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的靈感顯然得自于女權主義的一個著名表述：“閣樓上的瘋女人”。她原先指的是羅切斯特從來也沒有露過面的可憐的妻子。在我們的記憶中，隱約還能聽得見這位被囚禁的妻子的低聲吼叫。那是一個近乎動物式的吶喊，出于對于命運徹底的無力和無能。被當作一個隱喻，它所表達的是一般女人不同程度的被壓抑狀態(tài)，她們的無聲無息，以及在這無聲無息背后孤獨憤怒的吼叫。

　　現在我是在另外一個語境中需要它。我想拿它來“反串”一個同樣也是被壓抑被囚禁的角色，但愿這種做法不要引起太多的誤會。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著嘴，對我笑了一笑；
我便從頭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這樣的名篇名句我們都能背得出來，更熟悉其中所要表達含義：一個懷著“獨異”思想的“個人”和周圍世界的緊張關系，他和周圍一般人們之間的沖突和對抗。這個人從別處得到了另外一種啟發(fā)，得到另外一種認識，他的精神踏入另一條河流，并且溯源而上，到達一個不為他人所了解的地方。他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最終使得他得了“精神迫害狂”。但他始終不是一個病理意義上的“病人”。在他的譫言妄語中，透露了“火一般熱情”的真理：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仿佛是從遙遠的深處傳來，是在幽遠黑暗的隧道中鑿出的一線光亮。這樣的真理帶著它的全部疏異性第一次面世，人們想不出來什么時候見過類似的說法。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它如一聲驚雷，不如說如一聲悶雷，聽上去渾濁、生澀、逼仄而堅硬。

　　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先驅者”者或“精神界之戰(zhàn)士”，即不是在任何年代如12世紀也可以出現的那種“先知”。他是一位“現代英雄”。表明他的現代身份是他對“現時”及其所意味的“斷裂”的一種自覺意識。福柯在《什么是啟蒙？》一文中分析了康德對于“啟蒙”的界定以及波德萊爾對于“現代性”的定義�？档碌摹皢⒚伞币馕吨�一個“出口”或“出路”，意味著從一種不成熟的狀態(tài)走向成熟，其中包含了這樣的思想：人們正面臨著一種轉折，意味著去辯明和迎接即將降臨的某個時刻及其意義。某些東西正在成為過去。在波德萊爾那里，與“現時”的結合或把握現時是成為“英雄”的可能性，“是把現在‘英雄化’的意志”，盡管這種現時是多么“短暫”、“飛逝”和“偶然”。（《什么是啟蒙?》福柯著，汪暉譯，《文化與公共性》，三聯(lián)書店1998年6月）顯然，魯迅筆下的這位“狂人”把自己定位在“現代”的門檻上。他從漫長綿延的歷史中“抬”起頭來，發(fā)現了其中隱藏的巨大的可怕的秘密，自從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揣了一腳”開始，他便宣布了一種歷史的中斷：“你們要知道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正是在這里可能引起極大的困惑，可以撿出另外一個思索的線頭來。坦率地說，從十幾歲最初接觸這篇故事開始，它一直在我心中留下迷惑不解的印象，成為一個疑團，其中有許多非常晦澀交織、讓人不知所措和失去判斷的東西。實際上，寫作這篇小說的魯迅先生本人在這篇小說中的態(tài)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旨在抨擊封建的“吃人禮教”，“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但另一方面，從中并不能看出有沖破這種窒息人的制度的可能性，或者它本身已經千瘡百孔、腐朽和不堪一擊，那種如“鐵一般”的黑暗幾乎沒有任何縫隙，因此，那位叛逆者的立場并不容易被人認可。事實上，他已經歸于徹底的失敗，——注意這篇小說的前言中所交代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苯Y果這唯一的“出口”和它所帶來微弱的光線倏爾而逝，人們從中并不能得到任何鼓勵和值得效仿的東西。他非但沒有戰(zhàn)勝黑暗，反而被黑暗所吞噬。無論如何，這是一部頗為歧義的作品。

　　可以將這種這種失敗看作兩個原因：一是這黑暗濃重深長，誰也逃脫不了它覆蓋的陰影，結果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為它的一部分，將要被吃的人也曾經是吃過人的人；
二是和作者的一個根本的思想有關：一個有著卓爾不群思想的人，他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并越是這樣，他便越是受到冷遇和感到四面受敵，清醒的個人過得心驚肉跳、痛不欲生，等待著他的是一條死胡同。這實際上也使得小說結尾處“救救孩子”的呼聲十分虛弱，如果說小孩子從小已經跟著吃人，那么他們怎么可能有一個新的起點？他們將從什么地方開始？如何去找到另外一個出口而不僅僅像是從命運上被詛咒的？

　　某種自我纏繞已經到了幾乎稱得上是自我抗擊、自我詛咒和自我戕害的地步。這是一位一點戰(zhàn)績都沒有的戰(zhàn)士。他曾經改變過自己，然而又把自己改了回去；
與其說他說出了所處社會的真理和真相，毋寧說他宣布了它的難以改變乃至不可抗拒。這是一個十分悲觀的結論。難怪作者稱自己的這部比起果戈理的同名小說來，更加“憂憤深廣”。

　　怎么辦？“啟蒙”的光亮一經閃現便已消失在無邊黑暗中，“新真理”剛一出場便已宣布自己的終結，那么，它們在何種程度上成為意味著不可逆轉的轉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啟蒙”及其所帶來的成果？

　　康德關于啟蒙論述的要點不僅在于宣布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且是這樣一個劃時代的開始：人人都學會使用他們的理性�！耙�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見《歷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5月第二版，下同。)

　　在這之前的狀況恰恰相反，大多數人無力運用他們自己的頭腦，需要和樂于由別人來引導，習慣于將自己交給監(jiān)護他們的“保護人”，因懶惰和怯懦聽從于他們。康德將之稱為“不成熟狀態(tài)”。這種不成熟性質最好由他們的保護人的工作來加以說明。儼然以“保護人”自居的這些人干什么呢？“保護人首先是使他們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著這些溫馴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險從鎖著他們的搖車里面邁出一步；
然后就向他們指出他們獨自行走時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危險�！�

　　雖然要使得人們走出幾乎已經成為天性的那種依賴狀態(tài)是很困難的，但康德的結論是：這是“很可能的；
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是自由，而且是公開地運用他們理性的自由。康德的這個結論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點之上：原則上人人都擁有他們的理性并能夠使用它。這其中包含了一個并非為我們所熟悉的“可普遍化原則”或曰“主體的普遍性”：某些事情這樣的人可以去做，那么別人同樣可以去完成；
“我”的觀點如果不是完全主觀任意的，那么也可以成為每一個人的視角，可以置換為每一個人的立場。就人類理性而言，他們是平等的，享有同樣的條件和可能性，盡管在現實中有著各種各樣的差異。如果這樣去理解“啟蒙”，那么，它就不是一個“先知”的活動，少數人去警醒大多數人的活動，它承認每一個人的理性，因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意欲將所有的人都納入其中的活動，既由每一個勇敢的個人所承擔，同時也是每一個人集體參與其中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就“啟蒙”的字面含義而言，“啟蒙”反對“啟蒙”，“啟蒙”反對“先知”，“啟蒙”反對“私人擁有”任何哪怕是一種杰出的觀念�！皢⒚伞闭驹诶硇缘牧�場上，它同樣也反對“神啟”之類的東西。

　　這不是一個和暫時的現實有關的考慮，而是一種普遍性的信念。

　　如果建立起這樣的視角，再回到這位“狂人”身上來。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被提出：這位叛逆者從什么地方什么人那里獲得了那樣的真理？這樣說并不是真的要找出一個出處，而是要問：他的這種“獨異”的心思對其他人是否也有普適性？對其他人來說是否也能夠理解和接受？他們遲早也愿意站到他的立場上來，用他的那種眼光看問題和用那種語言說話？如果他們能夠，那么這證明了“狂人”實非狂矣，他所表達的的確是與人人有關的那種真理，他描述了人人都在其中的那種真實處境和他們內心深處的要求，“獨異”的也是普遍的和人之常情的；
而如果他們不能夠（不僅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他們偏偏愛好他們的“不成熟狀態(tài)”，永遠樂于“吃人”和“被吃”，那他們就是一群野蠻人甚至“非人”，在他們心靈之中不可能播下一粒光明的種子，那么就會出現明顯的邏輯上的問題：從這群野蠻人當中怎么會出現一個通曉另外一種真理的人？這個人聲稱自己和他們一樣也吃過人，但他終于知道“吃人”是不好的和“吃人”的歷史終將結束，這個過程是怎樣發(fā)生的？為什么是他哪怕是暫時走出來而別人不能夠？單單是他一個人擁有一種僅僅適合他一個人的真理，那么，這真理是無從檢驗的，它未必不是另外一種野蠻？如此，“狂人”和他周圍人的關系是一個文明人對一群野蠻人的關系呢，還是一個野蠻人對一群野蠻人的關系？是啟蒙的“成熟”的理性打開大門迎接正在準備和走向成熟的關口上的人們，還是同樣不知“理性為何物”、同樣無力和無能運用自己的理性的兩種“不成熟狀態(tài)”？準確地說，魯迅本人對這個怪圈是有認識的，他稱此人為“狂人”表明了他的不止一種疑慮。后來的闡釋者將“狂人”直接當作“先驅者”或“戰(zhàn)士”，這是另外一種瘋狂。將這位“狂人”看做所要模仿的“榜樣”和“標準”，將他立為自己狂言譫語的“保護人”，并迄今還沒有從這股勁兒中緩過來，我們周圍不乏這樣的現象。康德還說：絕大多數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狀態(tài)認為除了是非常之艱辛而外并且還是非常之危險的”，我以前不知道這位老先生還有對于“人情世故”的如此透辟的觀察能力。

　　李歐梵先生在他《鐵屋中的吶喊》中提到林毓生先生認為，在魯迅的思想探求中，更多地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化“唯文化思想論”的痕跡。（《鐵屋中的吶喊》，李歐梵著，岳麓書社，1999年9月。）肯定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對魯迅的影響不止這點。何懷宏先生曾經透辟地指出：中國傳統(tǒng)倫理學說中，“明顯具有某種文化和道德精英主義特征”。（《良心論》，何懷宏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4年11月）在這個意義上，我想說在魯迅有關呼喚“摩羅詩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表達中，在將“獨異個人”和“庸眾”的一再區(qū)分中，在所謂“先行的孤獨者”的悲涼描述中，與其說是受西方浪漫主義思想文化的影響，毋寧說仍然停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框架之內，我指的是在一種根本上是等級制度的社會中，其文化主要地也在表述同一件事：人和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的等級區(qū)分和其他區(qū)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不管其表面上有多大差異，但都表達了一點：人和人是無法平等和溝通的，他們的人性和理性都不具有普遍性。換句話說，為一些人所理解的，對另外一些人則變得無法理解。這和我們一般所說的現代啟蒙是兩碼事。不管它所弘揚的“普遍的理性”后來遇到多么大的挑戰(zhàn)、調整和得到修正，但其基本點仍然是不可懷疑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對各種各樣的事物和環(huán)境建立起碼的理解，和更多的人一起，共同完成我們想要實現的目標。（也不應是“我們”想要實現的，如果它不是更多人和所有人的意愿的話。）

　　這種情況在我們等級制度的歷史中是得到保護的，在即使是目前的現實也是司空見慣：總是將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區(qū)分開來，潛在地包含著將一部分人劃分和不停地劃分出去，使得劃分者和被劃分者都感到加倍地孤獨，同樣處于“沙粒般的”不安全狀態(tài)，尤其是被劃分出的得不到保障的人們，處于被隨時和任意的傷害之中，他們連一個人基本的尊嚴都沒有。作為針對這樣的問題，要有一個重新開始的思想起點。直接地說，除非我們的語言能夠將所有的人容納在內而不是僅僅為少數人所理解和享有，除非我們心中有個“沉默的大多數”，將他們當作所要遵循的界限和衡量我們言行的尺度，除非與他們同時出發(fā)并肩而行，在我們的表述中讓他們也感到是被表達和有力量的，否則我們的工作會走向無效。當然，我指的不是每個人在其專業(yè)領域中的工作。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康德將“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稱之為“私下的運用”。他的“理性的公開運用”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

　　魯迅的這部小說不應僅僅是被看作一部文學作品。它的社會性質和意義顯而易見。它是一次“理性的公開運用�！�

　　最后我要提到“文學人生”的這種表達。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太多的人們曾經接受的看法，也許應追述到梁啟超的“小說救國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論小說和群治的關系》）不止是從文學的角度，也是從人生的角度，這越來越令人值得懷疑�！拔膶W”在何種意義上和“人生”掛起鉤來？她和“人生”的關系真的比其他領域比如科學、法律或政治學更密切和更重要嗎？人們是否能夠從文學（小說、詩歌）中得到更多的關于“人的生活”的知識和幫助？如果問題過于撲朔迷離，我們不妨現實地想象一下：作為文學家的那些人，他們是不是確實比一般的人們擁有更多的人生經驗和人生智慧？他們憑對人生對生活有更多的發(fā)言權？事情怎么會是這樣？在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寬容和克制方面，在處理人際關系中的那些復雜糾纏的方面——比如既愛又恨、既無法認肯又難以擺脫、既無法了結又意欲了結等問題上，在將什么懸置、不提、放下，將什么堅持、攜帶、銘刻于心方面，在如何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從四面八方來的各種相反的力量扯得粉碎方面，乃至要不要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人生意義、如何擺脫籠罩在我們周圍無孔不入的虛無力量的侵蝕方面等等，文學家不一定比別人有更高明的看法。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文學家們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比一般人表現得更加混亂和無能為力，他們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更差勁、更不得法，連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弄得一塌糊涂。舉一個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學了二十多年文學的我，在處理人生的各種問題上，比起我父親（五個孩子的家長）寬容明朗的智慧來，簡直望塵莫及。在文學中看到的“人生”和實際的人生有什么關系？前者不過是一種對于后者的“比劃比劃”罷了，看上去像，其實中看不中用的。文學豐富還是生活豐富？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學習生活還是從文學中學習生活，這樣簡單的問題其結論已經是一目了然。如果文學連文學家本人都救不了，她怎么能拯救別人乃至國家、民族？

　　對于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涉及什么是文學這樣非常復雜的問題，這里不便展開。但至少我能表達一點：文學是寫在字面上用來給人們閱讀的，是一些句子、語詞和它們互相之間銜接、過渡、變化、行進。文學是有限的，不是一種可以任意被規(guī)定的東西，尤其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從事文學的人不顧自己寫下的句子怎樣，它們是否可以作為人們合適的閱讀對象，相反，卻在個人生活方式上面大做文章，以和周圍環(huán)境的沖突程度來夸耀于世，以表現得如何激烈、憤世嫉俗來表明自己正好是個“天才”，或適逢其時降臨的“先知”，所損害的不止是文學還有生活。豈知是魯迅筆下的“狂人”，這樣“閣樓上的瘋男人”在我們的文學界隨處都是。他們把某種“癲狂”當作一種“候補”的途徑。說句特別“不女權主義”的話：男人們這樣瘋狂，他們這樣的無能和無力，不去想想其他的辦法，我們怎么辦呢？

　　如果說文學現在處于近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低潮的話，那么，也是因為她比誰（比如哲學、倫理學、政治學）都曾經風光得不可比擬。她擔負了完全是她所不能勝任的“使命”。以從事文學企圖來改造社會和世界，這是一個被困在自己的“四堵墻”之內的看法。以“吃人”、“鐵屋”、“黑暗”這樣一些隱喻來表達對社會的認識，在當今顯得遠遠不夠。今天立志改造中國的有為的青年，可以嘗試從關系、條件、性質等角度，通過理性和具體的分析來指出社會的結癥和解決的辦法。

　　我肯定無意苛求于前人。我從魯迅那里得到的東西比從任何同胞先輩那里多得多。沒有他的思想的哺育，我不可能邁出最初的一步和這之后的任何一步。但相隔大半個世紀，尤其是針對眼下的中國語境，某些情況甚至仍然相似，仍然有許多值得悲觀的理由，我們是不是只有像“狂人”一樣，吶喊幾聲（或曾經吶喊過幾聲），然后再成功地把自己改回去？抑或找到另外的一些思想的起點和參照系，來證實我們可以往前走，可以避免“狂人”那樣的命運。

　　未聞的真理的人被推倒了生活的邊緣，所付出的昂貴代價是：終日感到心驚膽戰(zhàn)。這篇小說布滿了這樣一種令人心驚肉跳的氣氛。

相關熱詞搜索：閣樓 男人 崔衛(wèi)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