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梗叮赌�，武昌東湖早春降臨，氣象更新，湖面靜靜映照著綠蔭簇擁的毛澤東居住的“白云黃鶴”。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紅磚灰粉建筑，以及黨政軍領導居住的茶港小區(qū)；
湖南岸——珞珈、桂子，綠染崗巒起伏，金黃琉璃點翠，為參差不齊的高校房舍。

　　以陶鑄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們印象里是十分緊跟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１９６６年春，中南局的機關報《南方日報》頻頻發(fā)表贊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頂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當地干部、工人和學生眼中，抓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tài)工作比較得力，是才華橫溢的少壯書記；
他曾多次到武漢大學和其他單位做政治形勢報告，大學生眼觀、傳聞，仰慕十分。湖北省貫徹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時，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間的“三年困難時期”也早已度過，經濟恢復，人氣上升；
據說關于農村社教四清的“雙十條”和“二十三條”的制訂，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試驗場地。

　　誰都沒有料到，在１９６６年，湖北省委與民眾間會出現芥蒂乃至沖突。

　　一、文革風起東湖之末

　　文化革命煙云剛剛升起，毛澤東在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后，就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對陶鑄、王任重、張平化談到應該大力突出政治，批評不少人長期重業(yè)務輕政治，談生產津津有味，面對階級斗爭懵懵懂懂。毛的批評自然連帶湖北；
“為了從根本上扭轉毛澤東的印象，１月２４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會議上講話指出：現在農村有許多地方是工分掛帥，不是政治掛帥，許多工廠、企業(yè)單位是獎金掛帥，其實是物質刺激，對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產發(fā)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澤東讀了這個講話，十分贊同”。２月２５日，毛寫信給劉少奇說“此件請你看看，是講政治掛帥的”。２７日，劉將王任重講話批轉給其他中央領導；
４月１０日，中央又加批語轉發(fā)了王的講話。此外，毛澤東還在丙午立春前夕，將自己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的講話稿，請王任重閱讀并“請考慮加以修改”（毛對秘書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滿意）；
立春當日，王建議重印此講話。２月６日，毛在王的建議信上加批語，請彭真與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發(fā)給縣團級領導同志看，并說“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幾天后，彭真與中央的秀才們到東湖客舍向毛澤東匯報文革提綱（即“二月提綱”），毛專門通知王任重參加聽匯報，并參加彭真主持的討論毛講話稿修改的會議。２月１２日，該“重要講話”就批發(fā)到全黨。

　　陶鑄、王任重于３月１７到２０日，參加在杭州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六個中央局書記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嚴重性做出估計，點名批評了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和田家英的問題。王任重后來在日記里談及毛的講話，“講古比今，要我們的同志們不要優(yōu)柔寡斷，要大膽，不要顧慮多端”。

　　４月１３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中南區(qū)學術研究座談會”做重要講話，闡述文化革命形勢、任務。其中還專門指出在中南地區(qū)挑選顯要的批判對象，武漢大學的李達校長就成為一個可能的選擇；
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動本省的文革運動。４月１８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組進駐武漢大學。武大工作組是全國第一個文革運動的高校工作組。

　　在這段時間，王任重在閱讀報刊批判吳晗文章的同時，也把自己在１９６２年在《湖北通訊》（增刊）發(fā)表的兩個讀書筆記找出來，“審查一下，發(fā)現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觀點或者錯誤的觀點”；
本著“在斗爭中學習，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陳舊的、錯誤的東西，通通從自己頭腦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的精神，王將１９６２年讀《資治通鑒》的讀書筆記序言二則，重印刊于《湖北通訊》５月１４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簽發(fā)時間為４月１９日，可能是臨赴杭州前）。

　�。丛拢保谷�，王任重再次參加杭州會議，傾聽毛澤東在２０、２２、２４、２５日的系列講話。２２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出吳晗“朝里有人”，矛頭直指中央。王任重在２９日的日記明確地記錄了毛嚴厲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會后王還對陳伯達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fā)全黨？可見他對毛澤東當時斗爭意向理解是不錯的。

　　會畢，王隨即回到武漢。４月２５日，湖北省委召開會議，王任重斷言，由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文化教育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要針對知識分子，文革的結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總數５％—１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新的右派。

　�。翟拢谷�，陶鑄在中南局省市委宣傳部長和新聞、教育單位負責人會議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傳達中南局宣傳文教口關于文革運動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鑄參加了毛澤東的系列高層會議，王還參與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匯報活動，聆聽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也在日記里記載和回味了毛的關鍵思路，內心對毛澤東其人也是崇拜備至的；
不過，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領導們，卻自然地將文革運動的矛頭，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

　�。翟拢保谷�，陶鑄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的萬人動員大會上作報告，傳達貫徹《５·１６通知》和中南局全體委員會的精神，強調“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同時批判混進黨、政府和軍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不過，在講到“共產黨員必須同一切剝削思想徹底決裂”時，出乎在場人們的意料，陶鑄公開地檢討自己“沒有緊緊抓住階級斗爭這個綱，而是想通過一些具體政策和經營管理的辦法去鞏固集體經濟……這樣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還助長了搞自發(fā)、鬧單干的傾向。”陶鑄還說：“自己對思想文化領域里的階級斗爭，認識更差。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其中有一段時間我產生過右的搖擺，主要表現在１９６２年春天，田漢在廣州開話劇歌劇創(chuàng)作座談會，我在會上那次講話，基本上是錯誤的……講創(chuàng)作自由過了頭，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也估計過高。那次講話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我要負責任�！�

　�。翟拢玻橙�，武漢市委根據《５·１６通知》和正在中南局開會的市委書記宋侃夫的意見，決定發(fā)出《高舉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的通知。５月３０日，武漢市委根據省委通知，要求各區(qū)、局，各直屬單位黨委立即組織１８級以上黨員干部聽《５·１６通知》等５個文件的傳達。次日，又決定將傳達擴大到車間黨支部書記一級。

　　湖北省委在傳達文件精神時，對運動如何具體安排，目前尚無確切文字資料和有價值的回憶可資說明，不過廣東省委的布置可做一個參考：５月３１日廣東省委文革小組召開會議，區(qū)夢覺書記傳達了省委的三點指示，認為派工作組已成當務之急；
一要派出強有力的工作隊到大專院校、文教廳局去；
二要摸底查黑線抓出我們身邊的小赫魯曉夫；
三要把隊伍排隊，根據新的標準，劃分左、中、右。毋庸置疑，湖北與廣東一樣，首先把排隊劃“左、中、右”，清理知識分子里的“小赫魯曉夫”放在當務之急。因為參加５月上旬中南局文革會議回來的高校領導，立即在學校內部署了政治排隊、整理材料，到６月工作組進駐，各學校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運動對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

　　到此為止，武漢學校的運動都在單位黨委領導下有序進行，組織學生批判“三家村”，學校也未停課，不過文化學習的氣氛日漸淡薄，書桌難以平靜，學生革命熱情迅猛高漲，“保衛(wèi)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遠不變”的決心迅即堅定，多年來政治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積聚的能量即將迸發(fā)與釋放。高等學校里，各班級在批判“三家村”會議的前后，總要高唱“社會主義好”等革命歌曲，多數學生也認為一場反右派斗爭即將來臨，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对拢比眨砧T奉調北京，負責中央文辦工作，任中宣部部長；
６月４日，康生、陳伯達看望剛剛到京的陶鑄，交代工作。后來，陶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王任重則接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二、武漢大中學校轟然起火

　�。对拢比�，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廣播和印發(fā)，引起武漢高校的軒然大波。許多學校紛紛貼出大字報響應。６月２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年級學生游華生貼出大字報，批評院黨委對運動缺乏熱情；
華中工學院則流傳：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６月３日，湖北省委指示各大專院校黨委，有必要取得學生思想的統一，要積極掌握運動的主動。

　　最先研究武漢文革的王紹光在《理性與瘋狂》中記錄：６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寶（實驗中學初三學生）模仿人民日報社論貼出大字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矛頭指向某些教師。他還統計，武漢的中學員工里有４０％出身自階級成分不好的家庭，學校主要領導人出身不好的達到４８％。另據該學校高三學生柳英發(fā)回憶：“武漢大學被省委打出了一個三家村。接著我們學校也跟著學樣，打出了‘高宏、廖起叔、張慶圭’的三家村，他們都是初中部的老師，跟我們聯系不多。后來才了解到他們組織了一個‘拓荒者詩社’，算是比較有才氣的人，其實詩里面也沒有什么政治色彩，主要是老師批他們。最后他們都成為堅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張三家村’的時候，我們學校還有一個初中部的老師自殺了。后來才知道學校里組織批判‘高廖張三家村’的事情，與王任重的兒子王三寶的大字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有關，學校的當權派以為王三寶的大字報，就是官方關于文革運動如何開展的內部口徑”。

　　形勢發(fā)展很快，針對運動情況，６月７日陶鑄給中南局電話指導運動：總的是快些寫一報告，短些。此外有幾個要點記錄：１、貼左派大字報，也不要怕，給他撐腰。２、學�，F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將來搞四清還是分期分批搞。３、重點是大專學校和高中，初中不發(fā)動，起來了就搞。小學，肯定不搞。４、縣以下，先搞一下聲討，教育，仍以學毛著為中心。同意紫陽意見。面上學毛著，搞一段。點上搞一段，結合四清搞。５、陳寅恪（中山大學歷史系反動教授），生活不降，大字報不發(fā)動，貼也不干涉。批判要報中央。６、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長期還是搞四清。抽點人，不要影響四清……鑒于情況多變，當晚，陶鑄接著又發(fā)出電話指示：１、機關不要去市委給雍（文濤）貼大字報。在中南局內可貼。２、王匡要檢討后看看再決定是否停職反省。

　�。啡眨跞沃亟o武漢大學文革運動題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８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會議，并且重新提出１９５７年湖北省委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幾點意見，作為當前文革運動的指導。

　　同日，武漢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學生楊家志，也下定決心公開批評王任重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傾”和１９６６年的企圖“混關”。楊當時還在咸寧縣四清工作隊，作為工作隊員，他讀到王任重刊于《湖北通訊》增刊上引火燒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認為他有些“煞費心機來遮遮蓋蓋”，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于是直書王書記，從“僅僅是美化帝王將相嗎”、“你忘了階級斗爭沒有”、“不準散布歷史唯心論”、“是清理，還是混關”四個方面，窮追王的自我檢查，認為他生怕觸到事情的本質，并談到“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來洗洗自己的頭腦，這對我們都是必須的。你何樂而不為呢？你說共產黨人的一生是戰(zhàn)斗的一生，我們不僅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戰(zhàn)斗，而且還要和自己腦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則只會是一個口頭革命派”。結果，楊家志同學被開除了團籍和工作隊員資格，批斗一周，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对拢谷�，武漢二中學生貼出大字報《炮轟黨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學界不脛而走。省、市委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對策，２４小時內派出６００人的工作組奔赴部分中學，以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到這時，分赴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業(yè)已組織、陸續(xù)出發(fā)。６月中旬，省、市委緊急動員派出的各類文革工作組組員已逾萬人。

　�。对拢保比�，在杭州參加中央會議的王任重（此時已是中南局第一書記），記下１０日毛澤東對各大區(qū)負責人的講話：“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fā)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yōu)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

　　僅從這個記錄看，毛澤東對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尚無明確的標準，“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王在湖北，以及離漢以后的種種指示，依然是按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
后來他做的自我檢查交代，就承認了：“在６月１０日前后一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個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爭的老經驗來指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的”。所以，在６月２９日的日記里，他甚至還記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經驗教訓（放的不夠，反擊過早），這一次沉住氣，引蛇出洞好打”。

　　省委工作組剛剛進駐時，武漢的大學生整體上是熱忱歡迎的。如回憶：“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上午，省委工作組的李鳳祥組長，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動員開展文化大革命，傳達了毛澤東主席最近的一個批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集中在院體育館里的三千多聽眾，轟地一下站了起來，鼓掌，發(fā)出了長時間的‘呵…呵…’的歡呼聲。—種與天庭豁然貫通的神圣感，抽緊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濕潤了，而且感覺到，周圍好些同學的眼邊也掛著淚花”。

　　 “工作組進駐水院的７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轟然起火；
沿校區(qū)大道匆忙樹立的大字報欄，貼滿了大字報。被意識形態(tài)斗爭熱浪和既單調——（但）又豐富的學生生活烘焙了數年的干柴，終于達到了燃點。同學們的狂熱、興奮程度，超過了１９５８年大煉鋼鐵時期。那些天，沒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給大學生運來了白紙和墨汁，我們的洗臉盆盛滿了漿糊；
人與人也好像一下子親近了很多．感情沖動，思潮澎湃，激情與熱淚相融。公正的說，絕大多數學生們當時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擁護派工作組到學校指導運動，因為我們自己也剛剛做過工作組員；
盡管李組長僅僅是中南民族學院的一位處級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來領導運動，不少同學去找工作組，去述說黨委領導運動的不得力，去述說自己的懷疑。盡管院黨委沒有靠邊，但已有人寫出大字報，說張院長、張書記、張副院長是‘張家村’，主抓教學的張副院長，自然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特別是黨委宣傳部胡部長，鑒于他的工作屬于性質敏感范疇，多年來在干部、學生中，又頗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頗為出格的言論，他自然成了眾矢之的。當時學生并不真了解學校的歷史、人事內情，所列舉的領導罪狀，無非都是‘抵制毛澤東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類，許多問題確實是捕風捉影。而我個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１９６６年的６月，充其量是一場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報無限上綱，有的出現了謾罵與人身攻擊，動不動把人名打上紅叉叉……黨委領導在公開場合，什么也講不出來。而且有口也似難講清白”。

　�。对拢保比�，武漢中原機械廠附屬技工學校學生貼出大字報《敬告宋侃夫》，對市委表示不滿；
第一冶金公司附屬第一中學學生，成立了“革命行動小組”。省市委對此感到十分震驚，他們最直接的本能反應，就是學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書記親自去了中原機械廠，省委派出１６０人的工作組到一冶一中，力圖壓制造次的中學生。

　�。保橙眨笔∥_拋出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全市有數十萬干部、工人、學生到武大聲援，美麗如畫的珞珈山校園成了節(jié)日盛宴場地，武大成為省委運動的樣板。官方組織的批判、運動，終于劃出２７名“黑幫分子”，內部掌握９１人；
武大黨委常委１３人，有９人被斥為“黑幫”。在１２２２名武大教職員工里，有２２７名被公開劃為“黑幫分子”。

　　但是，一些學校也出現紛爭，由于討論參加省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人選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湖北大學部分學生、青年教師在校內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這次行動被官方稱為“小匈牙利事件”（群眾稱為“６．２０”事件），并對湖大師生進行壓制，在教師和學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
墨水湖中學出現了“６．１６”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況反映”里批示“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這是比１９５７年漢陽事件更為嚴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關于安靜街中學（后改稱“要武”中學）和人民中學事件的“反映”上，王極為氣憤地批示說“工作組無能，流氓學生這樣猖狂，無產階級專政到哪里去了”？

　　三、運動的鋪開

　�。对逻\動鋪開。１３日陶鑄電示中南局：學生中不要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還是由工作組吸收左派教職員（包括黨政干部中的左派）領導，可以開學生代表會聽取意見，三結合。

　　是日，劉少奇同意并批準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綱發(fā)到全國，并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而高中應屆畢業(yè)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此批示針對的正是中南地區(qū)文革運動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劉的首肯，且作為北京以外運動的一個樣板。

　　進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鑄與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進中央對運動統一部署，對于中南地區(qū)運動，則比較穩(wěn)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別關注底層群眾的一些異常動向。

　�。保溉铡ⅲ玻叭�，陶鑄電示中南局：（１）新鋪點，從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組織隊伍、搞當權派、是順當的。這樣，整個形勢有好處……（２）學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內。以后還有教學改革。關鍵是文化革命。（３）城市工廠，文革可搞深一些。（４）大專學校全面搞，有點有面。直屬市，都要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區(qū)學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ǎ福◤V州）八中，反動學生給左派教師扣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要處理。

　　可見，陶鑄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１９５７年“反右”的部署來安排文革運動的。

　　按照省市委部署，６月１７日，武漢市委拋出市文化局黨委主要領導程云，打為“黑幫”。后武漢報紙將所謂的程、吳的幫派稱為周揚在武漢的幫派。武漢文化局有３７人被拘留。團市委和學聯召開學生代表會議，號召全市青年“積極投入斗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思想，把自己鍛煉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

　�。对拢玻踩�，陶鑄給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發(fā)出電話指示：

　�。�、學校的奪權問題很復雜，有整個爛了，整個改換領導；
有局部爛了，局部奪權。也有敵人奪權問題，利用這個形勢，以“左”的面目出現，奪權。北京大學的經驗（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將轉發(fā)。學校的情況復雜，可能有的要反復，奪幾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廣東的情況比較復雜，要注意。２、要強調領導。學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學校黨委沒有問題的，由黨委領導；
學校黨委領導不了的，由工作隊領導。要強調領導，不能使學校癱瘓�，F在有的地方誰也不信，這不行，要告訴學生聽工作隊領導，聽省委領導。對黨團員要抓起來，不要撇在一邊，不要把他們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黨委有問題而表示擁護校黨委的，要保護。３、可以開學生代表會去發(fā)動群眾。可以依靠黨團員、左派去串連發(fā)動，組織隊伍。４、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學生中的以后再搞……５、對錯誤的，要頂住，他們鬧起來也不要怕，是個暴露。

　　這一精神，也即當時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則。從后來披露問題看，在武漢各大學出現爭論、拉鋸的６月下旬，工作組也基本上是按這個精神控制運動的。

　　６月２８日，毛澤東從長沙抵達武漢，住進東湖賓館梅嶺一號。

　　同日，王任重在武漢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我們的建議》報告，強調了工作組的作用和在知識分子、群眾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試圖作為指導運動的文件。

　�。对拢玻谷�，湖北省委召開研究省“文化革命動態(tài)”的會議。會議記錄許道琦書記發(fā)言如下：“今天開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動態(tài)》的會�，F在全省組織三千人以上的工作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問題見報以后，在本地區(qū)開辟了戰(zhàn)場，會有很大的震動……這場斗爭是場很嚴重、很關鍵、復雜的階級斗爭，斗爭的雙方都在抓文化革命這個大旗。觀察問題要很敏感，很尖銳。雜技團夏菊花的問題就很復雜、尖銳。這兩封信是在奪夏菊花的權，也就是奪市雜技團的權。（余杰：四清工作隊很混亂。）那個雷鳴是什么人？那個自稱最年輕的工作隊員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否是反革命？很難說。他實質上是反對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紅花》）。第二條就是，這樣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們去領導。群眾起來后，必然有各種各樣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廢除考試制度），怎么使運動斗爭的鋒芒對準主要矛盾，將這些要求引導到主要方面去，這是個大事。對反革命、敵人的活動要注意。編動態(tài)要把活動的動態(tài)抓起來，省委要掌握這個東西，中南也要掌握這個東西。重點學校的情況要直接往上報。前些時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動態(tài)不多，一個單位究竟么樣活動的，看不出來�！F在群眾中錯覺很多，懷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聯系的事都聯系上了。廠礦都在市里，你們（指武漢市委）把工農的聲音搞響一些”。

　　次日，陶鑄電示中南局：中央決定要點名批判周揚，中南要組織人準備寫一點有份量的文章。要調查一下他的家庭情況。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講話搜集整理出來。半個月后寫出文章。同時也指出學校中提″保衛(wèi)校黨委″的口號是錯誤的，只能提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校黨委是正確的，只能提“擁護校黨委”。（張）平化同志已調中宣部為常務副部長。（王）延春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吳冷西已停職反省。要調一個機要秘書（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濤奉調進京，中南局對北京文革運動領導班子的貢獻，正在加強中。

　　在６月全月，武漢大中學校學生響應號召，積極參加文化革命運動，從實際情況和總趨勢看，學生群眾是真誠歡迎與擁護工作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來的工作隊，幫助揭開學校的″階級斗爭蓋子″；
但在對干部的看法和運動的方法上，學生、教師群眾內部開始產生分歧。一些學生激進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觀念，引起領導和骨干學生的反感，以至成為當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越南留學生，實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給院黨委提意見：“既然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何不能講政策一些，為何總在院領導名字上打紅叉叉”？

　　四、“槍打出頭鳥”

　�。吩拢橙眨跞沃亟o湖北省委常委寫信，以信文形式指導運動。該信認為大中學校運動處于三種情況：“１．像武大，左派隊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眾識破，開始向右派大批判。這種單位中學也有，但不多。２． 水利電力學院，正處于大暴露階段，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中間派在搖擺，左派領導尚未形成，右派還沒有孤立。目前這種單位占多數。３． 前幾天的農學院，少數右派掛帥，轉移斗爭目標，企圖把運動搞亂。有的中學也有這種情況，但不多了，也不難解決”。從王任重原來在武漢掌握情況和后來省委匯報看，他認為“多數學校像水利電力學院類型，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目前著重研究解決這一類型單位，暴露牛鬼蛇神，徹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
“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有的是干部、教師或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水院可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斗，打掉他們的氣焰”。這一基本估計和方法，決定性地指導了全省的運動。

　　王紹光曾在１９８８年發(fā)表的《群眾與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個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６月２８日的報告《建議》和７月３日的信文《意見》，“都被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轉批到全國各省市，作為開展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他們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在武漢，他們相信毛澤東對這兩份報告是首肯的。據王任重說，直到七月十八日離開武漢返回北京，毛澤東還沒決定怎樣把剛剛開始的運動進行下去”。

　�。吩律现醒�，武漢各高校先后展開了類似北京“反干擾”的，以打擊學生、教師群眾為主的“反右斗爭”。斗爭里，學校中普遍出現了對于形勢的爭論，主導性的論點為１９６６年是“５７年加５８年的形勢”，矛頭所在十分明確；
但是，情緒逆反的學生論點是：文革是１９６６年的形勢，是“二十三條”說的主要斗爭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形勢。二者針鋒相對。當時，毛澤東正住在武漢東湖客舍，但他好像對武漢高校發(fā)生的這些事情全然不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省委是如何匯報的？

　�。�、７月，武漢大學工作組在批判李達“三家村”的革命旗號下，在知識分子和干部中進行橫掃，把文革變成打知識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運動。武漢大學群眾要求１９５０年代的二劉書記（劉仰嶠、劉真）回學校參加革命，劉真得到省委通知，從漢陽杜家臺的四清第一線回到武漢，王任重正在東湖賓館，見面就對他講“你們是左派”！遂派往武漢大學，加強工作隊。不久，劉發(fā)現武漢大學執(zhí)掌運動者并不真正歡迎他回來，在學校無事可做。７月上旬，代理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讓他立即去水利學院抓“三家村”，按王７月３日信的指示精神反擊群眾中的右派分子；
１０日，新組成的工作隊就在劉的率領下進入水院。

　　按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辦公室所編輯的大事記：７月５日，省市以武漢鋼鐵公司工人龐玉來動手打傷貼他大字報的人的罪名，判處他死刑。運動初期，因“反抗和破壞文革罪”，武漢全市被捕約４００余人（其中中學生１５９人）。這些做法自然引起群眾的恐怖和不滿。

　　據武鋼工人楊玉珍口述回憶：“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的時候，武鋼的四清工作隊長是陳克東，他們因為隨便鎮(zhèn)壓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鋼第一技校學生的強烈不滿，這是武鋼在文革開始第一支起來造反的隊伍。當時綜合廠的工人龐玉來，因為要向工會借錢，姓蔡的女會計不同意。大概當時大家吵了幾句，龐玉來脾氣不好，拿了一個磚頭把姓蔡的頭上打了一個口子，縫了幾針。工作隊長，就按照王任重‘槍打出頭鳥’的布置，做出決定槍斃龐玉來，還說是‘要血債血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這一天，天下大雨，龐玉來就是在這一天被他們槍斃了。武鋼第一技校的學生全部都沖出來了，大家都不服。結果運動就這樣偶然地發(fā)動起來了。后來還有一件事，就是鋼鐵研究所為了辯論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的事情，發(fā)生了沖突，打了起來，這也是一個比較大的事件……”

　　在６、７月，省委對于學校和社會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嚴重，十分緊張，簡直風聲鶴唳。７月６日省委常委討論王任重３號的信，就是一例；
王本人也在武漢參加這次常委討論：

　　張體學：談的三種情況，是不是符合當前情況？第二種情況是大量的，左派還是沒有形成，右派掌握領導權。……

　　王任重：工作隊整一下，要斗爭。先把打蘭正明的人抓起來，管他是什么人，先當現行犯抓起來。

　　張體學：廣播電臺一個姓黃的要開除黨籍。

　　宋侃夫：準備搞控訴，把打人的家伙搞到東西湖去勞動。

　　王任重：打人要按刑事犯處理，有的是現行反革命�？梢钥隙惒A（按：市漢劇院院長）是團結對象，要打擊的是幾個老右派，還是那幾個人在興風作浪。陳伯華那個人對黨還是有一定感情的。陳伯華這個人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資產階級作風，沒有問題，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當敵人斗爭，陳伯華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勸她退黨）……

　　張體學：陳伯華不當院長，工資降下來，是不是黨員留下來。

　　王任重：暫緩一步，當不當黨員的問題，有一些人，陳伯華、常香玉、紅線女、陳淑芳等人。……作為右派分子斗爭打擊的不超過百分之三，學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漢市大專學院五萬人，合起來才百分之一點四，也許百分之二。中學生一般的不劃右派，畢業(yè)班特別突出的，經過市委批準可以當右派打。干部、大學中要反右派�！喈斢诟咧械陌锤咧修k，高中三年級，少數特別反動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辦，是流氓按流氓處理，該逮捕的逮捕，該開除的開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辦，是貪污盜竊按貪污盜竊辦，還有一種壞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規(guī)格，是什么按什么處理。各學校、機關把左派組織起來，注意保衛(wèi)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兇殺人，負責監(jiān)視的要拿著棍子�！阋玫稓ⅲ揖鸵�，糾察隊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們交槍，就把他抓起來，有的人叛變了，叛變投敵要開除黨籍。

　　張體學：任重同志寫的這封信，我沒有意見，個別地方改一下。

　　顯然這僅是一段記錄，但大體看出，王任重的信實際成為將文革運動變成鎮(zhèn)反和反右的號令了！這就是造成１９６６年王與武漢擁護毛澤東“革命造反”號召的學生決裂的標志性文獻。

　�。吩拢保踩�，陶鑄電示中南局：１、文教是重點，這次不搞好，就無希望了。２、放手發(fā)動群眾，貫徹始終。３、區(qū)別兩類矛盾。４、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還是按二十三條，干部分四類，集中打擊第四類，排隊，學生一般不排，大學生在內。５、教學改革，學生熱情很高，中央準備研究。周揚的批判，一下子還上不去。７月１５日，陶鑄再電示中南局：１、戰(zhàn)線太長，同意收縮。２、斗爭鋒芒對準工人，要糾正。湖南中學工作組退出后發(fā)生打擊報復現象，應處理。長沙學生打招牌，制止。亂斗，教育�！�

　�。吩拢保度眨珴蓶|在武漢暢游長江，王任重隨同。毛說：“長江又寬、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毛一語雙關，得到全部武漢群眾——首先是學生的擁護和認同。他們用數年來在毛澤東榜樣激勵下的熱情和堅毅精神，投入了文革——這一搏擊社會風浪的鍛煉。游泳活動成為領袖與民眾互動的契機，也在武漢成為特定的政治文化現象與標志，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在武漢期間，武漢大中學校以各種名義批判、斗爭學生群眾。華中工學院抓“孝子賢孫”，掃“歪風邪氣”３７天，３８３人被劃為“右派”。按“七三信件”精神，武漢水院由省委批準批斗４名學生?其中以“殺人未遂”罪名逮捕一個團支部書記?，全院點名批判百余人，兩名教師自殺；
一學生對院黨委和運動有懷疑，不聽工作組勸阻，先去省委找運動領導小組，既而自己買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況，也打成“反革命”。武漢醫(yī)學院，被斗學生６２人。華中師范學院被斗３００多人，其中僅外語系就達６４人，某小班批斗１２人，發(fā)生被逼寫血書和試圖自殺的嚴重事件。武漢郵電學院被斗２３人。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共１４００學生，就批斗２００多人，“反右”長達２３天。在武漢醫(yī)學院，批斗學生６２人，已確定性質的２９人，一位討過飯的貧農兒子被逼寫血書。在建筑工程學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１８人，批斗３０多人。省委重點抓的?一類院校?武漢大學、湖北大學，和水運學院、鋼鐵學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６．１０”（化學系）、“６．１１”（外文系）、“６．１８”（哲學系）、“６．２０”事件，涉及一大批師生。

　　這些活動，多是在工作組和原黨委的組織下進行的，由學校各級組織和工作組擬定所謂左、中、右名單，通過組建“工作組保衛(wèi)組”、“動態(tài)反映組”或原來的單位保衛(wèi)科、“治保組”和內定的左派影子結構，監(jiān)視、跟蹤師生，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邊緣化部分群眾，疏遠打擊一些僅僅認識不同的學生干部，取消一些學生參加橫渡長江和聲援越南游行的資格，以至公開批判斗爭群眾。在運動初期，武漢全市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準逮捕學生和工人４００多人，駭人聽聞，全國也絕無僅有。本來群情高昂的政治運動，弄得恐怖十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原來并肩一致參加文革運動的普通學生，從此被人為地劃分為所謂“革命”與“反革命”的兩大派，出現學生斗學生的混亂局面。對此認識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出現分裂且難以愈合，后來竟然走向極端的派別對立。

　　當毛澤東在長江暢游的消息被激動的師生帶回學校時，天真的學生好希望王任重書記“向毛主席反映運動情況，搭救受委屈的群眾”�？墒�，“反右”繼續(xù)下去，省委以“毛主席在武漢，他老人家知道運動情況”為由來穩(wěn)定和凝聚群眾的信心，要求群眾相信省委，以至保衛(wèi)省委。

　　在７、８月的高壓氣氛下，李達很快就走到人生終點。李達在臨死前幾天，還請求他的秘書給毛澤東送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 李達 七月十九日�！泵珴蓶|在８月１０日才看到此信。毛當即批示：“陶鑄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毛澤東 八月十日�！碧砧T也當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蓖跞沃睾髞碚f，毛澤東還曾當面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澤東保證：“武大的革命師生決不會對李達采取過分的行動�！钡抢钸_的確是死了。弱勢的學生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強；
特別是武漢大學在運動初期受到壓抑的教師和學生，從大字報讀到李達重病慘死的情景（鮮血噴吐墻上），反過來同情公認的“黑幫分子”李達（一些教師自己已經被指定為李達的“黑幫分子”），懷疑王任重是妒忌李達與毛澤東的私人關系，進而懷疑王在李達問題上是反毛澤東的。這些師生均成為武漢大學造反派的堅定者。據說，在文革以后有人詢問王任重當年為何拋出李達，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樣大的膽子嗎？有人甚至公開透露，王在決定批李前，也曾打探過毛的看法。

　　五、轉折的關頭

　　就在李達向毛呼救前后，毛澤東主席回到久違的北京。毛批評前段運動，憤怒指責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鎮(zhèn)壓學生運動。誰鎮(zhèn)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中共中央內部對于文革運動的根本分歧很快就公開化了。

　　７月２１日，經陶鑄審定，中南局發(fā)出一份綱領性文件：《關于當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問題的意見》，內容包括四點：一、重點調整部署，適當收縮戰(zhàn)線，目前運動的重點應當是�。▍^(qū)）、市、地黨政機關中的宣傳、教育、文化、新聞、學術部門及其所屬單位；
二、必須派出堅強的工作隊，目前的情況是，工作隊數量不足，骨干少，質量不高，�。▍^(qū)）、市黨委必須下決心從黨政機關和城鄉(xiāng)四清工作隊抽調一批得力干部，充實文化工作隊；
三、堅持放手發(fā)動群眾的方針；
四、具體政策，如國家干部和職工中重點批判對象，由上一級黨委（機構）批準……等等。７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高等院校的運動問題，做出四點指示：一、斗爭主攻方向是當權派；
二、斗爭不外乎是兩種，文斗，武斗，應該主張文斗，斗爭之前要有準備；
三、組織隊伍，統一思想；
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但是，對于備受爭議的工作組，劉少奇爭辯，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

　　考慮到毛澤東的尖銳的反對意見，７月２７日，陶鑄向劉少奇建議，“要考慮工作組怎么撤法”。他的意見是“高中撤，初中不撤”。當晚，他再次和劉少奇商議，“看來要變，變了再說。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時沒有講中學，但主席是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組�！�

　　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傳回省里，７月２８日左右，他一個緊急電話打回武漢，各院校的工作組雖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爭群眾的活動，突然緊急煞車！

　�。吩拢常叭�，省委常委討論和回顧了前段運動：

　　陳扶生匯報：省委在６月１０日以前，召開兩次緊急會議，組織工作組進學�！罕姛崆楦邼q下，也出現了一些混亂，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反擊。６月２３日召開積極分子代表會，宣布政策，大會開的還是好的，促進了運動的發(fā)展，也有唱反調的，說調子低了，旗幟不鮮明，……從目前看，大多數單位轉入反右批判�！葑ヅ诖蛩玖畈�，“擒賊先擒王”，一種是沒有把要害人物搞出來；
二種是批判斗爭一批學生，共搞了２５４人，１３所學校。

　　湖北大學的問題，文化革命辦公室有責任，提出要反擊，學生受了挫傷，領導集團問題揭不開，學生情緒苦悶。有的寫血書：“不拿槍的敵人不好打，干脆支援越南去”，有的寫錯了大字報很害怕，有的卻說：“反右派不說話，反左派不說話，整隊還是不說話”。發(fā)生這些問題，我們要主動擔擔子。（體學：學生中反動的，放在運動后期批判，現在搞，斗爭了一個，會影響一批。）……（體學：有極少數人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干的，要分析一下。）

　　張體學：一、對全省運動的估價：總的講，運動搞得好，搞得不錯，絕大部分單位是搞得好的。對全省運動要一分為二看，是主要的，成績是主流，發(fā)展很健康，搞得很迅速。但對“二”不能忽視，“二”就是問題。今天著重講問題，不等于否定成績。產生問題有幾個原因：對偉大的革命運動，思想準備不足。這個運動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fā)動起來的，我們的思想準備不足，有一點倉促應戰(zhàn)。派工作組一下鋪開了�！@個運動不同于農村。又同又不同，階級斗爭是相同的，作法不同，一下鋪開，大規(guī)模的運動，沒有經驗。

　　斗爭方法，領導藝術交代不清楚，不具體。對學生的問題當時也不那么明確，派工作組派多少講得不清楚，工作隊本身是臨時組織的隊伍，臨時上戰(zhàn)場。工作隊既要領導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確。廣大的教員學生熱情很高，有強烈要求，工作隊跟不上形勢，帶了不少的框框，總的框框就是怕亂，怕壞人乘機活動，工作隊本身民主作風，“三同”沒有搞好。

　　產生以上問題是暫時的，個別的缺點，省委承擔責任。……另外，具體政策沒有跟上去，學生說怪話，大字報寫錯了，不整學生，這一條思想不明確，我們省委負責。你們整了學生就檢討，沒有整的就不檢討�！�

　　運動中斗了學生，完全斗錯了的要賠禮道歉。水利學院上北京去告狀的兩個人放下來，以后處理，一不要批評，二不要斗爭，先當人民內部矛盾看待，將來發(fā)展了再當外部問題處理�！行┍憩F很不好的，有活動的，也不要監(jiān)視他，叫他暴露，暴露了，群眾總會批評他�！覀兊墓ぷ麝牞F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重、道琦回來開會研究……

　　顯然，湖北省委業(yè)已感覺到運動出了問題，但又原由不清，處于矛盾和被動，舉棋不定。

　　王任重并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幾個月的做法，與毛澤東倡導的大相徑庭。本來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績鑿鑿，在經濟工作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都得到毛澤東的認同，夸他有總理之才；
文革運動大事，毛也親臨東湖一再托咐，當年在武漢、杭州的許多決定運動的要會要事他都參加或參與了。從他的一生看，王對毛澤東也是誠心擁戴的，特別是在１９７９年后，他幾乎被人們看成“凡是派”。但毛澤東苦心提攜的中南“王”，在１９６６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澤東希望的一邊，他頻頻聆聽毛主席教誨，卻充其量扮演著一個中南“小劉、鄧”的角色。這個客觀事實，當然無法簡單地用后來造反群眾指責的“政治品質”、“反革命兩面派”來解釋，也不能用個人或個別人物的偶然疏忽與謀略來解釋。是歷史的誤會？是意識的局限？是毛澤東的過錯，還是陶、王個人的悲劇以及他們與毛澤東一代人的整體性悲劇？這些只有留待后人來研究了。

　�。ū疚乃妨暇谐鎏帲抻谄灰灰蛔⒚��！幷撸�

　　來源：《往事》

　　徐海亮，１９６７年畢業(yè)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長期從事水利技術、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
自學與研究科技史、共運史、法國大革命史、文革史，就水利與環(huán)境、災害、經濟關系，以及文革歷史撰寫論文與報告數十篇。專著如文化叢書《黃河·自然篇》、《東湖風云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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