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群體認同當作一種人際聯(lián)系形式，而不只是個人心理感情，那么我們看全球化對當今中國群體認同的影響，便主要是看全球化對中國當今公共生活的影響。正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公共生活的特征是，“在那里出現(xiàn)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個人能見能聞的�！痹诠�共生活中，除非別人可以從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認同什么，看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理想和價值，我的言行并沒有可以與人分享的意義。我對群體的認同或不認同都是由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所顯示出來的。阿倫特把公共生活比喻為一個打滿燈光的舞臺。公共生活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可見的領域，而且是一個焦點關注的領域，發(fā)生在那里的事情都會被“昭顯在亮處”，成為公共關心的問題。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為一個值得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全因為它是發(fā)生 在公共生活的舞臺之上。從全球化對中國公共生活的影響來討論社會群體認同，就需要避免僅僅從影響源(全球化中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麥當勞文化、文化遺產和旅游工業(yè)、西方化或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世界人權、全球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等等)來看這一群體認同所受到的刺激或限制。全球化會如何影響一個群體中成員對它認同不是一件簡單的從外因到內果的事情，因為這種認同(或者缺乏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群體公共生活本身的認同資源、凝聚力和制度結構。

　　全球化把原本局限于一個群體內的公共生活舞臺放大了。群體本身往往成為這個舞臺上的行為主體，臺下作為見證人的觀眾也變得非常多元，不再是清一式同一族類的人們。這時候我與之認同的是那個放在世界舞臺上，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的群體，而不是那個處于封閉自大狀態(tài)中的群體。一個人看待展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的我類群體，自然會與平時不同。他甚至會發(fā)現(xiàn)，許多原本關起門來叫好的東西，原來放不上世界舞臺，硬放上去，他不但不覺得體面驕傲，反而覺得丟臉羞恥。這時候，直接影響他群體認同的就不只是全球化，而且更是他自己群體的認同資源。他必須問自己，“在我的群體中，有哪些是可以認同的?有哪些是值得認同的?”2004年8月在希臘首都雅典召開的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上，作為下一屆奧運會主辦國的中國有一個8分鐘的表演，由張藝謀導演。演出以后許多中文網站立刻發(fā)出一片責罵之聲。人們斥責張藝謀“盡力搜尋、匯集與鋪陳中國文化符號，演員老中青幼四結合，玩燈籠外，玩太極，玩高蹺，玩琴玩拳又‘玩票’。……張氏中國秀色字當頭，完全是中國文化符號雜亂無章的堆砌。把中國特色的雜貨鋪開到了雅典。”

　　張藝謀的失敗在于他沒能給許多中國人提供他們認為可以認同和值得認同的文化符號。他們沮喪憤怒，那是因為張藝謀提供的認同資源沒有能夠滿足他們的認同需要。英國哲學家本森(Jeremy Bentham， 1748-1832)曾說過，名義上的“資格”不等于法律保障的權利，這就如同“饑餓不等于面包”。同樣，心理上的認同要求并不等于公共生活中認同事實。群體認同是一種有條件的公共行為，這個條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須能為認同提供它所需要的實際資源，也就是那些具有日常生活意義的，可以認同并值得認同的東西。如果紅燈籠、高蹺、京劇面譜、茉莉花小調不是具有這種意義的認同對象，那么什么才是更有價值的認同對象呢?張藝謀的失敗，是因為他找錯了認同對象?還是因為這種對象在當今中國早已成為十分稀缺的資源?或者是因為當今中國的公共生活還沒有一個有利于形成這種資源的社會、政治機制?這些恐怕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公共生活中，群體認同的對象具有多樣性和具體性，人們對具體對象的認同也不是要么認同，要么不認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別。雷諾茲(John Reynolds)曾標示出人們對不同“政治象征”有不同程度認同的“檢測指數(shù)”(如“熱烈”，“冷淡”)。不同的政治象征包括“當今政府”、“憲法”、“民族國家”、“國旗”。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同一個人，對不同的政治象征的認同程度都不是相同的。例如，他認同“憲法”要比認同“國家”熱烈;或者，他認同“國旗”不如認同“國家”那么熱烈，而對認同“當今政府”則相當冷淡。雷諾茲的這一分析方法同樣適用于“文化象征”。我們可以區(qū)分出許多傳統(tǒng)的文化象征來，如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風俗、服飾、禮節(jié)、歷史人物或事件、社會政治價值觀和制度，等等。不難想象，每個認同中國的人對這些因素的認同程度并不相同。又例如，我們還可以區(qū)分出許多與“中國”有關的象征，如版圖疆域、社會政治制度、政府、某某主義、長城、國旗、漢語、儒家文化，等等。同樣，每一個“熱愛中國”的人對這些不同的中國象征認同程度也不相同。從這些不同象征因素的錯綜復雜關系就不難看出，認同離不開具體的認同對象，這些對象不僅需要有本土特點，而且要求有超群體的普遍價值。越這樣，就越能在世界舞臺上受到重視和贊美，與之認同也就越光榮，越令人滿足。

　　對于群體認同來說，還有比文化符號認同資源更深一層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親和力(信任、寬容、同情、榮譽等)。公共生活是否具有親和力，體現(xiàn)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為和言論之中，也體現(xiàn)在他們相互對待和相處的方式之中。2004年6月底到7月初，世界遺產大會在蘇州召開，為此蘇州政府自2002年起，共花費了100億人民幣，從城市改造、市容、交通到市民文化宣傳，作了充分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治水”，為的是讓“蘇州是東方威尼斯”的美譽名副其實。官方報道強調，代表全球化的世界遺產大會帶來的城市美化，加強了市民的“心理認同，市民更歡迎的是環(huán)境的改善：引以為豪的園林和老街保護好了，河水不臭了，交通不堵了，綠地多了，城市變漂亮了……本次大會的所有(這100億人民幣)投入將永遠地留在蘇州，造福后代�！�。

　　就在2004年8月，《蘇州日報》在題為《垃圾:市區(qū)河道不能承受之重》的報道中稱，“河道保潔員每天從(蘇州)每一條河道里都能打撈起為數(shù)不少的垃圾，……如果不是保潔員每天七八遍來回不停地清撈，市區(qū)的大小河道會更加讓以水天堂為自豪的蘇州人汗顏。然而，2003年一年，市區(qū)217個河道保潔員共從80多公里河道里打撈起9753噸垃圾，……其中包含的除各種生活垃圾外，竟還有破沙發(fā)、爛家具以及各種家裝廢棄物�！绷硪黄獙ν�一問題的報道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蘇州市市區(qū)河道保護條例》對亂倒垃圾的處罰是50元以上500元以下；
而《蘇州市河道管理條例》（草案）則規(guī)定，對個人處警告或者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款，對單位處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眻蟮莱姓J，“處罰條款好定，執(zhí)法卻很難。”問題出在，就是你抓住了丟垃圾的人，他也照樣可以不認帳，“有關執(zhí)法部門曾伏擊一戶經常向河里扔垃圾的居民，一次正好被攝像機拍下，但畫面中只有伸出窗戶的一條胳膊，當執(zhí)法者向這戶居民指出時，該市民竟拒不承認，盡管家中只有他一人�！�

　　這些往河里丟垃圾的人，他們也許確實對他們的社會群體(中國或蘇州)有“心理認同”，但是，除非這種認同體現(xiàn)為公眾行為，它并沒有實質的公共生活意義。就公眾行為而言，往河水里丟垃圾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認同群體的表現(xiàn)。認同是一種有親和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生活方式，不只是一種“心理”感覺。人們在公共生活中互相說謊欺騙，互相提防戒備，彼此無信用，不信任，對公共事務冷淡麻木，對他人遭遇漠不關心，幸災樂禍，待人處事以鄰為壑，急功近利，在這樣的群體中，恐怕是不會有實質意義的群體認同的。

　　除了認同資源和群體凝聚力，認同的第三層公共生活意義就是“公開性”，公開性才是真正的公共性。公開才能讓每一個人通過參與來積極認同群體。從實質上說，公共生活的“可見可聞”不只是指可見，而更是指公開。往河水里丟垃圾的行為是可見的，盡管我們并不知道是誰丟的，但河里有垃圾。丟垃圾不能公開，因為在公共生活中，有這種行為不僅會被“罰款”，而且還很不“光彩”。那條被拍攝下來的“胳膊”的主人說謊抵賴，除了怕罰款，知道無公德行為不光彩，想來也是一個原因。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更有許多雖做了，但不能理直氣壯的事情，這些都是“可見”的(大家都知道)，但卻不能公開，必須用謊言去遮掩。許多官員、企業(yè)家，甚至教授名流，他們官貪政賄、制假販假、坑蒙拐騙、弄虛作假的行為雖然在社會上不再是什么秘密，卻仍然當作秘密來嚴守。

　　這種“可見”和“公開”的強行分離，從根本上說是由不公開的權力結構所形成。阿倫特所說的那種“可見可聞”指的是可見必須公開。這種公開，它的目的是讓一切有意愿、有能力的人都來參與公共生活，都來關心，都來批評，對公共生活發(fā)揮有效的影響。這種參與當然要遵守共同認可的程序規(guī)定和倫理規(guī)范，包括尊重其他參與者的權利，遵守公共話語的理性規(guī)則，等等。用暴力、武力或脅迫力禁止別人參與，以封鎖信息或獨霸公共論壇，這些都是破壞公開的反公共性作為。這個層面上的公共性是政治的公共性，因為它需要通過保證每個愿意進入公正領域者的基本政治自由和權利才能實現(xiàn)。政治的公共性離不開民主和制度的公開性。

　　公共生活與民主公共性關系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誰是公共生活的主體?公共生活的主體不是以自然狀態(tài)存在于社會中的“民眾”、“人民”或者“老百姓”，也不是由現(xiàn)有社會權力等級結構所決定的“群眾”(相對于在他們之上的“領導”而言)或“大眾”(相對于比他們優(yōu)越的“精英”而言)。公共生活的主體是“公眾”(the public)。公眾是在關心、討論共同問題，參與共同事務中產生的。每一個人不可能關心和參與所有的社會問題，每一個社會問題也不可能吸引所有的人來關心和參與。因此，公眾必然是多元的群體存在，必然由復數(shù)的小公眾(publics)構成，必然體現(xiàn)這些小公眾的不斷互動。這也就是公民社會的公眾。正如珍妮.科恩(Jean Cohen)所說，公眾的這種結構性的多元和互動使得我們可以用“參與和公開性”(publicity)去定義社會生活。

　　公眾和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聯(lián)系除了體現(xiàn)在“參與”和“公開性”上，還體現(xiàn)在公眾的成員是“個人”這一點上。強調“個人”和強調“個人主義”不是一回事。公眾社會注重的是“個人”而非“個人主義”。個人理念強調人的個別性，強調個別經驗的價值和個別生存的尊嚴，但反對把人當作孤立的原子。人的個別性體現(xiàn)為他的獨立主體性和他對集體貢獻的個別性。公眾社會共同擁有的基本理念以自由與平等為最重要。自由不是沒有約束的我行我素，自由指的是一種在行動中個人和群體同步的自我實現(xiàn)的能力。平等不是指千人一面，人人相同。平等指的是承認個別性，人人平等是因為任何人都不能由他者所代替。公眾生活方式還形成于社會不同群體的相互滲透和共同利益。公眾社會是“諸共同體的共同體”。一個社會中不同群體擁有和相互滲透的共同利益越多，這個社會就越具凝聚力和親和力，也越能相互認同。

　　從公共生活和公眾的特征去討論全球化對群體認同的影響，就需要特別注意具體的全球化影響是否有利于群體成員的參與，是否有利于維護個人的自由、獨立和主動個體性，是否有助于增強群體的公開性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是否有助于形成和維護群體凝聚力和親和力。全球化影響包含多種因素，對群體認同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民族國家不能發(fā)揮管理和調節(jié)作用的情況下，會加劇貧富差別和人與人的等級差別，這就會起到破壞群體認同的作用。又例如，全球化中的普遍人權價值因明確強調所有人之間的平等和自由，所以總是會對群體認同有所幫助。這些都是從比較直接的影響來說的，有的影響會間接一些，也相對復雜一些。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便是一個例子。我們生活在一種文化中，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覺得它是“我”的文化，因擁有它而認同它。但是，當這一文化被展現(xiàn)到世界觀眾的面前時，我開始用“見證人”而不是“擁有者”的眼光來看待它。我必須學會與我習以為常的群體保持距離，而用自由、獨立個體的眼光來注視和判斷我的群體存在及價值。當我用這種“見證人”眼光去仔細看我熟悉的生活世界時，我發(fā)現(xiàn)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原來不值得我認同。我開始明白，認同是值得認同，不是不得不認同。我于是有了積極參與營造新認同的意愿。全球化看上去是破壞了我的認同，其實它是在幫助我實現(xiàn)另一種不同的認同。

　　　(原刊《明報月刊》2004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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