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故迭起、風云激蕩的中國現代史上，張申府先生是位非常獨特的人物。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
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產黨。在科學思潮、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引進、傳播和發(fā)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識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對他的研究和理解，也會使人們加深對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解。

　　一、曲折經歷

　　張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獻縣，其父為清末進士， 曾任翰林院編修、民國時期的眾議員等職。

　　1913年，張申府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但他對哲學卻又深感興趣，于是幾年間在數學與哲學間“搖擺不定”，“變來變去”。1917年畢業(yè)后雖留校任數學助教，但依然難舍哲學，而且在哲學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這種“文理交修”的背景，影響了他以后的思想發(fā)展與學術方向。

　　這期間，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發(fā)動之時，身處其中、思想敏銳的張申府深受時代精神震蕩，常常探討哲學、政治、社會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問題。不久，他便成為《新青年》的經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該刊編委。他還曾參與學生啟蒙團體“新潮社”的成立活動。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羅素等許多西方現代進步思想家。后來他曾驕傲地寫道：“有些現代的新學說新人物都是我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個翻譯的，后來都流行了。特別是羅曼羅蘭、羅丹、羅訥、巴比塞、伊本訥茲，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國的羅素尤其是一個。這是我對于國家的一種貢獻，我深自引為光榮�！薄�1】這期間，他與李大釗、陳獨秀關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釗一同創(chuàng)辦了《每周評論》，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風云人物之一。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他開始轉向共產主義，譯介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1920年初，他參與了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籌備活動；
在“南陳北李”間奔走串聯(lián)。同年10月，與李大釗創(chuàng)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并將張國燾發(fā)展進來。同年年末，他遵照陳獨秀的指示來到巴黎，在在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發(fā)展共產黨員。在此，他介紹周恩來入黨，組成中共旅法小組；
不久又與周恩來一起將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發(fā)展入黨。1924年初春，張申府回國來到廣州，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并任蔣介石的英、德文翻譯。正是由于張申府的極力推薦，周恩來回國不久便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

　　但張申府身上始終有著濃重的文人氣質。1925年初，張申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時，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人爭執(zhí)而負氣提出退黨。盡管李大釗、趙世炎等反復勸說挽留，但他仍執(zhí)意持“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的立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他對其“鐵的組織紀律性”似乎認識不足，相反卻表現出一種“合則即，不合則離”的精神特性。退黨后，張申府以教學和翻譯著述為生，但并未成為一位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學者，而是始終堅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良知，為科學思想的傳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奮斗。1935年當國難當頭之時，他發(fā)起成立“北平救國聯(lián)合會”；
在任教于清華大學的邏輯課上，他時時置“數理邏輯”于不顧，向學生痛斥當局的不抵抗政策；
他曾是著名的“一二. 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發(fā)起者與領導人之一，并因此被捕入獄，后雖經馮玉祥保釋出獄，卻被學校解聘。此后，他傾全力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他參加國民參政會，發(fā)表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與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連續(xù)發(fā)起憲政座談會，要求進行民主改革。他參與了民盟的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華北總支負責人。

　　張申府的思想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和平主義影響。在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兩黨的大決戰(zhàn)中，張申府一直反對內戰(zhàn)、力主和平。當共產黨節(jié)節(jié)勝利、即將進行淮海戰(zhàn)役時，張申府仍在《觀察》雜志上書生氣十足地呼吁和平，要求雙方停戰(zhàn)。結果，自然受到勝利在望的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人的批判，并被開除出盟。共和國成立后，張申府供職北京圖書館，雖十分冷寂卻也未能逃脫“右派”厄運，直到1978年始獲“平反”。

　　二、“求真”與“求善”

　　在張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學與“求善”的道德是內在相通，互相發(fā)明的。“科學規(guī)律”加深了加強了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念，“社會主義”又使他對“科學”的價值備加推崇。將“真”與“善”統(tǒng)一起來，是他的理想目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雖具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傳者中只有極少數是研究“科學”的，而張申府便是這極少數之一。作為數學系學生，他具有某種“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立即敏感到世紀初以羅素為代表的分析哲學、數理邏輯學在思想史上蘊含的巨大革命意義，并深為這種哲學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術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傳“科學”，而是腳踏實地、終生不輟地譯介、研究羅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學，為“科學的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作了開拓性工作。更難得的是，他推崇科學卻不徹底反傳統(tǒng)，對儒家的“仁”亦極推崇，力圖溝通“仁”與“科學法”。在當時的思想先進中，這是十分罕見的。

　　大約在1914年，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偶然讀到羅素的《我們的外界知識》一書即被其吸引，由此對羅素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對羅素的數理邏輯理論更是推崇備至。他在《新青年》上稱頌羅素“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于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fā)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即數理邏輯（名學），也叫記號邏輯或邏輯斯蒂科Logistic〉很有創(chuàng)發(fā)而且集大成的�！薄�2 】他認為數理邏輯的產生是哲學“科學化”的重要標志，更證明了哲學及所有人文學科不僅應該，而且能夠“科學化”。這一點，恰恰適應了當時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們認為中國種種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學精神的匱乏，而且將“科學”規(guī)納為西方文化的兩大特點之一而加以推崇。張申府自不例外，認為“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邏輯”，而科學精神“為現在中國所最缺”【3】。

所以當務之急是用科學思想戰(zhàn)勝非科學思想。正是基于這種抱負，他一點點地把數理邏輯、摹狀詞理論、語言分析等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理論介紹進來。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將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巨著《邏輯哲學論》譯成中文發(fā)表，題為《名理論》，為該書英、德文對照本出版后的第一個其他文字譯本，使西方學術界甚為驚訝。然而中國哲學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產生足夠的重視，并形成一股“維特根斯坦熱”，這恰恰也反襯出張申府當時的眼光。

　　在推崇羅素哲學的同時，他又接受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他雖然看到了二者的差異，卻不認為有本質的不同，而認為二者因本質相同能夠“結合”、互補：“解析是要根據科學的，是反對承認不變的的本體的玄學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點。”“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辭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實如實的。唯物則尤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極致可使一切學問統(tǒng)一于一，這一點至少也是唯物之所從同。以此種種，最近世界哲學界里兩個最有生氣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
而且合一，乃始兩益。而且合一，乃合辯證之理。在理想上，將來的世界哲學實應是一種解析的辯證唯物論�！薄�4 】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補”而共臻完善。邏輯解析“偏重于分”，辯證唯物“側重于全”；
“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辯證唯物之弊則是籠統(tǒng)漠忽”，但由于二者有共同的基礎，“解析與唯物，實正相補。”總之，“解析與唯物，這是西方方興的趨勢。兩勢會歸，必然于人類思想的改造，世界狀態(tài)的變更，均大有所成就，夫豈止于解決些哲學的問題而已？”【5】這最后的問題， 頗能反映張申府等人對“科學”“科學哲學”如此推崇的最終關注之所在。他們最終關懷的并不是科學、哲學及知識本身，而是人生、社會，是“世界狀態(tài)的變更”。

　　因為張申府認為，科學的“求真”與人類社會的“求善”是統(tǒng)一不可分的，因為“科學是器，器無善惡”，所以需要一種價值觀念的引導。他設想以“仁”作為引導“科學法”的價值體系，“今日世界的問題是如何把仁的生活，與科學或與由科學而生的工業(yè)，融合在一起。”【6】“在吾意，真即是自然， 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視此。”【7】“求真”的意義在于“求善”， “求善”的路徑在于“求真”，社會主義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體現。因此他充滿熱情的介紹、宣傳社會主義學說。

當然， 他還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羅素主張的改良的行會（Guild）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區(qū)分開。

　　但1922年他在巴黎積極發(fā)展共產黨組織時，思想更為激進，明確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是萬惡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惡之教唆者。吾們只有：革社會之命；
調理人之性。”【8】“我的根本主張是廢國滅產， 絕婚姻”“對于社會主義自然要絕對的信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更沒有第三者……現在擺在眼前的，已只有共產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兩條路�！薄拔嵯雱�(chuàng)造的少年中國，乃是無產階級的少年中國�！薄�9】而且，“只由無產階級的專政，建立了共產主義， 社會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與進步才能再望�！薄斑@個變更，必須是革命性質的；
必須以非憲的手段抓住權力；
必須以強力撲滅反革命�！薄�10】

　　簡言之，在五四時期科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興起過程中，張申府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個人與社會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申府卻因“一言不合”而執(zhí)意退黨，其中固然有個人性情、人事糾葛等原因，但思想淵源，卻是更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張申府深受羅素思想的影響，他在介紹羅素的哲學思想、社會觀點時，對羅素的“個人主義”亦極贊賞：“他（羅素，筆者注）最重視個人，個人的自由，小團的自治，與他哲學里的重視個體與主張絕對多元，實不無關。”【11】在張申府的思想中，“個人”與“集體”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無法真正解脫。所以，他認為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群與己，少與多”的關系問題，“過顧社會則礙個人，過重小己亦妨社會。”【12】如何處理“群己”關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問題。從個人經歷可以看出，這一問題對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作為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先鋒之一，他對以個性獨立、個性發(fā)展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觀念一直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者、信仰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他對以集體主義為目的大同境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又始終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意。這種內心的矛盾，是他難以紓解的，也是他的悲劇的根源。

張申府的理想社會，是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叭绾慰梢宰杂�？自由在個人主義。如何得個人主義？得個人主義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礙己。個人主義之極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即是大同之極致。大同之極致，即是個人主義之極致。故此個人主義為大同個人主義。解群己之糾者，在于是。”【13】其實，這“大同個人主義”畢竟只是一種美好而蒼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一方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他們無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取向；
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忍受中國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取向。而如何才能實現理想的“大同個人主義”呢？張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類的理性：“解決此問題自宜更循人性而審選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約反射之律，于此實大有助益……換辭來說，人生必須由科學的進展，人性的認識，社會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達于仁之境。”【14】他認為通過諸如條件反射學說便能“科學地”認識人的本性，可以據此作出理性的選擇，造成群己和諧的合理社會，使政治由暴力的變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須變成理即是力�！薄�15】在暴力沖突異常激烈的近代中國，呼吁有“理”代替“力”確實顯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種在現實劇變中的無奈。這種悲劇精神與無奈之感，確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總之，在張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學與價值、個人與社會、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匯于一處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于他篤信物我一體的“通”：“一與通是東方哲學之特長。多與析則是西方哲學之所擅”�！拔覄t祈：于多見一，由析達通；
一不忘多，析而以通為歸宿�！薄�16】的確，“一”與“多”，“析”與“通”，“仁”（價值理性）與“科學法”（工具理性）之間如何定位，是張申府先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和任務。

　　─────

　　【1】張申府:《羅素－－現代生存的最偉大的哲學家》，《新聞評論》，1946 年4月12日。

　　【2】張申府：《羅素》，《新青年》八卷二號，1920年10月。

　　【3】張申府：《非科學的思想》，《清華周刊》四十四卷八期，1936年6月3日。

　　【4】張申府：《現代哲學的主潮》，《清華周刊》四十二卷八期，1934年12 月17日。

　　【5】張申府：《現代哲學的主潮》。

　　【6】張申府：《所思.一一九》、《所思.一一八》，神州國光社1931年版， 三聯(lián)書店1986年再版，第67、68頁。

　　【7】張申府：《羅素》。

　　【8】赤（即張申府，筆者注）：《個人不負罪惡責任》， 《新青年》九卷六號，1922年7月。

　　【9】《編輯室雜記》，《新青年》九卷六號。

　　【10】赤：《共產主義之界說》，《新青年》九卷六號。

　　【11】張申府：《羅素》。

　　【12】張申府：《所思.二六》、《所思.二七》。

　　【13】張申府：《所思.二十》。

　　【14】張申府：《所思.二六》。

　　【15】張申府：《續(xù)所思.二六》。

　　【16】張申府：《續(xù)所思.五》。

相關熱詞搜索：史上 中國 雷頤 張申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