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曾經(jīng)集中閱讀過胡適著作，唐德剛編譯并加寫長注的《胡適口述自傳》（2），就是其中之一。當時的印象是，流亡美國的胡適遇到這樣一位對談者，實在是他一生中的大不幸。這一印象時至今日依然不能釋然于懷，只好動筆寫上幾句。

　　在《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一章中，胡適談到自己這一批留美學生抵達美國后，受到北美基督教青年會主席約翰·穆德等有遠見的美國人士的接待，通過這個協(xié)會接觸了“美國社會中最善良的男女”，并感受到了“在美國基督教整體中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德性”。為這件事，唐氏寫下了他自己的注解：“一九四九年春初，當我衣袋內(nèi)只剩七元現(xiàn)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之時，一位年輕而多金的中國同學向我說，他如是我，他早就‘發(fā)瘋’了�！�…就在這人路將絕之時，忽然接到在‘華美協(xié)進社’做事的老同學艾國炎先生的電話。他說紐約郊區(qū)一個教會團體，組織了一個‘中國學生輔助會’，來‘輔助’絕糧的中國留學生�！�…這一批基督教會內(nèi)的善男信女，他們不是傳教士，也沒有向我們傳教。他們只是一本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幫助我們渡過難關(guān)罷了�！�…筆者當時便時時反躬自省，我覺得美國之有今日的富強，實在不是偶然的�！�

　　唐氏之所以交待自己的這段往事，是因為“與老輩經(jīng)驗相印證，該也是個有趣的比較”。這“有趣的比較”落到實處，卻是唐氏偏要壓胡適一頭的搶占制高點：“三十年來我對這批美國友人的尊敬，真是始終如一。……我的今日鄰居，多半也還是這種人。但是今日我也知道，這也只是復雜的美國文明中的‘豹之一斑’�！�…我們?nèi)绻�把這一環(huán)當成全貌，那就難免以偏概全了�！薄昂�適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輩的有觀察力、有學養(yǎng)的老輩留學生，他們言必稱美國，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們早年，乃至暮年，對美國的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終沒有跳出筆者上述的那個階段�！�

　　胡適的一句“美國社會中最善良的男女”，足以證明他并沒有“以偏概全”。唐氏把胡適形容為“言必稱美國”，恰恰犯下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稍知胡適的人都知道，他除了談論美國之外還談論過蘇俄，而且他一生中所花費的最大精力就在于整理中國的國故。自以為已經(jīng)跳出“以偏概全”的“那個階段”的唐氏，并沒有正面交待出美國的“全貌”，反而在[注八]中，用自己的“以偏概全”來壓倒胡適：“任何宗教信仰，如果發(fā)展到狂熱的程度，都是會走火入魔的。我國佛教里便有吃糞、飲溺的和尚。道教里也有狂熱的白蓮教、義和拳、一貫道等等狂熱的支派。他們也各有其秘密的怪行。基督教走火入魔的支派，當然更多。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便是在我國發(fā)生的一個例子�！�…胡適之先生那一輩子的革新志士，口口聲聲要打倒孔家店；
他們不知道西方的耶家店，更應該打倒！”

　　好在唐氏對自己剛剛說過的極端話語并不當真，于是便有了替“耶家店”說公道話的如下文字：“美國畢竟是個超發(fā)展國家。她底許多中世紀遺留下來的落后制度，都會在社會文化生活不斷演進中，而現(xiàn)代化起來，不過他們今日的現(xiàn)代化生活，與他們早年的迷信，卻是社會發(fā)展中兩個階段，二者未可混為一談�！�

　　對于自己剛剛說過的“道教里也有狂熱的白蓮教、義和拳、一貫道等等狂熱的支派……”一番話，連唐氏自己都不予當真，于是，在接下來的[注九]中，又有“猶太人也是個有宗教狂熱的民族——就整個民族文化來說，我們中國人就未吃過這種‘狂熱’的虧……”的便宜話。好像令中國人死傷無數(shù)直至喪權(quán)辱國的太平天國、義和拳之類的“宗教狂熱”，反倒成了造福中國人的大好事一樣；
更好像1958年以共產(chǎn)主義天堂為神圣目標造成數(shù)千萬中國農(nóng)民活活餓死的大躍進和1967年以捍衛(wèi)偉大領(lǐng)袖為神圣天職而毀滅文物、濫殺無辜的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在中國本土發(fā)生過一樣。

　　在《青年期的政治訓練》一章中，胡適談到自己因為放棄農(nóng)科，轉(zhuǎn)學哲學，“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
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在為此事所加寫的長注里，唐德剛繼續(xù)對胡適的留學生活施以“存天理滅人欲”的壓倒清算：“那時的庚款留學生，學雜費之外，每月生活費為八十美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大數(shù)目。……由留學生變質(zhì)的官僚，因而逐漸形成一個標準的職業(yè)官僚階層，他們眼中那里還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結(jié)果弄到民不畏死，鋌而走險，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再者，筆者這一輩，原也只是前輩的余波�！�…如果時代不變，學位如常，留學返國之后，職業(yè)上得意與不得意之間還不是向‘老輩’看齊？管他老百姓死活！這原是時代的悲��；
時代不變，留美學生有幾個會對鏡子詛咒自己呢？”

　　而在實際上，像胡適、趙元任那樣的庚款留學生，雖然在中國國內(nèi)享有較高的待遇，他們對于國家民族的建設性貢獻，遠遠大于他們的個人所得，稱他們是中國歷史上貢獻率最大的文化人，也并不為過。在這一點上，靠著國家的巨額助學金跑到美國并最終加入美國國籍的唐氏，無論如何也是不可以“向老輩看齊”的�！肮芩�老百姓死活！”之類的“對鏡子詛咒自己”，不過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阿Q心理”的變態(tài)發(fā)泄。換言之，就是唐氏在沒有力量壓倒胡適的情況下，不得不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滿足于在“對鏡子詛咒自己”甚至于自打嘴巴的自虐中搶占身份制高點和精神制高點：“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

　　寫到這里，筆者不得不佩服魯迅的小說天才，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中國的阿Q即使跑到美國換個國籍，也依然是恨不得把一切人都當成小尼姑來抹黑壓倒的阿Q！

　　本文原載《讀書時報》2005年3月2日。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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