類)的通識課程，名為共同核心課程，學生必修21門課，份量很重(以上有關斯坦福與芝加哥大學的情況，詳見黃俊杰著：《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灣通識教育學會，1999年版)。

　　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應當著眼于吸引學生閱讀經(jīng)典

　　近年來，我國各大學都在推行通識教育。十多年前叫素質教育，現(xiàn)在已接受通識教育的說法。北京大學在數(shù)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與心理學、歷史學、語言文學與藝術等五個領域內開設系列課程，作為全校學生的素質教育通選課，同時鼓勵學生選修不同院系的專業(yè)課程。復旦大學成立了通識教育研究中心。該校將全校課程分為綜合教育、文理基礎教育和專業(yè)教育三大板塊，其中綜合教育板塊中有人文學與藝術、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自然科學與數(shù)學三大組，其意圖是促進跨學科交流和綜合訓練，方便低年級學生選修。

　　武漢大學為推行通識教育，在部分公共選修課中，挑選出更帶有普遍性的51門為“通識教育指導選修課”，每門2學分。此外，還有約200門“通識教育任意選修課”，每門約2至3學分。學校規(guī)定大學生需修滿不少于12學分的通識課程，在人文學、社會科學、數(shù)學與自然科學、中華文明與外國文明、跨學科領域中，每個領域至少選修2個學分。獲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類學位的學生，在數(shù)學與自然科學領域至少修滿4個學分，獲自然科學類學位，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類至少修滿4個學分。學生選修與本專業(yè)重復或相近的課程，不計入通識學分。跨領域的課程修習則均承認學分。最近學校還進一步開放，請老師們申報1個學分(18學時)的通識課程，便于校內外專家集中授課。現(xiàn)已開出90門此類課程。

　　武漢大學各院系學生可以自由地選修各院系主要面向本院系學生開設的必修、選修課，例如我的主講課程即為哲學系開的必修課“中國哲學史”和為國學班開的必修課“四書”，每次都有十多位其他院系的學生選課或旁聽。多年來武大推行主輔修或雙學位制，有多種模式，有的利用雙休日開課，有的“跟班走”，促進學生打破學科限制，善化知識結構，現(xiàn)在每年約十分之一的大學生(近700名)獲得雙學位。此外還辦有跨學科的試驗班，如國學、中西比較哲學、世界歷史、人文科學、數(shù)理金融、數(shù)理經(jīng)濟、材料科學等。學校的人文氛圍很濃厚，每年主辦的各種人文講座約350多場，講者來自世界各地，吸引了眾多學子。文科教育自身的課程設置也注意到增加原著經(jīng)典的分量，例如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在教學模式上，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

　　我國人文與通識教育亟待改進之處：應將文化的經(jīng)典導讀作為核心，引導學生直接與本專業(yè)和相鄰專業(yè)的經(jīng)典相溝通

　　我國人文教育的成就斐然，但仍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問題。通識課程和文科各專業(yè)教育的毛病是通論、概論、通史、專史之類的課程太多，東西方原著經(jīng)典導讀的課程太少。古今中外的學術經(jīng)典具有深長久遠的滋潤作用，給人以創(chuàng)造性的和不斷反芻的精神空間，是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希臘藝術、史詩或莎士比亞的價值是超越時空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那是一種規(guī)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同樣的，各民族前現(xiàn)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倫理、歷史等經(jīng)典，西方近現(xiàn)代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等經(jīng)典，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問題是我們的學生不會讀書，不會讀原典。我們需要想一些辦法，按不同層次的學生的程度，引導他們直接與本專業(yè)和相鄰專業(yè)的經(jīng)典相溝通。這比讀那些三次轉手、四次轉手的編著或拼湊的教材要意味深長得多。概論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東西方人文傳統(tǒng)和不相信師生們能讀懂、能分析與能理解原著經(jīng)典為前提的。我們習慣于硬性地、填鴨式地喂養(yǎng)學生，養(yǎng)成學生學習的被動、怠惰，特別是思想的懶惰。長此以往，就喪失了原創(chuàng)性與思想的能力，只會人云亦云。

　　大學通識教育中的人文教育面臨來自現(xiàn)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時風的挑戰(zhàn)與壓力。由于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片面地膨脹科技知識與過早地分科，使大學教育對象的東西方人文素養(yǎng)十分薄弱，特別是傳統(tǒng)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之修養(yǎng)十分欠缺。我們目前的大學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難以彌補我們的學生從兒童、少年到青年理當受到的中國與世界的文化與文明的教育。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資源的發(fā)掘、傳承、參與、創(chuàng)造、轉化的工作尤顯重要。中國大中小學生理應接受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最起碼的教育，例如修習《四書》及《老子》、《莊子》、《左傳》、《史記》、《漢書》、《詩經(jīng)》、《楚辭》等等�！端臅�(《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理當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飽含中華民族基本的價值理念與做人、做事的依據(jù)，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其中的仁愛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而寶貴的精神財富。

　　就取得全社會普遍的族群認同與倫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的建構與可持續(xù)發(fā)展而言，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中國文化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學人文教育就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此外，中學文理分科的問題，作為高考的附屬物，似應有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案。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guī)定，必須對幼兒與中小學生進行傳統(tǒng)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國語的狀況。

　　目前大學生的必修課中，六或七門政治課共14或16學分，計算機基礎與應用一門課6學分，以上課程的實際效果甚差(計算機只要會用就行了，學生們可無師自通)，建議砍掉一半，拿出10學分來，用來作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通識教育的課不是開得越多越好，在諸多通識課中，要形成一些以經(jīng)典導讀為內容的核心課程，建議學習《四書》等數(shù)種中國文化的基本經(jīng)典和一種西方文化的經(jīng)典并作為核心課程(絕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論等課程來代替)。傅斯年先生當臺灣大學校長時，全校學生在大一時必修一個學期的《孟子》，一個學期的《史記》(選)，增強歷史感，培育健全人格與浩然正氣，這個經(jīng)驗值得借鑒。否則，光靠選修幾門比較泛一點的概論課或聽幾場演講，仍不能彌補大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方面的缺憾。

　　我們要引導學生學得大智大慧，克服目光短淺、處事功利化、人格虛無化、精神平面化的弊病，改善他們的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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