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陸的標準,北島的家顯然算不上寬敞。狹長的客廳,擺著書架、餐桌、沙發(fā)、茶幾和電視機,像一首意象過于密集的詩。詩人身材高大,再加上兩位記者,房間就顯得有些局促。拉開窗簾,詩境才開闊起來,墨色的海水帶著香港的萬家燈火一齊涌入,讓人猝不及防。北島招呼我們坐下,然后去廚房打開一瓶紅酒。
　　
　　妻子甘琦加班還沒回家,5歲的兒子卻已睡熟。北島輕輕帶上門,回到我們身邊。
　　他顯然對品酒頗有研究:斟,看顏色,晃杯子,聞,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著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養(yǎng)成的習(xí)慣。按他的說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愿,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他向我們講述在歐洲4年,換7個國家,搬遷15次的故事。在北歐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詩和酒,陪他度過漫漫長夜。
　　20年前,北島開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歐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國。那時,他面臨很多壓力:父親病重,孩子要上大學(xué),美國經(jīng)濟不好,教職也并不穩(wěn)定。他做過許多工作,在紐約與一個舞蹈團合作,在加州為法庭的中文口譯出考題,甚至給BMW汽車寫過頌詞。北島說,現(xiàn)在想起來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財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學(xué)的聘請,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離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島,未必不是“他鄉(xiāng)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訪,在書展的講座上看到北島。他夾在兩位滔滔不絕的香港學(xué)者中間沉默不語,像誤入粵語大氣層的飛鳥。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詩集的名字:歸來的陌生人。
　　北島曾說,如果中國是一幅畫,香港就是這幅畫的留白,他自己則是留白處無意灑落的一滴墨。只是絕大多數(shù)香港人不知道,這滴墨曾經(jīng)點染出一個時代的輪廓。
　　也許,現(xiàn)在他依然不太適應(yīng)香港的環(huán)境。他沒有車,因為摸不清錯綜復(fù)雜的路況。在出租車上,他和工作人員說“香港詩歌之夜”的籌備情況,因交流困難,只好用英語。
　　北島一次次飲盡杯中酒。他的聲音渾厚而平靜,有一種娓娓道來的節(jié)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見到多多,兩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認識的。那時他才不過20出頭,轟轟烈烈的文學(xué)運動還在后頭。
　　在文章中,北島曾回憶那個年代。那個可以為了一本書跑遍全城,可以為了一個想法爭得面紅耳赤的年代。曾經(jīng),《今天》編輯部人來人往,熱愛文學(xué)的年輕人在這里“吵得臉紅脖子粗”,卻結(jié)成了終生的友誼。
　　對于1970年代,北島不僅僅有懷念。他正在主編《七十年代》的第二輯,打算把作者群擴大到更廣的階層,甚至包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八�肯定是一種爭論,有人這樣敘述,有人那樣敘述,”北島說,“正是因為各種聲音加入,整個聲音才更渾厚有力�！�
　　前不久他獲得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一份遲到的榮譽,而且還無法親自領(lǐng)取。在獲獎感言中,北島寫到自己的“缺席”――“正因為缺席,才會領(lǐng)悟我們所擁有的空間;正因為缺席,才會探知這鍍金時代的痛點;正因為缺席,才會讓命名萬物的詞發(fā)出叫喊。”
　　這么多年來,他早已習(xí)慣了缺席,但對這個時代,他的批評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薩義德在《知識分子》里說的,“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tài),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
　　進入1990年代,物質(zhì)主義逐漸擠占過去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的地帶。商業(yè)化與體制化合圍,新媒體所帶來的新洗腦方式,讓北島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斷衰退,知識分子不再是時代的牛虻,反而成為了迎合者。
　　“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夢想,我希望未來中國能出現(xiàn)一場新的文化復(fù)興運動,”北島真誠地說,“在這場運動中,知識分子應(yīng)起到主力軍的作用�！�
　　北島的藏書并不算多。因為搬家頻繁,很多丟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贈書,他像恪守承諾一樣,不辭辛勞地從天涯帶到海角。我從書架上抽出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帕斯的《另一種聲音》,扉頁上有這位已故墨西哥詩人的親筆簽名:送給我的朋友北島。
　　還有艾倫•金斯堡、蓋瑞•施耐德、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書架上的名字幾乎能構(gòu)成世界文壇的“夢之隊”。北島說,他們都是處在國家之間、主流之外的邊緣人,正因為此,他們擁有了特權(quán),成為了不同文化的批評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雙眼濕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勞。只有這樣的時刻,他才像一個60歲的人,臉上寫滿歲月的滄桑。
　　走出北島家,街上已空無一人。路燈像閃爍的漁火,在夜色中晃。我和攝影記者都有些犯暈,酒精像老鼠,把周圍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北島在《斷章》中寫到的情景。
　　那是1978年深冬的午夜,他和朋友們決定把第一期《今天》貼遍全北京。從小酒館出來,他跟朋友們一個個分手,胯下的單車已走不成直線。他看見繁星樹影,路燈光暈,翹起的屋檐像船在黑夜中航行。年輕的詩人想起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
　　
　　那些經(jīng)歷根本算不了什么
　　――對話北島
　　
　　不能把批評美國變成贊揚自己
　　人物周刊:您的新書寫到什么程度了?
　　北島:接近尾聲了,還要三四個月吧。這本書是從我出生寫到1969年上山下鄉(xiāng),側(cè)重童年經(jīng)驗。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說:人生像彗星一樣,頭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頭部是童年時期,童年經(jīng)驗決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經(jīng)驗是危險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說得好像挺邪乎,其實很有道理�；仡櫷�年,我才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早已被決定了。記憶像迷宮的門,追溯童年經(jīng)驗就是一個不斷摸索、不斷開門的過程。
　　人物周刊:以后會寫自傳嗎?
　　北島:大概不會真的寫自傳。我今年60歲,可分為3段:出生到20歲開始寫詩,這是第一段;20歲到40歲是在國內(nèi)折騰――地下寫作,辦《今天》,搞翻譯,換工作,最后成為自由職業(yè)者,這是第二階段;40歲那年開始漂泊至今,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階段很清晰,這樣交代起來省事。
　　人物周刊:漂泊了這么多年,中間回過幾次北京?
　　北島:從1989年到現(xiàn)在回過5次,每次不能超過一個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間,從父親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動最大。北京完全變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聯(lián)系被割斷了。這個過程讓我痛苦,好像在故鄉(xiāng)反而迷失了,連自己的家門和讀過書的學(xué)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著。這倒也好,回鄉(xiāng)之旅徹底治好了我的鄉(xiāng)愁。如果說還有鄉(xiāng)愁,那也是對一個遙遠的文化記憶的鄉(xiāng)愁。而作家的好處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復(fù)一個業(yè)已消失的世界。
　　人物周刊:這些年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北島:我想一個四海為家的人的最大好處是,由于不屬于任何體制,他有親歷者和旁觀者的雙重的批評特權(quán)。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著遵守當?shù)氐囊?guī)矩。正因這種與各種文化,包括母語文化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他可以說三道四、無法無天。我希望自己繼續(xù)保持這種批評的特權(quán)。
　　人物周刊:在美國時也批評美國主流文化嗎?
　　北島:當然。在一個社會生活久了,如果沒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就說明你有問題了。但我覺得,談?wù)撘粋�國家,最好能放在這個國家的語境中――脫離這個語境很難理清來龍去脈。我認為美國是中國將來應(yīng)該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壟斷資本控制國家與社會。它的民主體制設(shè)計上很完美,但在實踐中困境重重。
　　人物周刊: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美國民主是很欣賞的。
　　北島:新左派和自由派之爭,和每個人的閱歷、知識背景有關(guān),立場觀點像光譜那樣復(fù)雜,很難簡單分類。我看過《民主四講》(作者持新左派立場),很多地方講得是對的,但不能把對美國制度的批評簡單地轉(zhuǎn)化成自我頌揚。美國民主制度是有種種問題,但并不能反證中國的現(xiàn)狀就是好的。如果連知識分子都不肯認真反省這60年,將來還會犯同樣的錯誤。我認為知識分子最起碼要做到永遠保持批判立場,不取悅?cè)魏我环?無論權(quán)貴還是大眾。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大陸陸續(xù)出版,有刪改情況嗎?
　　北島: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編輯和我共同校對,才發(fā)現(xiàn)大陸的每本散文集都刪了上百處。有些出版社,如三聯(lián),就做得比較好,《七十年代》刪節(jié)得很少。
　　“文革”中的地下文化運動
　　人物周刊:您的新書算是對少年時代經(jīng)歷的反省嗎?
　　北島:1966年我17歲,曾很深地卷進“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討的是一個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長經(jīng)驗,包括對當時狂熱的懺悔。我最近剛完成的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國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潛藏和爆發(fā)的危機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來實際上有兩個四中:一個是以高干子弟為中心的“貴族”四中,一個是以思想文化為動力的“平民”四中。這種內(nèi)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謂“平等意識”掩蓋了,而“文革”不僅暴露,甚至加深了這種對立,鴻溝一直延伸到現(xiàn)在,雙方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這又恰好與當今的政治、社會形態(tài)掛上了鉤。
　　人物周刊:對那個時代人們的評價反差特別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陳丹青的觀點就很不同。
　　北島:這也正是我們編輯《七十年代》的意圖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經(jīng)歷很接近――上山下鄉(xiāng)、自學(xué),還有來自底層的社會經(jīng)驗,但卻有著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觀點。這種矛盾恰好構(gòu)成了歷史敘述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我覺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簡單否定,而是把看來愚昧的東西轉(zhuǎn)化成營養(yǎng),轉(zhuǎn)化成再創(chuàng)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讀書被禁,人們反而產(chǎn)生精神上的饑渴。一本書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專制主義的壓力來源是明確的,是單向的,而消費主義的壓力卻無所不在,看不見摸不著,讓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對您這代人來說,反抗是必然的選擇嗎?
　　北島:到70年代,中國文化走向絕境,這才有絕處逢生的可能。其實對那一段歷史的復(fù)雜性還遠沒有說透,往往還停留在膚淺而簡單化的陳詞濫調(diào)之中。我跟朋友建議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種子的時段,也就是所謂童年經(jīng)驗。70年代是破土與艱難生長的過程。你也可以把這一過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鄉(xiāng)剛開始的時候,有個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這顆種子和大地的關(guān)系有點兒特別。他是紅衛(wèi)兵運動走向高潮時開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魚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這一點。而恰好趕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一下子把他的詩帶向四面八方。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觸動了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開關(guān)。如果說反抗是某種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開花結(jié)果就難說了。這背后的復(fù)雜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當年地下文化的見證者,能談一下當時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嗎?
　　北島:打個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點兒像大小漣漪,擴張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漣漪,最終才能興風作浪。比如我先在幾個同班同學(xué)組成的小圈子混,后來經(jīng)朋友介紹,認識了芒克、彭剛和多多等人,他們都屬于北京一個比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淵,當時只是20歲出頭的女孩。這是多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她扮演著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樣的沙龍女主人的角色,指點江山,說誰成誰就成。說到底,這也是中國革命帶來的結(jié)果,膽大,沒有條條框框。他們在當時的高壓環(huán)境中辦過地下畫展,還投票選出最佳作品。而像這樣的沙龍其實全國各地都有,只不過在主流的歷史敘述中被忽略了�！镀呤�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現(xiàn)這些被忽略的細節(jié),呈現(xiàn)更加復(fù)雜多變的歷史質(zhì)感。
　　恢復(fù)現(xiàn)代漢語的尊嚴
　　人物周刊:您怎么評價自己早年的詩作,包括它們和當時的政治之間的張力?
　　北島:我沒有保留最初的詩稿,但我還能記得第一首詩叫《因為我們還年輕》。在當時高度政治化的壓力下,我們這代人存在著虛無頹廢的傾向,那首詩針對的是這一傾向,帶有明顯的道德說教意味。當時就有個朋友指出了這一點,這是我早期寫作中一直在克服的問題。其實《回答》也還是有道德說教的影子,只不過在反抗的姿態(tài)中似乎被掩蓋了�！痘卮稹纷畛鯇懹�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發(fā)表在《今天》創(chuàng)刊號上,第二年春天被《詩刊》轉(zhuǎn)載。由于過于鮮明的政治反抗色彩,為安全起見,發(fā)表時標的創(chuàng)作時間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詩從一開始就具有啟蒙色彩,怎么看這種啟蒙者的身份?
　　北島:啟蒙者都喜歡道德說教,這大概就是癥結(jié)所在。其實我在我們那代人中是比較笨的,是需要被啟蒙的人。我們中間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筆名根子),橫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壇全都震住了。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是自70年代初以來現(xiàn)代詩歌的開端。當然,由于他父親是電影導(dǎo)演,他很早接觸到西方詩歌。所謂白洋淀詩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響。
　　人物周刊:《回答》影響了一代人,您卻說要對它要有一個反省,反省什么?
　　北島:對抗是種強大的動力,但又潛藏著危險,就是你會長得越來越像你的敵人。官方話語到“文革”算是走到了頭,甚至所有詞與物的關(guān)系都被確定了。1972年初,我寫了首詩《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綠色的陽光在樹縫中游竄”。我父親看到后滿臉恐慌,讓我馬上燒掉。因為太陽指的只能是毛澤東,怎么能是綠色的呢?如果說這40年來,我們顛覆了官方話語的統(tǒng)治地位,恢復(fù)了現(xiàn)代漢語的尊嚴,值得驕傲,那同時我們也很可悲,因為我們就像曼德爾施塔姆所說的,扮演的是“低級侍從”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只會行走,不會飛翔;只會戰(zhàn)斗,不會做夢。放在這樣的語境中,你就會明白我對《回答》的不滿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發(fā)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響,這對你的生活有什么改變?
　　北島:《詩刊》給了我9塊錢稿費,我請當時辦《今天》的朋友們撮了頓。這是對我最直接的影響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時代前沿的感覺?
　　北島:什么是時代前沿?在《今天》出現(xiàn)前我們其實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剛一起喝酒,從屠格涅夫的《羅亭》說到中國的未來。我們發(fā)誓,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xiàn)自由化運動,我們一定要為之獻身。四中有個同學(xué)叫張育海,70年代初參加緬共人民軍,在戰(zhàn)斗中犧牲。他臨死前不久,曾給同學(xué)寫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話大意是,不是歷史不給我們機會,而是有了機會由于沒做好準備,往往錯過。這封信在知青中流傳甚廣,對我影響很大。十年磨一劍,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開始出現(xiàn)松動的跡象,我們終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發(fā)刊詞的第一句話就是“歷史終于給了我們機會”,與張育海的那封信遙相呼應(yīng)。現(xiàn)在看來,我們準備得很不夠,否則還應(yīng)該走得更遠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島:在今天,官方這個說法有點簡單化,比如不少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關(guān)于《今天》及地下文學(xué)的回憶錄,在報刊上有關(guān)于《今天》的訪談等。這并不等于得到承認,當然承認不承認沒關(guān)系,這只是時間問題�；仡櫘斈觋P(guān)于朦朧詩的爭論,已恍如隔世�，F(xiàn)在想起來真得感謝當時主管文藝的官員及其理論家,他們組織人馬大力“推廣”“今天派”(“朦朧派”)詩歌,讓它們深入人心,功不可沒。
　　商業(yè)化出現(xiàn)以后這代人紛紛落馬
　　人物周刊:對您來說,時代的壓力與寫作有怎樣的關(guān)系?
　　北島:對作家來說,時代的壓力不一定是壞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沒有壓力有時反倒是更大的壓力。關(guān)鍵是作家是否能將壓力轉(zhuǎn)化并升華為寫作的動力與資源�；蛟S最值得幸運的是,我們這代人從寫作之初就斷了功名利祿的念想。而這正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帶給個人最負面的能量。這真得感謝“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壞的同時也帶來我們與傳統(tǒng)文化的重大偏離,我們這幫人有了新的創(chuàng)造空間,這恐怕是祖輩、后代都難以獲取的空間――在可怖高壓下獲得某種純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時刻目睹令人暈眩的光明。如今這傳統(tǒng)又回到老路上,每個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陰影中。看看那些文人為蠅頭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來,就是明證。這是個很大的話題,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需要更廣泛更深入地探討。
　　人物周刊:聽說您跟中國電影界的人很熟。
　　北島:我認識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時,他們還是電影學(xué)院的學(xué)生。陳凱歌是個講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國電影完整地講出來,連同場景對話動作等所有細節(jié)。他參與過《今天》的活動,發(fā)過短篇小說,也是《今天》在北京電影學(xué)院的代理,負責張貼海報、代售刊物�？傮w而言,我覺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權(quán)勢、資本投降了�？上��？峙轮挥刑飰褖咽莻�例外,他還在孤軍奮戰(zhàn)。
　　
　　前兩年在美國一所私立學(xué)院教中國當代電影,覺得還是《黃土地》好。我真納悶,難道“第五代”不但沒長進,反而倒退了嗎?他們后來的電影你可以看出不斷妥協(xié)讓步放棄的過程,直到完全從藝術(shù)中撤離。我現(xiàn)在對他們不再報任何希望,決心再也不看他們的任何電影。
　　這又回到剛才提到的張玉海的那句話:不是歷史不給我們機會,而是沒有準備,有了機會也往往錯過。不能說我們沒有準備,而是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知識不完整,信念不堅定,一句話,缺乏足夠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遠。再趕上商業(yè)化――活了一輩子什么都見過,就是沒見過錢,于是紛紛落馬。從70年代末開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會、第三代詩歌、第五代電影、尋根文學(xué)、試驗小說,那就是一場文藝復(fù)興運動,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準備不足,這能量沒持續(xù)多久就衰敗了。
　　人物周刊:聽說您和艾青曾關(guān)系很近,后來出現(xiàn)分歧。能說說這段公案嗎?
　　北島:說來話長。1983年“反精神污染運動”開始,《經(jīng)濟日報》去艾青家采訪。艾青把政治與私人恩怨夾在一起,多次點到我的名。出了門,《經(jīng)濟日報》副總編輯對隨行的年輕編輯(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學(xué))說,艾青今天涉及北島的話要全部刪掉。她的職業(yè)道德多少保護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從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時認識的。那時他住在白塔寺的一個小院里,單間,上下鋪,他們夫婦和兩個兒子擠在一間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詩集《陌生的海灘》的封面是他手繪制作的,總共100本。其中《太陽城札記》中的最后一節(jié)是“生活•網(wǎng)”,艾青到處公開引用批評。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強調(diào)這是一首組詩中的一小節(jié),你要批評,也應(yīng)說明原委。我接著說,你也是從年輕時代過來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對我們的寫作應(yīng)持有寬容公正的態(tài)度。收到此信,艾青給我打電話,我們幾乎就在電話里吵起來。其實我和不少前輩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兩代人互動交錯的特殊時期,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很遺憾,我和艾青的關(guān)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人物周刊:后來第三代詩人喊出了“Pass北島”的口號。
　　北島: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時期,社會變化太快,代與代之間被壓縮了,有人說5年一代,有人說10年一代�？傊�由于距離太近,布魯姆所說的那種“影響的焦慮”就更顯而易見。
　　超時了,掏出手槍,接著讀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開始了在海外的漂泊,當時的狀態(tài)是怎樣的?
　　北島:我算比較幸運的,最初有獎學(xué)金,后來混到大學(xué)教書。我生存能力比較強。剛到國外的那幾年,一直拒絕學(xué)外語,直到1993年去美國,才真正感到語言的壓力。我用英文教詩歌寫作,膽兒夠大的。每天花大量時間讀英文備課,最麻煩的是看不懂學(xué)生的作業(yè),詩歌的詞匯量大,一個詞卡住就無法繼續(xù)分析。后來買到一種掃描筆,碰到生祠一掃就出現(xiàn)中文解釋,我管它叫“掃盲筆”,這玩意兒可救了我。我上課時跟學(xué)生說,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壓力有多大?
　　北島:在國外生活需要堅強的神經(jīng)。有一陣,我獨自養(yǎng)家?guī)�女�?只能前進不能后退。第一大難關(guān)就是在加州大學(xué)戴維斯分校教書時被臺灣老板炒了魷魚,當時沒什么存款,房子每月還要付按揭,一腳踩空了。我終于體會到資本主義的厲害,像老虎,比專制還厲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美國之音”約我寫《作家手記》,救我于水生火熱中,還逼出寫散文的能力。后來我轉(zhuǎn)向用英文教寫作、出去朗誦,都和生存壓力有關(guān)。
　　人物周刊:朗誦也用英文嗎?
　　北島:我一直堅持用中文朗誦詩歌,用英文朗誦散文。因為中文是我詩歌的身份,不能放棄。在美國的大學(xué)系統(tǒng),英文系幾乎都設(shè)有創(chuàng)作課,由詩人作家擔任教授,與創(chuàng)作課配套的是朗誦系列�；ハ嗾垇碚埲�,這是美國詩人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人物周刊:在《朗誦記》中,您提到過一些奇聞軼事,特別有意思,還能說一些嗎?
　　北島:朗誦會一般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但由于詩人的EGO太強,常常會盡量多占領(lǐng)舞臺,奪走別人朗誦的時間。我認識一個叫喬治的美國詩人,當過兵,參加過越戰(zhàn),因反戰(zhàn)被送上軍事法庭,后來又去日本學(xué)武術(shù)。有一回,他在舊金參加一個朗誦會,坐他旁邊的是個黑人詩人,人高馬大,而喬治比較矮小。臺上小說家正在朗誦,規(guī)定每人為20分鐘,那家伙念了45分鐘還沒完�？砂褑讨渭づ�了,他跟那位黑人詩人商量,上臺揍他一頓,喬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臺上那家伙預(yù)感到了,先從書包里取出個木盒,再從里邊掏出手槍,邊讀邊揮著手槍,把大家全鎮(zhèn)了。他一口氣朗誦了一個半鐘頭,然后收起手槍,揚長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開始定居香港,香港對您意味著什么?
　　北島:我感謝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來收留過很多人,包括孫中山。雖是彈丸之地,卻提供了另一種政治與社會文化形態(tài)。當然香港有香港的問題。教書時,我發(fā)現(xiàn)我學(xué)生的外國詩歌知識幾乎是零,讓我大吃一驚。所以我們正籌備“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幫您渡過了最艱難的時刻?
　　北島:第一是寫作。寫作首先是與自己對話,相當于心理治療。在寫作中,你才會不斷重新定位,確定生存的意義。第二是對家人、朋友的責任,首先是對父母、對女兒的責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過別的選擇嗎?
　　北島:在絕望時刻,人人都會有輕生的念頭,每過一關(guān)都是勝利,人生就是這樣一點點磨礪出來的。
　　人物周刊:說說您最幸福的時刻。
　　北島:人生只有痛苦是絕對的,幸�？偸窍鄬Φ摹，F(xiàn)在我已到了耳順之年,生命進入相對平靜的時期,不再為生計發(fā)愁。我希望珍惜這種平靜與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寫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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