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3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yī)學科學院原院長秦伯益，在國家圖書館分館“文津講壇”作了題為《妨礙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社會政治因素》的學術報告�！犊茖W時報》于3月19日以《秦伯益：中國科技緣何落后？》為題報道說：秦伯益院士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領導看政績，個人求功利”的思想就存在。建國后力求盡快致富圖強，但這也導致各方面的浮躁。首先是當時的政治浮躁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浮躁。思想，是立地成佛式的；
各種活動也是群眾運動式的，不注重積累。在這種思維習慣下就出現(xiàn)了一種傾向：教育應試，科研也“應試”。科研人員的業(yè)績與各種獎勵掛鉤，而各種業(yè)績的確認又是通過各種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評估體系來進行。這使得科研人員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論文，就根據一兩個數(shù)據寫論文；
要成果，有一兩點苗頭就作為階段成果申報；
原本是一個大協(xié)作項目，為體現(xiàn)參加者各自成績，就分開來寫論文、報成果。由于每提一級都要以任現(xiàn)職級時的成果作為依據，科研人員就只能以三四年為一個周期安排計劃�？己嗽u估是必要的，但現(xiàn)在的這種評估方法已經陷入了尷尬境地。被評的人、評人的人和管評的人，誰都不滿意，誰都有道理，誰都沒辦法，又誰都照著辦。誰都在埋怨，又誰都怨不著。這種應試的科研采用的是一種群眾運動式的工作方法，而這樣的做法恰恰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背道而馳。同時，應試科研的做法也在耗損著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

　　關于科研應試，秦院士還舉了一個例子：現(xiàn)在博士生必須要有“成果”，也就是要有在國外發(fā)表的論文才能畢業(yè)。但是科研需要積累、需要打基礎。往往風險大成就高，真正有創(chuàng)造力的成果幾年之內是顯示不出來的。在醫(yī)藥界，確認一項大的成果至少需要10年。這就導致大批科研人員為了“出成果”而放棄了風險大、但是前景好的研究思路，卻選擇比較保守，但是“旱澇保收”的小課題。在國外，更看重評審答辯中學生的研究思路，而不是要馬上出成果。我們現(xiàn)在所提倡的恰恰是愛因斯坦曾經批評過的那種手持電鉆，在硬板紙上不時鉆出小孔來作為成果的做法。實際上，很多隱性結果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真正的創(chuàng)新啟迪。

　　上網搜索后發(fā)現(xiàn)，以上言論其實是秦伯益院士廣為流傳的老生常談。2002年4月，他就在“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妨礙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社會政治因素》為題作過長篇報告，其中的說法大同小異。秦院士所說的，顯然是他從事醫(yī)學科研及教學活動的切身體驗和真誠思考。作為一名從事社會科學的科研人員，筆者對秦院士的觀點深有同感。在筆者看來，這種“科研應試”，實際上就是陷身于群眾運動式的人治內耗的“科研管制”和“科研應付”，其根本原因與其說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治浮躁，不如說是依法負責任的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普遍缺失和等級森嚴的人治思維的根深蒂固。關于這一點，錢玄同先生早在1918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3號中，就曾在《隨感錄•二十八》中有很好的說明：“民國的主體是國民，決不是官，決不是總統(tǒng)�？偨y(tǒng)是國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國民既是主體，則國民的利益，須要自己在社會上費了腦筋費了體力去換來。公仆固然不該殃民殘民的，卻也不該仁民愛民。公仆就是有時僭妄起來，不自揣量，施其仁愛；
但是做國民的決不該受他的仁愛——什么叫仁民愛民呢？像貓主人養(yǎng)了一只貓，天天買魚腥給他吃，這就是仁民愛民的模型�！�

　　作為一名擁有依法負責任的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科研人員，首先應該做到的是對于自己的科研項目和科研成果負責任；
而不是犧牲獨立自主的學術追求去應對和應付科研當局和行政當局的物質獎勵。作為一名擁有依法負責任的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科研主管和行政官員，更應該運用自己的最大權限來保障科研人員的科研條件和學術自由；
而不是以“施其仁愛”的人治心理去人為制定各種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評估體系，進而對科研人員的學術自由和學術創(chuàng)造進行粗暴干涉和強行評估�？蒲腥藛T的成果，更多地存在于并沒有公開發(fā)表和正式出版的課題報告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急就章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之中。對于一名負責任的科研人員來說，他自己就是自己所從事的科研課題的最高權威。一項科研成果的價值，自然需要與該項課題相關或相近的學界同人來進行印證和評估，卻不需要任何級別的科研主管和行政官員充當科研考官之類的人治角色。

　　在談到“妨礙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社會政治因素”時，不得不談的還有兩點，其一是人治思維下的信息管制，其二是人治思維下的出版管制。

　　從理論上說，任何信息都是中性和無害的，一位負責任的公民當然應該享有最大限度的知情權，同時也應該對自己所接受到的信息承擔責任。單就科研人員來說，任何一項創(chuàng)新成果，又都是以對于前沿信息的及時捕捉和正確判斷為前提的。以所謂“有害信息”的名義進行新聞封鎖和信息管制，其實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人治思維的一種延續(xù)；
同時也是對于合法公民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筆者的一位老同學是河南省某高校的副教授，他積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學術著作，先是通過花錢買版面才得以在學術刊物上摘要發(fā)表，幾天前又不得不以4.8萬元的代價自費出版，這4.8萬元中包括被北京某國家級出版社無償索取的2萬元書號費。國家出版社不資助科研人員出版學術著作反而唯利是圖，新聞出版署又不允許科研人員使用無償書號自費出版學術著作，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造成對于科研人員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創(chuàng)造活力的最為直接的妨礙和傷害，其結果必然是余秋雨式的文筆雖好卻連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沒有弄明白的文化暢銷書的大肆泛濫，以及不法書商對于劣質暢銷書的大肆盜版。長此下去，中華民族從事科技創(chuàng)新和精神創(chuàng)造的潛力和活力，必將會元氣大傷以至于損耗殆盡……（原載《中國改革》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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