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中國以后，出現了為一些史家稱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風光至今，不斷有人津津樂道那一段往日輝煌�！按蟮邸眰兊恼婕偈论E也被小說家和影視作者炒得沸沸揚揚，好不熱鬧。但乾隆之后僅隔45年，即從1840年開始，先后兩場鴉片戰(zhàn)爭，竟把按說正值壯年的大清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從此開始了當時已近四億之眾的偌大帝國的衰亡過程，真?zhèn)�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個中國，也正是以鴉片之役劃線，掀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笆⑹馈倍Y贊余音未絕，“東亞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這個有著驕人歷史的大國頭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戲劇性的大起大落？盛衰榮辱之間何以銜接得這樣緊湊？而最啟人疑竇發(fā)人深思的是，舉世早已公認，直到18、19世紀交替之際，即乾隆末嘉慶初，中國在總體經濟實力上還是全球第一。為什么僅僅時隔幾十年，就驟然弱不禁風，以至打不過遠涉重洋而來的幾千名外國水兵？在這場中西首戰(zhàn)中，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為何沒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決定作用？

　　于是進一步問題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樣一個“盛世”？“盛世”外殼里頭又潛伏了什么致命之癌？為我們整個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鑒？

　　迄今對此所作的評析，見解很不同�？磥砜峙虏荒苤粚�這一“盛世”作孤立的單一維度的觀察，而是要結合當時中國內部和外部條件，作**度的觀察。比如說，不僅要從中國歷史作縱向的比較和觀察，還要把中國放到當時世界坐標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比較和觀察；
不僅要從國家的疆域、財富積累變化狀況，還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狀況作廣泛聯系地比較和觀察。

　　“奉天承運”定鼎中原，其興也勃焉

　　單就有清一代來說，康雍乾三朝確是其鼎盛時期。首先是戰(zhàn)績顯赫，逐步消滅漢族農民起義軍和幾個南明小朝廷，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亂”，收復鄭成功后裔海商集團所據的臺灣；
同時又通過“改土歸流”，即對一些少數民族安撫與鎮(zhèn)壓相結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圖在明朝基礎上有所擴大，初步建立了比現今疆域還大的統一國家。從政治經濟建設來說，清朝初期，確實也在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發(fā)展的經濟基礎上，使生產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無論是國家整體還是國民平均GDP，都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高(這在世界級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新著《世界經濟千年史》，和許滌新、吳承明主編2003年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等新書中都有詳盡的歷史數據和考證論述)。以這些成就，不僅在清代，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確實也夠得上屈指可數。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時不斷闖入關內卻只為席卷財富以供享樂、搶掠子女以充奴隸的狩獵游牧民族舊習，而是開始意識到要勵精圖治，準備坐穩(wěn)天下。因此，除仍舊力圖維持包括滿人服飾和剃發(fā)留辮等“祖宗舊制”之外，還通過范文程、寧完我、洪承疇等漢族士大夫，努力學習遠比滿族文明優(yōu)越的漢族文明，而以漢儒經典特別是明朝治國的現成的典章制度為主。事實上，不止康雍乾三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三帝開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國歷朝的統治術，雜糅以滿族奴隸制度的傳統“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戰(zhàn)并舉的莊園制等等。從康熙朝開始，為了保持驕人的騎射技能，在熱河建山莊和圍場，定期舉行“木蘭秋?”，對八旗將兵進行聲勢浩大的練武檢閱。那架勢，明顯是要認認真真地開創(chuàng)一個以少制多的強大王朝，即以不足百萬的滿族人，統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幾百倍的中原民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萬代基業(yè)。

　　中國歷代新朝建立，總要在國號帝號前加上“奉天承運……”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運下符民心。李自成農民軍進北京，也自稱“奉天承運……”。但清朝建國時，說是上承天運，趕上個良好歷史時機，卻是不假的。

　　首先，明朝后期幾個皇帝昏庸腐朽，糜費無度，民怨蓄積已久，國家危機嚴重，到崇禎時，已是徒有中興之心，而無回天之力。不斷暴動的農民和武裝海商集團(這是一股更大的新勢力)的夾攻，已注定了舊王朝大廈將傾。而由于戰(zhàn)禍頻連，人心思定，亂極待治，這是清初可能出現盛世的絕好條件。另外一個重要歷史條件就是，積中國幾千年發(fā)展尤其是唐以后各朝發(fā)展的經濟基礎，出現了雖歷經封建主義壓抑而仍舊掙扎破土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中外學術界公正指出的當時中國已占到全球財富總量1/3的經濟實力。而這就意味著，當時中國的生產力要求著一個利于它發(fā)展的空間。由于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便有了反映這一萌芽發(fā)展要求的思想，這就是明末出現的有點類似西歐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黃宗羲等人針對明朝重農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張，和削弱君權尊重“天下”權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張，最具時代代表性。

　　三個半世紀前以結社形式(如東林書院、復社等)成群出現的明末思想者中，黃宗羲的思想體系或許是最完整先進的。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首先提出并被我國學術界廣泛認可的所謂“黃宗羲定律”，應是世界上較早認識到農業(yè)社會發(fā)展極限的理論之一。不久前，溫家寶總理曾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如何擺脫“黃宗羲定律”怪圈這一思考題。我國農業(yè)經濟歷史悠久而發(fā)達，社會卻終于不免落后，一個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農為本的政策園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統治術的需要而更加強化了農本商末政策。所以，重新認識黃宗羲的思想，就不僅是思考怎樣走出農稅減了又增循環(huán)不已而農民總是不能脫貧的“積累莫返之害”怪圈問題，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減少胥吏(中下層官員)，和削弱集權于一人的君權制度，建立民間權力制約機制等主張，聯系起來作全面理解。胥吏過多必然加重農民負擔，這是“積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雖是國家的膿瘡，卻又是加強皇權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權就成了黃宗羲思想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而只有發(fā)展工商業(yè)，作為稅收主要來源，才能從根本上減免農民稅賦，并使更多的農民變成工商業(yè)勞動后備軍，減少農業(yè)人口，逐步走出農業(yè)社會多年限制生產力發(fā)展的怪圈，進入更高發(fā)展層次。明末清初這種反映歷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現，如果被權力中心認識和接受，就可轉化為真正盛世契機。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指出作為一個關鍵性過渡時期：“18世紀是商業(yè)的世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12頁)》；
而恩格斯用這樣一段話來劃分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文明時代是社會發(fā)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74頁)

　　事實上，從明朝中葉起，盡管抑商仍是國策，但民間商業(yè)仍發(fā)展很快。運河邊上的盛澤由萬把人的市鎮(zhèn)，只因商人?集這里做絲綢買賣，不到百年成了十幾萬人的“綢都”，就是農業(yè)社會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產活力必然會迸發(fā)的生動例子，就是恩格斯所講的“文明時代”的風雷已在天邊乍隱乍現的鮮明現象。

　　此外，崇禎時吸取前朝鎮(zhèn)壓敢言之士激起蘇州民變的教訓，特別為大膽議政而遭流血鎮(zhèn)壓的東林書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許比東林更為激進的復社存在，舉行上千人的集會活動，使明末民間結社議政公開臧否官吏的風尚達到我國歷史之最。崇禎也大膽起用了參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啟、史可法等。幾個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張煌言、黃宗羲、瞿式耜等復社精英，并聯合曾被稱為“海盜”、“富甲東南”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海商集團，共同抗清。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政權病急亂投醫(yī)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時一切已不決定于臨近存亡關頭的末代帝王主觀動機，而是客觀大勢使然，是以崇拜集權的朱王朝統治力量徹底式微，而商業(yè)發(fā)展、商人利益沖擊著不合時宜的“重本抑末”國策，中國式啟蒙思想氤氳發(fā)作的時代大背景使然。在新的歷史資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實歷史數字)佐證下，應該認為，當時中國已有可能向“商業(yè)的世紀”發(fā)生歷史性轉變的潛在動力。否則，所謂中世紀曾領先世界的中國GDP，靠農業(yè)而不是靠相當可觀的商業(yè)是創(chuàng)造不出來的。

　　總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出露、與之相應的啟蒙思潮有所活躍這樣一個關鍵性過渡時期。這個王朝的運數———歷史機遇實在是太好了。

　　然而，無情的史實卻是，滿族騎兵所至之處，隨著朱明王朝殘余的掃盡無遺，上述條件也只成了劃過黑暗天空的一個閃電，一種新的鐵血秩序又建立起來了。

　　終未逃脫歷史怪圈，其亡也忽焉

　　在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愛新覺羅家族是否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盛世，要拿到當時世界大歷史背景下，去比較觀察。

　　為什么要這樣？因為中國歷史學界公認的三個盛世，前兩個，即漢朝文、景、武之世，唐朝貞觀、開元之世，也都是我國歷史上文治武功顯赫、疆域廣大的盛世。但如果只以這些論盛世，那末以血與火征服歐亞兩洲廣大地域的蒙元帝國是不是更應該稱盛世？所以還必須提出更多的比較、觀察條件。

　　漢、唐與康雍乾之世之間，至少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漢、唐盛期，都是我國比較開放的時期之一。這決定了它們可以吸納當時世界文明之精華，成為當時世界的強國，因而是評價盛世的一個必要標準。漢初之世，不僅天下大治，更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開辟了絲綢之路，掀開了中西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首頁。當時西域一詞涵蓋很廣，最遠可包括大秦(羅馬帝國)、大食(阿拉伯帝國)。張騫在公元前2世紀到了中亞，他的副使到過南亞和西亞。而比張騫晚約兩個世紀的班超，則派副使到了歐洲最強大的羅馬帝國。中國輕柔華麗的絲綢曾風靡了歐洲上層社會，而成為中國古代一大驕人商品。到了唐朝，不僅擴大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交往，在長安建立頗具規(guī)模的四裔館(外國人賓館)，很多西域商人甚至長期留居長安、洛陽等地，與漢人通婚，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從隋唐開始發(fā)展起來，從而使遠銷的商品量大增。在文化交流上，佛教是漢朝時傳入中國的，而唐朝時容納的宗教信仰更多，儒、道、釋之外，景教(基督教派系之一)、摩尼教、伊斯蘭教都是這時傳入中國的。在服飾、音樂、舞蹈、繪畫等方面，唐朝人也接受了不少外來影響。因此完全可以說，開放是漢、唐盛世的重要特點。

　　唐以后，中國的開放又斷續(xù)延伸了四個半世紀，在明朝開國后因禁海而中斷。但明末利瑪竇、湯若望等大批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帶來了西歐先進科技和學術，與崇禎朝重臣徐光啟、李光藻等成為知交，被聘為欽天監(jiān)。徐光啟、李光藻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引起一些保守派大臣激烈抨擊，崇禎對此卻不予過問。在一群中國文人參加下，西方天文、地輿、數學、歷法、兵器學等被大量翻譯引進，一時形成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小高潮。在明清政權易手后，西方商人尋求跟東方財富之國接觸的努力，也以新的狂熱開始。中國再次面臨東西全面交流的客觀形勢。西方這種狂熱來源于“新大陸”的發(fā)現和技術革命，使世界大棋局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中國所處的世界已驀然擴大并面貌一新了。特別是，歐洲已處于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法治社會迅速轉變階段，作為人口小國商業(yè)大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先后成為海上強國，把觸角伸到中國周邊。但清朝廷卻繼承明朝國策，緊閉國門。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海禁小有松弛，康熙仍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并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薄皣�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第三卷468頁)看來他是很以這種鴕鳥式避免危機的“遠見”自負的。另一個上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故事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已戰(zhàn)勝荷蘭取得世界霸權地位的英國，派駐俄公使馬嘎爾尼為特使，到承德面見乾隆，要求通商。清廷把他代表英國國王所贈禮物稱作“貢物”，并要他對中國皇帝行跪拜禮。英王特使拒絕，竟致通商告吹。馬嘎爾尼在這次出使《紀事》中以揶揄口氣寫道：中國自從“滿洲韃靼占領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薄皾M洲人打仗愛用弓箭，當我告訴他們，歐洲人已放棄弓箭而只用來復槍打仗時，他們愕然不解，認為在奔馳的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槍豪邁�！�

　　歐洲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發(fā)明了蒸汽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逐漸廣泛應用于生產和運輸，大大提高了利潤。而利潤的刺激和商業(yè)競爭又不斷引發(fā)新的技術革命，從而開始了西歐工業(yè)化進程。幾乎同時，歐洲也開始了與經濟同步的人文領域革命。作為社會主體和生產力第一要素的“人”，得到了空前尊重和解放。在民主浪潮下，西方一個個國王權杖落地。而正在“康雍乾盛世”期中的清朝，為了保持“以少制多”的特殊社會結構，卻更加強化集權。其兩手策略是一方面加強民族鎮(zhèn)壓，一方面加強民族攏絡。鎮(zhèn)壓手段可舉出：一、令漢人滿族化，強迫剃發(fā)留辮，改穿滿人服裝，抗拒者殺無赦，甚至不惜屠城；
二、實行民族等級制，滿人優(yōu)先，在京畿周圍百萬平方公里內強行圈地，分給滿人貴族作為份地，把被奪去土地的漢人充當“包衣”(奴隸)，在北京城進行民族隔離，內城漢民一律遷往外城(南城)，內城只給滿人居��；
三、嚴禁文人結社，大肆查禁圖書，大興文字獄，僅莊廷瓏、戴名世、呂留良三案受株連被殺者就超過萬人。懷柔攏絡手段可舉出：一、對與滿人合作的漢人給以優(yōu)厚待遇，功高者封王晉爵；
二、頒行“博學鴻詞科”，對全國有學識有名望的漢人，經薦舉，不管曾應試與否，強行“請”到京師考試，賜給翰林學士名銜；
三、依明朝舊制，嚴格八股文科考制度，使天下讀書人只學習兩種東西，即朱熹所注的經書和八股文范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就可當官。明清八股文考試制度，是一種鼓勵士人大講合格式的官方套話的制度，眾口一詞只說套活，久而久之就喪失了個性和思想能力，不僅沒人再有異心，也沒人去研究經世致用的東西了。曾以“四大發(fā)明”貢獻于人類的中國人，后來殊少科技發(fā)明創(chuàng)造，與這種科考制度不無關系。而曾被西方欣賞的中國公務人才選拔方法的科舉制度，最終成了束縛人民思想、圈定人才發(fā)展方向的有效統治手段之一。

　　特別是，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后棄，一度投入監(jiān)獄，并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
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辯證規(guī)律說明：否定力量往往來自自身。滿族皇帝強化自身權力的治術，卻戕害了統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個國家。鴉片戰(zhàn)爭后，愛新覺羅王朝雖然沒有馬上覆滅，而是又茍延殘喘170年。但越到后來，越形成一種外仰洋人鼻息，內賴漢族官吏支撐的死棋已定局面。愛新覺羅家族以及滿族特權階層越來越成為可憐巴巴的傀儡和大勢已去僅存形骸的多余群體。一個曾以金戈鐵馬橫掃中國而忽已發(fā)現膏肓重癥的王朝，就這樣構造了一個為衰世直接準備了充分條件的虛假“盛世”。

　　當歐羅巴人已經走向世界，幾個文明古國如印度、埃及、中東阿拉伯諸國，已經淪為殖民地，從而表現出西歐資本主義與東方封建主義的質的差別的時候，清朝前期當權者們卻僅有選擇地留下傳教士帶來的自鳴鐘、望遠鏡、地輿圖等器物，以及紅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稱“紅衣大炮”)制作方法，而無意學習乃至有意漠視西方所以強大起來的方法，更拒絕承認其物質文明深處的精神文明。中國人當時能夠大頌“盛世”之歌，是因為離當時真正進入盛世的西歐較遠，沒有淪入另外幾個文明古國亡國的命運。因而它是一個閉門自封的“盛世”，身旁沒有或視如不見比較參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沒有順應當時的世界歷史走向，幾個號稱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歷史已經提供的機遇，沒有使中國這樣一個當時生產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國家，順理成章地走進先進國家行列。這一頁歷史，既生動地驗證了落后的上層建筑可以多么頑固地阻止歷史的腳步，也完全驗證了這樣的國家只能“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規(guī)律性命運。

　　“盛世”就這樣為衰世準備了條件

　　“康雍乾盛世”就這樣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準備了條件。甚至可以說，有幾千年驕人歷史的中國盛極而衰，其實也正是通過最后一個虛假“盛世”表現出來的。

　　盡管馬克思把鴉片戰(zhàn)爭直斥為西方強國加于中國的“海盜式”戰(zhàn)爭，但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馬克思對“天朝帝國”“基于道義”的戰(zhàn)爭竟然失敗，還是給予了冷峻的批判：“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716頁)

　　為什么是“對聯式悲歌”？因為“陳腐世界”揚起的是“道義”之旗，是免于亡國滅種自贖自救之旗，晚清無數慷慨悲歌之士，從林則徐、關天培，到鄧世昌、劉銘傳……高舉這樣的旗幟，向“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的“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奮爭，卻終不免失敗。因為這是個不對稱的“對聯”，講孔孟之道的古國的陳腐“道義”，被現代文明國家的“不文明”打垮。而這歸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賴不得別人。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歷史畢竟就這樣走過來了，不允許推倒重來，也不允許假設。但歷史允許回味，而且需要人們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領受歷史的饋贈，歷史就失去了價值。所以恩格斯說：“每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瘪R克思說：“從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新世界�！保ㄑ�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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