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漢英雙語《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軍閥”是指擁有武裝部隊，割據(jù)一方，自成派系的人�！皩W閥”是指憑借勢力把持教育界或?qū)W術界的人。有趣的是，軍閥的英文寫法是warlord，學閥的英文寫法是scholar-lord, scholar-tyrant。lord就是霸王，tyrant就是暴君。

　　這軍閥與學閥，看起來差別很大，實際上頗有類似之處�？偟恼f來，無論是軍閥還是學閥，都是少數(shù)人讓多數(shù)人不舒服、不暢快。軍閥是以槍桿子說話，強迫民眾服從，否則就會“死啦死啦的�！碑斎浑S著時代的變遷，原先的槍桿子不過是大刀片子、梭鏢桿子變成了現(xiàn)在的機槍、大炮和坦克。學閥以筆桿子壓人，不讓人們說實話、說真話，凈讓人們說假話、編瞎話。如果你敢于說真話，學閥就會給你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把你往死里整。當然，兩者的差別也是明顯的。

　　軍閥對民眾的戕害首先是肉體的，同時是精神的。學閥對民眾的傷害首先是精神的，同時是肉體的。在軍閥統(tǒng)治下，你可能死掉，但你死得痛快。在學閥統(tǒng)治下，雖然你的肉體尚存，但你的靈魂已經(jīng)揮發(fā)。你的痛苦是長久的、深入骨髓的。你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受。軍閥擁兵自重，割據(jù)一方，占山為王，老子天下第一。還有點獨立精神。學閥缺乏思想，沒有獨立人格，他必須依附權貴、依附官方。

　　具體說來，學閥有如下特點：

　　第一，器量狹小，懼怕學術自由。其具體表現(xiàn)是：排斥新人、新思想。在多年前某大學出了一個悲劇。一位博導的學生寫出的論文水平高出了博導，該博導死活不愿意承認，最后博士生憤而殺身亡。該事件在當?shù)匾�起軒然大波，人們紛紛指責該博導的霸道與專橫。當然，據(jù)說這位博導繼續(xù)當他的博導，沒有受到良心的譴責，這就是學閥、學霸和學術暴君的“品質(zhì)”—“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學閥懼怕學術自由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的學術，多半是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人看穿的。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們的思想，有時還未必是新思想，他們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為一旦接受別人的觀點，就意味著給自己丟臉。

　　第二，好出風頭，頭銜多多。人們在學術界可以看到一種現(xiàn)象，一些人已經(jīng)七老八十了，但是學術著作反而與日俱增。到處當主編，到處作報告。而且身上的頭銜多得嚇人。居然可以在多個地方擔任這樣那樣的職務。有的人頭銜多得來一般的名片都無法容納。如果這些人真正自己寫書、寫論文，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可惜的是，我們往往看到的卻是牛頭不對馬嘴。看起來出了多卷本大部頭的書，實際上他們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掛一個主編、總主編的頭銜，下面的活就由名氣較小、或壓根就是無名小卒來完成。人的知識和能力實際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人卻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領域大顯身手。有的人敢編寫世界通史，而他自己實際上只研究了世界現(xiàn)代史的極小段。有的人敢編中國通史，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過中國某一個斷代史中的某些問題。國外也有人編世界通史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上下冊，但那是一人所為，不是我們的大呼隆。人家一人操刀，出了問題責任非常明確—好漢做事好漢當。而我們的大呼隆，問題多多，出了問題反而互相推諉，形成集體無責任。更何況《全球通史》成為了名著，成為非常流行的暢銷書。當然，該書也成為我們有關人士抄襲的對象，還美其名曰“中國人編寫的新的世界通史�！�

　　第三，神經(jīng)脆弱，想入非非。學閥們普遍神經(jīng)脆弱。一有不同觀點，他們就驚慌失措，大驚小怪，大驚失色。他們往往會發(fā)現(xiàn)別人觀點中的“微言大義”，從中引申出駭人聽聞的結論。比如，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發(fā)表了《現(xiàn)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后，不久便引起了張海鵬先生憤怒，拍案而起，頗有挽大廈將傾的氣慨。于是便有《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評袁偉時教授<現(xiàn)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的出臺。（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htm）張先生開宗明義就指出袁先生動機極其不純--“全面否定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當然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壞了。” 接著張先生就說得更玄乎了：“通觀‘現(xiàn)文’，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其矛頭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在文章最后，張先生提醒我們：袁偉時要把中國青年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張先生的文章還算比較溫和，而龔書鐸先生的文章簡直會把人嚇個半死。他直截了當就判了袁先生的死刑，說袁的文章“否定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爭，矛頭所向，則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龔書鐸：評《現(xiàn)代化與歷史教科書》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06/2834_5.html）他指出袁先生的三大“罪狀”其一，把帝國主義發(fā)動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歸之為清政府和義和團造成的，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辯護。其二，用“現(xiàn)代化”代替反帝斗爭。其三，借批評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歷史課本之名，行攻擊中國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之實。這么說來，袁先生的文章簡直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粗略看了張先生和龔先生的文章，給人的感覺是：只準前人說話，不讓后人思考。兩位先生的立論的基礎，不過是毛澤東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結論：中國近代社會性質(zh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近代歷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一個在六十多年前確立的結論，幾十年都不容置疑質(zhì)疑，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tài)現(xiàn)象。如果前人的結論不可更改，那么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切就無法解釋了。按照張先生和龔先生的邏輯，我們可以非常自然地得出一個結論：改革開放是與毛澤東思想對著干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一切舉措，多半與毛澤東當年的想法背道而馳。

　　袁先生只不過把很多人的類似想法公開地說出來而已，他對已有的結論進行反思、質(zhì)疑，這本身是民主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請問張先生和龔先生：我國憲法和法律的哪些條款規(guī)定了不能反思過去的歷史，不能提出新的結論？按照二位的邏輯，那么多搞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完全多余的。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jīng)定了調(diào)子，完全沒有研究的必要。如果實在要研究，不需浪費筆墨和精力，只需寫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說（對不起，不能用“說”，要用“教導我們說”）：“中國近代社會性質(zh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近代歷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我完全贊同毛主席的意見！”這樣一來，豈不簡單？

　　再說袁先生今年是七十五歲的人了，一介書生，手上沒刀、沒槍，只有一個思考的頭腦。就算他的觀點是“歪理邪說”，那也很難蒙蔽清醒的中國人民。我們不是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更不要說動搖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了。我們的黨得到人民最堅決的擁護，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袁偉時一介平民，既沒有金錢，更沒有大炮，他憑什么動搖黨的領導、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用毛主席的話說，“蚍蜉撼樹談何易？”如果他真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不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鋼鐵長城嗎？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嗎？

　　其實，對一個袁偉時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人想捍衛(wèi)社會主義，反而幫了倒忙。而且，人們還有理由懷疑，是誰指使張、龔兩位對袁先生口誅筆伐、進行末日審判呢？從目前的情況看，并沒有誰讓張、龔兩位對袁大張撻伐，應該是兩位自作多情、自作主張吧？

　　第四，思想貧乏，鸚鵡學舌。學閥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自己并不動腦筋思考問題，他們的所謂觀點多半是在官方近期的報紙、雜志上可以看到的。他們的使命生來好像不是為了思考，而是為了說明已有的結論的無限正確。他們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創(chuàng)造。他們習慣于做傳聲筒、留聲機，不愿意做獨立思考者。這樣的人一方面是沒有思想，而他們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沒有獨立的人格。

　　第五，熱衷官場，左右逢源。一些學閥，他本身就在官場上混。因此，這樣的學閥既是官僚，又是所謂的學者。他們的學術霸權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學術，而是靠權術。因為有了權術，他們便壟斷了優(yōu)質(zhì)學術資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學術帝國主義”。即使原來有點學術水準的人，在官場混久了，學術水準自然會被稀釋若干倍。這樣的學閥，霸氣更足，邪氣更甚，對正常的學術和學人的危害就更大。

　　學閥是學術自由的大敵，是民主社會的大敵。學閥存在一日，學術就受損一日。學閥與真正的學術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有學閥就沒有學術，有學術就不要學閥。

　　生物多樣性使世界精彩，思想多樣性讓人類靈秀。但愿中國少一些學閥，多一些學者。愿學術真正成為學術，遠離政治的喧囂。

　　2006年6月15日星期四

　　2006年6月22日星期四

　　于斯德哥爾摩大學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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