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后湊成一本書。寫什么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wěn)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柜，只有這點東西在�，F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復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么狐貍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么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于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并不在于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干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于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總結；
晚于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采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它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類，主要屬于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zhàn)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淀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xié)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屬于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后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于“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后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并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干”；
“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
“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tǒng)攝后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于結構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tǒng)論”，春秋戰(zhàn)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jié)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fā)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短�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chuàng)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么《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為什么呢？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里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于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fā)沾背的心理創(chuàng)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墻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于魯迅所說敢于“撫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zhí)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后，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fā)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yè)。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并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于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
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fā)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有關，《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wèi)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于“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贊語中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讀者若拿這段話去對比一下蘇建評衛(wèi)青的話，所謂“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wèi)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于“有言”嗎？

　　漢代以后，“衛(wèi)將軍”只見稱于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于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fā)現精品展，其中有塊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圖一），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2003年3月10日改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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