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隨著我們國家社會政治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理論、政治哲學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象卡爾·施密特、列奧·斯特勞斯等西方政治哲學家的名字，如果說幾年前還比較陌生，那么現(xiàn)在許多人已經(jīng)是耳熟能詳。今天我想給大家介紹另一位20世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她的名字就是漢娜·阿倫特。阿倫特是20世紀一位杰出的女性，是人類思想史上少有的堪稱“大師”的女性思想家。她具有獨特的個人魅力，就是在她65歲時，當時她的丈夫去世不久，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漢斯·摩根索還向她求婚；
從她的照片上，你也可以看到阿倫特的風采。

　　今晚的講座我主要講這么幾個部分的內(nèi)容，首先簡要地介紹一下阿倫特的生平、著作，第二部分講阿倫特對極權主義時代經(jīng)驗的思考，第三部分講她對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批評，第四部分介紹阿倫特政治思想的基本邏輯理路，最后再對阿倫特思想的來源、影響，阿倫特的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概括性的介紹。

　　漢娜·阿倫特于1906年10月出生于一個德國猶太人家庭，父親是個工程師，母親會唱歌劇，并且喜歡社交。在阿倫特七歲那年，她失去了父親，從此與母親相依為命。她從小十分聰明，是個才女，并且有自己的個性，上中學時曾經(jīng)被學校開除。不過她在家里自學，反而比她的同班同學早一年通過中學畢業(yè)考試。18歲那年，她慕名來到馬堡大學，師從20世紀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當時海德格爾是35歲，已經(jīng)有了家庭，并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正在醞釀《存在與時間》的寫作。當阿倫特出現(xiàn)在海德格爾的課堂上時，他們是一見傾心，很快，他們便由師生關系發(fā)展成為兩情相悅的情人，阿倫特和海德格爾的愛情故事，也成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然而好景不長，阿倫特覺得這可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愛情，她暗示海德格爾作出決定，是回去離婚，還是分手。海德格爾其實從一開始就沒想過要放棄家庭，他沉默了一會兒，對阿倫特說：我推薦你去我的一個朋友雅斯貝爾斯那里吧。阿倫特滿懷憂傷，然而卻十分冷靜地，悄悄離開馬堡大學。不過，她并沒有直接去海德堡大學找雅斯貝爾斯，而是先去了弗萊堡大學，聽了一學期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的課程。到海德堡大學后，在雅斯貝爾斯的指導下，她主要進行的是關于奧古斯丁的研究，她的博士論文題為《論奧古斯丁的愛的觀念》。可見，她最初的學術興趣，不在政治，而是哲學和神學。

　　離開大學后，阿倫特進行了一段關于德國浪漫派的研究。1933年，希特勒上臺，對猶太人大規(guī)模地迫害開始了。阿倫特被迫離開德國，在離開之前，她曾一度被納粹組織抓住，并且審訊了八天，后來才釋放。她于是來到了法國。在法國，她結識了當時法國知識界的許多名人，例如雷蒙·阿隆、加繆、本雅明等。德國和法國開戰(zhàn)后，阿倫特再次被迫流亡，在友人的幫助下，她幾經(jīng)周折，來到了美國，后來成了一名美國公民，直到去世。

　　在美國，阿倫特開始發(fā)表著作。1951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該書1949年就已經(jīng)寫成，第一版書名是《我們時代的重負》。這本書使阿倫特一夜成名，人們驚呼這是“一部大師之作”，當時阿倫特不過四十來歲，一個中年婦女而已。后來，她又出版了《人的條件》一書，還有一些文集，比如《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政治思想的八個演練》、《共和的危機》等等。需要提到的還有阿倫特在六十年代參加艾希曼審判而發(fā)表的文章，這些文章最初連載在《紐約時報》上，阿倫特作為《紐約時報》特派員前往耶路撒冷參加對納粹頭號戰(zhàn)犯艾希曼的審判，并擔任辯護律師。這些文章后來結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惡的陳詞濫調(diào)》一書出版。關于這本書的內(nèi)容我們在下面講到極權主義時再作介紹。晚年阿倫特開始寫作《心靈生活》一書，計劃分三個部分：思考、意志、判斷，但遺憾的是，第三部分只寫了個標題，阿倫特便由于心臟病突發(fā)而去世了，年終69歲。以上就是阿倫特主要生平及著作。

　　下面我們首先來看她對極權主義的思考。在阿倫特看來，20世紀是一個不那么光彩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殺戮，構成這個世紀的主要畫面。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曾宣布：舊的世界秩序解體了；
阿倫特的老師雅斯貝爾斯也說：人類正面臨著一場“沒有前線”的戰(zhàn)爭；
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以“極端的年代”來概括這個世紀。時代經(jīng)驗促使阿倫特對政治問題進行思考。阿倫特所講的極權主義現(xiàn)象，具體到現(xiàn)實，主要是指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兩種現(xiàn)象。極權主義的概念，不同于專制主義，專制主義一般是指最高統(tǒng)治權力不受法的制約的統(tǒng)治形式，孟德斯鳩就曾以守法與不守法來區(qū)分專制與否，嚴復也講專制統(tǒng)治不是沒有法，而是沒有“君民共守之法”；
極權主義也不同于絕對主義，絕對主義主要用以描述近代化開始之初西歐曾一度出現(xiàn)的絕對王權。極權主義具有特定的內(nèi)涵。

　　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反猶主義，第二部分是帝國主義，第三部分才是極權主義。這與作者的寫作目的有關，阿倫特主要是探討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實際上是說，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提出“極權主義因素”的概念，來描述這一起源。她實際是要表明：極權主義因素潛藏于現(xiàn)代西方社會之中，只是最終在德國和蘇聯(lián)匯集成極權主義的滾滾洪流。

　　先看第一部分，反猶主義。阿倫特是猶太人，她對猶太人問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她的切身體會。實際上，正如斯賓諾莎所說的那樣，猶太人的問題折射了整個現(xiàn)代性的問題。阿倫特分析的是，為什么猶太人在某個時候開始受到肉體消滅的命運。她首先列舉了幾種常見的觀點，比如說猶太人一直就受到歧視和迫害，反猶主義由來已久，20世紀的反猶主義不過是變本加厲而已，這種說法阿倫特稱之為“永恒的反猶主義”；
還有一種說法是“代罪羔羊論”，說猶太人遭到迫害，不過是一種“替罪羊”，是一種冤屈，是極權主義的犧牲品而已。這樣的說法，在阿倫特看來，都不足以解釋猶太人近代以來的實際遭遇以及命運，都是逃避主義、推脫責任的說法。

　　阿倫特講，在分析反猶主義時，過去的理論中只有一個人的觀點有用，這就是托克維爾的觀點。我們知道，托克維爾是法國思想家，寫過《舊制度與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等。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分析法國貴族在革命后為什么遭到迫害，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權力，已經(jīng)不再在政治社會中發(fā)揮功能，這時他們的寄生性就暴露出來。當一個階層不能在社會中發(fā)揮功能時，社會就會將其淘汰。按照這樣一個思路，阿倫特講，實際上猶太人在近代以來也面臨著類似的命運。這要從猶太人本身的特點來看。猶太人以經(jīng)營商業(yè)尤其是金融業(yè)著名，猶太人的商人智慧至今仍然為人們稱道。但是，猶太人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用阿倫特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是天生的政治幼稚病幻者，他們沒有政治眼光，沒有政治判斷力，從來沒有自己的祖國，而只滿足于不停地掙錢。猶太人的命運是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在近代化開始之初，西方都有一個絕對王權時期，當時，各個君主國家之間經(jīng)常進行戰(zhàn)爭，戰(zhàn)爭需要錢，于是猶太人便充當了金融掮客的作用，在各個國家間進行借貸活動，他們往往被尊為“宮廷猶太人”，受到很高的禮遇。同時由于他們沒有祖國，因此也更適合于在各國之間扮演國際事務調(diào)停人的角色。然而，到近代民族國家興起后，隨著公共財稅體系的建立，國家不再象以前那樣依賴于猶太人的信貸。這個時候，猶太人就顯得“多余”了。他們到哪個國家都不受歡迎。而由于人們發(fā)現(xiàn)以往的各國間的戰(zhàn)爭，似乎背后都是猶太人在進行幕后操縱，對猶太人的厭惡情緒開始蔓延；
并且，猶太人從事金融業(yè)，而不象新興資產(chǎn)階級從事工商業(yè)，他們更容易被人們想象為“不勞而獲”、“坐收漁利”。這些都為反猶主義的興起做了充分的準備。就猶太人社會本身而言，他們的社會日益瓦解，年輕一代的猶太人都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同化”的進程中。猶太人沒有國家，沒有政治上的保護傘，加上猶太人社會的逐步解體，所以極權主義興起時，猶太人便首先處在在最危險的易于攻擊的地位。我們不難看出，阿倫特主要是從政治社會結構的角度探討反猶主義的問題的。

　　接下來是關于帝國主義的問題。阿倫特認為，帝國主義的核心是“為擴張而擴張”，“擴張”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關于帝國主義的研究我們一般都要提到霍布森、希法亨和列寧。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論述，大家都知道，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它是腐朽的，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一方面，阿倫特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大體按照霍布森、列寧的大思路，同時，她不僅從經(jīng)濟上找原因，更注重從政治方面考察帝國主義的前因后果。她說：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而是資產(chǎn)階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臺的階段。本來資產(chǎn)階級主要專心于國內(nèi)工商業(yè)，隨著剩余資本的大量出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迫切需要對外輸出資本，于是帝國主義時代來臨。資產(chǎn)階級甚至親自出馬，擔當國家要職，以使國家政策有利于資本輸出。資產(chǎn)階級的所有政治哲學，阿倫特指出，最早由霍布斯進行了系統(tǒng)地表述。霍布斯在“一切人與一切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前提下，構建權力巨大的利維坦，實際上解放了資產(chǎn)階級的個人，使他們可以專注于資產(chǎn)階級工商業(yè)，而公共事務全部交給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的國家來做。同時，霍布斯表達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資本主義機器的運轉過程中，不是錢能生錢，而是權力帶來財富。帝國主義時代，正是通過國家權力的輸出，來獲取財富。

　　帝國主義為“擴張”而“擴張”，手段成了目標，這與極權主義運動中的為斗爭而斗爭的邏輯是一致的。同時，帝國主義為極權統(tǒng)治的兩大手段做了準備，一是種族主義，一是官僚統(tǒng)治。阿倫特是要說，希特勒所鼓吹的種族主義，以及所運用的官僚統(tǒng)治手段，在帝國主義階段已經(jīng)準備好了。種族主義來自帝國主義分子在南非的經(jīng)驗，官僚統(tǒng)治手段則來自阿爾及利亞、印度等殖民地的經(jīng)驗。種族主義的核心是以人的自然屬性對人進行區(qū)分，從而對人進行歧視乃至消滅。當殖民者來到黑色非洲的時候，因為他們?nèi)藬?shù)較少，于是就制造出“優(yōu)等種族”的神話，以“質(zhì)”的優(yōu)勢來彌補“量”的不足。他們對待當?shù)赝林�居民的態(tài)度，是以一種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態(tài)度。阿倫特指出，當所謂的文明人屠殺土著居民時，他們不會覺得問心有愧，因為他們這樣做，正如人類曾經(jīng)對待前來光顧我們的村莊的獅子老虎一樣，把他們消滅掉是不用承擔道義上的責任的。這種種族主義，后來就被極權主義分子所運用。

　　現(xiàn)在我們來看極權主義。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的本質(zhì)是恐怖，這種恐怖通過秘密警察、死亡集中營、高壓統(tǒng)治手段和意識形態(tài)來實現(xiàn)。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現(xiàn)象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現(xiàn)象，它不同于以往的暴政。此話怎講呢？阿倫特說：人類歷史上有許多的暴政和暴君，但是，過去的暴政都是為了奪權或維持權力，其目的是消滅敵人，確立或鞏固自己的權力。而極權主義則是要消滅一切人的本質(zhì)，摧毀人性，不僅僅是敵人，而是一切人。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恐怖本質(zhì)，它實際上是一種野蠻。極權主義宣稱“一切都是可能”，但其實它帶來的不過是“一切都是可以毀滅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它以“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來代替人的作用。自然法則，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的優(yōu)勝劣汰，按照這些法則，如果某個民族是劣等的，遲早是要注定被淘汰的，那么我們把它予以消滅，不過是把歷史向前推進了一步。按照歷史法則，某個階級如果是注定要消滅的，那么我們提前把他消滅，就不是犯罪，而是完成了一項偉大的歷史任務。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邏輯力量剝奪了人的道德選擇能力，個人只需順應潮流。

　　自由主義者往往批評極權主義對私人領域、私人生活的破壞。阿倫特不這么認為，她指出，極權主義不僅僅是破壞私人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破壞人類的公共生活，摧毀公共領域，它把人孤立起來，人與公共世界失去了聯(lián)系，公共領域一旦摧毀，人的生存的條件、人的自由得以存在的條件便沒有了。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結尾曾經(jīng)指出，孤獨是我們時代極其普遍的人類經(jīng)驗，她這里講的孤獨，不僅是一種內(nèi)心的寂寞，如大衛(wèi)·利茲曼所講的“孤獨的人群”，它更體現(xiàn)了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這樣一種狀態(tài)中的人們，百無聊賴，無所事事，對什么事情都表現(xiàn)出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而只相信于意識形態(tài)所許諾的幾千年來的偉大的理想。這樣的人們，就是阿倫特在分析極權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時所講的群眾（mass）。群眾在阿倫特那里是個貶義詞，她指出，群眾是極權主義社會的天然成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的特點是喜新厭舊、變化無常，對任何事情都不負責任，喜歡盲目崇拜，等等。他們在過去一切社會都沒有太高的地位，惟獨極權主義運動最適合他們。而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興風作浪的活躍分子，則是暴民（mob）。暴民的特點在于他們不屬于社會任何一個階層，而是隨著資本主義機器的運轉，各個階層中所淘汰出局的“多余人”，他們自覺多余，無所顧忌，由于社會拋棄了他們，他們便對社會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所以他們在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時是毫無憐憫之心的；
暴民由于沒有階級基礎，因此他們對推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感興趣，而是叫喊著要“天才”、“偉人”來領導他們。暴民和群眾的結合，再加上領袖，極權主義便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便最終奪取政權，上臺執(zhí)政。在分析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時，阿倫特還提到了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背叛。例如海德格爾，最終就倒向了納粹，事實上，當時德國許多知識分子都倒向了極權主義。這也是阿倫特所要批判的對象。不過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雖然拉攏知識精英，但他們并不是要確立精英的統(tǒng)治，事實上，極權主義分子對知識分子是不信賴的。他們信賴的是極權意識形態(tài)鐵一樣的邏輯和偉大的歷史規(guī)律，而不是獨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這又是知識分子不斷被極權統(tǒng)治者拋棄乃至迫害的根源。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本質(zhì)分析應當說是十分深刻的，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到極權主義，阿倫特實際上試圖表明的是：極權主義現(xiàn)象不是德國文化自身發(fā)展的結果，而是整個西方現(xiàn)代性危機的體現(xiàn)，西方近代以來的文明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極權主義的因素存在于現(xiàn)代西方社會，現(xiàn)代性本身具有脆弱性。

　　在分析極權主義的社會歷史起源后，她提出了極權主義的思想史上的根源。她認為這一根源實際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哲學的源頭柏拉圖那里，這一點和卡爾·波普爾相似。從柏拉圖那里開始，整個政治哲學就建立在對公共生活的否定之上，柏拉圖是城邦的敵人，是公共生活的敵人。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依然對公共生活持不信任的態(tài)度。阿倫特講，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始于柏拉圖，終于馬克思。馬克思顛倒了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哲學的觀念，但并沒有走出這一傳統(tǒng)。關于馬克思，阿倫特以馬克思最有名的三句話來概括他的主要政治思想。第一句是“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人從事勞動，把自身于動物區(qū)分開來了。柏拉圖以來的古典觀點認為勞動是奴隸的活動，是人束縛于必然性、為外物所累的標志，而馬克思則把勞動看作是人與動物區(qū)別的標志；
第二句是，馬克思說：“暴力是新社會產(chǎn)生的催生婆”。這是馬克思著名的暴力革命論。阿倫特說，馬克思的這一說法是在實際上美化了暴力，使暴力的使用合法化。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都譴責暴力的使用，而馬克思則講暴力使用可以催生新社會。她用一個著名的比喻來描述這一邏輯：要做一盤炒雞蛋，就要先把雞蛋打碎。阿倫特顯然是反對暴力的，她后來還專門寫了《論暴力》來表明她的見解。馬克思的第三句名言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傳統(tǒng)哲學都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則認為關鍵是改造世界，這也是對傳統(tǒng)的顛倒。實際上，在阿倫特看來，馬克思的思想中也包含了某些極權主義的因素，這為斯大林的極權統(tǒng)治做了準備。

　　以上就是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起源、本質(zhì)的思考，這一思考促使她進而對西方現(xiàn)代自由主義提出了批評。這是我下面要講的內(nèi)容——阿倫特對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國內(nèi)一些介紹阿倫特思想的論文往往簡單地把阿倫特視為自由主義的批評者，但我將表明，阿倫特對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文明的態(tài)度頗為復雜，事實上，她一方面對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主張予以了尖銳的批評，另一方面又肯定自由主義有價值的方面。

　　關于對自由主義的肯定，我想至少從下面三個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她對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民族國家結構的贊同。在分析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時，一條一以貫之的主線就是民族國家在近代的命運，她認為民族國家是有效地防止極權主義運動興起的制度保障。法國人雖然政治上最浪漫，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進行得最激烈，但法國并沒有發(fā)生極權主義運動，因為法國的民族國家結構穩(wěn)固，而在德國等民族國家結構一直比較脆弱、不完善的地方，極權主義運動興起了。對自由主義肯定的第二個方面是她對功利主義的贊同。有人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過于自私自利最終促成了極權主義的到來，但阿倫特說，這一說法是有問題的，她講道極權主義分子是從來不進行功利計算的，他們對具體的利益已經(jīng)喪失了興趣。她曾多次提到極權主義的“反功利”的特征。對自由主義肯定的第三個方面，是她對私人領域的尊重。國內(nèi)有學者說阿倫特主張公共領域、公共生活而不要私人領域、私人生活，這是完全不符合阿倫特的思想的。阿倫特曾明確說過：沒有私人生活，個人就會變得十分淺薄，她也提到私人領域?qū)τ谔峁﹤�人安全地生活、成長環(huán)境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她和自由主義共享著相同的理念。

　　關于阿倫特對自由主義批評的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下面幾點來看。比如關于對自由概念的理解。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從霍布斯到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到伯林，講的都是一種消極自由觀。消極自由關注的問題是“個人活動的領域有多大”。阿倫特批評這種觀念，她說，霍布斯以來的自由主義自由觀是“誤把安全作自由”，消極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過是“安全”，她所理解的自由，是西方共和主義傳統(tǒng)中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認為自由是一種政治身份，這種身份意味著個人能夠參與到公共生活、公共決策中去，而不是滿足于一己安全。阿倫特還批評了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的觀念。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時提出天賦人權的口號，對抽象的天賦人權，保守主義很早就進行了批評。在一點上，阿倫特和他們是一致的。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就批評抽象的人權只不過是動物的權利，離開國家的個人，不過是動物，用中國古代孟子的話來說就是“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此時權利也就淪為動物的自然權利。法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梅斯特爾有句名言，他說：我一生見過張三李四，見過湯姆杰克，見過英國人、法國人，要說“人”，我是從來沒有見過，如果他存在，起碼我不認識。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使她確信，離開國家的保護，所謂的人權不過是空話而已。阿倫特對西方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文明的批評還表現(xiàn)在她對美國消費主義的批評。這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差不多，她對美國的大眾文化、消費主義、功能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她說：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變得蒼白，失去了讓我們感動的地方。一幅畫主要是用來擋墻上的洞，而不是供人欣賞。大眾文化的本質(zhì)是娛樂，是消費，而不是文化。她曾以著名的比喻來描述現(xiàn)代社會“功能化”的趨勢。她說：象其他婦女一樣，我也喜歡用皮鞋后跟往墻上釘釘子，這是鞋后跟起了錘子的作用，根據(jù)功能主義的理解，我是否應該叫我的鞋后跟為錘子呢？

　　在反思極權主義、批評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阿倫特提出了她對政治的理解。下面一部分我將介紹阿倫特對什么是政治、政治的價值等問題的基本觀點。阿倫特所理解的政治，是一種狹義上的政治概念，她認為，政治就是“自由平等的個人在公共空間展示一己真性、進行交往溝通的生活”。展示一己真性，顯然來自海德格爾，而進行交往溝通，則又是她的老師雅斯貝爾斯的教誨。因此，阿倫特看來，政治必定存在于自由平等的個人之間，而不是不平等的上下級之間。政治生活是自由的保證，自由就意味著能夠過一種美好的公共生活，讓自己的聲音被他人聽到。同時，政治也是意義的來源。她認為，人注定要死去，但總是追求不朽和永恒。古代希臘人在城邦中追求不朽，古羅馬人在共和國的事業(yè)中獲得不朽，而中世紀基督教則告訴人們在天國中獲得不朽。近代以來隨著歷史哲學的出現(xiàn)，人們相信只有到一個過程中去，才能獲得意義。這是近代與古代的區(qū)別。古代歷史觀認為歷史是循環(huán)發(fā)展的，歷史與自然聯(lián)系在一起，而現(xiàn)代人則認為歷史是按直線向前發(fā)展的，其中是一種“進步”的觀念。從古代到近代，則是政治生活日益衰敗的過程。因此，她力圖恢復古典共和的精神，倡導一種新的政治生活，以彌補現(xiàn)代社會之不足。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新的時代需要一門新的政治科學。阿倫特實際上是重申了托克維爾的這一命題。她認為，舊有的概念、體系、理論框架，都不足以解釋20世紀的政治現(xiàn)象尤其是極權主義現(xiàn)象，因此需要有新的政治科學。在進行這一思考時，她進行了許多區(qū)分。她曾區(qū)分公共領域、社會領域與私人領域，認為社會領域不過是一個放大的家庭，是披著公共性外衣的私人領域，它是充滿偏見的場所，而不是自由人生活的政治空間。她在《人的條件》中嚴格區(qū)分了三種實踐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勞動是人消耗自然體力、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工作是利用機器制造耐用品的活動，勞動受制于自然，工作受制于功利因素，惟獨行動，才是真正的人的實踐活動，它是完全自由的，既不受必然性的約束，也不受功利考慮的制約，它是一種唯美的展示真我風采、進行交往溝通的活動。她區(qū)分了三種力量：暴力、強制力和權力。我們知道，關于權力，馬克斯·韋伯的經(jīng)典定義是，權力是指上下級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阿倫特認為，韋伯所講的是支配，是統(tǒng)治，而不是權力。真正的權力，是存在于自由平等的個人之間的一種過公共生活的潛力。暴力和強制力，都是自由缺失的體現(xiàn)。

　　在心靈活動中，阿倫特同樣進行了三種區(qū)分，也就是思考、意志和判斷。她認為，政治生活中的獨特的思維形式是判斷。在前面講艾希曼審判時我們已經(jīng)提到，阿倫特認為，所謂的殺人惡魔艾希曼，不過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普通人，他在法庭上反復重復的話是“我沒有犯罪，我不過是在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缺少的正是判斷的能力，他不能在對錯之間作出判斷。阿倫特寫作《心靈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時，第三部分論判斷還沒有動筆，不過人們從她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她晚年開的關于康德政治哲學講座的講義中，可以看到她的大體思路。阿倫特的政治判斷力，主要來自于康德的審美判斷�？档略凇杜袛嗔ε�判》中，講了這么一個道理，當我們說某個人、某段音樂、某個風景是美的，我們總是在設想著他人和我們一起來欣賞，而不是純粹個人的主觀判斷，我覺得它美就是美，康德指出，審美活動具有公共性，總是尋求著他人的同意。阿倫特把審美判斷力運用到政治思維中。她以“代議性”來描述政治中的判斷，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思考政治問題作出一個判斷時，我們必須假定其他不同立場的人出現(xiàn)，就好象在議會中進行討論一樣，我們考慮到的立場越多，最后作出的判斷也就越有價值，越具有公共性。判斷得出的結論，不是真理，而是意見。和斯特勞斯不一樣，斯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就是要探討關于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普遍真理，他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在批評近代以來的歷史主義、相對主義、實證主義、虛無主義的基礎上，指出在思考任何政治問題時都要區(qū)分出正當與不正當。斯特勞斯強調(diào)從柏拉圖那里出現(xiàn)的關于意見和真理的區(qū)分，政治哲學要尋求真理，而不是意見。阿倫特的名言則是：政治生活中，沒有真理，只有意見。

　　到這里為止，我們不難看出，阿倫特具有堅定的人文主義立場，她對每個人的價值都予以了肯定，用她的話來講，一人一故事，每個人都應當有機會到公共空間展示自己的風采。她有一句名言：不是單數(shù)的人，而是復數(shù)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復數(shù)的人，就是指多樣性的不同的個人，正是這種多樣性，保證了人類生活的繁榮。她在批評極權主義和消費主義時，都曾對“劃一主義”進行了批評，“劃一主義”實際上自柏拉圖那里就有。它的核心是要摧毀人的多樣性，而這意味著人的本質(zhì)的喪失。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有的理論強調(diào)“真”，例如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有的理論強調(diào)“善”，比如功利主義，而阿倫特的理論則是強調(diào)“美”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實際上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政治理論，我用“政治美學”這個詞來概括它，這就意味著，政治生活就象審美一樣，它一方面追求公共性，追求他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它是純粹的唯美的活動，而與其他經(jīng)濟、社會活動截然分開。

　　綜上可見，阿倫特在反思極權主義、反思現(xiàn)代消費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她關于政治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理解。在最后一部分，我想對阿倫特的研究方法、理論來源和影響等問題做一簡單的介紹。阿倫特采用了一種所謂的“政治現(xiàn)象學”的方法，第一次把現(xiàn)象學的方法運用到政治研究中，注重考察政治現(xiàn)象之間的前后關聯(lián)。她在她的作品中，大量運用暗喻的手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除了我們前面講到的幾個例子外，例如，她把公共領域比作人們圍坐的一張桌子，它把人們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分割，假設有一種魔法使這張桌子突然消失，人們將感到無所適從。她也引用過中國古代“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子做夢，不知道是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自己，講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她以洋蔥來比喻極權主義組織層層控制而層層封閉的組織結構，等等。她在著作中也大量使用文學作品，比如她用著名的吉卜林的殖民小說《基姆》中基姆的心態(tài)來描述帝國主義分子的心態(tài)，她用康拉德小說《黑暗的心》，來描述私人領域的晦暗，她引用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同性戀者的心態(tài)來比喻當時處于同化進程中的猶太人的心態(tài)，等等。

　　關于阿倫特的思想來源，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說她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兩千三百多年前，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阿倫特實際上重申這一個命題。亞里士多德的這一名言，在晚期羅馬道德學家塞內(nèi)卡那里，被翻譯成：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也就是社會動物。這一翻譯到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那里變成了“人是社會的動物”，并成為標準譯文，從“政治動物”到“社會動物”，表面上反映的是提法的變化，實質(zhì)上則反映了人從政治動物到社會動物的蛻變，馬克思講“人是社會中的人”，“人不是抽象地棲居在社會之外的人，人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而到現(xiàn)代人則進一步由社會的人，蛻變?yōu)椤袄硇越?jīng)濟人”，由社會動物淪為“經(jīng)濟動物”。阿倫特對亞里士多德命題的重新論證，似乎可以說她是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而她的共和主義，實際上也與馬基雅維里時期的公民人文主義相近，她主張行動的生活，主張勇氣作為政治的的第一美德。而阿倫特自己則說，她主要是受了德國哲學的影響，這其中顯然包括康德、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等人。阿倫特對后世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哈貝馬斯那里看到。哈貝馬斯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曾說他主要受兩個人的影響，一是舒茨，一是阿倫特。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不難看出阿倫特的影子。阿倫特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寶貴財富，對于思考當代中國政治而言，也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關于阿倫特的政治思想，我主要就講這些方面。謝謝！

　　學生：你剛才提到“極權主義因素”，那么阿倫特所認為的極權主義因素到底有哪些？極權主義的特征如果概括起來，有哪些方面？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算不算？

　　陳偉：關于極權主義的因素，美國一位著名的阿倫特專家瑪格麗特·坎諾萬做了最好的概括，這些因素主要包括民族國家的衰落、為擴張而擴張、種族主義、資本與暴民的結合等。極權主義的特征，如果按卡爾·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概括，有六個方面，官方意識形態(tài)、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zhí)行的恐怖統(tǒng)治、壟斷大眾傳媒、現(xiàn)代的人身與心理控制技術、計劃經(jīng)濟。他們認為，必須同時具備這六個特征，才能算是極權主義統(tǒng)治。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就是對極權社會的形象描述。關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我想可能有極權因素，但不能算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是一個十分“強”的詞匯。我們也有群眾運動等，但還沒有集中營、秘密警察等。阿倫特也表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不能算，她提到中國的領袖是愛人民的，雖然在追求美好理想過程中遇到了挫折，走了彎路，但還不是極權恐怖統(tǒng)治。

　　學生：阿倫特強調(diào)公共性，批評自由主義，那么能否以集體主義來概括阿倫特的政治思想？

　　陳偉：不能。實際上你可以看到，阿倫特是強調(diào)個人主義的。她的名言：不是單數(shù)的人，而是復數(shù)的人，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她肯定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她和自由主義者一樣，都尊重個人的價值。只是她強調(diào)，人類在追求個人生活幸福之外，尚需彌補一些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這就是她的共和主義政治思想。我主要是把阿倫特放到共和主義的大傳統(tǒng)中去加以研究。共和主義可以從理論氣質(zhì)與制度主張兩個方面來看，阿倫特的政治理論體現(xiàn)出共和主義的基本特色，但她并沒有談到混合政體等問題。

　　學生：阿倫特關于具體政治制度設計有哪些觀點，根據(jù)她對政治的理解，人類生活應當如何組織呢？

　　陳偉：這一點我沒有講到，阿倫特對這一點并沒有太多的關注。她寫的那么多著作中，只有一兩頁的篇幅談到了她所設想的“評議會制度”。臺灣學者江宜樺曾經(jīng)在耶魯大學做關于阿倫特的博士論文，他特別重視阿倫特的評議會制度，也就是審議民主，或者叫協(xié)商民主，象哈貝馬斯所講的那樣。她設想，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公共事務發(fā)表意見，最后由人匯總，選出代表進入更高一級政府的協(xié)商討論中去，最終達成一個見解，好比盧梭所說的“公意”。臺灣學者講協(xié)商民主、全民公決，也有可能是為臺灣獨立張本，或許這是他們的潛臺詞。但這一制度，并不是阿倫特著作的重點，而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也有可能由于她過早去世，沒有完成對現(xiàn)實政治制度的構想。

　　學生：你能否談一下阿倫特對美國的態(tài)度。你講的以“共和”對抗“極權”，是否意味著美國有權利攻打不民主國家？

　　陳偉：你真是想象力豐富！阿倫特和其他從歐洲來到美國的猶太人一樣，一方面，他們對收留他們的美國心存感激，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對美國的消費主義進行了批評，我在前面已經(jīng)講過。我用“以‘共和’對抗‘極權’”這個題目，本意是說：阿倫特在反思20世紀極權主義時代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她的共和主義政治見解，她把共和的復興，作為醫(yī)治極權主義病癥的藥方。美國干預侵略不民主國家的問題，前不久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后，我的導師李強教授曾專門做過講座，也在報紙上撰文，講美國新帝國主義外交政策與美國新保守主義，也就是斯特勞斯學派的關系。美國攻打伊拉克，講的是希望帶給伊拉克人民美好生活，美國人相信他們找到了關于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活的真理。這是典型的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阿倫特則不會同意這種做法，她講過，政治生活中只有意見，沒有真理。關于國際政治的問題，阿倫特曾說過：在現(xiàn)在只有國際政治領域還存在著政治的痕跡。也就是說只有在國際政治中，似乎還講究協(xié)商對話。阿倫特是堅決反對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的做法的。如果她還活著，我想她一定不同意布什政府的做法的。

　　學生：關于政治中暴力問題，那么如果自由受到威脅時，人們是否有權利以暴力的方式進行反抗呢？這實際上也就是關于革命的權利的問題，阿倫特對此是怎么看的？

　　陳偉：這個問題確實比較復雜，事實上，共和主義的理念，以劉軍寧的概括，包括“公”、“共”、“和”三種核心價值，“和”就是講和平解決問題，但實際上，共和主義在這一點上具有狹隘性，我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論文中曾以“內(nèi)部和平主義”來概括共和主義對和平的觀點。共和主義者有的堅決反對暴力的使用，有的則認為，對外可以采用暴力、戰(zhàn)爭，對內(nèi)則保持和平。阿倫特反對暴力的使用，認為那是野蠻的體現(xiàn)，而不是文明人類的做法，這與她堅定的人文主義立場有關。60年代美國發(fā)生學生運動，她先是支持他們，但當暴力沖突發(fā)生時，她又寫文章反對學生的做法。她在《論革命》中，贊同人們有革命的權利，但她認為革命應限定在政治領域，其目的是為了爭取自由、權利、民主，而不是其他社會福利。她比較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認為法國革命的問題在于試圖以政治的方式去追求社會領域的東西，法國革命前法國出現(xiàn)嚴重的社會危機，貧困、財富分配不均等，法國人以為通過政治革命可以改變社會局面，但結果卻是相反。美國革命則一直限定在政治領域，所以美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學生：極權主義是否永遠成為歷史？阿倫特對此是怎么看的？

　　陳偉：這個問題許多人都會問。前不久我還專門請教了一位阿倫特研究專家，《國際阿倫特研究通訊》的主編，德國伯林自由大學的教授沃夫?qū)�·霍伊（wolfgang heuer），我問他怎么看這個問題，他說：極權主義就象一只老鷹一樣，在人類上空盤旋，你不知道它會在什么時候、什么地點、哪根樹枝上落下來。他表示不能確信極權主義已經(jīng)不會再出現(xiàn)。那么，我們看阿倫特自己的說法，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結尾，曾經(jīng)暗示，既然極權因素潛藏于現(xiàn)代社會，那么極權主義是否會再次光顧人類的家園似乎是完全有可能的。不過她沒有直接說明。

　　學生：你認為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對中國有哪些具體的現(xiàn)實啟示？

　　陳偉：我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她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反思，為我們思考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若干問題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框架。在目前的由傳統(tǒng)社會體制向市場經(jīng)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這無疑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她對積極公民的強調(diào)，也與我們有關。中國人有時好走極端，要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滿足于買車買房，只滿足個人生活的舒適，而不管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又有些所謂的“憤青”，動不動就在政治上采取極端的激進的狂熱的立場，這實際上都不是公民的角色。西方最新的關于阿倫特的研究，大體是從civic study，也就是公民研究的角度來做的。中國語境和西方不一樣，我們在閱讀阿倫特時，思考的問題、關注的重點也會有所不同。至于其他啟迪意義，我想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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