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只是在中國，世界上所有的古城都曾面臨過“現(xiàn)代化”或“市場”帶來的挑戰(zhàn)。 　　 　　曾是活著的故城 　　 　　上個世紀末，我前往北大報到，絲毫沒有意識到一場全國性的城市改造運動已然興起。盡管在我騎著自行車游歷南京大街小巷的中學時代，我已看到城市空間的劇烈變遷，但我并未想到這同“城市化”、“舊城改造”等概念有著怎樣的聯(lián)系。
　　從宗白華《美學散步》到梁思成《中國建筑史》，我迷上了古建筑。大二的一年間，我試圖沿著營造學社的足跡，踏訪大江南北的名勝古跡。置身于正定隆興寺的宋代建筑摩尼殿，或登臨于洛陽漢魏故城金墉城的夯土殘址之上時，這種與時間對話的感受真是奇妙極了。
　　一次次拿著這些古建筑的照片，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課間給老師看。這位在課堂上時�？畤@北京胡同被毀的政治學教授，最終被我的執(zhí)著打動了�！皼]有了這些物質(zhì)性的文化遺產(chǎn)，政治思想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翻著我的照片，“其實瀕危的不是這些重要的古建筑，而是北京、南京等古城的胡同，記錄它們才是當務之急。”學期結束前，他果真幫我找來了一筆資助，他建議我去買一個數(shù)碼相機：“我們沒有權力毀滅前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chǎn)，并且剝奪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這些遺產(chǎn)的權利。你就用它去記錄這一切吧。”
　　2002年8月，我在南京顏料坊開始了我的第一次拍攝。年復一年的寒暑假，我從北京回到南京，將秦淮老城即俗稱的“老城南”，作為了我的“城市考古”的現(xiàn)場。而在北大的日子，我就去拍攝二環(huán)內(nèi)的北京老城。
　　在南京，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活著的千年古城。南唐金陵府、北宋江寧府、南宋建康府、元集慶路，它們依然活在城南的街巷里。走在那些貌似尋常的巷陌，抬頭望見不尋常的地名，總令我浮想聯(lián)翩。那平章巷，是否有過一位宋代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宅第；承恩寺，利瑪竇是否在此與南都士大夫交游；南市樓，這昔日的洪武十六樓，又是否曾演過湯顯祖的臨川四夢？街頭巷尾的歷代碑刻、柱礎、湖石，不知埋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歷史之謎�；蛘哒f，這些歷史的印痕不正是金陵史上“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明證嗎？
　　黑簪巷6號、三條營92號、顏料坊78號、安品街88號、信府河119號、胭脂巷5號……，在一座座已經(jīng)消逝了的宅院里，我親身體驗到了張岱《陶庵夢憶》里所謂“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的景致。我一次次撫摸著鏤花的窗欞，仰望著精美的磚雕門樓，耳畔似乎聽到了錢謙益、王士?們和著絲竹的“夢繞秦淮水上樓”的陣陣低吟。在這些優(yōu)美而具體的建筑空間內(nèi)，我對傳統(tǒng)文化獲得了更加立體的理解。
　　我還“發(fā)現(xiàn)”了一個活著的傳統(tǒng)社區(qū)。老城里有最純正的方言、最鮮活的民俗、最地道的小吃，它簡直是一座巨大的民俗博物館。你可以在同老者的交談中，聽到一個個家族或老宅的興衰故事。這里的城與人，就是一本厚重的大書，它們用最生動的語言向你講述不一樣的“城南舊事”。
　　
　　城市與政治
　　
　　然而，一邊是激動的“行走”與“發(fā)現(xiàn)”，一邊是各地古城的正在成片的消失。我猛然意識到，頻頻發(fā)生的對歷史核心區(qū)的大規(guī)模拆除，等于是巴黎拆毀城島、威尼斯拆除圣馬可廣場啊！
　　我不能眼看美的毀滅而無所作為。推土機碾平的不只是古老的民居街巷和傳統(tǒng)社區(qū)，它抹去的也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人們的記憶和情感。記錄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奔走呼告。作為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生，與其在學術期刊上清談公共領域或公民參與之類的話題，更不如從保護自己的城市的行動開始。
　　在我起草的一份古城保護的緊急呼吁書上，一位東南大學古建筑學教授讀到“難道卻要毀在我們這代人的手上嗎？”一句時憤怒難抑。他突然拿起筆來，在“毀”字前重重加上了“徹底”二字。他說：“這次是徹底毀掉了，以后再也沒有了。”后來我知道，負責“徹底毀在我們這代人手上”的這一項目的設計師，正是這位老教授的女婿。老一輩學者表態(tài)反對拆除歷史街區(qū)，卻遭遇這樣的尷尬：擔綱改造設計的人卻是他們的弟子甚至下一代。這是教育界的反諷，還是建筑界的悲哀？
　　目睹一座座古建筑的消失，行走在古城的廢墟，想到梁思成說過的“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墻，就像扒掉我的一層皮”，感同身受，我流淚了。
　　我要讓自己平靜下來思考這一切。我突然發(fā)現(xiàn)，在厭倦政治學而游歷祖國山水古跡之后，卻因在古城里的所見所聞，萌生了拯救生于斯長于斯的精神家園的決心，將我重新拉回到曾被自己斥為“權術之道”的政治學。目睹了老城的倒下之后，我這才在城市化、現(xiàn)代化的語境下，對法治、善治、公民參與等政治學概念有了發(fā)自肺腑的理解。
　　在一場評審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術十杰”的答辯會上，一位評委老師問我：“我發(fā)現(xiàn)你的專業(yè)不是考古或歷史學，你是如何從政治學看待城市保護問題的呢？”我回答說：“城市保護不僅是保護物質(zhì)性的城市空間，也是保護活著的民風民俗和傳統(tǒng)社會，保護生于斯長于斯的人的權利。四合院不只是私人的房產(chǎn)，也是屬于全體公眾所有的文化遺產(chǎn)，它的保護必然涉及公共政策。這些都是政治學的內(nèi)容�！�
　　
　　護城薪火
　　
　　有機會身臨他國之后，我更堅信，紐約或東京的摩天大樓遠不是現(xiàn)代化的全部。在京都的廟宇、庭園和市井，我看到了宋明中國《清明上河圖》或《東京夢華錄》般的繁華；而在費城，狹窄而密集的街巷網(wǎng)絡與北京胡同驚人相似，只不過建筑風格與色彩相異。無論行走在奈良的“歷史散策道”還是波士頓的“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ｒａｉｌ”，我們都能感受到歷史給城市帶來的魅力。
　　這種魅力來自對城市生命的尊重。城市是為人而建的，是讓人能夠在街巷里徜徉、散步而建造的。一座人性的城市，是人們能平靜地坐在歐洲的咖啡館或中國的茶館里閑聊，能在東方的寺廟、西方的教堂或公園這樣的公共空間里相遇，能隨時得以觸摸到時間的印記與具有城市特色的空間地標。正是這些人的因素，才賦予了北京什剎海、紐約曼哈頓、京都?園迷人的神韻。
　　對比之中，我們需要解釋為什么中國的古城這樣破敗。無論是在北京、南京還是西安，當我走進老宅，訪問那些往往住在最后一進院落的老主人時，老人們不同的口音，告訴我同一個事實：因為產(chǎn)權的混亂，造成了年久失修，人口密集，讓當年精美絕倫的宅院失去了往昔的色彩。
　　于是，要讓古城朝向住房“改善”、社區(qū)“整治”、老城“復興”的“都市再生”的過程，治本之舉應是醫(yī)治計劃經(jīng)濟時代造成的產(chǎn)權關系的混亂和社會功能的錯位，設法復活老城以院落－產(chǎn)權單元為基礎的街區(qū)／社區(qū)自我生長機制，讓公共權力歸位于社區(qū)基礎設施改善和住房保障疏解人口壓力的公共服務，讓城市規(guī)劃回歸于規(guī)范和引導老宅修繕的ｄｅｆｉｎｅ（規(guī)定）而非對老城空間“破舊立新”式的ｄｅｓｉｇｎ（設計）。
　　制定這樣一項保護文化兼顧民生的決策絕非那么艱難，可對城市管理者來說，這抑或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的選擇。在現(xiàn)實中，我們通常更多看到的是以消除破敗為名的舊城改造，它既隱藏著對土地財政的追逐，法治和物權上的制度缺失，它還制造了工業(yè)制成品般的“千城一面”，摧毀了老城蘊含的可逛可讀的人文魅力。
　　其實，并不只是在中國，世界上所有的古城都曾面臨過“現(xiàn)代化”或“市場”帶來的挑戰(zhàn)。而能否留下城市的記憶與魅力，往往是市民、學者、記者通過與公權力的合作，與房地產(chǎn)資本的博弈的結果，京都或威尼斯莫不如此。這些異域的經(jīng)驗告訴我，只有市民普遍參與的社會運動，才是文化遺產(chǎn)保護最為堅實的力量。而在“網(wǎng)絡時代”的今天，中國的居民、志愿者、記者、學者也在通過與文物、規(guī)劃等有關政府部門的合作，創(chuàng)造遺產(chǎn)保護的新途徑，換言之，同方興未艾的環(huán)保運動相似，中國民眾保護城市遺產(chǎn)的城市保護運動正在形成。在他們身上，能感到一種薪火相傳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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