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三十多年前論”甚囂塵上的時候，遇羅克勇敢地站出來捍衛(wèi)最起碼的常識：人生而平等。他的勇氣從何而來？本文指出了他的強大的精神力量的來源——人犧原型。在人犧原型的英雄感和崇高感的激勵下，遇羅克開始了他的啟蒙行動，一方面對大眾進行批判；
一方面則提出療救的可能。而他的啟蒙意識卻又是來自于“五四”傳統(tǒng)。

　　關鍵詞：血統(tǒng)論、出身、人犧原型、啟蒙

　　一

　　對今天大多數和我一般大的青年來說，“遇羅克”已經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字了。當然，這個名字從來就沒有顯赫過。但在三十多年前，在“血統(tǒng)論”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勇敢地站了出來，指出了一個在現在看來已是基本常識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為他的自由的言說付出了代價——他的生命。如今，要想了解一下遇羅克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對那個時代作一回顧。三十多年的時間塵封了一段慘痛的記憶，“出身”似乎已經是那么的遙不可及。因此，下面費一點筆墨對“出身”問題作一介紹也許并不是多余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出身問題曾經長久地困擾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國人按照出身被劃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諸如參加政治組織（如入團、入黨）、評選模范、就業(yè)、參軍、升學等問題上，人們因為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按照出身所作的典型的劃分就是“紅五類”（即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出身和“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出身兩大類。“盡管在一個新型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對于不少人而言，他們的歷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罰的根源，而且還禍及三代，兒子兒孫們也要終生承受其罪孽的負擔�！薄昂谖孱悺钡淖优畬⒉荒苋雸F（更不要說是入黨了）；
他們將不能上大學；
他們將不能進入工廠等較好的單位；
同樣說一句反動的話，對出身好的孩子來說是教育問題，是影響問題，對出身不好的孩子來說就是性質問題了；
他們的婚姻都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地、富子女”只能和賤民通婚……所有這些，沒有其他任何的解釋，唯一的理由就是你出身不好。說到底，這種將人人為地劃分為三六九等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政策歧視，而且是披著合法的外衣——被認為是黨的“階級路線”——出現的。它意味著青少年必須要為他們的父輩的過錯承擔本不屬于他們承擔的責任。這種身份歧視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它的登峰造極的表現就是1966年7月那副著名對聯的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狗熊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副對聯“在狂熱的革命口號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專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殘忍”。它的荒謬性在今天看來是一目了然的，但在當時，它卻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而深入人心。那么一個問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作為一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血統(tǒng)論”是如何產生的呢？又為什么能夠得到廣泛的支持呢？

　　“某種社會思潮能夠風靡一時，必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觀念自身的主觀條件及促使其形成的外部社會條件。需要說明的是，觀念的主觀條件不能以其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現實為先決條件。因為……那些為歷史證明是錯誤的理論觀念形成社會普遍思潮的情況并不乏見�！比欢娣治觥把y(tǒng)論”產生的歷史原因卻并不是本文的任務。對本文來說，指出其自身的主觀條件（即理論所得以建立的基礎）已經足夠了。

　　凡是在中學或大學里學過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的人都不會不知道那個內因與外因辨證關系的原理：內因與外因互不可分，內因在事物的發(fā)展上起決定作用，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這種論述成為“血統(tǒng)論”之所以得以建立的哲學基礎。有趣的是，“血統(tǒng)論”的提出并不是來自上層，而是來自最早的一代紅衛(wèi)兵（通稱老紅衛(wèi)兵）。老紅衛(wèi)兵們的父母大多都是高級干部，即當權者。因此他們天生就有一種自豪感，自稱“自來紅”，具有當仁不讓的接班人心態(tài)。在他們看來，他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成長在紅色部隊家庭里，從小就受了紅色革命的教育。他們的上一輩是跟著黨、毛主席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因此，他們聲稱，“老子的革命精神時時刻刻滲入我們的體內，我們從里到外都紅透了，‘自來紅’正說明了老一輩革命者的傳統(tǒng)怎樣傳給了革命的后代！我們是純純粹粹的無產階級血統(tǒng)，我們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那么同樣的，那些“黑五類”的子女們因為出生在剝削階級家庭里，“剝削階級所影響給孩子的是剝削有理，是對新社會、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滿”。在他們看來，后天的影響雖然也會起作用，但因為外因最終還是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黑五類”的子女們是“自來黑”。

　　說起來，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可寒心的一幕。距離“人生而平等”思想的誕生已經有200年了，中國卻還盛行著“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謬論，真是“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常識已經遭到踐踏，那么誰來捍衛(wèi)常識呢？

　　二

　　遇羅克站了出來。但，憑一己之力“要向長期統(tǒng)治社會、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謬見挑戰(zhàn)，要讓千百萬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恢復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筆把謬見的傳播者逼到墻角”，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撐是不行的。在具體論述遇羅克是如何向謬見挑戰(zhàn)之前，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他的精神力量的來源。

　　在遙遠的古代，初民們?yōu)榱双@得足夠的生存資料，出于對自然神的崇拜，經常舉行一些祭禮活動來祭拜自然神，以此來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農業(yè)部落更是如此。為了表明自己的誠心，他們往往以某個或某些成員為中介建立部落與神之間的精神聯系。中介人往往由主祭人將其碎尸萬段，或撒遍部落的土地（帶來豐收），或為部落成員所分享（食用）。這樣，這些人就具有了雙重身份�！爸薪槿思仁谦I給神的祭品，又是神的模擬體……作為人與神的中介和模擬體的人犧成了給部落帶來幸福的特殊人物，其特殊性漸漸內化為人犧本人內在的英雄感和崇高感�！边@種人犧原型的英雄感和崇高感潛藏在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而且在歷史的演進中“常常以英雄原型的各種變化在各種歷史條件下表現出來”。在后世的各種各樣的杰出人物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人犧原型在各自的時空環(huán)境下的顯現�？涓浮⑶�、普羅米修斯、蘇格拉底、布魯諾等莫不如是。這里，我們可以歸納出人犧原型具有以下這樣的特征：1、對自己所認定的真理堅信不疑，“雖九死其尤未悔”（在遠古時代的初民那里，表現為有些人犧是自愿獻身的）；
2、有高度的自覺意識，自覺地承擔起謀求族類利益和人類幸福的神圣使命；
3、為了自己的使命，不怕忍受任何苦難，甚至愿意獻出自己的生命，并對此有著強烈的自豪感。在遇羅克的身上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這種人犧原型的顯現。他在《1967年總結》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血統(tǒng)論的橫行）是‘社會主義’時期一個奇怪的現象，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大膽抗議，強烈控訴，實在是時代的恥辱。我盡了歷史必然規(guī)律性所賦予我的義務，或者說由于主觀的努力，比別人先走了一步�！@些文章（指《出身論》及其發(fā)表在《中學文革報》上的十幾萬字的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翻映的估計有一百萬份以上，影響了不知多少人……我知道與強大的傳統(tǒng)勢力宣戰(zhàn)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但我準備迎著風浪前進……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顧，我就決不能寫出這樣的任何一篇來。從《出身論》一發(fā)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總之宗旨。我想，歷史會把我的這一段活動當注腳的，它是會估價我的功過的。……任何懲罰都是壓不倒那些為正義而斗爭的戰(zhàn)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犧牲。戰(zhàn)斗的甘與苦全部在這里�！�

　　這一段話是對人犧原型在遇羅克身上的顯現所作出的最好注解。它典型地體現了人犧原型所具有的特征。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建國后所推行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強化了他的英雄感和崇高感。

　　那么，遇羅克所自覺擔當的歷史使命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啟蒙�？梢哉f，啟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難以割舍的情結，也是他們對自我身份與地位的集體認定。知識分子具有較高的文化優(yōu)勢感和精神優(yōu)越感，總是覺得自己天生就有一種幫助大眾的責任與義務。啟蒙者事先提出了幾個先天性的假定和二元區(qū)分：錯/對，落后/進步，黑暗/光明，謊言/真實……在他們看來，前者要無條件地服從于后者，而他們則是指導者。啟蒙者的這種主動的身份自我認定并不是偶然的。它與人犧原型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前面說過，人犧是神靈與常人之間的中介。表面上看來，人犧是獻給神靈的，但實際上，人犧自我獻身的最終指向卻是為了大眾——給他們帶來幸福。在這個意義上，人犧只是神靈與大眾之間的一座橋梁。通過這樣一座橋梁，大眾從神靈那里得到對五谷豐登所作出的承諾。在啟蒙者那里，神靈被置換成了啟蒙者自身所堅信并準備為之獻身的真理。他們的人生意義就在于讓大眾通過他這座橋梁來獲取對真理的認識，從而對自身狀況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善。

　　中國的現代啟蒙運動產生于“五四”時期。對當時的先驅者來說，啟蒙包含兩個相反相成的含義：一是指出他們身上落后、蒙昧的一面，并進行批判；
一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為他們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這正如一位青年學者在一篇研究魯迅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啟蒙理性需要指出世界的病癥，并對這種病癥進行一種嚴密的邏輯分析，而且提出一種反省，認識病癥的確切所在和對付或療救病癥的可能�！濒斞傅犬敃r的啟蒙者正是通過批判來進行啟蒙的。建國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知識分子應當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以大眾的思想要求和審美愛好作為自己的工作目標等思想大大減弱了啟蒙的色彩。但“五四”啟蒙傳統(tǒng)卻一直并沒有中斷。從遇羅克的日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fā)現，他顯然受到“五四”的深刻影響。

　　人犧原型為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啟蒙情結的根深蒂固使遇羅克終于向“血統(tǒng)論”宣戰(zhàn)了。有的人犧之所以自愿走上祭臺，是因為他們切身感受到了族類的苦難。同樣，親身經歷和在社會上的所見所聞使遇羅克不能無動于衷，他必須對此作出回答。于是他開始了大量的閱讀。有意思的是，后來第一批開始反思“文革”的人幾乎都是從認真閱讀馬列原著開始的。遇羅克也同樣如此。短短的幾年中，他讀完了包括《哲學筆記》、《反杜林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馬列經典在內的一大批文、史、哲書籍，最后終于達到了博古通今的地步。前面指出，幾乎歷史上所有的思想家的身上都有人犧原型的影子。在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建、宣傳、發(fā)展過程中，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物的身上都可以見到這種精神。一些其他的思想家也莫不如是。而“后世杰出人物為了最大限度地表現自己的生命能量，最大限度地賦予自己的生命意義，常�！杂X地與崇高感和英雄感為內在特征的人犧原型趨近而重合�！边@種“趨近而重合”的具體表現就是對歷史上具有這一特征的人物表示認同，例如屈原在流放途中反反復復地吟頌伍子胥功高被殺，比干忠諫而死的故事，“即是在心理上漸漸趨向于他們的大義獻身，期望著自己早日與他們的光輝形象合一”。因此，長期的大量閱讀在這里就具有了兩個作用：一是擴充了遇羅克的知識面，使他具備了批判的武器；
一是促使他進一步地與人犧原型進行高度的情感認同。

　　對自身所認定的真理的堅信、對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的高度自覺、內在的為真理而獻身的自豪感使得遇羅克無所畏懼。隨后，他發(fā)表了以《出身論》為核心的一系列文章。他發(fā)現，過分注重家庭出身是將家庭影響神秘化的后果，而這正是把“幾千年來維持封建社會生存的血統(tǒng)觀念帶到了今天”，“封建的東西還有龐大的市場，還頑固地盤踞在一些人們的頭腦中”。因此他首先指出，社會影響大于家庭影響�！芭笥训淖聊ィI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以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tǒng)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薄敖o一個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會�！鼻懊嬲f過，“血統(tǒng)論”所得以建立的哲學基礎是內外因的辨證關系原理。然而由于知識水平的限制，老紅衛(wèi)兵們卻把內因與遺傳劃上了等號，而且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按照這樣的邏輯，老子的思想將會通過遺傳密碼完全移植到子女的身上。這種觀點顯然是荒謬的。遇羅克指出：“我們處在階級社會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作為外因，是同時存在的。盡管從總的方面來說，一個是強大的，一個是相對弱小的。但對于一個具體的人，情形又有異樣。他總有自己的選擇性。” “人是能夠選擇自己前進方向的�！庇隽_克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這是更符合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他看來，即使是出身與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也完全能夠在社會的影響下接受新的思想。其后，遇羅克找到了一個堅實的理論立足點，那就是：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這一點，是血統(tǒng)論者所無法駁倒的。為什么一個工人的兒子僅僅因為其家庭出身“紅”就有資格凌駕于本身即為工人的人之上呢？

　　然而，作為啟蒙，僅僅指出“血統(tǒng)論”理論上的荒謬之所在還是遠遠不夠的。作為一切只看出身的對立面，遇羅克并且開出了治療“血統(tǒng)論”的藥方——“重在表現”，而表現與出身關系甚小。表現是屬于后天的，是本人經過主觀選擇后所采取的行為，是人主觀能動性的表現。出身是先天的，本人并不能夠左右，那么，為什么要讓死的標準來控制活的人呢？當時有兩種論調，一種叫做“既看出身，也看表現”；
一種承認“黑五類”分子的子女和他們的家長不一樣，但是“他們不保險”。針對前一種論調，遇羅克一眼就看穿了它的實質——不過是“出身即成分論”的翻版。因為“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檔案，就完事大吉了�！幢憩F是何等麻煩，……再說，表現這種東西，對于某些人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準繩�！彼舐暭埠簦骸霸诒憩F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贬槍笠环N論調，他舉出了大量的事例，證明恰恰是很多出身好的人不保險。

　　關于遇羅克對“血統(tǒng)論”的批評和有關“出身”問題的看法，就不再征引了。因為坦率地說，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所說的實在只是一些常識，他實際上是在向大眾宣講常識。我更愿意把《出身論》等一系列的文章看成是啟蒙讀物。啟蒙的對象有兩種，一是“血統(tǒng)論”的提出者和支持者，一是當時屈服在“血統(tǒng)論”下的大眾。在那一系列文章中，他的思想核心可以一言以蔽之——“平等”，即為在專制制度下的賤民們爭取在就學、就業(yè)、個人發(fā)展、人格尊嚴、政治權利、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平等。應該承認，在盧梭那里，“人生而自由平等”只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先驗性的命題。但是這樣一個命題恰恰缺乏足夠的、讓人信服的證明。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人其實是生而不平等的。但是作為一種理念，特別實在政治權利上，就像上帝的存在無法得到證明卻必須為上帝保留一塊地盤那樣，它有著合理的存在價值——指引著人們向這一終極目標不斷地努力，以求靠近。

　　人犧是神靈和大眾之間的中介，而且其最終的服務目的也是指向大眾的，但是作為神靈的模擬體，他的神力來自于神靈。因此，其在力量的獲得上，他只需要對神靈負責，不需要對大眾負責。在啟蒙者那里，神靈被置換成了他所信奉的真理，而這些真理是他在長期的獨自探索中得到的。因此，在對真理的認定上，他只需要對自己負責。這樣，就形成了他的獨立人格。獨立人格在政治上“具體地說，即表現為不依附任何外在的精神權威，不依附于任何現實的政治勢力；
在真理的認同上具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并依據內心準則而自由行動；
在社會實踐生活中，積極地參與政治，成為改造社會的獨立批判力量”。如果說，在那個時代里，遇羅克所公開發(fā)表的文字不得不采用當時的流行話語的話（當然，人不能超越于時代，畢竟遇羅克只有二十幾歲，他不能不受“文革”的影響。我們無需過度地拔高他），那么在他的日記中，他卻寫下了一些“異類”的話。例如，他指出不能在斯大林的理論面前頂禮膜拜，指出今天“過分強調主觀因素，忽視物質條件與既成事實，治國者手忙腳亂，被治者日以繼夜，但成績卻不理想”，批評陳伯達，批評政治對文藝的過分干涉，如此等等，都是那個時代的寶貴思想遺產。

　　他同樣也不需要對大眾負責。對遇羅克來說，內心深處從“五四”繼承而來的啟蒙精神使他自覺地對大眾進行批判，這在客觀上也使他不再對民眾盲目相信。事實上，當一個知識分子主動地把自己放在啟蒙者的地位上的時候，無論是承認還是不承認，他很難再對大眾保持一種平等的對待。于是我們在他的殘留的幾十篇日記中讀到了這樣的話：“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都是‘工農兵發(fā)言’，發(fā)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么，這些‘工農兵的發(fā)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薄盀槭裁慈罕姟濉饋恚磕鞘欠e了多年的怨氣，這次導而發(fā)之�！薄盁崆閹в袠O大的盲動性……”

　　后來的事實證明，對民眾力量的過分崇拜，正是“文革”爆發(f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這一點來說，遇羅克不愧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先知先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比別人先走了一步�！�

　　三

　　“血統(tǒng)論”并沒有橫行太久，那副對聯很快就被官方判處了死刑。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有形的對聯一時消失了，但正如�？滤赋龅脑诼轱L病院被閑置后，依附于麻風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風病人的意義等依然存在那樣，困擾著中國人的出身問題卻并沒有得到解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個勇敢的站出來同血統(tǒng)論進行斗爭的遇羅克卻付出了代價——被判處死刑，然后倒在十萬人的歡呼聲和幾億人的沉默中，罪名是捏造的——“陰謀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這里面的是是非非，已不屬于本文所要探討的了。

　　在徐友漁先生看來，烈士和思想家是最能給同時代人造成巨大影響的人，而“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任者寥若晨星，他們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發(fā)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輝映，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座豐碑”。遇羅克終于走上了祭臺，不過不是獻給真理，而是獻給了常識。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謊言、蒙昧時代，他堅決地捍衛(wèi)了常識，從而完成了獻祭過程，與人犧原型和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形象上光榮合一。

　　他的早死，使我們不能看到他的更精彩的思想，這不僅是他本人的悲劇，而且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無道。瘋狂的年代容不下一個清醒的思考者，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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