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討論是制定規(guī)范的必要基礎

　　每個人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面，是私人生活。大家白天忙著掙錢，做廣告的做廣告，搞裝修的搞裝修，跑運輸?shù)呐苓\輸，賣汽水的賣汽水，收稅的收稅，判案的判案，揀垃圾的揀垃圾，討飯的討飯。到了晚上，喝酒的喝酒，抽煙的抽煙，讀書的讀書，看報的看報，看電視的看電視，打麻將的打麻將，談戀愛的談戀愛，找外遇的找外遇，嫖性工作者的嫖性工作者。

　　但人又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必須有社會生活和社會規(guī)范。所以嫖娼是非法的，找外遇是受譴責的，大學生談戀愛是不受鼓勵的，打麻將是不能賭博的，看電視是不能看兇殺色情的；
洗頭洗腳必須明碼標價，賣煙賣酒不得假冒偽劣，某些地方不得乞討，某些垃圾不得亂賣；
司法程序如何安排？所得稅率如何確定？商業(yè)規(guī)范如何厘清？哪些是消費者權益哪些又不是？

　　面對那么多的社會規(guī)范，大家已經(jīng)習以為常、不去多想�？墒�，由于這些規(guī)范和每個人有關，而且每個國民都對社會規(guī)范的制定有一份權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想清楚：我贊成哪一條規(guī)范；
或者要問一問：現(xiàn)在的規(guī)范合適不合適、合理不合理？這樣一條規(guī)范的實行，對他人和對自己會帶來什么樣的效應？為什么要制定這樣一條規(guī)范？

　　在私人生活中，人們?yōu)樽匀粚傩运�驅使�?br>在社會生活中，大家就要運用社會理性去思考和行動。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出于被迫無奈或者盲目麻木而服從以上規(guī)范，那么他（她）就并不是一個與他人、與該社會體結合緊密的人。而如果一個社會體中的很多成員都是這種狀況，則說明這個社會體的社會化程度較低。

　　因此，我們在制定社會規(guī)范之前，必須進行充分的公共討論；
讓廣大國民都對此進行充分的思考，并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意愿；
經(jīng)過這樣的討論，把每個人的一己私利，聚合、轉化為大家的公共利益。使得制定出來的法律能讓每個國民都滿意、接受，或者起碼不那么反感。

　　如果說互利性是現(xiàn)代社會這艘大型帆船的主體，那么民主程序就是它的船槳，充分的公共討論就是它的風帆；
缺少任何一面，都會使航行減速。

　　二、什么是社會交往理性

　　討論、商量、談判、對話，是約定任何一項契約的必要步驟。一方既想利用他方的積極性、能力、投入，又想更多地滿足自己的利益，所以就需要商談。商談的目的就是把如何合作與如何分配放在一起談。供貨商要和要貨商談，銷售者要和需求者談，合伙人要和合伙人談，老板要和員工談，妻子要和丈夫談，這個省的人要和那個省的人談，城市人要和農(nóng)村人談。在協(xié)商討論中公民們努力尋求達成一致意見，大家可以相互學習，可以自我調整，可以知道如何更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知道哪些目的是達不到的。最終可以達成某個規(guī)范性共識，形成一個規(guī)范性觀念，這一規(guī)范融合了每個參與者的各自利益。偏執(zhí)者認為不必經(jīng)過討論協(xié)商，他們就知道“正義”的規(guī)范何在。但是，不經(jīng)過大家的充分思考和討論，這一規(guī)范很可能只是偏執(zhí)者的一己之見而停留在偏執(zhí)者的心中；
即使被強制實行，也不會產(chǎn)生活生生的效應。

　　大家應該使用社會交往理性進行相互商談，但社會交往理性并非是和個人利益分開的兩件事，似乎一個人或者要魚，或者要熊掌，兩者不可得兼。它們兩者實際上是釣魚桿和魚的關系。所有人都想獲得大魚，也就是自己的利益；
可是缺乏社會交往理性的人就像一個沒有釣魚桿、或者使用的是一只劣質魚桿的漁夫一樣，是釣不到魚的；
即使釣上來魚，也不會是大魚。一個不善于和要貨商對話協(xié)商的供貨商，一個不善于和需求者對話協(xié)商的推銷員，一個不善于和合伙人對話協(xié)商的投資者，一個不善于和員工對話協(xié)商的管理者，一個不善于和妻子對話協(xié)商的丈夫，一個不善于和外省人對話協(xié)商的本省人，一個不善于和農(nóng)村人對話協(xié)商的城里人，一個不善于和國民對話協(xié)商的政府，都將難以享受到互利性的文明成果。在合作時會出現(xiàn)種種矛盾，但經(jīng)過協(xié)商討論，大家會發(fā)現(xiàn)有些矛盾是出于缺乏相互了解，有些矛盾則可以通過討價還價、談判、妥協(xié)來解決，從而提高了達成共識的機會。

　　今天中國媒體上的時評內容迅速增多，對農(nóng)民的征地問題應怎么看，對居民的拆遷行為應怎么做，如何看待姚明的喜劇，如何理解馬加爵的悲劇，交通規(guī)章中撞了白撞是否合適，夫妻關系中財產(chǎn)公開是否合理，什么樣的財產(chǎn)是合法的，什么樣的剝削是必須禁止的。大家在各個社會事項上各抒己見、熱烈討論，既是為了在這件事上達成共識，也是為了培養(yǎng)大家社會交往理性的能力，熟悉社會交往理性的特點，形成社會交往理性的規(guī)則，從而在以后其他事項上效果更好、效率更高地達成共識。

　　農(nóng)民由于生產(chǎn)的分散性、社會交往的稀少性，使得他們相對缺乏社會交往的理性能力；
可是當他們大量地進入工廠、進入城市，社會交往便大量增加；
即使是中國的城市居民，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因為只聽上級安排，不必相互往來，所以同樣導致相互溝通的能力較弱；
現(xiàn)在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深入，這一情況正在發(fā)生根本變化。不論是中國的市民還是農(nóng)民，新的生活都向他們提出了培養(yǎng)自己社會交往理性的要求，也提供了培養(yǎng)這種能力的條件和可能性。

　　現(xiàn)代政治社會體由成員們的參與而產(chǎn)生，并使得這種參與變得日益平常；
通過這種參與而形成的共識，由于其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而變得力量強大。國民們在這種充分的公共討論中，培養(yǎng)并形成了公共意識，培養(yǎng)并形成了正義感。國民們在這種討論中學習如何與他人求同存異，學習如何理解他人的意愿，學習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參與或者關注這種社會政治討論，是培養(yǎng)國民政治素質的最好大學；
具備這種社會政治理性的人越多，既是他們的幸事，也是該社會的幸事；
反之，則意味著該社會整體文明素質不強。

　　當某個公民首次作為一個獨立的經(jīng)濟利益者和他人發(fā)生經(jīng)濟聯(lián)系時，他必須和他人商談雙方在經(jīng)濟上如何理性地合作、又如何理性地分配；
他在開始時會因為欠缺這種經(jīng)驗和能力而感到窘迫、不自在，可是他必須知難而上、而且會有這一能力。同樣，當某個公民和社會其他成員的聯(lián)系日益加深，開始發(fā)生社會政治聯(lián)系，他就必須和他人商談雙方在社會政治層面如何理性地合作、又如何理性地分配。他在開始時會因為欠缺經(jīng)驗和能力也會有些無所適從、有些觀念糊涂、有些頑固偏執(zhí)、有些膽小猶豫，可是他同樣必須知難而上、而且會有這種能力。當他面對其他人時，每個人既可能是他的合作者，也可能是他的利益阻礙者，他必須在這種復雜局面中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合作，如何減少矛盾性，如何增加合作性，以及如何調整好自己的觀念和心態(tài)。

　　當一個人認定太陽繞著地球轉，我們說他是“不對的”。而一旦某一規(guī)范被大家所奉行，大家就會以它作為對話中的標準，這時一個人隨地吐痰就是“不對的”，一個商家賣假貨就是“不對的”。但是，以上兩種“不對”是兩回事。前者是在表示人對某一外在事物的客觀認知，后者則是在表示人與人之間對某一社會行為的統(tǒng)一確定。一個人要探求前者，可以完全不顧其他人的想法；
一個人要形成后者，則必須和其他人溝通博弈。前者運用的是科學理性，后者運用的則是社會交往理性。前者以每個人的感官經(jīng)驗為最后標準，后者則以每個人的博弈利益最大化為至高原則。前者是在發(fā)現(xiàn)某種天然的真理，后者則是在面對相互矛盾的利益訴求時求得某種均衡，是在力圖達成對各方都有利的權益協(xié)議。

　　奧克曼在《自由國家中的社會正義》中，說明了社會交往理性的若干基本原則（Ackerman,1980）。

　　他說，每個人都想盡量多地擁有資源，盡量多地對其周圍的人進行控制，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產(chǎn)生各種矛盾；
所以每個社會體都必須有、也一定有社會規(guī)范，以對每個人的權益作出安排。但是會有人對這種安排不服氣。有的老板認為自己有權對下班工人搜身，就有工人認為廠方?jīng)]有這個權力；
有的地方政府認為自己有權拆遷某些路段的房屋，只給少量補償，就有住戶認為地方政府沒有這個權力。有權力的一方對待質疑有兩種回應方式，一是強力壓制，二是擺出自己的理據(jù)。后一種方式就是在運用社會交往理性。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其一，探討性原則。當一個人懷疑某一規(guī)范的正當性時，支持這一規(guī)范的人必須正面回答其正當性何在。任何的規(guī)范都不能免于被探討，從政府應該擁有哪些職能，到私有財產(chǎn)是否應該被保護，沒有哪個規(guī)范具有“豁免權”。探討原則不承認任何規(guī)范具有“先天正當性”，好像私有財產(chǎn)必須受保護是一種類似地球繞著太陽轉那樣的真理；
探討原則不承認君權是神授的，也不承認人權是天賦的；
它認為沒有一條規(guī)范是天經(jīng)地義的，任何規(guī)范都必須經(jīng)過社會交往理性的探討和確認。

　　其二，一致性原則。一個人在某時某地肯定了一個規(guī)范，那么就不能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地點去否定那個規(guī)范；
一個人在言語上肯定一個規(guī)范，那么就不能在行動上去否定那個規(guī)范。奧克曼說，納粹可以直截了當?shù)匦�示：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只有猶太人低人一等。納粹這種說法雖然很不人道，可還沒有違反一致性。但如果納粹宣示：所有人一律平等；
但又表示：猶太人低人一等；
那就違背了一致性。或者，雖然納粹在言語上說猶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但在行動上卻百般歧視乃至迫害他們，那也違背了一致性。一致性是協(xié)商討論的必要條件，沒有一致性，對話就無法進行。

　　其三，平等性原則。在對話、討論中，各方都不能預先自我認定：自己對“什么是正當?shù)摹睋碛刑貦嗍降亩床炝�，擁有特權式的道德權威，自己關于“善”的觀點一定優(yōu)于其他人的觀點。自己的觀點都是從“良心”出發(fā)的，別人的觀點都是從一己私利出發(fā)的。大家必須首先預定：對話、討論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只能以理服人。

　　三、什么是每個人利益的融合

　　對社會政治事宜進行充分的討論，并不是一種智力游戲。它意味著我們全身心的投入，我們發(fā)表的每一個觀點都注入了我們的利益訴求、意愿、情感、觀念。在工作中我們和其他人密切合作，在觀念上我們和其他人共同討論，社會成員們由此結成了全方位的聯(lián)系；
就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加入到了社會有機體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每個人在互利性的社會體中相互融合，在這種融合中每個人的利益滿足都得到增長。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們會不時碰到這樣的人：不善于和別人合作，偏執(zhí)，不顧及別人的想法，蠻橫，不講道理，不守諾言，不善于自我克制，暴躁，不懂禮貌。這樣的人就是欠缺融合能力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活得不好，其他人也會感到頭痛，會盡量躲避他們。所以培養(yǎng)這種融合能力，應該成為我們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能力要求大家有意識地從公共利益的層面思考問題，要求大家具有責任感，要求大家全身心地去尋求和他人的融合；
要把這種融合意識注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成為自己的一種本能。就像一個原來只會說家鄉(xiāng)話的人，現(xiàn)在要能夠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了。

　　現(xiàn)代社會的公民們在互利性活動中相遇了，他們對話、討論、約定、共享、相互貢獻，這使得每個人越來越多地把別人看作是對自己利益的貢獻者，而不是爭奪者。他們的對話討論，是在找道理、講道理、并且要自覺服從道理。沒有對話討論，就沒有道理，也就沒有自發(fā)秩序。

　　沒有社會理性的思考，沒有對話討論，一個社會體也可以有秩序、有規(guī)范；
但那或者是出于被迫無奈，或者是出于社會傳統(tǒng)、社會慣性。那種秩序和規(guī)范之下的社會體是缺乏活力的，是無精打采的，是沉悶乏味的，是因循守舊墨守成規(guī)的，是千人一面沒有個性的，是作為個體愚昧無能、作為整體羸弱無力的。而且，一旦外在強力減弱乃至消失，社會傳統(tǒng)變得不合時宜，原有的規(guī)范就會失去權威性，每個人就會變成一己私利的偏執(zhí)者，一己想法的自大者；
那就無法導致合作，而只能導致沒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tài)。所以，要克服以上兩種情況，要建立人民的“自我政治管理”，對話討論是必要條件。

　　一個互利性社會體有著兩個面，一面是一個個獨立自主、有著各自利益追求和行動能力的個人；
一面是他們的互動性、是社會有機體、是共同利益、是統(tǒng)一的規(guī)范和秩序。對話討論就是聯(lián)結它們的橋梁。一個互利性人群既要追求共同利益，又要不損害每個人的利益；
這個人群在團結起來踏上征程、去追求共同利益的時候，是把多元性和各人利益的不一致性作為起點的。經(jīng)過充分的討論協(xié)商，即使是那些被決議否定的一方，因為其意愿和利益已經(jīng)得到充分表達和考慮，相比于那些只從相互力量對比出發(fā)而作出的決議，他們接受起來會更容易；
這種相互理解能使他們更好地進行合作，從而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總財富。如果不允許、不鼓勵、不促使大家發(fā)表意見，那么達成一致性規(guī)范會較為容易；
但那是低水平的一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大家紛紛開動腦筋，思考自己和他人的關系，發(fā)表自己的看法，那會是對原來低水平一致的打破，但卻開辟了達成高水平一致的通道；
高水平一致是每個人的意見得到充分發(fā)表以后而形成的一致，是建立在高度承認每個人意愿和利益基礎上的一致，是各方利益相互促進的一致。

　　即使在一個以互利性為主導的社會體中，利益不一致乃至利益沖突也是無處不在的。充分的公共討論并不試圖消除利益矛盾，也不是要壓抑利益沖突；
公共討論承認并尊重每個人的利益，然后試圖轉化和疏導利益沖突；
它力圖把分歧轉化為共識，把各人的利益融合為共同利益。

　　人們的現(xiàn)實處境和種種社會因素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公共討論也就是一個持續(xù)不停的過程，它像長江一樣奔流不息�，F(xiàn)代政治就是把大家的意愿和利益矛盾交給這樣一個永恒的相互協(xié)商、形成決議的過程去解決；
其間的每一個決定都只是一個局部、暫時的平衡點，它回應著當時具體的歷史處境和經(jīng)濟、社會現(xiàn)實。所以現(xiàn)代政治并不去尋找某種“先在”的理據(jù)，或某種不變的規(guī)劃。它只在一個不斷演進的社會體中，在其成員不斷的社會性互動中，探尋規(guī)范之道，尋找共同利益。我們不是像發(fā)現(xiàn)某顆新的星座一樣去發(fā)現(xiàn)某個代表共同利益的規(guī)范；
規(guī)范是在公共參與的行動中，通過成員們的理性協(xié)商、互動性實踐、對各個結果的仔細考量，逐步形成的。

　　四、人民代表之間如何協(xié)商討論

　　每個公民都可以、而且應該對社會規(guī)范的制定發(fā)言，這些想法可以通過各種紙質媒體、網(wǎng)絡媒體表達出來。但是，如果討論協(xié)商局限在這樣的層面，將會難以達成結果。成百上千的媒體在說話，成千上萬的公民在發(fā)言，什么時候才能達成一個規(guī)范呢？所以討論協(xié)商必須相對集中，由廣大人民選出各自的代表，然后由他們去做專門的、較為集中的協(xié)商討論。一個4百萬人口的城市如果有200名市人大代表，平均下來就是每2萬人一個代表；
這200名代表進行專業(yè)性的討論，制定出一系列的規(guī)范出來。當然，市民是由各個單元組成的，這個城市可以分成100個街道，或者分成100個行業(yè)，每個街道或每個行業(yè)都有若干代表。

　　2004年初全國人大開會之前，來自浙江義烏的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公布了自己的辦公電話，希望廣大公民向她表達自己的想法，還成立了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小組，以更好地提出議案，她認為這是一名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確實，人民代表就是代表人民意愿的人，你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人民就認為你人大代表的工作出色，下次還會選你；
否則，下次就不選你�？墒�，什么叫做“代表工作出色”呢？代表怎么樣做選民才會滿意呢？周曉光應該“代表”誰呢？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宣布張三獲得最佳男演員獎，張三在外拍片不能到會，李四“代表”張三領獎，然后代表張三感謝了四個人。當天夜里張三就給李四打電話，說你怎么沒有感謝王五，王五是對我的事業(yè)幫助最大的人，昨天我還對你強調過。李四趕緊在電話中道歉，說一緊張就把王五給忘了。李四沒有完成張三委托的意愿，就不是一個好代表。這種情況屬于“簡單代表”，不需要什么專業(yè)能力，只要滿足委托人的吩咐即可。一位大使出訪外國時就是在代表本國利益，怎樣運用外交能力、有理有節(jié)地為本國爭取更大利益，是衡量這位“代表”的標準。一位職業(yè)經(jīng)理人受股東大會聘請擔任公司總經(jīng)理，以出色的管理和決策能力把公司利潤翻了一番，自然令股東們無比開心，因為這些股東都是些通過買彩票賺到錢的人，如果自己去經(jīng)營管理，可能幾個月下來公司就垮了。這兩種情況屬于“復雜代表”，委托人缺乏在某方面為自己謀利益的能力，所以要請有能力的人，代表自己去做某項工作。

　　但是，不論是簡單代表還是復雜代表，作為代表，衡量其工作的最高標準，就是看她是否滿足了委托人的意愿。否則，她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教師、一個很好的工程師、一個很好的記者、一位很好的學者、一位慈善家、一位環(huán)保主義者，但不是一位好的代表。

　　如果李四在頒獎禮上自作主張地感謝奧斯卡組委會主任，當天夜里張三就會在電話里把李四罵得狗血噴頭，因為張三和那位主任長期不和，這次是因為張三的影片實在太出色了那位主任無法反對才讓張三得獎的。李四倒是和主任關系不錯，可現(xiàn)在李四是在代表張三而不是在代表自己。一位大使出訪時自己去拜訪了一個人，結果回國后立即被批評，因為被拜訪的那個人曾經(jīng)作出過損害本國利益的事情，即使那位大使和那個人關系不錯，也不能去拜訪。大使出國是在代表國家而不是代表個人。那位杰出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在為公司賺了大筆錢以后，自作主張把其中的一半捐給了山區(qū)人民，惟利是圖的股東們不高興了：我們聘請你來是讓你幫我們賺錢的，你把錢都捐了出去算怎么回事？總經(jīng)理說：一個人活著難道就只考慮自己嗎？難道就不需要關心弱勢群體嗎？股東們覺著良心有愧，但還是把他解聘了，還是認為他不是一個好的代理人。畢竟公司的資產(chǎn)是股東的，要不要拿利潤作公益事業(yè)，決定權也在股東手里，總經(jīng)理作為我們的代理人，這么能自作主張呢？所以說，一旦李四做了張三的代表，他的代表工作所指向的意愿和目的，就完全是其所代表者的意愿和目的；
他可以、并且應該把自己的能力加進去，但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加進去。

　　一位代表著一個街道、一個城市、一個省分居民的人大代表，就是在代表其選民的意愿和目的；
同時他必須在代表工作中發(fā)揮出自己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選民的意愿和目的；
這種能力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他和其他代表討論、協(xié)商的能力。

　　假設一個30戶的村子，實行民主制。每一戶只能派出一個家庭代表，村東頭的張家由張三作代表。

　　一次上級政府撥下來3千元“美化環(huán)境基金”，可以給三戶各建一個小花園，村里召開代表大會，30名代表討論協(xié)商了一整天。晚上張三回家向全家人匯報情況，張三說會上各家爭得很厲害，我出于大家和睦相處的考慮，就主動表態(tài)說我們家就不申請了。張三話音剛落，自私自利的全家人就開始數(shù)落張三：你是去作代表的還是去當雷鋒的？你到會上不為我們家爭取利益，你去干嗎？張三這下知道了：作代表就是給自己家爭取利益。

　　又一次村里開會，討論開挖一條引水渠進村，這樣所有人家的畝產(chǎn)都可以提高；
可是引水渠從村子東邊進來，要占用東邊十一戶的一點土地，得益最大的十四戶提出給東邊十一戶每戶3千元補償，剩下的五戶感到得失看不清，所以沒有表態(tài)。這次張三堅決捍衛(wèi)自家的利益，率領東邊另外十家，要求每戶補償5千元。那十四戶覺得太多，協(xié)商半天達不成共識，只好作罷。張三回家后，以為家人應該夸他了，結果還是沒討到好。家里人說他：被引水渠占用一點地的損失實際上小于引水灌溉的收益，所以再得3千就是白賺，你為什么非要5千？即使想多拿一些，還價到4千不就可以了嗎？現(xiàn)在倒好，什么都沒有得到。為家里人盡量爭取利益，這沒錯；
可是你要知道究竟應該怎樣去做。

　　又一次村里開會，討論是否從村發(fā)展基金中出資聘請一位專職住村醫(yī)生，張三已經(jīng)給家里人罵糊涂了，他投了反對票；
當然，提案還是以大比數(shù)通過了。張三回家果然又挨罵了：請一個專職醫(yī)生，對村里每個人都有好處，你為什么看不到呢？如果這個議案真的被否決了，對全村人、對我們家不是都無好處嗎？

　　周曉光作為浙江代表，一方面，該為浙江去爭的利益應該去爭，比如某個公路投資、某個優(yōu)惠政策；
但是這種爭取一定要充分考慮和國家整體、和其他省分的關系，要有理有據(jù)，要合情合理，要有很強的社會交往理性。另一方面，在和其他省分發(fā)生利益矛盾時，要和對方充分協(xié)商，求得共贏成果；
再一方面，在事關國家共同利益的事項上，要明確支持，并力促這一共同利益得到最好的實現(xiàn)。她應該在以上三方面努力提出水準很高的議案。

　　她就是浙江人民的代表，她代表的是浙江人民的意愿和目的；
但她必須把浙江人民的利益融入全國人民的利益，必須和來自全國的代表們充分協(xié)商討論，必須很好地完成以上三方面工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滿足浙江人民的意愿和目的。

　　所以密爾在《論代議制政府》中說（Mill,1975）：議員們不是最有智慧的人，而是各階層意見的典型代言人，他們的職責是指明訴求，反映人們的聲音。議員的另一項職責是進行充分討論、辯論。這些代言人不僅要在和自己觀點、意愿、利益一致的其他議員面前發(fā)言，還要在和自己觀點、意愿、利益不一致的議員面前發(fā)言，要接受不同意見的碰撞。這樣的充分的公共討論，可以使政府和議員都充分了解廣大國民的心聲，看到民意的所向。

　　參考文獻：

　　1．Bruce Ackerman, , Copyright ©1980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John Stuart Mill, , from three Essays by Mill.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張曉群電子郵箱 zxq11@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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