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觀點：1、在學者和官方眼中，存在著三種分別基于發(fā)展概念、穩(wěn)定概念和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
2、現(xiàn)有的三農解決方案，均表現(xiàn)為每一個具體措施面對數(shù)不清的具體困難，無法推行，因而必須尋求全盤解決的方案；
3、應該從捆綁起來的三農問題中剝離出農業(yè)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4、農村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農民問題相當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5、農民民權運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改革戶口管制，而是要實現(xiàn)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6、農民平權已經具有現(xiàn)實的可能性，并將有益于城市的發(fā)展和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

　　一、學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學界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有學究式的探討、有實證性的研究、有情緒化的吶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較罕見的是，不論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仗義執(zhí)言的，還是站在當局立場上忠言極諫的，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危險性的認識，學者們表現(xiàn)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紀末的最后幾年，即使是一直為農村政策和農業(yè)形勢唱頌歌的人，也加入了三農問題的大合唱。這與他們在政治體制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明顯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農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學者。梁先生一句“農民處于九天之下”的大實話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當眾斥責這位毫無惡意的學者：“你以為你比楊貴妃還美？其實你比臭大便還要臭，你臭不可聞！”梁先生從此厄運連連，沒有救出農民，連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受此驚嚇，只好把表述農民問題的專利權交還給黨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氣表達對農民和農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時代，執(zhí)政當局正陶醉于“八億農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絕妙感受之中，梁面對一個把自己當作農民再生恩人的政黨，面對一個與“朕本農民”的朱元璋一樣自封為農民問題專家的中共領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誠無二，他卻忘記了“圣主之下絕無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論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確的思想只能由領袖親自來發(fā)布，錯誤的政策也只能由領袖親自去糾正。

　　曾經備受摧殘的知識分子階層表現(xiàn)出遲到的正義和良知，對農民之窮、農村之苦、農業(yè)之險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溫鐵軍、秦暉、何清漣、黨國英、胡鞍鋼、張英紅、曹錦清、于建嶸等人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深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梁漱溟先生。不僅如此，以李昌平、桂曉琦、熊國劍、馬銀錄為代表的一些官員身份的準學者，也勇敢地站出來“向總理說實話”、“向農民道歉”，雖然最后一個個從官場上悲情出走，卻贏得全社會的由衷贊賞。但學者終究只能說說而已，憂其民也好、憂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罷、警世危言也罷、泣血陳情也罷，無非盡一點匹夫之責。

　　誠然，三農問題絕非是學者們“發(fā)現(xiàn)”出來的。那些在信訪辦門前下跪的人、趕著黃牛進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爺”的人、被“雞頭”組織起來賣身致富的人、扛著鋤頭打砸鄉(xiāng)政府的人，其實他們一直在用另一種語言，向人們敘說同一個問題。他們不懂得“絕大多數(shù)與極少數(shù)”、“主流與支流”、“暫時陣痛與長遠利益”、“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的官方辯證法，他們也不懂得產權界定、結構調整、產業(yè)升級、國民待遇的學術語言，然而，在中國，常識往往比學理還難得一聞，農民的故事并不亞于學者的宏論。

　　直到共和國的總理也用“橫征暴斂”、“民怨沸騰”、“官逼民反”來形容農村的狀況，并因為沒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良策而“頭痛”的時候，三農問題終成鐵案，諱疾忌醫(yī)者們也很難再推翻總理的判斷。但是，盡管總理頭痛不止，也還是有口頭上承認但行動上不承認三農問題的人們。各省的高官要員雖然三個代表、執(zhí)政為民照講不誤，但他們的行蹤卻永遠偏愛發(fā)達的異國他鄉(xiāng)和先進的沿海城市，很難走到代表落后生產力的窮鄉(xiāng)僻野去體驗三農情懷。那些親自執(zhí)行“三鐵政策”（鐵面孔、鐵心腸、鐵手段）的幾千萬基層官員更遲遲不能認同三農問題，他們認定農民除了太懶、太笨、太刁以外并沒有其它的問題。豈止越級上訪的農民要抓要關，編印減負手冊、張貼國務院文件的人都能成為動亂分子。所以，實屬無奈的中央，只能頒布沒人情愿落實的“好政策”，“歪嘴和尚”們仍然執(zhí)行“以惡法對刁民、用重典治亂世”的既定方針，因此農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負擔愈減愈重。

　　三農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三鐵政策”的執(zhí)行者們并不需要本文來給他們提神醒腦。本文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shù)幾許、鄉(xiāng)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民工繳納進城費幾許等數(shù)據(jù)，也實無必要再列舉欠費農民如何被虐、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xiāng)農民如何受欺、無告農民如何反抗的實例。溫鐵軍、李昌平、馬銀錄的著述，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我看來，朝野各方的認識中有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三種概念上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發(fā)展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穩(wěn)定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如果說人們對三農問題存在與否已經形成共識的話，那么，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大異其趣的。好在不管是關心全面小康的人，還是擔心農民反抗的人，還是主張憲法權利的人，終于有機會走到一起來了。

　　二、現(xiàn)有解決方案概述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發(fā)祥之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fā)源之地；
農民曾經是革命戰(zhàn)爭的主力軍，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次領導階級”；
農業(yè)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yè)，從來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我們曾言之鑿鑿地聲稱農民和農業(yè)生產力被“解放”過“兩次”，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三農問題？為什么被兩次“解放”的農民和農業(yè)總是趕不上已經被“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和一直被窮追猛打的貪官污吏，為什么被遺忘與被拋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總是他們這一群？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達對農村政策的重視，也暗示了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共的強項和優(yōu)勢；
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巨大成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國人志得意滿之態(tài)，仿佛還在昨天。難道三農問題是剛剛冒出來的所謂“發(fā)展中的新問題”？

　　幾年來，三農問題的藥方已經開出一大堆。對開藥方的御醫(yī)和江湖朗中來說，需得三思：藥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
藥鋪里可配得齊藥、買藥的可出得起價？此其二思；
即便是濟世良方，當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設想如果我是“欽差”將如何如何，大有經世濟國之志、懷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總理上書時自喻的，顯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學者們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熱面孔經常往冷屁股上貼。而幸虧有這些不成熟的言論，否則三農問題將萬劫不復。非官方學者和民間的方案能否進入官方的視野，能否影響到高層決策的思路？大概學者們必須學會講那種官方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亦即“講政治”的語言，方有參知政事、行走軍機、言聽計從之效，然而，那些學會了“講政治”的學者，當他們擺弄出“高舉、落實、全面貫徹”、“加強、深化、積極推進”的時候，我們只怕又聽不懂他們成熟到和尚念經般的玄妙策論了。

　　我們見識過許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藥方：增收，到哪去增？減負，誰去減負？裁機構，人往哪安？費改稅，誰補窟窿？結構調整，啟動資金安在？國民待遇，農民冒充老外？農不養(yǎng)政，幾套班子誰養(yǎng)？村民自治，有何實質意義？發(fā)展小城鎮(zhèn)，誰來投資建設？向農民還債，九億人的債還得起嗎？廢戶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農民社保，保險基金何來？從經濟的視角、從人口與資源的視角、從財政的視角、從城鄉(xiāng)關系的視角，三農問題到底還是個死結。一方面要依靠基層官員去安撫農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層干部的糧米外快；
既要給農村以利益，又不想讓城市受拖累；
一句“中央財政有難處”，足以讓開藥方的人萬丈豪情立刻煙消云散；
一句“下面干部兩頭受氣”，更讓你皇帝反不得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們設定這樣的前提：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打算掏大把鈔票，城市強勢群體不打算為三農買單（而且還想繼續(xù)從民工身上揩油），靠農村“吃飯財政”養(yǎng)活的大部分官員不打算另找飯碗，最要緊的，如果政治體制不打算徹底改革，農民仍然不能成為平等的公民，國家與農戶的關系、農村政權的組成方式和運作方式沒有徹底的改變，那么，所有的藥方，到了農民農村農業(yè)那里，都會水土不服�，F(xiàn)時的許多辦法如稅費改革或村官民選，據(jù)學界考證，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證托爾斯泰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謂雙層經營體制，不管如何繼續(xù)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經發(fā)揮到了極限。

　　把思路局限在諸如土地產權、高效農業(yè)、農業(yè)規(guī)�；�產業(yè)化、科技興農、公司加農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撤鄉(xiāng)并鎮(zhèn)、機構調整、稅費改革、村民選舉等等這些具體方案上，結果總會讓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廣價值。每一個具體措施都會遇到數(shù)不清的具體困難，困難之大，足以讓任何措施無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難協(xié)調，或是財政要崩潰，或是制度不配套。舉例言之：一個處于國家強權嚴密包圍圈中的村委會，對農村大政方針毫無發(fā)言權，根本不可能與黨權政權形成半點分權制衡之勢，即便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又何來村民自治？一個負債累累、不盤剝農民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減負政策？一群連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簡單再生產尚且要靠打工收入來幫助維持的農民，他們拿什么資金去引進農業(yè)科技、發(fā)展規(guī)模農業(yè)？

　　李昌平和于建嶸關于“替農民說話”和“讓農民自己說話”的區(qū)別，實無實質意義。有良知的學者和官員，未必說不出農民想說而未說的心里話，親近農民的官產商學愈多則愈好；
另一方面，農民自己說的話，怕也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有點回音，即便他們用腳投票、用拳頭說話了，只怕又被人誤讀，終不成還得有學者和官員們去翻譯。替農民求情哀告也罷、農民自己說話造反也罷，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方案。

　　就現(xiàn)狀而論現(xiàn)狀，就三農而論三農，東鱗西爪、小打小鬧、零打碎敲、步步為營的解決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見得就不進一而退二。郭飛熊提出，“對于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農村危機，需要一攬子解決計劃，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達大本大源。”這幾句話，實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認同“一步到位”、“一攬子解決”的全盤解決方案，竊以為沒有這種大徹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沒有三農問題解決的可能。

　　三、三農問題必須剝離開來

　　鄧小平曾經有兩個預言，其一是：共產黨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黨內；
其二是：中國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村。對于第一個預言，本人沒有資格去談它�？催@第二個預言，自然，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并非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而是三農問題惡性發(fā)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暉教授發(fā)出“什么農民？什么問題？”的智者之問，讓人耳目一新，“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高論更引導我們放眼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來觀照三農問題。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認清三農問題的性質，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在我看來，所謂“三農問題”是一個捆綁起來的問題，并不適合于籠統(tǒng)論之。中國的國有企業(yè)也有很多問題，效益低下大面積虧損、大批職工下崗失業(yè)、工人貧困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國有企業(yè)的問題、國企職員的問題和國企人員社區(qū)社群的問題合起來稱為“三國問題”；
同樣，如果采煤業(yè)出問題，不會有“三煤問題”，鋼鐵業(yè)出問題，不會有“三鋼問題”，銀行業(yè)要是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三銀問題”。

　　中國有按血統(tǒng)劃分的農民，但沒有世襲罔替的煤民鋼民；
有分散隔絕的農村，但沒有人為隔離的煤民社區(qū)鋼民社區(qū)；
有被層層疊疊的國家強權嚴密管制、只抽血不輸血的農業(yè)，但其它產業(yè)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顧多一些。這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一個特點。

　　如果說“三農問題”被捆綁著提出來有其合理性，但要解決它，卻再也不能在三個被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中間兜圈子，那是完全沒出路的。試圖通過農業(yè)的結構調整、產業(yè)化發(fā)展和科教興農來振興農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和改變農民的命運是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的農業(yè)創(chuàng)造出不可能的人間奇跡，但是很明顯，占總人口70%的國民是不可能通過給另外3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農業(yè)是農業(yè)，農民是農民，農業(yè)振興不一定農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樣，農民的“解放”也不必與農業(yè)的振興扯到一塊。農村問題與另外的“二農問題”的關系亦復如此，毋庸贅述。

　　如果我們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yè)，可以說農業(yè)確實有問題，但我以為其問題的性質并不比鋼鐵業(yè)或銀行業(yè)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農業(yè)比銀行業(yè)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國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農業(yè)的問題呈現(xiàn)出一種特別的面貌，只是因為我們把農業(yè)不是當作一個產業(yè)來管理，我們用國家的強權構筑了一道道對三農的包圍圈。

　　農業(yè)是一個特殊的產業(yè)，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規(guī)模分散經營因而不經濟、特殊在靠天吃飯、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風險、特殊在價格彈性低因而增產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數(shù)國家必須給予農業(yè)以大量補貼。而中國對農業(yè)生產資料（種子農藥化肥等）的壟斷使農民喪失討價還價權，對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壟斷使農民喪失市場交易權，對農業(yè)產出的過度盤剝使農民喪失擴大再生產能力，這些并非農業(yè)之特殊，而是中國之特殊。在三農的外圍，有一道類似于邱吉爾所稱的“鐵幕”，以便控制鐵幕內部的一切，以使農民只能種地，而產前產后的事由國家包辦。而構建這個鐵幕，據(jù)說是因為民以食為天、農業(yè)關系國計民生、要確保糧食安全，所以國家必須把主動權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農業(yè)這個產業(yè)看得太特殊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把進口糧食看得比進口石油要嚴重十倍更無道理，畢竟現(xiàn)在的世界是一個互通有無的世界，農業(yè)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業(yè)和信息產業(yè)的全球化更可怕。說農業(yè)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能源、交通、外貿不也都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而且這句話對所有國家都一樣，卻不至于引發(fā)其它國家的三農問題。美國人布朗先生“誰來養(yǎng)活中國”的提問是帶著偏見的，這一問自然可以推及誰來養(yǎng)活日本、養(yǎng)活臺灣、養(yǎng)活新加坡，國家大小并不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大的中國不也是由一小塊一小塊日本那樣大的地方組成的嗎？何以見得小一點的國家就不必民以食為天？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就必須是一個農業(yè)大國或農民大國的說法是荒謬的。

　　中國的農業(yè)大概比中國的金融業(yè)要樂觀得多，也至少不會比國有工商業(yè)更讓人擔憂。我們這樣來設想，如果國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剩余必須由企業(yè)自己包養(yǎng)，政府也對國企職工開征人頭稅和三提五統(tǒng)，也要求國企下崗失業(yè)人員辦理三證、收取再就業(yè)費和非國企增容費，也控制國企的外圍領域，那么，國有工商業(yè)十之八九趕不上農業(yè)。如果政府把農業(yè)當作一個普通的產業(yè)，以農業(yè)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讓人們耿耿于懷，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決農業(yè)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全部的三農問題。

　　不是說農業(yè)沒問題，而在于農業(yè)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農業(yè)本身。把農業(yè)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有利于我們抵達大本大源。至于農村的問題，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xiāng)、村，當然有很多問題，在農村教育、環(huán)境保護、社區(qū)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官員食民祿而不為民辦事，就是最大的問題。中緬邊境的小學生因學費的差距都跑到貧窮得多的緬甸“留學”去了，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但若談到什么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了、政權根基動搖了，卻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收苛捐雜派不順利者們的抱怨。至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農村，即作為自然聚落形態(tài)的農村和文化風俗意義上的農村，比之城市，也談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農村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那么，農民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我們已經和尚念經般地念了十多年，因為政府對“增收”提不出行政解決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圍繞“減負”這個主題�？雌饋�，“減負”的難題正在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和對農民的誠意。三令五申也罷、發(fā)放負擔卡和減負手冊也罷、費改稅也罷，效果都不甚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過重的負擔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鄉(xiāng)官貪污了，那不是減負，而應該首先反腐敗；
是搞政績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減負，而應該先搞政治改革；
如果主要是用于開工資、日常辦公開支和農村義務教育，那更不是減負，而是要首先解決基層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問題，不然，就得按農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農民不需要的機構。費改稅以后，如果貪污照舊、政績工程照舊、縣鄉(xiāng)鎮(zhèn)財政狀況照舊、義務教育經費來源照舊，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減負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四、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必須把三農問題剝離開來，并且絕不能僅僅用經濟的眼光找答案，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三農問題的實質。三農問題中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三農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表述他的國際觀，作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三個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左右中國命運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從全國搜集的大量的財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廣大農村則是第三世界。作為中國之第三世界的農村基本上受“類殖民統(tǒng)治”，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對城市的功用被定位為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各個世界之間壁壘森嚴，“國籍”以血統(tǒng)主義為主。這個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系，除了按后者有定價權的原則建立起產品交換關系以外，基本處于隔絕狀態(tài)，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門檻很高，“綠卡”價值不菲，勞務輸出中完全背離WTO的國民待遇原則。

　　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曾實施排華法案，與中國國內的戶籍管理條例極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華人征收人頭稅，對其他地區(qū)移民卻沒有這項稅目，這相當于中國農民的稅費現(xiàn)狀，而中國的市民或城市企業(yè)都是按收入為計稅依據(jù)而不是按人口數(shù)目為計稅依據(jù)的。加拿大當局長期不允許華人居住在中國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戰(zhàn)后才予以廢除，這些不人道的做法難道在中國國內的戶口條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寫著嗎？

　　在社會主義中國，農民不是一種職業(yè)，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yè)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國家本無權去干涉這樣的改變和調換，憑什么對“農民”搞雙重標準？我看對中國的“農民”這兩個字的含義，要做出恰當?shù)睦斫�，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種姓”，或者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黑種族”。

　　印度的種姓代表社會地位，是世襲的，也與職業(yè)身份掛鉤。婆羅門是僧侶和貴族，剎帝利是武士，吠舍是農民和工商業(yè)者，首陀羅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還有一種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廟朝拜，稱為“不可接觸者”或“賤民”。在印度，高種姓的人不屑于從事低種姓的固有職業(yè)，正如中國的城里人不屑于做農人一樣，低種姓的人從事高種姓的職業(yè)會受到強烈的排斥、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并不象中國的戶口管制一樣，它不是靠國家發(fā)布一紙“種姓登記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來維護的，印度人民的苦難與印度教中的毒素有關。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社會與白人社會相互隔絕。普通黑人只能從事農業(yè)、手工業(yè)，以及到白人的金礦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襲罔替的、就寫在臉上，這比中國的“農民”還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進入城市時用一套“通行證”制度，在各地實施的有“居住許可證”、“月度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等，這與中國“農民”進城所用的暫住證、務工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相似。警察抓住無證的黑人可以收容、強迫勞動和遣送。1960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臺反映黑人通行證制度的南非戲劇，演了五個月場場爆滿，當美國觀眾聽到劇中人說“一個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皮膚就是麻煩！”時，人們不禁對萬惡的通行證制度加以無情的譴責。我很想把這句臺詞改為“一個農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出身就是麻煩！”

　　然而，印度人可以將種姓制度歸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將種族隔離制度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而我們中國卻一直在搞“工農聯(lián)盟”、“向貧下中農學習”，“農民”確實不應該是一個低等的“種族”。況且所有的中國人上溯三四代，他們的祖先全都來自于“農民”這一“種族”。

　　我很不愿意把農民問題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作為中國人，這讓我感到羞恥。但想要說明白中國的“農民”是一類什么地位的人群，實無更恰當?shù)谋日諏ο�。中國不僅有“農民工”，還有“農民企業(yè)家”、“農民商人”，何曾聽說過“鋼民企業(yè)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是指“農業(yè)生產者”或“農業(yè)經營者”，他的確是指那些依血統(tǒng)而成立的農民（除非成為城市的投資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這樣一套隔離制度，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惡的、萬惡的！將來的中國人必然會象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樣地譴責中國的農民隔離制度。

　　五、農民問題的解決

　　既然我們分析了農民問題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指出了其解決的辦法，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場農民民權運動。既然三農問題的形成應該歸咎于農民隔離制度，那么，只能無條件地解除隔離，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這應該沒有任何妥協(xié)的余地，也不能夠從經濟學或財政學上尋找拖延解決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夠因為黑皮膚的人口太多而擔心白人社會容納不了就必須種族隔離一樣，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政府的困難或城市的困難而隔離任何中國人，哪怕他只是一個農民的后代。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花多少錢去開奧運、辦世博，興建多少愛國主義工程，給后人留下多少“優(yōu)質資產”，在我看來，實在比不上把錢花在廢除農民隔離制度上更意義深遠、更公正、更正義。這是比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更加偉大、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不應該比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更困難。南非的白人曾經恐懼過黑人將涌入他們的城市樂土、增加他們的就業(yè)壓力，但這絕不能構成剝奪別人同等權利的理由。

　　石家莊、寧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嘗試改革戶口制度，讓農民有合法的投資移民、遷居移民、就業(yè)移民的通道。這比建設小城鎮(zhèn)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方案要現(xiàn)實得多，勞動力跟著資本走，而不可能讓資本到莫須有的小城鎮(zhèn)去尋找勞動力。這是有限地解除隔離的一項措施，它更應該在全國范圍內無條件地實施（任何入籍收費都是無理的、歧視性的）。完全徹底地改革戶口管理制度，也還遠遠不夠，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那些權利和利益才應該是農民真正的目標。各類企業(yè)、各色人等按同樣的稅則納稅，各地的學生按同樣的分數(shù)線考大學，所有中國人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的同等機會和平等權利，有同樣標準的福利保障。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否決這一目標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歷史性的錯誤。

　　誠然，城市的教育、就業(yè)、交通、環(huán)保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無疑會增大，但我們不應該把農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農民可以而且能夠按市場的法則做出他們的選擇，當城市沒有可供自由選擇的職業(yè)時，“農民”不至于會執(zhí)著到為了一紙已經與農村戶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戶口而放棄故鄉(xiāng)的一切。因為他們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樣的自由，無論在鄉(xiāng)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樣權利的中國人，有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沒有回到農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礙，從事何種職業(yè)、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決于自身的勞動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場選擇，他們?yōu)槭裁匆�去破壞城市的穩(wěn)定呢？

　　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離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農民反感計劃生育、農民重男輕女，其實這主要是家庭農業(yè)的特點，因為獨生女兒出嫁就意味著農戶經濟后繼無人，意味著家庭經濟事實上的破產，農村計劃生育的困難正在于此。所以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城市、農村兩性比例失調正是城鄉(xiāng)隔離的后果。長期實行城鄉(xiāng)隔離，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會加劇，三農問題必將進一步惡化并使解決的難度與日俱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實施戶口管制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沒有自由地調節(jié)勞動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場的功能吸納農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廢除農民隔離制度創(chuàng)造了基礎條件，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已經使農民隔離制度松動。不幸的是，政府在這個松動過程中又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政府面對三資和私營企業(yè)對農村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面對城市市民主動放棄粗活、臟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雖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卻改用收費、盤剝的辦法來表達歧視，人為地干涉城鄉(xiāng)居民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fā)展。隔離會造成痛苦，歧視將播種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張，勢必為未來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城市人口老齡化、市民職業(yè)白領化的發(fā)展進程之中，城鄉(xiāng)已有融合和勞動力互補的需求，農民自由入城不僅是農民的需要，也已經成為城市發(fā)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場力量為主并引導得當，應該可以再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勞動與資本融合、城市與鄉(xiāng)村融合的需求。

　　把農民進城想象成一場災難，這是一種“種族”偏見。不能忽視的是，當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國企、私營和外資已三足鼎立，而私營和外資企業(yè)中，農民出身的工人是主體。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故鄉(xiāng)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把三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僅當作負擔，這是一種弱智和短視的觀點。英國人、葡萄牙人可以讓中國的農民把漁村建成香港和澳門，江浙的農村移民可以造出一個大上海，中國的農民自然也可以擴大若干個城市、再造若干個城市。將過多的人口從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來，用市場的力量重新將勞動力資源洗牌，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xiāng)勞動力自由組合、優(yōu)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資本都有是自由的話，浙江龍港那樣的農民城市將會更多地被創(chuàng)造出來。浙江的龍港是完全由農民創(chuàng)建的城市，可以設想，農民的勞動力和精英們的資產和智識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相結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東莞和順德的。

　　應該指出，農民的權利缺失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戶口簿中。戶口作為記錄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證明，本是無可厚非的。體現(xiàn)在戶口簿中的權利也還遠不是城鄉(xiāng)人民權利的主要部分，中國人還有很多權利是寫在黨證、官證、資產證上的。

　　我們的愿望是，中國的農民得到一張無差別的戶口簿的時候，戶口將僅僅成為“戶口”而不是一張“權利等級證書”。所以，關鍵的問題絕不是戶口簿上面取不取消“農業(yè)戶口”或“非農業(yè)戶口”這幾個字，而在于戶口簿上的任何一個字都與人的權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們用改革的辦法實現(xiàn)了人民的真正平權，不再因血統(tǒng)、因居住地、因職業(yè)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稅則納稅和按不同的名目繳費、按不同的就業(yè)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鄉(xiāng)村居住于鄉(xiāng)村的公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務員，也可以成為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當主席退休時體面地回到他的農場舊居去，誰會在乎他戶口簿上寫著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統(tǒng)呢？

　　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農民的身份革命作為一場人權運動，要完成它，必然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僅僅是農民自身，而必將導致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以此而言，廢除農民隔離制度、推進農民人權運動，是值得學者們大講特講、大書特書的。

　　新當選的十六屆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別召開了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將農村工作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胡書記、溫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農村，訪貧問苦、關懷弱勢，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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