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申年，上距明崇禎皇帝亡國隕命，及李自成攻入北京四十天后就走上覆滅之路整整360年，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以及毛澤東對此書的著名評論也有60年了。因為這些可紀念的日子，所以有關甲申的話題又被記起，大家不約而同地回顧明代的腐敗與其滅亡的聯(lián)系、李自成勝利后的“驕傲”以及轉瞬潰敗等等歷史上令人慨嘆的悲劇，由此而重提毛澤東以李自成為戒而強調“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的告誡、以及他與黃炎培晤談時對“歷史周期率”的評論。

　　年初時的這場討論有不少人加入，故此筆者當時雖有私下的看法，也就不便插嘴打攪；
只是在臨近歲末、大家漸漸又把“甲申”的話題淡忘的時候，才覺得還是應該各抒己見。所以概括了以下幾點：

　　一、不論“驕傲”與否，腐敗都是皇權政體的必然屬性

　　對于明代中期以后腐敗愈演愈烈而導致王朝的瓦解、李自成進城以后因“驕傲”而放縱部屬重蹈腐敗的覆轍等歷史的介紹和闡發(fā)，國人早已耳熟能詳。然而我們能否再追問一下：如果不是因為“驕傲”，那時的執(zhí)政者是否能夠免于腐敗之禍？或者說在驕傲和腐敗的后面，是否還有導致王朝覆滅的更深原因？

　　回答這個問題按說應該不困難。以中國皇權時代對于廉政的意義認識最為清醒、肅貪舉措最為雷厲風行的朱元璋為例，盡管他用盡凌遲、抽腸、剝皮等一切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懲治全國各地的貪官污吏、發(fā)表了無數(shù)情真意切詔誥以警示勸戒官員們不要貪贓賣法，但是貪污之風還是屢禁不止，所以連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承認：貪官污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雖刑不治”；
他甚至感嘆，就是神仙也阻止不了官吏們如同萬蠅逐臭一般千方百計地貪污：“嗚呼！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大誥三編》)如果對歷史多一分了解，就不難知道這種對于貪污盛行的無可奈何，其實是皇權制度必然結果，于是不論后人如何贊揚明代前期吏治的清明，但是在那個政治架構中，實際的情況卻是貪污的日盛一日，所以在永樂十六年，朱棣不得不公開承認：“朕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
三年之后，人們更描述當時官吏貪污之嚴重已經(jīng)到了“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于(百姓)骨髓”的程度。

　　上述歷史恰恰印證了黑格爾的結論：中世紀體制之所以再也難以維持下去，是因為以教會日益腐敗為核心而在整個社會形成了“廣大普遍腐敗”。他強調：這種性質的腐敗并不是偶然現(xiàn)象，它不像某些人經(jīng)常指責的那樣，只是個別人濫用了權力、錯誤地操作了原本很好的東西之后才會產(chǎn)生、因而只要頭疼醫(yī)頭地克服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消除干凈的那種腐敗。相反，它是從中世紀制度的源頭“必然地發(fā)展”出來的，因此它不僅根深蒂固，而且會借助于廣泛的制度路徑而不斷蔓延開來，成為“一種廣大普遍的腐敗風氣，影響到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事物”。黑格爾意在指出：在中世紀的權力制度中，腐敗不僅永遠不可能遏制，而且只會愈演愈烈，直至徹底瓦解整個社會大廈的根基；
所以他的結論是：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現(xiàn)代制度”的建立才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更是當時社會擺脫致命腐敗的惟一選擇。(《歷史哲學》第三篇第一章)

　　二、有了對權力的有效制衡才能使執(zhí)政者遠離“驕傲”之禍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說：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即使成功了，其所代表的運動遲早也要朝劉邦、朱元璋那樣的王朝“變質”，而此種結果在歷史上“可以說是斷無例外”。他這個意思與評論者強調“驕傲”才導致敗亡的說法很有些不同，因此本應引出更值得思索的東西。

　　其實，中國有見識的政治家很早就體會到了這種“斷無例外”，比如李世民總結歷代興亡的教訓是：“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
而魏征的結論是：“古來帝王撥亂創(chuàng)業(yè)，必自戒慎，……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貞觀政要》)———諸如此類對于驕傲之禍的警示告誡可謂極盡周詳，但為什么所有這些苦口婆心對于后來的執(zhí)政者卻總是如春風過馬耳？以明代亡國慘禍為例，從清人開始都說這悲劇起因于萬歷皇帝朱翊鈞的貪婪無度和橫征暴斂，但是朱翊鈞從小在極嚴格的儒家教育下長大，直到他執(zhí)政之始，張居正還專門將有關治亂興衰的典型歷史事例共一百多件繪成圖冊、加上通俗的文字說明，以作為朱翊鈞的鏡鑒。但是這些努力后來卻沒有任何的用處。

　　即以張居正自己而言，他用歷史教訓告誡別人時極盡苦心、言之諄諄，而自己卻驕矜專權，死后家中被抄沒的贓物有“黃金萬兩，白金十余萬兩”；
他最主要的行賄對象、太監(jiān)頭子馮保更有贓物“金銀百余萬”———可見在權力不受制約的環(huán)境之下，不論人們如何真誠地認識到驕傲和腐敗之禍，但是都不可能從制度上找到免遭其害的出路。

　　三、沒有“確定無疑的法律傳統(tǒng)”和“人民無可置疑的權利”才是甲申悲劇的關鍵

　　權力不受制約必定導致災難，不論對明王朝還是對李自成來說都是如此。但是能夠確實制衡權力的制度力量又從何而來？仍以明末的局面為例，從萬歷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即1599—1614年期間，全國各地的市民反對統(tǒng)治者暴行的抗爭此伏彼起，人們甚至殺死作惡多端的征稅太監(jiān)，將其流氓走狗捆綁起來扔進河里。然而所有這些激烈抗爭不僅不能真正制衡權力的專制性，反而都在統(tǒng)治者的血腥報復中歸于慘敗，其結果又直接導致了甲申之變的爆發(fā)。

　　以此為對比而反觀憲政發(fā)展史上的例子，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完全不同的制衡方式，比如與中國萬歷時期市民反抗稅監(jiān)幾乎同時的是，倫敦市民堅決抗議國王對他們經(jīng)濟活動的橫加干涉，而這一抗爭卻是以憲政的制度構架為依托、以憲法傳統(tǒng)為武器的：國王關于在倫敦從事建筑和禁止用小麥生產(chǎn)淀粉食物的新規(guī)章，禁止大量生產(chǎn)小麥，這激起了1610年表示不滿的請愿。英國下議院就這個著名請愿闡述道，在英國臣民的所有傳統(tǒng)的權利中，“沒有一項權利比這項權利賦予他們更寶貴更有價值的東西，即以確定無疑的法律傳統(tǒng)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而不受那種不確定、專斷的統(tǒng)治形式支配�！�…正是從這一根據(jù)中產(chǎn)生了這個王國的人民無可置疑的權利，除了這個國家的普通法或是由議員們共同投票贊成的規(guī)章規(guī)定的懲罰之外，他們不受任何擴大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身體或他們的財產(chǎn)上的其他任何懲罰�！�(哈耶克：《自由憲章·法治的起源》)

　　這憲政基礎上國民權利與王權之間的博弈，其制度結果當然迥異于甲申前后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多爾袞等之間的逐鹿。所以，中外的17世紀史分別從正面和反面證明：通過“法律傳統(tǒng)”而確立“人民無可置疑的權利”，這是使社會免于“專斷統(tǒng)治”之禍惟一有效的制度方向；
同時，這也是甲申慘禍能夠給予今人的真正教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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