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1年12月5日（周三）晚上7：00－9：00

　　地點：三教107

　　主講人：韓敏中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

　　主辦單位：國際關系學院團委

　　講座內容：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叫做文化性思維。國際關系學院的同學找我來作講座的時候說，要讓全校了解我們，也讓我們了解別人在干什么，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好。因為最近一兩年我個人的思想也在起變化，坦白的說，一兩年前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搞英文的，所以比較傲，現(xiàn)在我慢慢地改變了這種想法，我很想了解其他的語種在干什么。這種變化是和我本人的工作分不開的，我在編寫一些本科生的英語教材，另外我還翻譯了一本書，是英國的一個叫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作家寫的。

　　阿諾德死了已經有100多年了，他寫了很多書，有很多散文、詩歌等，在我們北大圖書館的書庫里就有很多。這個人曾經對英美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70年代末以來這種影響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這和美國現(xiàn)在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視角、少數(shù)族夷、種族膚色及他們的性別傾向等有很大的關系。美國現(xiàn)在說gender的時候已經不光是指生物學意義上單個的男人和女人，它已經有比較廣泛的社會性別含義；
人們談sexuality的時候可能講的是人對性的不同傾向，大家較能接受的是異性戀，自戀、同性戀或者雙性戀則被灌輸了很多政治和文化的意義。在美國人改變看法的過程中，阿諾德無形中就成了更新派、更激進思想的靶子。用毛主席的一句話，“言必稱希臘”來形容阿諾德一點也不過分，他追求的是普遍主義，而普遍主義往往會淪為某些集團的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是遭受到了一些批評。但是最近我了解到最基本的調子還是學術性的，亂打靶子的畢竟是少數(shù)人。

　　國際關系學院的袁明教授以前是我的同學，新成立的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常務副院長龔文祥老師也是我的同班同學。聽說在我們國家入世談判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現(xiàn)任外貿部副部長的龍永圖先生本科讀的也是貴州大學的英語系。這種事情在國外并不希奇，因為他們要求一個比較好的本科教育，進研究院的時候可以選擇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但在我們國家，外語主要是作為一種工具，所以才會覺得奇怪。

　　說到美國人的教育，我想我們可以從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計劃（the core curriculum program）開始說起。英美的大學本科一年級一般都沒有系的概念，是不分門類的，只要你中學的考試過了某個分數(shù)線，有比較好的推薦信（recommendations），就可以申請像哈佛這樣的好學校，大概到了二、三年級的時候才稍微有些分科的概念。這是因為所謂的“University”是有一定規(guī)矩的，所有的freshman都有一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每年都會有一些變化，但是我想它的原理應該是不變的。

　　下面我來給大家念一念介紹“核心課程”的一段文字：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the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設立核心課程是要使每一個哈佛的畢業(yè)生不僅在專門的學術系科中受到訓練�！边@里的“訓練”用的是“train”，而且放在“as well as”的后面。熟悉英語的人都知道，“as well as”和“not only…but also”正好是反過來的，它后面往往是不太重要的東西，或者是大家已經明白的東西。進大學要受到某種專門的系科訓練，學生們對此都有心理準備，但“核心課程”要求不光是要有自己的專業(yè)，有一技之長是理所當然的，學生也要受到一種“廣博的教育”。這里“廣博的教育”用的是“broadly educated”，也就是說哈佛專門的系科訓練看作是為今后職業(yè)做準備的一種“training”，而把大學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種“education”。這個觀點實際上就是19世紀時各國整理希臘的教育思想，以適應工業(yè)革命之后的現(xiàn)代科學社會的時候提出的很強烈的一個理念，就是把教育分成“education”和“training”這兩個層次。學生不僅要在專業(yè)上受到訓練，而且應該受到一種廣博的教育。

　　接著是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very educated, man and woman.

　　核心課程認為，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是要讓學生既受到廣博教育也受到專門的訓練，學生需要一定的指導�，F(xiàn)在美國一般的大學都是由學生說了算，他們想要讀什么課學校就給他們讀什么，老師完全放棄了責任。而哈佛大學的立場則不同，它的立場是：教員、至少是一部分辦學的人有責任給學生提供指導，教授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學生去獲得作為受教育標志的那種知識、思辨能力和思維習慣。也就是說學生不光需要良好的計算機（computer science）方面的技術、高深的物力知識或者是國際政治中巧妙的談判手腕，還要有方法論等方面的訓練。

　　第二段講的是核心課程和一般的通時教育計劃不同，“通時教育”就是“general education ”。這在中國非�；靵y，我看到北大教務部也把這兩段話掛在網上，然后他們拿“core curriculum program”來比賦北京大學現(xiàn)在的公選課和通選課，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上的誤區(qū)，認為哈佛大學有核心課程，我們北大也有。實際上，北大的公選課和通選課頂多算是哈佛的通時教育，因為我自己也開過這種課程，一般同學都不看有關方面的書，上課的時候也無法形成討論。大家對公選課的期望（expectation）就是認為它的分數(shù)比較好拿，只要上課聽講就很尊重老師了，刷一半的課也是可能的，到考試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有很多同學我都不認識，所以說很難控制。

　　而哈佛大學的課程則不同。往往有幾百個人上一門課，如果說上一門關于“城市與文學”（the citizen and literature）的課，老師至少要求你讀五、六本以上很厚的書。這些書很可能都是外國人寫的，比如說康德的書，薩特的書，而且對所有的freshman，不管將來你要學地質還是哲學，都有這樣的要求。要有相當大的閱讀量，作papers的時候也有很多規(guī)矩，助教們都具有很非凡的查抄襲能力，想馬虎了事是不行的。

　　核心課程與一般的通時教育計劃不同，它并不是以掌握一套偉大的著作、消化指定數(shù)量的信息或是某些實習的知識來確定制施的廣度。而是在教師認為對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領域內尋求讓學生了解獲取知識的方法和途徑，其目的是讓學生看到在這些領域內有何種類型的知識以及何種探索知識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獲得、如何運用，它們的價值又何在。也就是說本科一年級的課程就要求知識的根底，各專業(yè)最有名望的教授一下子就把你推到了學科的前沿，讓你來規(guī)劃自己所要學的東西，并且還得有所進展。所以哈佛大學存在的意義是它可能會出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現(xiàn)在不被認可的人，因為他們太前沿了，但是將來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會有很多突破（breakthroughs）。這是哈佛大學的目標，我覺得不可能每個大學都能作到這一點，但是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國內一流的大學，就必須要有這樣的目標。豎立一個很高的標準，其他的同學也會跟著這個標準，這樣出人才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核心課程計劃當中的各個領域或者分支的課程是等值的（of the same value），等值的意思就是每個課的主題內容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在強調某種具體的思想方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不管上什么課，你要得到的都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大學層次的教育，能讓你大開眼界的教育。

　　哈佛課程中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領域主要有六大門類：第一就是外國文化，其中有國別的或者是地區(qū)的文明、宗教、神話、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社會變遷等等，其中還分用英語和外語上課閱讀的三種課程。比如說美國有很多人研究西班牙、拉美的有關問題，一般是用英語上課，層次高一點的同學則用阿拉伯語或者西班牙語上課。第二是歷史研究。我們知道文史哲在北京大學可以說是看家的本領，但現(xiàn)在也面臨著困難，學生厭學，都覺得考到這些系比較倒霉，在1978年的時候可不是這樣。二十年前，錢理群這一波人進大學的時候是從1700多個人里挑了10個，現(xiàn)在情況卻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哈佛大學的歷史研究包括分國別、地區(qū)或者國際性的研究，其中包括“醫(yī)學與社會”這樣的話題，比方說在“美國的醫(yī)療與社會”（medicine and society in America）這一課程中，你會學到“experien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to broad culture and political contexts”。

　　我們可能不太容易將醫(yī)學這類東西和政治掛鉤，但是美國人認為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它們是有關系的。舉個例子來說，對于哪些人是正常人，哪些人算是有病的人，這個問題就很難用純粹的醫(yī)學事實（scientific fact）來判斷，很多東西是跟政治、跟社會相關聯(lián)的，比如肯定是想造反的人、少數(shù)族夷，還有過去的女人，這一類人更容易被判斷為精神上有疾病。再比如說“hysterical”（歇斯底里）這個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要大喊大叫、口吐白沫等等，如果我問，男人和女人誰犯這毛病的幾率比較高，肯定每個人都會回答說，“是女人！”那么這個回答背后僅是純粹的醫(yī)學事實，還是有很多的定見在里頭。所以說美國歷史研究方面包括很多話題，這本身就說明各學科之間有相當?shù)年P聯(lián)。

　　第三點是文學藝術，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第四點叫做“moral reasoning”（道德權衡），中國也很重視道德倫理，但是我們現(xiàn)在處在比較缺乏道德關懷的階段，近幾年美國人在宗教上的道德理念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五點就是科學（science），分成兩類，一類就是我們所說的“硬性科學”，即以數(shù)學為基礎的一些學科，另一類就是二十世紀逐漸確立自己地位的生命科學（life science）。最后還有一類，就是社會分析。

　　在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北京大學，很多的老師認為外語系的同學僅僅是外語練的比較好，而“核心課程”計劃認為，不管是什么專業(yè)的學生都應該受到一個廣博的教育。

　　現(xiàn)在大學的英語教學都是精讀、泛讀和聽力，我認為有些不合時宜，很多人都覺得這種上法使學生上大學后英語水平急劇下降。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西南聯(lián)大時期我們的英語教學就不是上精讀和泛讀，而是讀英美國家大學英語系讀的東西，可是那時侯收效要比現(xiàn)在好。即使現(xiàn)在，我們國家的非大陸地區(qū)也是提倡閱讀跟外國大學同等水平的材料。若干年后，等我們的師資自己從本科到博士都受到了專業(yè)而系統(tǒng)的訓練的時候，我們有可能把這種精、泛讀的教學方法糾正一下，但當前條件還不太成熟。

　　同時我也要說明，劃分成精讀和泛讀的規(guī)定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現(xiàn)象，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49年以后中國的海岸等全都被封鎖起來了，美國對共產主義有很大的敵意，我們就不得不跟蘇聯(lián)訂立同盟條約，俄語受到了重視，而英語則被落下了，這跟社會、文化、思想、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等都有密切的關系。當時我們引進了蘇聯(lián)人學外語的教學方法，最典型的可能就是現(xiàn)在的“許國璋英語”里頭的“復用”等用法。英美人的原著當然也不讓讀了，所以說從60年代開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英美文學中特別優(yōu)秀的東西我們是讀不到的，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必須讀有關無產階級的東西，后來干脆就讀《國際共產主義25點建議》、九評等，就是中國要和蘇聯(lián)分道揚鑣的時候我們對于蘇修的批判，中央編譯局把它翻譯成很正確的英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英文很單薄，因為它句型太少，不利于英語學習，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民族主義，那時候我們必須讀。即使在當今這種開放的環(huán)境下，由于教員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定向思維，我們還是很難從精讀、泛讀的框架中脫離除出來。

　　今天我為什么要提出文化性思維這個題目呢？文化性思維主要是針對長期以來政治性思維在我們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現(xiàn)象提出的。我總覺得我們對一般事件的解釋都是政治性的，而沒有進一步去了解真正的原因，不管是中美撞機事件，還是臺灣問題都是如此。實際上，很多事情在某種時候可能會跟政治有關系，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并不完全是政治。如果我們所有的思想方式都變成單純的政治性思維，那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育就不可能起到所謂“broadly educating young people”的作用。

　　舉例來說，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信剛校長前不久到北大來開會，會上我跟他談過話。我了解到城市大學的前身是理工科性質的，張校長本人也是學生物的。他就問我，如果到街上去作一個調查，問問一般的社會人群眼中的現(xiàn)代化是什么，回答將是怎樣的。我想我們一般理解的現(xiàn)代化總是跟物質發(fā)展的水平、人民生活等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他認為，如果到香港去問，大部分香港人會回答說在管理上更加有效、透明。換在大陸，人們可能會說要貪官少一點，腐敗少一點，其實這是一個太低的標準，即使所有的官員都是清官，但是政府很無效、低能，這個政府也不好。

　　當時咱們北大的一位老師就回答說，前幾年我們可能會提出很多物質的東西，但現(xiàn)在我們還會說，“我們要好的空氣，我們要綠地�！边@已經比過去說的“我們要糧食”好多了�，F(xiàn)在，在一些偏遠地區(qū)，可能還會有很多人把能夠吃飽飯、穿暖衣作為一個標準，但是在大多數(shù)大城市里人們更多的是關心交通擁擠、生活環(huán)境太差這些事情。張信剛就問，“為什么我們中國人的回答總是有形的東西呢？為什么我們不要求心靈的自由，對美、對音樂的享受？”因為張校長曾經留學加拿大，并且經常在法國作研究，就很能體會到外國的那種文化性思維，特別是法國人的高雅文化。張信剛本人也是在各方面都曾涉獵，他除了當校長，還是董建華文化委員會的一分子。張校長每年都會從學校經費里拿出2％－3％用于發(fā)展人文，把城市大學辦的很有起色，他還和我們討論了怎樣才能使希望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中國人不僅在物質上得到滿足，同時獲得一種心靈上的自由，一種解放，讓我很受鼓舞。我想在中國并不是大家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而是社會的整個導向如此。

　　蔡元培先生曾經兩次留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他在法國，日本他也去過，所以德文、法文、日文和世界語他都懂，并且翻譯過、寫過很多作品。他是在社會風氣非常腐敗的情況下?lián)瘟司⿴煷髮W堂的校長，受益于上任后他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北大才可能有今天的聲譽，否則大概早就難以維持了。蔡校長的改造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洪堡當年辦柏林大學的模式，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現(xiàn)代型大學，凡是能被稱為“University”的，多多少少都含有洪堡的辦學模式，也就是德國的研究型大學。這種大學要求學生都作“disinterested research”，即“脫離實利的研究”，就是指不涉及利益，不是對利益漠不關心，而是說要比較客觀地分析事物、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學問態(tài)度。

　　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時受康德哲學，特別是美學的影響很深，康德的美學強調要脫離實利。西方美學史認為，如果能看著維納斯的裸體像而不產生邪惡的欲念，反而覺得她很美的話，你就產生了一種審美的情緒。受康德等人的影響，蔡元培的思想也十分開放，到了北大后，他提出了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把美學提到跟其它學科相提并論的地步。教育方針上，他提出五項要求：第一項是軍國民教育，就是要鍛煉身體、強健體魄；
第二是實利教育，就是要求各種科學知識都應該能夠運用于實際生活中；
第三項是道德教育。這三項跟現(xiàn)在的“德、智、體”全面發(fā)展有很大的相似點。蔡先生認為這些東西都是隸屬于政治的，要為國家和社稷服務。后兩點分別是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教育，這兩點是超乎政治而新提出的。他認為學生的主業(yè)應該是作高深學問，而不應該把學校的事務和街頭的事情混為一談，但同時他又提出所謂的世界觀教育，即要求學生要走出國門，放眼世界。

　　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讀到這些東西仍然覺得很合時宜，中國現(xiàn)在就是要加入WTO，要舉辦奧運會，這都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表現(xiàn)，都要求世界觀教育，不能用很狹隘的民族主義來看待這些問題，而必須用某種超越現(xiàn)行政治范疇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它們。蔡元培認為，教育最終的目的是世界觀教育，以達到“對實體世界的追求”，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只有進行美育教育，這也體現(xiàn)了他留學德國是所受的影響。這種提法應該算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很大的革新，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社會追求實利的風氣很盛行，他的教育思想很難為大眾所接受，即使提倡改革的教育家也不太贊同。

　　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逐漸了解到自己很落后，因此就很著急，要趕緊改革，于是就積極地引進西方的科學、民主，而沒有看到他們的民主科學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底蘊及社會背景�，F(xiàn)在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培養(yǎng)文化底蘊是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的任務。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很多情況，我們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要理清其背后可能會有的及其錯綜復雜的本質，需要豐富的社會、歷史經驗，需要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才能得出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結論。

　　西方有一個叫John Henry Newman的人，他后來被羅馬教廷封為紅衣主教，是英國19世紀宗教斗爭時代的一個教父。他任愛爾蘭某大學校長的時候曾經作過一個演講，題目叫“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很值得一提，就是他提倡“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own say”，就是“純粹知識”。蔡元培也反復強調這一點，就是得有少數(shù)人專門來作純粹的學問，這個責任理所當然要由我們北大這種學校來承擔了。

　　我前不久剛剛翻譯了阿諾德寫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一書。阿諾德這個人的經歷很豐富，他提出了很多東西，比方說他把資產階級叫“菲利士坦人”（Philistines）�！妒ソ洝防镱^有一個故事，講有一個叫森孫的力大無比的人，當時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菲陜靡特族是他的敵人。他們?yōu)榱藢Ω渡瓕O，就對他使了美人計，結果“英雄難過美人關”，森孫上當了，他被敵人整的很慘，變得軟弱無力，而且也眼睛瞎了。但是最后他作出了一個非常英勇的壯舉，在Philistines慶功的時候，他使出所有的力氣把柱子拔倒了、和敵人同歸于盡了。后來Philistines就逐漸演變成了對那種只知道賺錢、頭腦狹隘、追求實利，而不懂欣賞音樂和藝術的人的形容詞，它也曾經被用來形容英國最熱衷于工業(yè)革命和自由貿易的那一批中產階級。

　　有趣的是，阿諾德本人也是個自由黨，他從自己的陣營中沖出來反對那些整天只知道向人民吹噓自己政績的議員。他認為這種作法把手段當成目的，政績、宗教都只是手段，其目的無非是“自由的思想”，這個目的也正好是古希臘所一直追求、并且后來被西方奉為正宗的目標�！白杂傻乃枷搿辈⒉皇亲杂芍髁x，阿諾德批判英國人的自由觀，認為他們把自由當成了一切，其實自由只是達到某種境界——人類完美的一種手段。人類的完美就是人的各種能力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并且這種發(fā)展應該是均衡而和諧的，以人類自身的完美為唯一正宗目標。在民主的體制下，還要讓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社會成果。

　　人們對阿諾德的評價也很有意思。19世紀的時候對他罵的很厲害，可是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就是在罵聲中逐漸得到的大家的認可，并且在英美的大學被奉為“正宗”。他代表著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永遠對社會采取一種審視的態(tài)度，總對世人敲警鐘，而且他們的言論是公開的和負責任的。

　　現(xiàn)在中國的教員總會想，我如果有錢的話，就可以買房子、買汽車，這些物質的東西都可以計算出來，卻很少有人會捫心自問，我的心靈是自由了，還是受到束縛的，很少有人有這種思想習慣，覺得心靈不自由也是一種欠缺。實際上這一百多年來我們都不大這樣想，我們幾乎不會自覺地檢查自己是不是在道德方面有所缺失、在禮儀方面有待加強，或者說自己在修養(yǎng)上比別人差了一點。也許我們的古人是這樣做的，他們“日省三次”，經常自省自己的行為和言論是不是符合標準，但現(xiàn)在我們已經喪失了這個習慣（We have lost the habit of thinking this way）。在中學時期我們少讀了很多中國傳統(tǒng)的優(yōu)秀的東西，但我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很貧乏，更不會有人像張信剛先生說的那樣，把藝術修養(yǎng)的進步當作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標準。

　　如果對比上面我所說到的幾個人的思想，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言論的理論依據都是相通的，其源頭都是古希臘人所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先生的文化功底很好，他經常跟學生們講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我覺得這就比較符合哈佛大學所提倡的每一個受到教育的男女都應該“broadly educated”這一原則。因為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種相對客觀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態(tài)度、對社會高度負責任的發(fā)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礪。這曾經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它可能沒有被很好地奉行，而正因為這樣，它才能像阿諾德所說的“human perfection”一樣，成為我們的理想。

　　Newman認為，讀文科當然需要很多專業(yè)內部的訓練，但是更應該看到各科之間的聯(lián)系，不管是歷史，還是哲學專業(yè)的學生，都要重視學科間的溝通與交流并盡量在二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均衡的發(fā)展。這是作為對一般的智力訓練（intellectual training）的要求而言的，

　　但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將來作general work也能干好，無論是領導一個企業(yè)或者政府部門，因為實際上你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能力。老師教的具體知識不久就會被忘卻，但是經過訓練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我們應該爭取這樣的水平訓練，作學生的應該有這種自覺，希望北大的老師也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樣我們肯定會取得一定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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