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內蒙古商業(yè)學校青年教師張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結婚旅途中，他們從北京出發(fā)，在天津聽到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數(shù)中國人不同，張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絕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慶祝的提議，堅持要去外面餐館，并點了一瓶酒。在服務員的厲聲提醒下，他的慶祝活動才作罷。
　　張木生用唐朝詩人杜甫的名句來形容當時心情：“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真高興啊，一個時代結束了！”
　　在某種程度上，張木生是毛時代的犧牲品。1948年出生的張和很多同齡人一樣，都經歷了下鄉(xiāng)插隊，他還因寫過一篇質疑毛農村政策的文章被關進監(jiān)獄。他的父親李應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來的秘書、華潤公司創(chuàng)始人，時任對外經貿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從高干子弟到監(jiān)獄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張木生坐在國稅總局的辦公室里，侃侃而談新民主主義是現(xiàn)階段中國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為一個時代偉人。
　　在他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的發(fā)布會上，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劉少奇之子)率領5名將軍捧場，并宣稱“使大勁”推薦，楊帆、胡舒立、吳思等各路人馬亦親臨會場。劉源親自為張木生作序。
　　發(fā)布會之后，張木生的諸多言論開始令外界側目：
　　現(xiàn)在不光是官僚和資本相結合，奸商搭臺、貪官唱戲的問題，還有執(zhí)政產業(yè)化、權力資本化、政權黑社會化的問題，多尖銳呀。
　　權貴能成為主義嗎？它有能力成為主義嗎？權貴打的是什么牌子？這很明顯，它本身成不了主義，它不能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飯。我們現(xiàn)在是搞了一個“混沌”，這個“混沌”一定要鑿破。
　　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不可持續(xù)，我們現(xiàn)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xù)下去。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指出，中國政治不外乎是人事與制度。張木生的言論既有對黨內高層人事的評點，亦有對中國未來走向的宏論。他和一些黨內高層尤其是“紅二代”的交往不時被傳播，相當數(shù)量的高級黨政干部邀請他私下對談。對于這些情況，他并不隱瞞，也不做解釋，只是說任何談話都和未來的領導人無關，這是最近《聯(lián)合早報》報道的。
　　張木生成為今年思想界的一個奇特現(xiàn)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xiàn)象，言論背后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xiàn)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來，“新民主主義論”是當今社會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約數(shù)，左中右都能認同，而且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寶貝理論，既是本土的，又是國際的，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徑――“從戰(zhàn)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而沒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
　　張木生把自己的理論總結為三條：“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爭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xiàn)在是該把很多問題說清楚的時候了。第三，我們現(xiàn)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樣�！�
　　所有的這一切又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
　　張木生旋風
　　張木生是“老三屆”的學生，1965年他就和陳曉農一起跑到內蒙古臨河插隊。這是一個今天看起來很奇怪的選擇，陳曉農是政治局委員陳伯達的兒子，人大附中主要學生干部，學生黨員，高中畢業(yè)直接保送至中央黨校，當作接班人重點培養(yǎng)。陳曉農此刻選擇效仿毛澤東和蕭三當年的舉動，申請到農村鍛煉。
　　張木生的母親是陳曉農繼母的入黨介紹人，兩家交情甚好，兩個對毛萬分敬仰的年輕人跑去內蒙見識廣闊天地。
　　很快，張木生見識到了農村真實的情況，農民并不像教科書里寫的那樣淳樸勤勞，在“一大二公”體制下，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從高干子弟優(yōu)越生活瞬間到世俗的農村生活，物質條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識青年張木生發(fā)現(xiàn)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還欠隊上的。“四清”、“文革”的風暴并沒有放過臨河這個內蒙農區(qū)，身處農村也能感覺到左的氛圍越來越強。
　　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張木生開始從書籍中找尋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著到了臨河插隊，他們在一起讀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以及大量的馬列原典著作。人民大學的圖書館被砸了洞，想看什么書帶走就是了，他們甚至弄了一架鋼琴到臨河。
　　雪夜無人讀禁書，知識青年湊在一起經歷了頭腦大風暴。那些共產黨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傳遞和討論――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魯曉夫、德爾拉斯、阿爾都、盧卡奇塞……
　　對比實踐。張木生發(fā)現(xiàn)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已經是世界第二，打贏了二戰(zhàn)，但糧食產量還不如沙俄時期的1913年。“這里面肯定是有問題的，毛主席還贊揚過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感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教育我們，價值規(guī)律是個大學校，違背它會頭破血流”。在過渡階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促進生產。
　　這篇名為《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于體制問題探討》的文章在1968年底寫完，張木生把他寄給了一位朋友。張很技巧性地用馬列和毛的原話對中國農村問題進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結論，只是對當時宣傳的典型進行了抨擊――大寨的方法是獎懶罰勤，是大鍋飯。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傳，“張木生旋風”出現(xiàn)了。
　　文章震驚了高層，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來也說年輕人在相互討論時說的一些東西，又不是公開的，就不要上綱上線。
　　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在紅色風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擊的，張被投進監(jiān)獄，舉報者是一位學生領袖。
　　與遇羅克、張志新不同，張木生只坐了8個月的牢。他并不否認這里面有家庭關系的影響，出獄后他在內蒙古大學讀了書，那里的領導曾經是他母親的部下。
　　他的父親李應吉在運動中“自殺”，張木生回憶說父親是外經貿委里紅區(qū)黨和白區(qū)黨斗爭的犧牲品。父親從樓上跳下來之前，和他談過話，情緒很正常。檢查遺體時，有人還發(fā)現(xiàn)衣服上明顯有被人抓過的痕跡。
　　中南海與杜潤生
　　1980年代，張木生進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農經所和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潤生是他的直接領導，也成為對他日后影響最大的人。
　　杜潤生是一位極具獨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農村工作部擔任秘書長時，他的言論為陳伯達所厭惡。陳對毛澤東說，在鄧子恢（農村工作部部長）背后有一個搖羽毛扇的更可惡，就是杜潤生。毛說我知道這個人，精通馬列，善于結合實踐，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發(fā)明。
　　毛專門把杜潤生找去談話，聊至高興處還一起吃了紅燒肉和臭豆干。在談話很融洽時，毛澤東突然問了杜潤生一個問題――如果中共內部出現(xiàn)斯大林和布哈林之爭，你會支持誰。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會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什么錯？可斯大林重工業(yè)、集體化、肅反擴大化三位一體，卻打敗了法西斯德國，大格局決定小環(huán)境，必須怎么干決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潤生身邊，圍繞了一大群年輕人，王小強、周其仁、林毅夫、張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fā)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工作。盡管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當時卻都能在杜潤生領導下工作。
　　張木生對在農村組的經歷十分懷念。80年代的中國經歷著思想上的洗禮，但普遍都有共識――中國必須改變。
　　杜潤生要求年輕人必須沉到基層調研，只要沒孩子，不管結婚與否都要在基層至少待半年。張木生回憶說：“上通紅墻，下通工廠車間，下通農戶。每次回來之后，在中南海里頭的對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匯報，農村組提出為“穩(wěn)一塊，活一塊的糧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證糧食1280億斤，剩下的放開市場，取消糧票。一位素來以解放思想聞名的最高領導人聽聞之后，說你們年輕人怎么還這么保守，中央認為1000億斤就夠了。年輕人拍案而起：“這是我們搞了幾個月的調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說改就改�！鳖I導人馬上站起來，拍著年輕人的肩膀說，年輕人你慢慢說我慢慢聽。出門之后，杜潤生笑道，我就是讓你們這幫小家伙，為我們這幫老家伙投石問路。
　　張木生依然對毛不理解，每次爭論時，杜潤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顧當時歷史事件，張很困惑：“我一窮插隊的干嘛想這些？”但杜要求他們這么想問題，國際、國內，換位思考。
　　杜潤生一直教育這些年輕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這個世界能讓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們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個出發(fā)點，就是中國大多數(shù)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為人民服務，這是最主要的，別的怎么都不重要�！�
　　當另老共產黨員謝韜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杜潤生寫了文章回應，他說：“謝韜文中有一個地方說‘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提法，口氣硬了。不一定妥當�，F(xiàn)在中國并沒有出現(xiàn)民族危機。什么是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lián)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瑞典是八百多萬人口的小國，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大國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
　　張木生承認自己現(xiàn)在提出再舉新民主主義，是受到了杜潤生的影響（杜重提新民主主義也受弟子們影響，張就在十年前多次與杜討論過“新”論）。2007年杜潤生在《炎黃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現(xiàn)社會和諧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國以來失誤的根源是脫離了中國國情，錯誤地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過去的錯誤的烏托邦式的聲明所約束，堅定地走新民主主義道路�！�
　　受政治風波影響，“三所一會”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張木生依然記得當時中央來人宣布的第一句話：“為了加強農業(yè)，中央決定撤銷農研室。”他想說的是：“那5個一號文件誰能推翻？在中國起的作用誰能代替？近年投票選舉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參加了，得票第一多的還是我們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會解散時，張木生已是司局級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國稅務報》當總編，過了不久，經胡錦濤同志批準，被點將至西藏林芝地區(qū)當專員。
　　張木生自評喜歡把觀點講出來，但這里畢竟不是三所一會的時代。“我們官場的規(guī)矩要明白什么讓你說，什么不讓你說。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沒說過一句自己的話，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屬于那個類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債，西藏當時在海南有巨額投資，張木生請陳小魯幫忙一起討債。等他回到西藏后，發(fā)現(xiàn)很難與這里的環(huán)境相適應。在當?shù)馗刹恐�間的糾紛處理上，他顯得過于不聽從領導指示，甚至與上級個別領導發(fā)生沖突。
　　兩年駐藏結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職，并且與安徽一二把手談好。組織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張木生拒絕了。他被組織部告知，如果拒絕就是離開了后備干部隊伍，今后就沒辦法再回來，張木生的選擇是回稅務總局。
　　對于仕途，他說：“我們在處理很多干部的問題上，就是武大郎開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按劉源的話，以前毛主席可以認識任何一個地委書記，而我們現(xiàn)在選干部就跟拍瓜一樣，他說熟就熟，結果一切發(fā)現(xiàn)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成為張木生理論的標簽，從西藏回來之后，他在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寫了系列文章開始論述新民主主義對于當下中國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
　　張木生的言論被多方關注，卻罕見有分量的回應，雖然張黎上將、左中右代表人物都與他在衛(wèi)視上有對話，但都無最高層的媒體參加�！堆�黃春秋》主編吳思撰文說：“真正實現(xiàn)民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至于領導權的來歷，套用《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句話說，在今日中國，誰能領導人民實現(xiàn)民主政治，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誰就是領導力量�！�
　　這與張木生核心觀點形成了鮮明比對，張認為，只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世界上經濟和政治的任何好東西都可以為我所用。中國既不能走西方普世價值的路線，因為沒有相應的歷史傳承，更不能走蘇聯(lián)改革路線，因為沒有蘇聯(lián)強大的生態(tài)底座來支撐。對于國際媒體熱議的“龍象之爭”，他反問：“中國愿意當印度嗎？”
　　很多人關注張木生，是把他作為未來政治走向的風向標。一位觀察家告訴本刊記者，很多時候政治運作的重點在于先獲取權力，再選擇合適的理論。張木生的理論代表了很多紅二代的思想，但以此為根據推斷日后政治趨勢，則是判斷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評者一樣，張木生對當下社會矛盾保持了足夠的關注。在一個各方尋求解決之路的時刻，張木生的解決方案究竟是書生論政還是成為某種行動的綱領，只有時間才能檢驗一切。
　　對話張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過在農研室工作的經歷，盡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為什么那個時候可以取得這么高的共識，周其仁、王小強等人為什么那時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張木生：“文革”剛結束，我們這一代人――我還略大一點，在冷戰(zhàn)中成長，在“文革”中啟蒙。只有在“文革”這種狀態(tài)下，讀書的范圍可以大大超過學校教育，而且都是興趣讀書，無聊讀書。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無人讀禁書，也就只有那時候農村能做到，黃泥小屋，油燈一盞，思維能力、記憶能力都達到最強。讀閑書說閑話，縱論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農村沒人管。這個環(huán)境對大多數(shù)知青沒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達到這個真實性。
　　另外，這一部分人都下過鄉(xiāng)插過隊做過工，然后讀大學，進入最高科研機構�！拔母铩币煌晔鞘裁辞闆r？地主和右派還沒摘帽，知識分子還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沒有全解放，“文革”帶給大家的創(chuàng)傷是共同的，大家都認為中國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問題意識非常強的，共識就是3句話：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會。那時候沒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認同。順著“文革”后反左的慣性思維，聞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三所一會能夠保留，這3條會更平穩(wěn)推行？
　　張木生：歷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后來國企改革，允許兩次調賬，允許民營和外資用那么低的價格就能買下國企。陳發(fā)樹能拿80億做慈善，但當時他融資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錢。現(xiàn)在雙匯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賬，就變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會存在，絕對不會存在這些情況。農村也不會出現(xiàn)“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
　　人物周刊：你是紅二代，你的父親在“文革”中深受打擊，你也曾經進入監(jiān)獄，對于毛，你的個人感情是什么樣的？
　　張木生：要說對毛苦大仇深的，沒有誰比劉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幾歲進監(jiān)獄，下鄉(xiāng)挨斗，最慘的時候沒糧食吃觀音土，渾身浮腫，他給鄧穎超寫信，鄧看見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當工人。但是他從80年代短缺經濟時代開始，給李敏李訥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紀，王光美親自出面，把兩家人拉到一起聚。這都不是個人感情，這是一種大情懷，拿自己的工資給插隊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這是真劉源。
　　劉源親自把林豆豆從河南解放出來，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們和林豆豆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說：“你父親‘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從正面解釋，但是‘文革’中你父親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員，在九大時才說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劉源是大眼光看問題，也認為超越左右、堅持新民主主義論、不爭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超越左右共同點就是大家還想重塑共產黨的法統(tǒng)、道統(tǒng)和領導的先進性，在這個共識點上左右各有借鑒和拒絕的地方，也是我們對毛的態(tài)度。
　　人物周刊：就是說你們這一代人有自己血緣上的父親，但精神上的父親是毛？
　　張木生：我是這么看的，中國最后一個不平等條約是庚子賠款，相當于當時12年的財政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只有美國看明白――再繼續(xù)這么干下去，中國除了革命沒有別的出路了。所以美國人不要這個錢了，建協(xié)和醫(yī)院，蓋清華大學，培養(yǎng)接班人，實踐證明美國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救亡圖存，要讓小農市場經濟下大一統(tǒng)的老大帝國走向工業(yè)化。在這種強敵環(huán)伺的情況下出了個毛澤東，讓中國人重新聚集，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國民黨從沒統(tǒng)一過軍閥，雅爾塔協(xié)議是抗戰(zhàn)后有蘇聯(lián)社會帝國主義參與的重新瓜分中國，能把這個民族挽救到打韓戰(zhàn)打越戰(zhàn)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邊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邊搞經濟建設，一直到1956年，中國發(fā)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這都是新民主主義指導下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在列寧新經濟政策和過渡措施基礎上發(fā)展來的�，F(xiàn)在大家研究新經濟政策，只研究經濟方面，不研究列寧對蘇聯(lián)制度的設計。
　　用列寧的話來說，斯大林主持書記處的這些年已經把俄國搞成了最糟糕透頂?shù)墓倭胖髁x體系，這是不允許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進一步，退一步》、《論工農檢察院》、《論工會作用》、《論糧食稅》、《論俄國革命》、《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說中央組織局、書記處、蘇維埃政府、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工農檢察院，列寧在黨內的最高職務只是中央委員，3部分平衡的機構在共產黨領導下，書記處只是一個執(zhí)行機構，3個平行機構互相制衡�！墩摵献髦啤分v一人一票，《論糧食稅》講市場經濟，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允許資本主義發(fā)展，為勞動人民群眾服務。論國家資本主義說是社會主義唯一的入口處，國有企業(yè)都不是社會主義，列寧都能講到這種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當下中國有多大的可實施性？
　　張木生：現(xiàn)在左到“烏有之鄉(xiāng)”，右到《炎黃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過研究，178個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沒有一個搞普世價值成功了的。吳思說臺灣還是成功的。我說臺灣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當之無愧了。陳水扁貪污17個億，連手紙都可以進國務機要費，那個東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殺人最多整肅最嚴的是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也是蔣經國，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我們得具體來講。
　　任何話題都可以討論，但三點要注意：第一得講邏輯，孫中山也和黑白兩道關系好著呢。也不能說孫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馬克思有一個私生子，不能說他不是給勞苦人民說話了。
　　第二得講因果，《共產黨宣言》從發(fā)表到現(xiàn)在已經160多年了。他所預見的未來社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實現(xiàn)，但是他幫著資本主義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還原到具體歷史實證。陶涵、楊天石寫蔣介石如何好，可是蔣到了解放戰(zhàn)爭最后3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不跟他走了，連第三條道路都不堅持了，都跟共產黨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臺灣的就6個，去香港和美國的有幾個，剩下六十多個全留在共產黨這邊了。為什么連陳布雷、傅作義的孩子都加入共產黨了，還有國防部的作戰(zhàn)廳長。你必須要還原到當時歷史現(xiàn)實。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個院士、傅冬菊、陳璉的結果什么樣，我們都知道，他們所追求的夢想在今天很多人看來就是烏托邦了。
　　張木生：他們的夢想不是烏托邦，而是我們黨的領袖在一個非常特殊的環(huán)境下做的選擇。新民主主義產生的條件是沒有冷戰(zhàn)，是一球兩制，可一有冷戰(zhàn)就有了“一邊倒”的問題，新民主主義搞不下去。一個特別好的制度設計――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共同綱領，一步步越來越左，最后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這不是喜劇，是悲劇，就像斯大林的路勢必要走到社會帝國主義。
　　個人的悲劇是個人的，不能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歷史的前進就是這樣子，個人有大量犧牲，中國一句古話“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個一點不耽誤歷史前進的步伐。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挨了整，就說明他們當初的選擇是錯的，就能說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周佛海當漢奸就對了。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新民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黨帶著群眾發(fā)展資本主義？
　　張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義：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允許和駕馭資本主義發(fā)展一百年，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義論。
　　為什么能設計出新民主主義，因為當時國共之爭的背后是蘇美之爭。毛超越了他們，剛剛建國的時候，我們既不倒向蘇聯(lián)，也不倒向美國。他親筆題詞：我們將來建立的民主社會，相信美國大多數(shù)人民是支持這樣的新中國。
　　這可以看出來，做這個設計的時候，毛想搞一個等距離，當時有這個國際環(huán)境。七屆二中全會時，他感覺到這個環(huán)境已經不存在了，只能一邊倒。蘇聯(lián)離我們近，美國是不能選的，因為冷戰(zhàn)開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懷兩票的情況下，逐步說服大家要打韓戰(zhàn)。最后我們打平就是勝利，我們拿到了蘇聯(lián)給的156個項目，這是我們全面建設的基礎。
　　毛打珍寶島，請來尼克松談宇宙觀和哲學問題，最后談出人有兩只手，讓他一只手拉著中國，一只手對抗蘇聯(lián)。
　　毛是一個大國際主義者，沒有請來尼克松，就沒有改革開放，不然你對誰開放去？朝鮮可是80年代達到過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時候我們才一百多美元。他們的城市化率65%，糧食、海產品和礦產還能和俄羅斯遠東換化肥和石油。他們現(xiàn)在呢，沒化肥沒石油，什么都開不動，糧食跌到了原來產量的40%，又不愿意參加我們的東北經濟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東西復雜得要命，不能講好人壞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歷史不是這樣的。
　　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央企有這么多的錢，可以把工農群眾重新拉回來，該如何實施？
　　張木生：關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論，是列寧的話――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真正的入口處，首先是生產力最先進，然后是可以保證統(tǒng)計和監(jiān)督，就能把利潤重返給最窮的這部分人。
　　央企看誰來動，你動不了，我也動不了。如果說將來的主要領導要動，能不能動？別說動一兩個了，全都能動�，F(xiàn)在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那就按照鄧小平說的繼續(xù)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如果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是貧富分化，改革開放就失敗了；政治體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這可都是小平同志談話留下來的。
　　小平同志還說過，解決貧富差別和腐敗問題會比改革開放還難，但是難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覺得就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要解決分配很簡單，現(xiàn)在已經積累了100萬億的國有資產，100萬億的銀行資產，中國要解決下一步經濟大發(fā)展的問題，就在于還有70%的窮人，他們是最大的戰(zhàn)略縱深和潛在市場，甚至是我們地緣政治都離不開這個國內基礎，壞事完全可以變成好事。
　　如果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給13億人，但是不許賣不許轉讓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產的時候才能用這份。如果能夠把70%的弱勢群體的教育、醫(yī)療、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決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執(zhí)政基礎下了。中國就還有20-30年的高速發(fā)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從經濟上重塑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就要從央企下手？
　　張木生：不光是央企，對待民營企業(yè)在稅收上肯定要讓利，不能收這么高的稅�，F(xiàn)在民營企業(yè)解決了70%以上的勞動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但他們現(xiàn)在最困難，貸款受限制，輸入性通貨膨脹來了之后，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都在上漲，利潤越來越薄，民營企業(yè)在空心化，資產在虛擬化，溫州為代表，危機呀！你一定要給他們好的出路啊。
　　要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團結這些人，是領導和駕馭你的發(fā)展。工會可以替工人去談判，農會向聯(lián)合體經濟發(fā)展，完全變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寧在《論合作制》中說的，這是什么樣的民主�。客耆�可以實現(xiàn)。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產黨的領導是對稱的，就是共產黨領導進行現(xiàn)代化的國家，一定要把命脈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賣，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簡單，都是老祖宗設計好的。
　　人物周刊：根據你的解決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樣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錢，是否就能夠重塑政黨合法性呢？
　　張木生：列寧設計合作制的時候，最高領導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決現(xiàn)代化過程中，也就是一個黨，然后分兩派，就把制衡問題在內部解決了。我在新加坡感受很深，知識分子隨便罵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車司機不干，他解決了居者有其屋，一個問題就把老百姓的心給擺平了。香港在殖民統(tǒng)治下解決了廉政問題，這些東西共產黨怎么不能搞？
　　我們只是說新民主主義土生土長的，是我們自家的，是老祖宗發(fā)明的。逐步增加內容解決問題，發(fā)展的新民主主義與中國不斷出現(xiàn)的新問題與時俱進，怎么就不能重塑合法性？
　　張木生：中國什么東西都能打倒，就兩個東西打不倒，一個是強國夢，一個是人民大爺，老百姓涓涓細流非常可愛，可是匯成洪流從政治或宗教閘門沖出來，那就是洪水猛獸。載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講的，從《史記》就提出來。人民群眾也不能膨脹啊。強國夢和既得利益集團一致會害中國，中國還要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再打幾十年太極拳，直到發(fā)達國家自己發(fā)生根本性變革之前，中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都不會結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黨內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擴大非黨員和非干部的比例，這是解決民主的路徑么？
　　張木生：當然。胡潤統(tǒng)計過，126個10億級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但農民代表，以申紀蘭為代表的只有3個人，這個結構不需要調一下么？
　　中國這么發(fā)達的網絡，但居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平臺，銀行、財政、稅務、海關、公安，各搞各的，一個金稅工程就大幾百億了，為什么不能弄一個統(tǒng)一的平臺啊，為什么大規(guī)模現(xiàn)金就這樣交換啊。數(shù)字化管理是黃仁宇所說的現(xiàn)代化最基本的標志，我們完全有這個條件。
　　就是因為形成利益集團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換了領導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斷中國搞不了普世價值，是這個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學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塊八塊，而且還得和平分裂，還不能打起來、打起來就是黃禍。
　　誰不知道平等自由博愛人權好啊，真要實行起來得有這個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試的國家都試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適合中國的模式。
　　我們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們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澤東的大民主，而是人民當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決挨打，又解決了挨餓，民主的問題慢慢來，現(xiàn)在可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眾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們有么？我們普世的結果就是學成印度。印度現(xiàn)在還有40%到45%的人沒吃飽飯，我概括就是一個低烈度的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沒解決。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區(qū)出現(xiàn)了獨立參選人現(xiàn)象，你怎么看？
　　張木生：以后可以過渡到那一步，但現(xiàn)在不可以。如果共產黨領導，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允許市場經濟發(fā)展，允許資本主義再發(fā)展幾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獨立候選人資格和審查問題，到那時候，愛國主義總不能破吧，一條就夠了。小平同志形象地說過，2049年之后中國也可以搞競選。
　　我們共產黨人最后是不要國家的，國家到一定階段只執(zhí)行經濟職能，叫作半國家。列寧《國家與革命》寫了。我們對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這個過程有多長要看西方發(fā)展。
　　人物周刊：財產公開該怎么辦？
　　張木生：當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須得開始。形勢比人強，你不這么干不行，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到此為止了。蘇聯(lián)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生態(tài)底座，中國不行，垮了就全國大亂，碎片化的中國，黃禍、災難是不可想象的�，F(xiàn)在官員和企業(yè)家聯(lián)合執(zhí)政是非常明顯的，執(zhí)政已經產業(yè)化，權力已經市場化，貪官搭臺、奸商唱戲已經到了黑幫化的程度，這就是為什么有重慶模式。再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歸于盡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條路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慶模式？
　　張木生：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復制，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xiàn)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重慶設計的制高點向東南亞輻射，支撐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厲害的，給農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縣農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8-12倍。他們是對現(xiàn)在巨大的行政不作為的挑戰(zhàn)，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這里縱論天下大事，外交內政無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資源、大國關系、地緣政治這些詞匯，這套語匯什么時候過時？
　　張木生：我在書里寫了，敵人的概念是三天兩頭變化的，敵人也是人。他們所有好的東西，包括全球化、后工業(yè)時代革命的東西，我們接收起來，一點都不比他慢。
　　我們現(xiàn)在總工這一級才31歲，我們的發(fā)展能慢么？我們反對低碳，什么全球變暖，這一萬年有4次溫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現(xiàn)在高5度，是人類文明大發(fā)展時期，是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時期都是人類發(fā)展最好的時期。
　　全球變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體和海洋排放還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變溫最大的氣體是水蒸氣，這和人的活動關系甚小。他們搞的目的是為了賣碳指標，碳稅，這個東西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我們并不反對節(jié)能減排、治理污染，而且我們要自己搞。現(xiàn)在太陽能和風能已經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東西都要拿到手，地緣政治也好，后工業(yè)時代也好，我們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條：共產黨要領導，工農聯(lián)盟要做基礎。
　　人物周刊：一個和我們行業(yè)息息相關的問題，媒體會開放么？
　　張木生：現(xiàn)在不會，但新聞法一定要出臺，共產黨的領導不變。
　　我們現(xiàn)在的一些媒體，一方面吃著壟斷，所有大廣告都得給它，自己私分收保護費，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過來，就讓人家吃點貼片費。我們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種植入性廣告。民間媒體允許一定比例的存在，無非就是如此了。
　　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共產黨就那么點聲音還最后勝利了，關鍵是你能不能代表前進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氣得多，要有這個膽識和魄力。沒有的話就是你統(tǒng)治了一切也會完蛋，把一切資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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