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tài)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瓏,決不貿(mào)然得罪人的……”
　　
　　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憶:“我們跟隨閻錫山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氣。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tài)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瓏,決不貿(mào)然得罪人的……”
　　閻的這種騎墻作風由來已久。據(jù)他表侄張瑞生回憶: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義軍加入反滿復漢的辛亥革命,殺了山西巡撫陸鐘琦及其子陸光熙。閻錫山在這一仗中帶著親信躲在樹叢中觀望――“如果起義成功,他跟進的部隊可以參與邀功;如果失敗,造反的責任可推到別人身上�！�
　　民國人士孟默聞回憶說:少年時代,同學間對腳踏兩只船的人常用“你這閻錫山”戲稱。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么北伐時期擁蔣而后來發(fā)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場,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備肅清異己、統(tǒng)治全國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并排而坐,留下現(xiàn)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后,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蔣介石說:戰(zhàn)事基本結束,今后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zhì)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干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蔣想趁機削弱各集團軍兵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各軍閥心知肚明。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記下了各派明爭暗斗的細節(jié)。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44個師,蔣介石獨占16-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歷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沒有永恒的敵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系日益密切。其實每個大軍閥都像八爪魚一樣多頭聯(lián)系,彼此若即若離。兩年前的北伐時期,馮玉祥跟蔣介石結拜成換譜弟兄,而此時蔣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馮的劉鎮(zhèn)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后宣布歸順蔣介石,心腹韓復榘、石友三也離他而去,通電“擁護中央”。馮玉祥不得不通電全國,“潔身引退,以謝國人”。
　　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用兵的壓力。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蔣是要瓦解地方實力派,各個擊破,或讓他們互相擊破。形勢每天都在變。沒有永恒的敵人,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wěn)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式,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并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呵呵道:“不著急,咱慢慢來�！逼鋵嵥窃趻段鞅避娨宰灾�,向蔣介石施壓�！吧狻弊龅庙槙�,他坐上了僅次于蔣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于被閻軟禁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余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lián)蔣倒閻。閻錫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調(diào)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fā)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后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xiàn)在我們商定聯(lián)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fā)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后,晉軍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軍隊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碑敿唇唤o馮現(xiàn)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面粉2000袋。
　　馮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從此一德一心,反蔣到底。
　　
　　1500元敗給了2000萬
　　
　　國內(nèi)的反蔣浪潮已持續(xù)一年,閻錫山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渡過了數(shù)次危機。
　　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一點沒有動搖,他對閻錫山的鉗制開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職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意思是要把三軍副總司令跟他的大本營山西隔斷;二是在經(jīng)濟上壓制�！拌F算盤”大為惱火。
　　中原大戰(zhàn)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xù)兩個月的電報大戰(zhàn)。閻錫山將國民黨內(nèi)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zhàn)不停的責任歸之于蔣,態(tài)度強硬地要求他下臺;蔣介石則要求閻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wèi),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shù))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
　　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粘滯,“毫無開國氣象”。
　　閻錫山又著手爭取張學良,但效果不理想,關鍵是他砸錢不如蔣介石闊綽。蔣的代表吳鐵城以高價購買沈陽兵工廠武器、發(fā)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送給張學良大約2000萬元;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少帥身邊的幕僚、秘書、副官及衛(wèi)士。一次,他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后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里放了2萬元,不論輸贏都歸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時想見少帥都會受到接待。
　　而閻錫山的兩位代表,一位帶了1000元,另一位揣著500元就上了門。頭一次會面后,二人再想見少帥均被擋駕。
　　軍費的籌辦對每個軍閥都是要事,受盤剝的永遠是百姓�；I辦機關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將所需糧倉、房舍、運輸工具貼上一兩張紙條――“某某師查封”,派幾個兵把守就是了。如果這些東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軍閥或豪紳,可以通過政府從別地籌集軍隊所要的東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筆錢請軍隊到別地征購物資――這樣層層轉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農(nóng)、貧農(nóng)來負擔。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這類負擔重到高出正稅的225倍,名列全國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紳、商拒絕這類負擔,部隊的辦法是“饑兵鬧事”,或者長官讓部下“自由行動3天”。
　　閻錫山在中原大戰(zhàn)前10年搜刮的錢財大多用在軍隊和兵工廠上,到1930年時,他手中的現(xiàn)款還沒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對部下實行三聯(lián)單的辦法控制缺額(以防多領兵餉)。上午開缺一個士兵下午就得報告;作戰(zhàn)前夕動員,每個師也只發(fā)2500元,包括了戰(zhàn)前的偵探費和向老百姓收買情報的費用。所以,多年追隨他的高級將領生活相當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購戰(zhàn)斗機是閻的外甥經(jīng)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意大利淘汰的舊貨,沒有戰(zhàn)斗效能,花了大價錢,卻始終不敢在作戰(zhàn)時使用。外甥從中得到一大筆傭金,閻大為光火,將他降級,但錢是回不來了。
　　張學良的奉軍成了中原大戰(zhàn)的關節(jié)之一。大戰(zhàn)之初張少帥“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出兵關內(nèi),導致閻、馮聯(lián)軍先勝后敗。
　　另一關節(jié)在于馮、閻、李諸派都想保存實力,雖然湊集兵力很多,戰(zhàn)略上缺乏統(tǒng)一指揮,有利時爭先,無利時退縮。何況當時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戰(zhàn)能力很差,人稱“高射炮部隊”。
　　《時代》報道中原大戰(zhàn)的文章說:“中國的戰(zhàn)爭以3種形式進行:1.大量的金錢賄賂,常常達到數(shù)以百萬計的金錢交易;2.鋪天蓋地的通電、公告、宣言,任何一方軍隊都要面對它們;3.人力,成千上萬的窮人和無知的人,今天為這一派打仗,明天又為另一派打仗,視他們的長官得到的賄賂而定。所有這些方式一直在運行著,早已形成一種體系、一種慣例,中國人――不管他偉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須讓它們發(fā)揮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現(xiàn)特別有效的金錢交易,中國的戰(zhàn)爭才會暫停�！�1930年5月19日的《時代》報道。不幸言中。10月底,敗局已定,馮玉祥通電下野;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但蔣不給他喘息機會,“堅不允許”閻某人滯留山西,派偵察機在太原上空盤旋示威。閻錫山只得避居大連,一面搖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論”。
　　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里,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么?還想什么?”
　　想起17歲那年的炎涼么?那年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chǎn)倒閉,欠下一屁股債,只好上了門板回鄉(xiāng)躲債。鄉(xiāng)里也呆不成了,父子倆只能沿著滹沱河繞小路去太原,行前閻錫山還偷偷拿了繼母的一副銀鐲子。
　　那時他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曾提著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后發(fā)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個小老百姓時所受的苦么?八國聯(lián)軍攻進北京,慈禧和光緒逃經(jīng)山西,清兵的糧秣供給由當?shù)匕傩粘袚Ｈf喜子曾去擔水切草、喂馬遛馬,挨打受罵,吃了不少苦頭。
　　不過,比起眼前大廈的崩塌,這些小窘迫實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范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于各軍閥的包圍之中。盡管目前晉西南地區(qū)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yōu)質(zhì)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fā)展優(yōu)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xiāng)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于壓力才續(xù)娶。
　　據(jù)《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jīng)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筑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nèi)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采取“中立”態(tài)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注于保衛(wèi)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發(fā)、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jīng)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后的頭20年里,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wěn)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睙o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贊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yè),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xiāng)河邊村創(chuàng)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fā)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后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fā)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范、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tǒng)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shù)量的增長“速而最穩(wěn)”。
　　閻錫山對農(nóng)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lián)系,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潭扔呔嗳饲橛h者何貴乎?
　　閻錫山在家鄉(xiāng)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nóng)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jiān)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nóng)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jīng)很高了,自治規(guī)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并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nèi)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y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y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y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發(fā)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聯(lián)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tǒng)治與“聯(lián)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wěn)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yǎng)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wèi)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jīng)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yè)――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chǎn)業(yè):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chuàng)建了包括采煤、采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面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yè)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yè)、鹽業(yè)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fā)行鈔票;總資產(chǎn)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筑橋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里邊找好處�！�
　　族人閻子奉講過閻錫山生財?shù)囊欢稳な?1929年間,幕僚梁巨川在北平聽清室太監(jiān)趙德山說,西四牌羊肉胡同7號曾是某王府宅第,埋著很多銀子。梁向閻報告,由山西省銀行北平分行撥款3萬銀元買下宅子,派了一個排衛(wèi)兵看守,由山西省銀行經(jīng)理王子壽負責一切開支費用。
　　20多名工人從當年8月開始掘洞,只許進人不許出人。地下滲出的水越來越多,只得用抽水機排到街上,弄得滿街都是泥水。3個多月過去,地下全部掘通,沒見銀子。王子壽向閻錫山請示,閻復電說把6號或8號宅子買下繼續(xù)施工。于是又花3.2萬元買下了8號,半年內(nèi)掘地三尺,還是一場空。王子壽唉聲嘆氣:“這事做得太馬虎,也太開玩笑了,銀子沒有挖到,反花了10來萬元!”
　　不過,閻錫山終究是錢莊出身,長于“打虎”(山西人對投機行為的俗稱)。據(jù)說從太原退到大連之前,閻從山西省府提走兩個600萬元,其中一筆是現(xiàn)款,一到大連就以低價買進日幣老頭票。10個月后老頭票大漲,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換成中國鈔票。閻在大連郊外海濱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個月,總共花了300多萬元,這一進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費“度假”。
　　另一筆600萬,散給了追隨他多年的人:文官廳長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別給1-5萬元不等。他囑托這些人:“咱是有辦法的,不要以為就此完結了�！彼奶幨勒軐W中有一條:“平時留下余地,臨時處置裕如�！�
　　
　　“公道主義”、“物產(chǎn)證券”和“按勞分配”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扎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nèi),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jīng)濟上維持割據(jù)。他還向下屬廣泛征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么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tǒng)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共產(chǎn)主義“強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diào)節(jié)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chǎn)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1932年秋,閻錫山成立了理論研究會,李冠洋是主任委員,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張子佩是委員。他們可以談共產(chǎn)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譯《資本論》,有的在編政治學的書。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閻錫山說得很干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據(jù)張子佩回憶:“從1931年到1935年,參加研究討論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專學校教書的,有的是各機關部門和團體負責的,也有國內(nèi)的學者、教授和進步人士來參加的,像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薄百Y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chǎn)主義必然到來”,那幾年里,不止一個人跟閻錫山這么說,但他始終認定“共產(chǎn)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他說:“資本主義不見得是必然崩潰……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人剝削人,應該反對它,推翻它,所以資本主義是該崩潰。”
　　“共產(chǎn)主義也不見得是必然到來。我們雖不能說它沒有可能,但看不見它何時可能。共產(chǎn)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勞動上不計多少,在享受上不計好壞。各盡所能,盡能很難;各取所需,取需很險。共產(chǎn)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若強行之,其禍人類必矣�！�
　　又說:“生產(chǎn)資料是資,生活資料是產(chǎn)。資供生產(chǎn),應歸公有;產(chǎn)供生活,仍應私有。資本主義病在資私有,不病在產(chǎn)私有;共產(chǎn)主義不病在資公有,卻病在產(chǎn)公有。按勞分配是資公有、產(chǎn)私有的社會制度,既利生產(chǎn)又利生活,是人類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并確定了資公有、產(chǎn)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他借用馬克思主義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對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主張發(fā)行物產(chǎn)證券,收多少貨發(fā)多少證券;反對資產(chǎn)私有、生息,主張資由公給,按勞分配。1932年,在整頓金融業(yè)過程中他實踐了他的“物產(chǎn)證券”。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fā)紙幣造成市場混亂。于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yè)銀行、鹽業(yè)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chǎn)做擔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fā)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fā)行紙幣均以現(xiàn)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采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fā)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fā)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于憑空發(fā)行紙幣用以聚攏物資,實在是個創(chuàng)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呆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nóng)副產(chǎn)品,僅一年多,庫里的物資及不動產(chǎn)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xù)大量發(fā)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fā)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fā)行紙幣增加到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眾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yè)銀號叫“坑人的銀號”,實物準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5年里,山西的經(jīng)濟得到長足發(fā)展。5年里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nóng)副產(chǎn)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將這段時期的經(jīng)濟成就歸功于閻錫山。這當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沒有他的決策、頭腦和手段,山西不會寫就這段歷史。但事情還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沒有山西人被壓榨出的血汗――4家銀行號發(fā)行的各種建設券、借款券、公債是1100多萬人每人掏6元多認購的;工人被延長工作時間而減少工資,農(nóng)民被發(fā)放高利貸、增加賦稅,因建鐵路被低價征用土地――這“十年建設計劃案”是無法兌現(xiàn)的。
　　1935年前后,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陜西紅軍不斷發(fā)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jīng)直接針對共產(chǎn)主義了。
　　1936年他發(fā)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chǎn)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xiàn)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么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真如在顯微鏡下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說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對啦。只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剩余、經(jīng)濟恐慌,認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實這是個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馬克思把交易病認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chǎn)主義必然到來。”
　　
　　說好的不采納,說對的采納
　　
　　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識結構,儒家傳統(tǒng)文化影響了他一生。成為政要后,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jīng)的句子。他反復強調(diào),“井田的經(jīng)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比寮业男奚怼⒆允≡谒纳钴壽E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里,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并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國府委員、內(nèi)政部長、監(jiān)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遍悇t說:“次隴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jīng)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于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么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余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處于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間,處于凄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最愿意與手下文士談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學――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識得這個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這個中?叩其兩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發(fā)展的,變化的,中是不是變化的?事物是時變的,萬變的,中是不變的,但不能執(zhí)中,要求時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么?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么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jīng)上海、天津、北京,為什么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跡?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們想要找,去鄉(xiāng)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跟幕僚開會,對他們的意見,閻總用兩句話回答,一句是“你說得好”,一句是“你說得對”。說好的不采納,說對的采納。時間長了手下才明白過來:原來,好并不等于對呀。
　　閻錫山自有說法:對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對在不對的中間,不在不對的反面;不對的反面,還是個不對,不對與不對是相對的……偏與倚,過與不及,都是不對。唯中與對是絕對的�！�
　　“中”滲透此人骨髓,影響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閻錫山常說:“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彼哪恐袥]有一個好人,他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機會就為自己圖謀私利,如不預為防范,小則營私舞弊,大則圖謀造反。因此他用種種手段使同人互相監(jiān)視,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縱支配,無論遠近親友,都不例外。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
　　“聰聰明明的壞人,與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職。”
　　閻錫山身上既有傳統(tǒng)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響,也有封建意識的遺傳基因。他的講話叫“訓話”,他看過的信批“上閱”,他親復的信批“上復”,他的手批稱“手諭”,冠之以天干地支,這是所謂“申東手諭”、“壬寒手諭”的由來。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內(nèi)室常設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找來問福禍�？箲�(zhàn)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費了一番周折:在運城(運成),那可不成,最后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學延安,蹲窯洞;學土改,村公有
　　
　　正因為“中”的思想,閻錫山能從中共各方面汲取長處。他看到了舊軍的弱點,研究了中共“黨指揮槍”的辦法與經(jīng)驗,得出結論:“軍官能力的軍隊不如政治能力的軍隊,政治能力的軍隊不如主義能力的軍隊。”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為代表的共產(chǎn)黨人籌建新軍“青年搞敵決死隊”,并仿照八路軍的建軍制度,在新軍中普遍設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軍、政部門撤至臨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口號提出了“民族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口號,仿照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訂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當時延安有個學校叫“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閻錫山在臨汾也成立了一個“民大”(民族革命大學);一到秋林、克難坡,閻錫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同時修食堂、蓋舞臺、建禮堂、興水電,使得秋林、克難坡的夜景像是個小延安;中共歷來鼓勵婦女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延安有成群結隊的女兵,閻也標榜提高婦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養(yǎng)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難坡街頭也不乏身著戎裝的“女兵”;延安提倡勤儉樸素、艱苦奮斗,閻也要求禁絕煙賭贓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裝也較國民黨中央軍簡樸;延安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閻也使秋林、克難坡的生活緊張化,機關干部每天8小時工作外,須出席早晨6點由閻主持的“朝會”……
　　當1935年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從南方蘇區(qū)向北方蔓延時,閻錫山在“防共會議”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張。他還幾次提到“共產(chǎn)黨的厲害”:“共產(chǎn)黨將私有土地拿來分給貧農(nóng),使貧農(nóng)同情于他,成為擁護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農(nóng)民擁護為其革命手段,是摧毀現(xiàn)在政府建設的基礎。”
　　早在1920年代,閻錫山提出過“田由公授”的主張,他深知土地問題是這農(nóng)業(yè)國家的命脈。10多年間,因為戰(zhàn)亂與動蕩,農(nóng)村破產(chǎn)情況普遍,自耕農(nóng)降為半自耕農(nóng),半自耕農(nóng)降為雇農(nóng)佃農(nóng),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趨勢,“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終歲勞動,不得一飽”。
　　他認為漢之王田、晉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辦法,但沒從根本上解決,“所以中國的土地問題,老是走循環(huán)路線,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復集中的過程。”
　　他想出的辦法是動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收歸村有,希望在實行土地分配時有村人理解,手續(xù)也簡便易行。
　　他督導制訂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一共13條。主要款項是:凡滿18歲的村民,就有權向村公所領一塊田,到58歲,還給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須交不勞動稅。
　　這份大綱在當時引發(fā)許多評論,有的人認為它在理論上存在許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處。
　　閻錫山在老家五臺縣的幾個村試點,苦口婆心勸說富人們?yōu)榱碎L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來,以無利公債收買,遭到富人的強烈抵制。結果,不了了之。
　　正如當時某些評論指出的:解決土地問題是個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習慣、利益的重新分配,實際上是要觸動甚至改變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種能適應生產(chǎn)力解放和發(fā)展的新的生產(chǎn)關系和上層建筑。因此,遠沒有閻錫山設計的那樣簡單。
　　他的方案,實際上是在不損害所在階層利益前提下的一種改良,以挽救走向沒落的命運,卻遭遇非議和責難,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階層的悲哀。但閻的努力,對1930年代興起的鄉(xiāng)村建設和改造農(nóng)村運動,確實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3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東三省后,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lián)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zhàn)略地位、煤鐵礦產(chǎn),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掛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chǎn)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復權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fā)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后抗戰(zhàn)楷�！薄�
　　薄一波在《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中對這段歲月作過生動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處。如他說服閻錫山釋放關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讓那些愛國、有為的青年恢復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陣營。范長江在1937年2月有過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記述:
　　我到太原的時候,正舊歷正月十五前后,一切舊式的游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起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卻完全換了新的內(nèi)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唱歌和演戲材料,或是已經(jīng)成為抗日救亡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zhàn)的唱歌和口號。這種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zhàn)”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zhàn)時再抗戰(zhàn),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并駕齊驅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復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zhàn)”。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zhàn)”、“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zhàn)”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zhàn)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chǎn)87萬元捐給前線。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chǎn)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fā)展壯大犧盟會,表現(xiàn)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陜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臺人,閻錫山的同鄉(xiāng),且在閻創(chuàng)辦的省立國民師范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向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這次交道,令閻錫山對周恩來頗為佩服,事后他對薄一波說:“周先生對抗戰(zhàn)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庇仲�:“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
　　在雁門關視察地形時,周恩來與閻錫山有過這樣的對話――
　　“如果日寇攻到這里,你準備怎樣打?”周問。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閻答。
　　半個月后,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zhàn),取得八路軍抗戰(zhàn)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zhàn)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并首次勝利的戰(zhàn)斗――盡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平型關戰(zhàn)役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zhàn)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jié)節(jié)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jīng)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余經(jīng)。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正因為閻錫山與共產(chǎn)黨的合作,國民黨內(nèi)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臺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后,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更有人暗指,閻錫山是國民黨垮臺的“首禍”。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nèi)。他不斷調(diào)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nèi)戰(zhàn)、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nèi),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陜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zhàn)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復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tài)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后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后,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毛澤東在寫給閻錫山的信中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調(diào)停手段�！笔聦嵶C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diào)停,功不可沒。
　　至于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的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后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wèi)的道路�！遍惢卮鹫f:“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絕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xiàn)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jīng)長大的,盡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里,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這部分代號為“貍”。
　　跑來跑去,守不住“沒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共兩黨曾在重慶簽署“雙十協(xié)定”,即停止內(nèi)戰(zhàn),長期合作,建設新中國。閻錫山大為不滿,他在剛剛結束的上黨戰(zhàn)役中吃了大虧,損失了13個師。
　　閻錫山認為中共的優(yōu)勢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傳,因此始終視為勁敵:“天下少有比共產(chǎn)黨會說的,翻過來折過去都有理。”
　　1946年,國民黨再次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時,閻錫山與胡宗南聯(lián)手,向山西解放區(qū)進攻。當時他推行“兵農(nóng)合一”政策,雖然描畫得很好,但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當時流傳的歌謠“兵農(nóng)合一聚寶盆,村里跑得沒了人”,“編組抓丁真真好,地里長的全是草”,“編村村長兵販子,害得媳婦沒漢子”,大致講出了民意。兵農(nóng)合一最終導致農(nóng)村經(jīng)濟衰敗,許多農(nóng)民棄田離家,有的跑到解放區(qū)。
　　戰(zhàn)場上傳來的消息也越來越糟。閻錫山開始亂了陣腳,他在梁化之策動下展開了“三自傳訓”、“返干團”等白色恐怖,殺人無數(shù),推著他進一步失掉民心,推著他的王朝走向墳墓。
　　一位當時進入太原的美國記者說:“任何人到了太原,都會對數(shù)不清的碉堡感到吃驚,高的、低的、長的、圓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構成了不可思議的嚴密火網(wǎng)。”
　　太原周圍修建了大約一萬個碉堡,樣貌跟閻的性格一樣復雜:一層到多層不等;材質(zhì)有磚、石、鋼筋水泥;形狀有人字形、十字形、圓形、三角形、六角形、寶塔形;功能有殺傷碉、伏地碉、警戒碉、側射碉、好漢碉、半徑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兩側的、反向射擊的――名為“沒奈何碉”……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畫出來的。
　　“這完全是他幻想的產(chǎn)物,并非可行�！钡曹娛鹿こ誊姽賹@些古怪設計提出意見,閻就會大發(fā)脾氣。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戰(zhàn),是國共戰(zhàn)史上最慘烈的戰(zhàn)事之一。東山上的每一個據(jù)點、每一座碉堡都經(jīng)過了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殘酷過程。一塊面積不大的陣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門火炮的輪番轟擊。陡坡上已經(jīng)沒辦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體堆積掩護。閻錫山的部隊攻勢猛烈,防御頑強,幾近瘋狂。徐向前的部隊無論兵力還是裝備都處劣勢,官兵流血犧牲,前赴后繼,晝夜廝殺。
　　戰(zhàn)斗接近尾聲時,徐向前舊病復發(fā),胸部因大量積水劇痛難忍。他躺在擔架上不肯撤后,前線官兵的巨大傷亡令他心寒。戰(zhàn)事稍稍平息之后,東山上各主要陣地焦土達一米厚,戰(zhàn)死的官兵尸體交錯疊摞。此戰(zhàn),閻錫山部損失兵力萬余,徐向前部傷亡8500多人。
　　身邊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閻錫山:“如熱鍋里的螞蟻,團團亂轉,每天拄著手杖,幾個衛(wèi)士跟著,一會兒到參謀處,一會兒到作戰(zhàn)組,內(nèi)北廳、外北廳、中和齋,跑來跑去――這是他想問題時的習慣;此時更形焦急,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變得粗暴,逢人便罵,對衛(wèi)士稍不如意,舉杖便打,不僅拿公文請示的參謀、參事,怕與之見面,能避則避,就是伴隨他的五妹子閻慧卿,這時也收斂了�！�
　　有一次,閻錫山特地招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500小瓶毒藥水,門外停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果失敗,咱就和咱的干部們飲此毒藥,同歸于盡�！边�令侍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們是無勇氣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閻錫山的內(nèi)室悄無聲息。手下已佇立良久,他才睜開眼睛說:“你坐下,拿支筆,咱說你寫。”閻向美國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萬日軍俘虜,撥飛機200架,歸閻某指揮,定可橫行華北,撲滅共產(chǎn)軍。”他委托早有款項交存的美國凱因公司向政府游說。手下問:“凱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國政府這樣辦呢?”閻錫山說:“你不懂得,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與政府有直接關系,你去辦吧!”
　　3月29日下午,閻錫山帶了六七個侍從,秘密溜出南門,在汾河西洪溝小機場,乘坐陳納德替他準備的一架小飛機,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閻錫山電報五人小組:“萬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國、化之兩人性命難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軍對太原城發(fā)起總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鐘樓一側備汽油和木柴,然后進入鐘樓服毒自殺,在副官點燃的沖天烈火中化為灰燼。同時服毒的,還有閻錫山鐘愛的五妹閻惠卿。
　　梁化之自殺前后,特種警憲指揮處的部分成員也先后服毒或開槍互擊。閻錫山到臺灣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薄�
　　這故事曾被編入臺灣小學課本,被稱為“戡亂戰(zhàn)史上最悲壯的一頁”。臺灣一些文人也說“太原無降者”、“滿城文武在城陷之際集體自殺”等等。李敖童年時曾在太原度過一年時光,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于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個月,攻守雙方傷亡均在3萬以上。破城一個多月后,章士釗、邵力子寫信給李宗仁:“夫閻君不惜其鄉(xiāng)人子弟,以萬無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責若輩死綏,以致城破之日,尸與溝平,屋無完瓦,晉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國行政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教育部長杭立武即將逃往臺灣。
　　眾人候在機場,惟閻錫山樣子奇怪:他帶著兩只箱子,寸步不離身,一只坐著,另一只放在手邊;他神情恍惚,身體微搖。這兩只箱子里都是金條。
　　多虧這些黃金,讓他晚年能在陽明山麓獨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書(70多歲出版《三百年的中國》)、會友、“觀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蔣介石眼色。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失敗,不是兵力不夠,是政略不夠。如我們對二百萬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對抗裝備甚差的三萬共軍,即是明證。共黨以其主義、政策、政略,組織起民眾,造成面的戰(zhàn)略,以明擊暗、以大吃小的戰(zhàn)術,是超歷史的做法�！�
　　閻錫山死于因感冒引發(fā)的肺炎和心臟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聯(lián),囑咐家人在他死后貼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yè);
　　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50年來,他的侍衛(wèi)官井國治、張日明等人一直看守著這座碉堡。他的靈堂里香火不斷,除燭臺、鮮花、素果,供桌兩側還擺放著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國》、《閻百川先生要電錄》等。80歲出頭的張日明對臺灣《中國時報》記者說:“這幾年有山西來的客人,或研究閻錫山的學者來過。有興趣看看,就帶幾本回去吧!”
　　(參考《閻錫山統(tǒng)治山西史實》、陳應謙編《閻錫山與家鄉(xiāng)》、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閻錫山》、雒春普著《三晉有才:閻錫山幕府》、景占魁著《閻錫山傳》;陳志讓著《軍紳政權》、相從智編《中外學者論張學良楊虎城和閻錫山》、約翰•本杰明•鮑威爾著《我在中國二十五年》、哈雷特•阿班著《民國采訪戰(zhàn)》、李輝著《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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