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首先對中國文學進行研究的是法國傳教士，其中比較著名的是H..VanBoven Jean Monsherleet(明興禮)等。

　　H.VanBoven曾寫了一部書《新文學運動史》，它是一部比較大規(guī)模的著作，把從1898年起的整個新文化運動介紹給讀者，全書一共有15章，其中有8章都是介紹文學社團的，如創(chuàng)造社，新月社。他只用了一章的篇幅來介紹作家，那就是魯迅。其它的傳教士也有各種各樣的關于中國文學史的著作。這些傳教士的著作給我們后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傳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中國當時的評論家，并且傳教士的立場不是學者的立場，他們把中國文學史看作中國民族精神的歷史，希望能給他們提供一些線索，實現(xiàn)他們的文化任務，可以說他們在文學方面上的研究是有戰(zhàn)略目標的。

　　傳教士在研究現(xiàn)代文學史時，更著重從政治、社會、宗教、道德方面來看文學。他們強調文學的政治意義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跟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有關。他們特別注重政治趨勢，并且把作家按照政治立場劃分為各個內型。從社會角度來看，傳教士把文學看作是改造社會的工具，他們反對唯美主義，認為唯美主義導致空洞主義。Van Boven批評新月派的貴族氣，說他們沒有了解到文學的社會功能，從這一點出發(fā)，他們大多也都堅持現(xiàn)實主義，他們對不符和現(xiàn)實的作品大加批判。他們認為沈從文的描寫太離奇，太膚淺了一點，他對半原始民族的描寫過于荒謬。他們也不重視通俗文學。

　　而從道德，宗教上來看，傳教士的倫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的批評家吻合，他們贊成健康的文學，不贊成性描寫，反對創(chuàng)造社的頹廢描寫，如反對郁達夫的作品，他們關心最多的是中國人民對宗教的態(tài)度，再他們看來大部分作家只有社會意識，但是卻沒有宗教覺悟。他們認為沒有宗教意識容易把作品導入空洞，這也正是他們把蘇雪林評價得極高的原因。他們認為只有找到真道，作家才能有出路，否則會在黑暗的道路上一直摸索下去。Boven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只有基督教才能驅散籠罩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迷霧”。

　　傳教士同樣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們認為五四運動為共產主義鋪平了道路。傳教士在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上有比較多的貢獻，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關于對創(chuàng)造社的研究和對新傳統(tǒng)主義的研究。同樣他們在翻譯方面的貢獻也比較大，傳教士特別注意現(xiàn)代中國的翻譯活動。

　　我們再來看50到70年代法國對中國文學的研究。50年代以后法國沒有出現(xiàn)過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通史的著作。法國漢學有一個厚古薄今的傳統(tǒng)，這也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比較落后的原因之一。60年代末，法國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評述接近了中國評論家的觀點，他們贊成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的前進的。但是他們所提到的作者還僅僅局限與魯迅、胡適、郭沫若、茅盾、郁達夫、巴金、老舍，象沈從文這些很優(yōu)秀的作家卻根本提不到，這也和我們現(xiàn)在的認識是有些不同的。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茅派在法國漢學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此時的研究完全被政治化了，被大量翻譯的也是浩然等作家的作品和工農兵詩人的詩歌。當時的研究被深深烙上了政治的烙印。

　　從目前的狀況來看，80、90年代是一個復興的年代。這時法國學者對政治沒有了興趣，他們渴望的是一些新鮮的東西。馬列批評的錯誤使他們完全放棄了從前的理論。在大陸學者開始調整自己的目光來重新審視現(xiàn)代文學時，法國的學者而不再重視過去的作品，他們轉向關注80、90年代的現(xiàn)象，因此我覺得對中國學者的理論的介紹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們法國研究者不要忘了20、30年代的文學現(xiàn)象。在這個時候法國學者對現(xiàn)當代文學的兩個方面感到有興趣，一是鄉(xiāng)土文學，一是新文學的現(xiàn)代主義傾向。

　　最后我要談談我對中國文學現(xiàn)狀的一些看法。當前文學面對著三種危機，一是作家身份的危機，當前的一些作家開始拒絕五四時代的作家嚴肅性的形象，有一種自我踐踏的傾向，并且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懷疑知識分子的地位。二是審美的危機，當前的一些作品總是表現(xiàn)了極其丑陋的東西，事實上作家的目的就是發(fā)掘美，表現(xiàn)美。如果只表現(xiàn)丑的東西，作家就失去了他們的真正意義。三是現(xiàn)實主義的危機，作家總是力圖擺脫現(xiàn)實主義的控制，但是他們的一些新的探索又總是不太成功。他們把現(xiàn)實和荒誕的東西混合在一起，如賈平凹的《土門》，其結果是一種不倫不類的作品大量產生，使讀者難以置信。其實現(xiàn)實和超現(xiàn)實的關系是不太容易處理的。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當代作家余華是做的非常好的。他和現(xiàn)實保持了距離，用的方法也全是超現(xiàn)實的，如《現(xiàn)實一種》，但是他的作品卻如實的反映了人生、社會的一個方面，如個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以及現(xiàn)實中的暴力問題。

　　最后，我希望中國的當代文學能夠克服我上面所說到的這些危機，那么將有比30年代更燦爛的前途。

　　主講人簡介：

　　何璧玉，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教授。

　　上圖為：法國傳教士的合影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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