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這個夏季，距離二戰(zhàn)結束60周年僅剩一年的關鍵時刻，日本國內謀求修改憲法和國際上爭取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調門明顯升高，步伐有所加快，其與美國方面的戰(zhàn)略互動也愈發(fā)微妙起來。

　　繼美國助理國務卿阿米蒂奇不久前向來訪的日本自民黨干部傳達了其支持改憲的“個人見解”之后，8月12日，關于日本謀求進入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事宜，國務卿鮑威爾進一步表態(tài)說，日本若想成為肩負更大國際責任的常任理事國，修改憲法乃至關重要的一步，并坦言，“對第9條重新斟酌十分必要”。

　　此言一出，日本輿論大嘩。朝野上下，政治家無論其自身的政治傾向如何，鮮有不做出激烈反彈者。執(zhí)政聯(lián)盟的自民、公明兩黨人士普遍認為：進入常任理事國與改憲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問題，“不宜捆綁”。鮑氏發(fā)言作為他的“個人感想”，“聽聽而已，其認識是完全錯誤的”；
更有“護憲”的共產、社民黨議員對鮑氏發(fā)言“強烈抗議”：“對他國憲法，居然要求以武力行使的形式‘惡改’，絕對不能容忍�！�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9月10日，美國總統(tǒng)助理哈德利在白宮對應邀出席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的日本副外相逢澤一郎表示：“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正是布什總統(tǒng)和整個美國政府的想法�！�

　　9月22日，小泉首相在紐約聯(lián)合國總部第59屆聯(lián)大會議上發(fā)表演說，正式向聯(lián)合國提出接納日本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請求。這標志著，冷戰(zhàn)后的日本聯(lián)合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旨在入主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工作”開始倒計時。

　　改憲與否，“面子”是關鍵

　　眾所周知，日本現行的“和平憲法”是戰(zhàn)后由美國占領軍主導的對日“民主化改造”的直接成果。用改憲論者的說法，這部被美軍強加在日本頭上的、翻譯過來的憲法，“連文法都是英語的”。其頒布、實施58年來，在日本國內，“改憲論”從來就沒有消聲過，出現過數次較大規(guī)模的改憲動議和轟動一時的事件（如1970年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自殺），修改的版本也不一而足。近來來，隨著日本“普通國家”化進程的深入，“改憲派”已占國民大多數，“和平憲法”，特別是“永遠放棄戰(zhàn)爭”、“不承認國家交戰(zhàn)權”的“第9條”的被修改，幾乎已經是時間問題。

　　國內如此，在國際上，日本也從來不回避圍繞“和平憲法”存續(xù)的爭論，有時甚至故意借所謂國際壓力進行輿論造勢。但是，出自美國政府高官之口的改憲動議，此為戰(zhàn)后頭一遭，如何應對，委實讓日本政府騎虎難下，左右為難。

　　并非日本政府不想改憲。恰恰相反，自小泉上臺以來，其所作所為可以說無一不是在為此而鋪路。在一些有“戰(zhàn)略頭腦”的政治家心底里，實際上已然在醞釀一個大致的日程表。為此，從各種民調的實施、憲法修正案的策定，到法律環(huán)境的整備，乃至此項工程賴以推進的行政梯隊的建設，日本正從輿論和法制兩個維度上同時向改憲的目標逼近。

　　然而，日本政府深知，修改“和平憲法”絕對是一件傷筋動骨的大工程，操作起來談何容易！《日本國憲法》第96條規(guī)定：“本憲法的修訂，必須經過各議院全體議員2/3以上的贊成，由國會創(chuàng)議，向國民提出，并得其確認。此種確認，必須在特別國會投票或國會規(guī)定的選舉時進行投票，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

　　為修憲打造了如此之高的門檻，想必當初無論是“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還是被強加者吉田茂，都沒有想到有一天還要再去碰它。雖說現如今“護憲派”式微，改憲貌似大勢所趨，但對于一個理智的政府來說，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是斷不會輕易啟動改憲程序的。退一萬步講，即使真的“迫于形勢”，日本必須于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前啟動改憲程序的話，那話頭也得由日本方面首先提出才行。否則的話，你讓政治家如何向國民交待？世界上有哪一個民主國家，是受命于他國，才來修改自家憲法的呢？

　　58年前的1946年，當美國占領軍當局把由惠特尼準將領導的委員會起草的憲法草案交給日本政府的時候，盡管后者對于這部把“萬世一系”的神圣天皇變成象征、規(guī)定主權在民和放棄戰(zhàn)爭的憲法草案抱有相當大的抵觸，但迫于48小時內必須給出“Yes or No”的壓力（否則將由占領軍當局單方面向日本國民公布），日本政府僅做了若干枝節(jié)性修改，便原則接受了該草案，并以《日本國憲法》的名義向全國頒布——這就是后來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日本憲法的由來。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雖然小泉政府被公認為是日本戰(zhàn)后最親美的一任政府，但日本的國際地位畢竟今非昔比。因在對伊派兵問題上，跟美國太緊，被國內外輿論斥為小布什的“鷹犬”、“應聲蟲”的小泉，此次面對口口聲聲要讓日本“作為對等的同盟國，肩負起更大的國際責任”的美國政府高官的改憲動議，除了嘟囔一聲“No”，來為自己多少贏回一些“體面”之外，確實也別無選擇。

　　在日本文化中，“面子”問題絕非小事。大到內政外交，小到生意買賣，做事留有余地，給對方“撐面子”，可謂東洋社會千年不變的“潛規(guī)則”。只有給足別人“面子”，自己才會有“面子”。如果不走運碰上個把不解個中三味的二愣子（多數是“外（國）人”），伶牙俐齒，不依不饒，不但買賣不成，連臉皮都撕破了的話，那么在挨罵之余，自己還得顧及分寸，用盡可能從容的應對，為自個討回剩余的“面子”。

　　明白了這個道理，便不難理解為什么鮑氏一句“改憲”發(fā)言，居然會引起日本朝野如此之大的反應了。

　　首相與外務省的溫度差

　　對日本政府來說，改憲是“百年大計”。遑論一代人、兩代人，就是積幾代人之功垂成也在所不辭。而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則是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聯(lián)合國外交的具體目標。聯(lián)合國改革，經10年的醞釀、難產，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關頭。在其背后，還有美國的焦慮：基于對伊開戰(zhàn)的動議在安理會審議時，遭常任理事國法、俄的反對而流產的挫折，美國急欲在常任理事國圈內增加“親美”砝碼，而“盟國”日本是當然的第一選擇。貴為國務卿的鮑威爾甘冒“內政干涉”之大忌，向日本進言“改憲”，雖為異例，怕也有不得已而為之的良苦用心。

　　一個直接對秘書長安南負責的、包括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在內、由各國資深外交官組成的高級咨詢委員會將在今年12月向聯(lián)合國提出改革方案，而這個方案，很可能會在明年（聯(lián)合國成立60周年）第60屆聯(lián)大上付諸表決，成為今后聯(lián)合國改革的指針。所以，日本把第59屆聯(lián)大閉幕后、改革方案出臺前，對伊派兵又出錢的“國際貢獻”有目共睹的今年秋天，看成是“過這村，沒那店”的“最后的機會”。

　　不過，只需對日本近年來圍繞成為常任理事國問題而展開的系列外交動作稍加考察，便不難發(fā)現，日本政治領導集團內部在對此問題的應對上，存在著相當的溫差：大致說來，外務省官僚為“激進派”，小泉首相則是“保守派”的代表。

　　8月，外相川口順子在外務省設立了旨在推進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進程的“聯(lián)合國強化對策本部”，并在成立大會上，用“以伊戰(zhàn)為契機的聯(lián)合國改革的機運上揚”來勉勵外務省干部：“最好和最后的機會，豈容錯過�！彪S后，出訪中亞四國，尋求對日本的支持，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與外務省的積極出牌相比，小泉的態(tài)度耐人尋味。日本政府首腦在聯(lián)大發(fā)表演說，上一次是在1996年。時任首相的橋本龍?zhí)�郎，以“在不實行為憲法所禁止的武力行使”的前提下，“準備作為常任理事國來承擔責任”的謹慎措辭，向國際社會表明了日本成為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意愿。到目前為止，日本在該問題上最高調的表達，是1999年高村正彥外相的聯(lián)大演說：日本“愿作為常任理事國履行更進一步的責任”。但何為“更進一步”，前提是什么，其與“和平憲法”的關聯(lián)何在？高村演說，在當時曾被看成是“激進”的標志。而此時，被焦慮煎熬得更加“激進”的外務省官僚們所寄望于小泉的，恰恰是借此機會，向國際社會“強烈宣示日本的意愿”，“傳達日本具有（成為與‘五�！�同等的常任理事國）資格與意向的信息”，并在強度上超越5年前的“高村型”。至于憲法問題嘛……按民主黨實力派人物小澤一郎的想法，完全可以用重新“釋法”的方式來尋求突破，就像十幾年前的《PKO法案》一樣。

　　而小泉的應對，只能用曖昧來形容。他擔心，如果日本無視憲法框架，一味要求與“五強”對等的權利的話，有朝一日，像今天在伊拉克的美英駐軍一樣的武力行使成為日本無可推卸的“責任”時，日本該怎么辦？因此，應當“力求避免給人造成翻臉不認賬印象的措辭”。事實上，就聯(lián)大演講的“基調”問題（實際上是日本將以何種形式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問題），直到出訪中南美3國前的最后一刻，小泉與外務省方面的緊急“協(xié)調”還在繼續(xù)。

　　其實，小泉在常任理事國問題上持謹慎態(tài)度并非自今日始。1994年，當時的外相河野洋平在聯(lián)大演講，向聯(lián)合國首次提出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訴求。一些國會議員意識到，日本的情況不同于現有的5個常任國。為避免出現由外務省官僚主導的“獨走”局面，他們結成了“加入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反思會”，從國會的立場牽制政府“過于積極的姿態(tài)”，小泉擔任了這個議員集團的會長。

　　盡管在小泉赴美之前，日本政府最終確立了“在現行憲法之下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方針，但毋庸置疑，9月22日的小泉聯(lián)大演說肯定是與國內“激進派”妥協(xié)的結果。其能否超越“高村型”表述，成為日本聯(lián)合國外交的“拐點”另當別論，但注定不會有外務省官僚所期待的“沖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一個與現有的‘五常’不同的常任理事國，不亦樂乎？”

　　最現實的，也是最忌諱的

　　在經歷了冷戰(zhàn)、后冷戰(zhàn)、“全球化”及剛剛拉開序幕的“反恐”時代之后，進入21世紀的聯(lián)合國，其成員國從創(chuàng)立之初的51個增加到現在的191個國家，而作為其核心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卻依然延續(xù)著“五強”（即5個戰(zhàn)勝國）的“戰(zhàn)后體制”。毋庸諱言，從《聯(lián)合國憲章》的某些內容（如“敵國條款”），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構成，已大大脫離了戰(zhàn)后60年世界發(fā)展的現實。以常任理事國的“擴編”為起點，改革聯(lián)合國現有體制，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人類和平與安全的公正平臺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如果暫且不去考慮地區(qū)加權因素和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平衡因素的話，在有“資格”當選常任理事國的幾個“候補國”當中，德國被認為是日本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與日本相比，德國做事低調（基于自身的外交哲學和“外冷內熱”的外交藝術，其政府首腦絕少在聯(lián)大演講，對當常任理事國事宜很少正面宣傳，從未要求撤銷“敵國條款”），并且已經順利突破了國家認同（“作為西方強大社會共同體的一員”）、歷史問題（贏得了前“敵國”法、英等的鼎力支持）和法律（相當于憲法的《基本法》已認可德軍作為正規(guī)“軍隊”的存在及參與聯(lián)合國維和行動的“合憲性”）的瓶頸，獲得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據有關專家通過“定量分析模式”（DELPHI，也稱“專家評估法”）分析得出的結果，自恃為“第一候補”的日本在實現聯(lián)合國外交目標上的總體優(yōu)勢反而不如德國。

　　日本政治、外交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公開打出的目標、理念與將其付諸實現的實際行動之間乖離過大。1956年日本加入聯(lián)合國后，提出了“聯(lián)合國中心主義”的口號，并把它同“與自由主義各國保持協(xié)調”、“堅持作為亞洲一員”一起，并列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公開宣稱要成為“連接東西方的橋梁”。然而，近半個以來，日本政府并未把它真正落實在操作層面上，得以秉承并一再強化的，其實是“日美安保條約”。所謂“聯(lián)合國中心主義”，終不過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已。類似的問題，也存在于其國家認同、亞洲認同及對“和平憲法”的認識中。

　　日本對聯(lián)合國的財政貢獻和經濟支援有目共睹，這也是日本“志在必當”（常任理事國）的自信心的最主要來源。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日本過于張揚的宣傳攻勢和動輒拿削減會費預算說事的做法，多少起了（或正在起）副作用，使其本來應該更多的得分打了折扣：聯(lián)合國會費畢竟不同于“ODA”（政府開發(fā)援助），由你說砍就砍。按照聯(lián)合國現行的“能力支付原則”，會費的分攤，基本上是按照各國GN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來決定的。美國貢獻第一，但沒聽說過華盛頓對此有何怨言（雖然拖欠比較嚴重）。德國是第三經濟強國，對聯(lián)合國的財政貢獻也居第三，可很少聽到德國的牢騷。對于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來說，老二、老三都是富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誰當選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此外，日本政治家屢屢在國際性場合把聯(lián)合國比喻成“公司”、把安理會比喻成“董事會”，認為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股東”，理應成為“董事”（常任理事國），令一些國家質疑其“財政貢獻”是一種變相的投資行為。

　　“我們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是日本津津樂道的另一個“優(yōu)勢”。果真如此嗎？在安理會擁有一張否決票的俄羅斯（及前蘇聯(lián)）不止一次投過日本的反對票；
1998年，由于“咖啡俱樂部”（阻止日、德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在聯(lián)大開會期間結成的組織）的猛烈阻擊，一度被認為極有可能實現的“拉扎利方案”（即“24國方案”）遭流產。如今，這個“俱樂部”進一步壯大，成員國已增加到30多個。

　　即使是日本最堅定的盟友美國，對它的支持也多停留在口頭上�！冻�日新聞》專欄作家船橋洋一指出：“過去10年，日本聯(lián)合國外交的最大壁壘是美國。美國嘴上倡導聯(lián)合國改革，也一再表明支持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但從來沒有實行過將支持化作行動的日美政策協(xié)調�，F在到了正面突破的時候�！�

　　事實上，在日本的常任理事國沖刺中，所遭遇的最為強大、現實的阻力不是來自俄羅斯，不是美國、韓國，甚至也不是朝鮮，它來自中國。對此，日本雖然心知肚明，但卻不太愿意公開。在一些正式場合，日本官員、政治家總在試圖掩飾這一點，甚至故意用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語氣支吾說，“其實，中國也理解和支持日本的立場”云云。這說明，中國已成了蒙在日本心頭的一塊“塔布”（Taboo），大家都很忌諱，總想繞過去，卻總也繞不過去，于是就變得越發(fā)忌諱了。

　　截至到目前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對日本的表態(tài)僅僅限于“理解”的程度，從來沒有表示過公開的“支持”。在一些非正式性的場合，甚至流露過些許不滿情緒。船橋洋一在其專欄中曾經提到，中國總理溫家寶會見德國首相施羅德，在“期待德國在國際社會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的正式發(fā)言之后，淡淡地說，“德國清算了過去，而日本還沒有”。言外之意，“還沒有”“清算過去”的日本，“沒有做常任理事國的資格”。

　　去年，“對日新思維”論者之一時殷弘，曾呼吁中國在歷史問題上放日本一馬，“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其中也不無日本方面的因素），至今看不到這種學界的聲音被“政策化”的希望，而不知不覺間，日本重登聯(lián)大講壇，再次叩響了安理會的大門。

　　如果說，包括最近的“對日新思維”大辯論在內的中日關系討論，在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上，還算就事論事地進行理性探討的話，在目前這個聯(lián)合國改革在即，日本能否如愿勝出正變得日益微妙的“節(jié)骨眼”上，中國的“輿論”多少給人以“拿歷史問題說事”的感覺，“話語泡沫”也在增多。眾多學者的“中國不必扭扭捏捏”（意即干脆利索地對日行使否決權）、“堅決阻止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聲音，不可能不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歷史問題的滯后效應帶來的必然反應，借用一個日文詞匯，叫做“相乘作用”；
用時髦的傳媒學的說法，叫“沉默的螺旋”。說的都是一件事：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像河里的泥沙一樣，應該在一定的時期內予以徹底的清理。否則必會淤積，在河口處形成瓶頸，使正常情況下會順利通過的流量遇阻而無法通過。

　　基于這種狀況，有學者預言，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問題，將會“遙遙無期”。而日本方面，對此似乎也有心理準備：在小泉奔赴紐約聯(lián)合國總部前夕，共同社發(fā)表了一篇“焦點”評論，題目就叫做《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面臨巨大壁壘》。

　�。ㄗⅲ涸�文發(fā)表于《南風窗》10月上號，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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