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數》，流布很廣，文章標題似乎已概念化，具備了某種社會學意義。我一直琢磨著一個問題，經濟學意義上的；
可我又不懂經濟，不知該怎么表達；
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這個問題用“被平均的大多數”以概括之。

　　我說自己不懂經濟，原話是想說自己不是經濟學家；
但怕經濟學家說我不自量，便改口說自己不懂經濟。經濟學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認為當經濟學家，首先只怕數學要好，而我在小學時代數學是吃過零分的。我說自己不懂經濟，總不至于招來攻訐吧？不懂在中國多少還算是美德：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是為知之。

　　繞口令似的鬧了半天，我還沒有說出自己琢磨的是個什么問題。不是故弄玄虛，而是我有些膽怯。這牽涉到命題或定義，又是我不能面對的難事兒。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數”呢？我不善于用學理性語言來抽象出某種概念，只好用文學性語言來形象地描述。比方說，當我們說中國人均綠化面積達到了多少時，東南部的中國人在蔥蘢的樹蔭下愜意地納涼，西北部的中國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艱難地生存。假如決策者滿意了這樣的平均數，覺得中國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綠化工作不要搞了，要騰出手來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國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數”，因為從版圖上看，中國植被惡劣的地方遠遠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謂“被平均的大多數”，只是為了表述起來不至于太拗口；
其實要使概念周延些，還應加上些修飾：“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損害的大多數”。我前面舉出綠化的例子，僅僅只是為了描述概念時不流于干巴。事實上，中國的大多數人，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收入、存款、住房、汽車、糧食等等，都被各種公報、統計、講話、學術文章平均著。大多數人被平均了，他們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離小康社會不遠了，就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了。誰敢說出苦來，退回去二十年，罪為訴社會主義苦；
現在說是可以說，說了也白說。也許平均的概念，在經濟學上有大義存焉，但對于被平均的大多數，毫無意義。倘若有意義，我們何不跳出狹隘的愛國主義圈子，進入國際主義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我們就可以把比爾.蓋茨的財富也拿來平均，我們不更幸福了？有資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財產加起來，幾乎等于全球五十億窮人年收入總和的一半。這五十億窮人，中國占多少？我沒法弄清楚。我可以斷定的是把這些富人的財富都拿來平均，中國人均財富必然高出一大節(jié)。如此如此，中國的大多數更幸福了。

　　中國農民應是被平均的大多數中的大多數。中國權威的理論家、政治家都指出，農民身上的致命弱點就是平均主義。我不知道這種說法的理論源泉在哪里，卻可以明確地正告這類人：他們在胡說八道！農民們的很多訴求，其實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與公正，卻被扣上平均主義的帽子，翻身不得。我們這個社會幾乎形成一種惡俗而市儈的思維定勢：但凡說到農民，就貶之以農民意識，具體來說就是平均主義。無非是農民貧窮，而窮人往往是說不起話的。他們同時又是王小波所謂沉默的大多數。農民如果動動腦筋，肯定憤憤不平：指責他們平均主義的人，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們描繪海市蜃樓的人。如此對待農民，幾乎有些陰險了。近些年，不料先進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農民同樣的命運，他們嫌自己工資低了，而企業(yè)老板動輒席卷國有資產，便告狀、檢舉、上訪，因此也成了可恥的平均主義者。

　　誰說社會財富沒有增加，肯定是造謠；
誰說被平均的大多數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謊。大多數人并沒有因為財富被平均了，他們就擁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財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階級敵人不算，中國人只有兩類：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據說階級敵人在總體上已被消滅了，中國人就只有純粹的兩類了：大多數人和代表大多數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數的人發(fā)明的，人民或大多數人就只有無所適從的份兒。某人民去官府辦事，遇著代表人民的人態(tài)度不好，便質問：你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嗎？代表人民的人便會義正辭嚴：難道你個人就是人民嗎？這位人民只好認輸：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這樣的邏輯：代表人民的人只為代表人民的人服務。這種時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體的。需要人民的時候，人民就具體了。當是時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動員全體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云云。

　　有個最虛偽的禮儀，全球通行的國際慣例：為某某干杯！酒都進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關系呢？假如某某在場，畢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見這么多人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很多時候某某并不在場或者已經作古，人們卻舉酒為他干杯。舉杯的人酒足飯飽，同某某是沒有半點關系的。

　　2003年12月10日于長沙

　　 <給農民以憲法關懷>,張英洪著.長征出版社2003年12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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