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當初教育你的方式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龍應臺：如果你指的是時代差異，那么“安德烈少年時代”是個以自我發(fā)展、自我實現(xiàn)為主要價值的時代，“龍應臺少年時代”是以服務“大我”為目標的時代。我們的“大我”是傳統(tǒng)儒家“士不能不弘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那種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講的就是我這一代臺灣人成長過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響。
　　“安德烈少年時代”講究的是個人的完成。但這并不代表他這一代歐洲青年對“大我”毫無關切，而是，他認為即便是要服務大我，也得先從小我的幸福和完善開始。這種態(tài)度，是比較健康的，但是它當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犧牲和努力。總是有前代人的緊張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夠從容不迫地過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這種求真較勁的性格，你對于社會問題種種犀利的言論，跟你成長時的教育環(huán)境有何關系?
　　龍應臺：一方面，有時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特別強，這是我們無法擺脫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這種共同性格也造就了臺灣的政治和經濟發(fā)展。現(xiàn)在在臺灣，各行各業(yè)，包括政界、教育界、經濟界，做決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學生。但是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臺灣并沒有教我們獨立思考，更別提批判了。因此我個人的風格，就很難歸之于臺灣的時代共同性了，否則，我不會顯得那么“突出”或說“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國的影響，加上13年歐洲的經驗，比較有關。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對你現(xiàn)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響嗎?
　　龍應臺：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難民。他們突然被連根拔起丟到一個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來的土地，失去了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極為重要的社會聯(lián)絡網。因此我從小是在一個孤單、疏離的環(huán)境中長大：沒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個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個人非常不一樣。他們在“中心”，我在“邊緣”――邊緣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個人變成觀察者。
　　因為是一個邊緣的人，所以對主流的東西永遠有一個距離。從邊緣的角度去看中心，與從中心的位置看出來，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怎樣區(qū)分你的邊緣感與當時臺灣人的邊緣感?就像現(xiàn)在民進黨所說的，那時臺灣人被迫接受的都是關于祖國大陸的想象，而臺灣的本土文化被壓抑了?
　　龍應臺：一個難民的女兒，在臺灣南部鄉(xiāng)下長大，難民和鄉(xiāng)下，相對于有產階級和城市，是雙重的邊緣。臺灣人的邊緣感則是一個集體意識。1895年被清廷割讓，臺灣人無可置喙。被日本人統(tǒng)治50年，他毫無選擇。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后，本地臺灣人變成“二等公民”，再度被“邊緣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彈。
　　個人的邊緣感和集體的邊緣感可以同時存在，而且錯綜復雜�，F(xiàn)在少數(shù)激進的民進黨人在為自己的歷史“翻案”時，就喜歡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為壓迫臺灣人的“統(tǒng)治集團”，選擇看不見那些被時代拖著走、飽受折磨的種種命運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種歷史的簡化。
　　
　　人物周刊：你一個外省人的孩子面對很多臺灣的孩子。這種局面持續(xù)到什么時候?龍應臺：一直到我離開鄉(xiāng)下去上大學吧。需要強調的是，我這個外省孩子的經驗和很多臺灣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樣的。畢竟大多數(shù)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們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農村文化。我的經驗是鄉(xiāng)下經驗，鄉(xiāng)下的外省人特別少。
　　人物周刊：有沒有一些事給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龍應臺：成年后回頭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經歷。小時候到了清明節(jié)，班上的59個孩子，跟他們的家人要忙好幾天，準備雞鴨魚肉各種牲品。到了當天要去掃墓，整個家族都會出動，而我們是沒有墓可以掃的。你就會看到那59個孩子都很忙，59個孩子龐大的家族都出現(xiàn)了。而我沒什么可以忙，沒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會有龐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遠遠地看著墳場上青煙裊裊，人頭攢動，但是跟我沒有什么關系，也不明白為何我和他們不一樣，這個感覺很特別。
　　人物周刊：可否說，大學畢業(yè)前的龍應臺，與當時的臺灣青年相比并無過人之處?
　　龍應臺：就是比較愛看思想的書吧。可是也不那么特殊，那時的思想青年流行讀尼采、羅索、懷特海、蕭伯納等等，愛討論思想，不太懂得玩，很悶的。
　　我在南部鄉(xiāng)下長大，接觸不到臺北的同齡人可能會接觸到的政治運動和西方思潮，所以我的“啟蒙”比臺北的朋友們晚。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國之后，思想的改變主要是什么?
　　龍應臺：到美國后，看材料才赫然發(fā)現(xiàn)國民黨教給我的中國近代史充滿謊言。比如國民黨在上海的清黨，國民黨對共產黨青年的迫害，是對我的第一個最大的觸動。
　　
　　做官與做知識分子
　　
　　人物周刊：做知識分子與做官有什么區(qū)別?你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曾說，“知識分子只負責提出問題。不負責解決。”
　　龍應臺：在哈佛演講時，有在場的大陸學者指責我說，你不該批評領導人，你應該提出具體做法，否則就沒資格批評。
　　說這話的人，一定沒讀過韓愈的文章。韓愈的《爭臣論》里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惫偈睾脱载煟�是兩種不同的崗位。
　　知識分子一旦成為負責“解決”問題的人，他就進入體制做官，去以公權力“解決”問題，也就不是所謂“知識分子”了。我們現(xiàn)在所談的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在權力體制以外，提出獨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讓主事者參考，但他的主責就在批評。對一個知識分子說：你給我說出具體做法來，提不出具體做法你就沒有發(fā)言權――這種說法是混淆了知識分子和公權力執(zhí)行者的分際。
　　負“言責”的知識分子和負“官守”的官員不一樣的是，作為知識分子比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為官員，因為權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遺害社會，因此必須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同時，作為執(zhí)行者，你當然要求實際的效果，就必須通過各種不同的妥協(xié)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諸實踐。這種委曲求全與妥協(xié)，一步一個腳印的那種綿密的實踐，和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知識分子做官不一定會成功，好官也不見得做得了知識分子，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路數(shù)，負不同的責任，而且要有不同的性格。
　　人物周刊：做知識分子的時候，你批評別人，在文化局長任上，你有沒有遭遇過別人的批評?
　　龍應臺：天天遭遇啊。譬如那時與“議會”的沖突，媒體有很多報道。我有很多直接和他們對抗的時候，但我有更多默默不語、忍辱負重的時候。比如為臺北市制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就花了我三年半工夫。為了這部法的通過，我跟每一個議員去拜托呢。我還記得，有個歌手被我們邀來演唱，因為下面執(zhí)行的人員不夠周全，得罪 了他，他就發(fā)公開信大肆抨擊我，在媒體上把它上綱為政府對民間，甚至說成是對族群的歧視和打壓。我只能一聲不響地承受。有權力的人，必須謙卑。沒話說。
　　人物周刊：你會受到粗暴的對待嗎?就像蘇貞昌做行政部門負責人時被國民黨“議員”亂罵?
　　龍應臺：喔，那不只蘇貞昌了。你是否知道，陳水扁做“立法委員”的時候，在議事廳里當眾把“國防部長”郝柏村的發(fā)言桌給打翻在地上?
　　“議員”對于我的“粗暴”，只限于言語，沒有過肢體的動粗。而且，當“議員”對我言語動粗的時候，他馬上會受到市民的抗議，市民會打電話去罵。媒體也會批判。有這兩個環(huán)節(jié)的制衡，“議會”其實并不太糟。同時，臺北市“議會”還是全臺灣質量最好的民意機關。從“議員”那里我得到的支持和協(xié)助，其實也很多。我想觀察臺灣選舉，一定要認識到，媒體鏡頭有“逐臭”性格，只跟著沖突跑，而絕大部分靜水流深的部分就完全看不見了。
　　人物周刊：臺北市文化局長任上，你關注較多的是文物古跡的保護。1990年代初，濟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歷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車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國人修的，有殖民主義的烙印，你怎么看?
　　龍應臺：在臺北市政府的時候，我曾經跟臺灣銀行打過官司。臺北市的核心區(qū)有一座臺灣銀行所屬的大樓，日本人建的，我當文化局長以前就被指定為古跡，要保護的。但是臺灣銀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樓――那個地皮太貴了。他們到法院申請撤除該建筑的古跡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營，不是“中華文化”的東西。法院竟然判決他勝訴，準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論上他們當天晚上就可以連夜拆除。我要保護這個古跡的惟一辦法就是它被重新認定為古跡，但是這要經過很多程序。我就在當天夜里12點緊急召開了古跡委員會議，得到委員們的支持，在24小時內重新指定它為法定古跡。后來它被保護下來。
　　而當時文物保護的最高母法，文資法的總則第一條，古跡被保護的先決條件是，該建筑必須“以發(fā)揚中華文化為宗旨”。我要挑戰(zhàn)的是，為什么只有發(fā)揚“中華文化”的東西才有被保護的資格?日本人明明占領臺灣50年，他留下來的東西，有好有壞，好的難道不值得保留嗎?即使是壞的，難道不也是我們共同歷史的一部分，難道不能也留一些作為歷史的見證?所謂“中華文化”，難道不能做最寬廣、最包容、最多元的解釋嗎?
　　為了避免以后還有這樣民族主義的文化判決，我決定提出修改母法，把總則第一條“以發(fā)揚中華文化為宗旨”改為“以發(fā)揚多元文化為宗旨”�，F(xiàn)在最新的文資法，就是這新的條文，意義很重大。
　　古跡的保護從來就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因為你做了保存，活著的人得以理解過去，理解過去，是為了讓他知道怎么面對未來。所以在我看來保留在臺灣的日本人的遺跡，甚至更早以前的荷蘭人的遺跡，西班牙人的遺跡，清朝的遺跡，同樣重要。并非什么都保存，而是一種態(tài)度：對歷史的尊重，對異質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條件。
　　人物周刊：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城市老城區(qū)的房子，確實不如現(xiàn)在的公寓舒服，如排水、通風、光照等等方面，因此古跡保護也被一些人批評為站著說話不腰痛，沒有考慮居民的實際需求。
　　龍應臺：這個問題在歐洲早就解決了。歐洲很多城市是千年古城，保持原來面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大陸的做法是把老區(qū)整片拆除，然后再造假的古城。世界上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歐洲，方法是保留老城區(qū)的整體和諧美感，房子的外觀不動，但是內部讓它現(xiàn)代化。外表古色古香，內部現(xiàn)代又舒服，民居的主人以自己的老房子為榮。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你說中國沒有錢做這樣的事?很難說服我，因為我看見巨大的民脂民膏的浪費。城市決策者的認知和價值取向，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吧。
　　另一個問題，有人會說文化保護與發(fā)展經濟是一對矛盾。對不起，這是假的矛盾。這兩個是可以結合而相輔相成的東西。你看看歐洲的很多老城，正因為它當初不拆，保留了老城完整的面貌，花錢把內部現(xiàn)代化，所以這個城市的觀光魅力得以長久保持，科隆單單一個老教堂每年就有500萬人去觀賞。文化保護帶來經濟效應的例子，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沒有接受就任臺灣“監(jiān)察委員”的邀請，聲稱要保留一支獨立的筆。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獨立性?
　　龍應臺：獨立性對于我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出來后，我都要具體去衡量，怎么樣才叫獨立性。比如請我出任“監(jiān)察委員”――監(jiān)察獨立于行政立法司法，它是臺灣政治里的一個獨立的機構，專門彈劾政府官員的，也可以彈劾“總統(tǒng)”�？墒呛髞砦野l(fā)現(xiàn)，它是“合議制”的，也就是說，你提出的彈劾，必須得到院內大多數(shù)“委員”的同意，才有效。我相衡之下，覺得，那個力量還不如我站在寫作的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我想說的是，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里，我們不要把“拒絕做官”一定看作“清高”，因為“同意做官”也可能是更大的胸懷，更大的犧牲。每一個人的拒絕做官和同意做官，都要打開來個別地檢視，不能用傳統(tǒng)的刻板眼光來看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別費案”寫文章為馬英九辯護，在臺灣引起很大爭議，有人質疑你有政治偏向性，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獨立的筆”?
　　龍應臺：寫這篇文章前，我作過很深的思索。首先，寫這個文章要冒很大的險，因為，非但你馬上就會被打擊為某個陣營的，質疑你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其次，司法是否可能被政治利用而轉過來“整肅”你。真是兇險得很。我愿意冒這個險，當然有我的想法。
　　最核心的念頭是，馬英九因為特別費而被判罪，是件不公平的事。這一點，因為我知道特別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確定。
　　當時在我心中的掙扎有兩個：第一，我是否應該因為害怕司法機關可能的對我的“整肅”而不直言?第二，我是否應該為了保護自己不被撻伐，為了維持自己獨立知識分子的“名聲”和“形象”而不直言?
　　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就決定寫。跟支不支持馬英九一點關系都沒有。
　　人物周刊：這篇文章是你自己想寫的嗎?龍應臺：這是個侮辱性的問題啊。(有些生氣)在臺灣沒人問這個問題，即使是馬英九的敵人也沒敢這樣問，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馬英九不求人的風格，也知道龍應臺“六親不認”的性格。馬英九是在報紙上看到這篇文章的。文章發(fā)表之前，我們很久沒通過話。即使在他讀到文章之后，’你說他是否會來個電話?沒有。因為他也知道，我對于自己寫作的獨立立場，是一絲不讓的，那是一個任何人都侵犯不了的領域。我不是為了他而寫。
　　人物周刊：你觀察大陸的方式，和觀察臺灣、香港有什么不同?
　　龍應臺：對大陸我不輕易下筆去批評。為什么不直接寫呢?第一，我沒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我知識不夠，了解不深；第二，身為一個境外的人，我所冒的風險不能跟 境內的人比。
　　寫批評文章，我認為責任的承擔是很重要的。兩個原因使我認為，我沒有太大的資格直接去批判大陸的現(xiàn)象。譬如說，我在德國生活13年。都沒有申請德國護照，為什么?沒有德國護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們一家四口要旅行，其他三人隨時可走，我卻都得辦簽證，往往使得全家人因為我而無法成行。不要德國護照，是因為我在寫對于臺灣政府和領導人的批判文章，如果拿了德國護照，我是以哪國公民的立場在批判臺灣呢?如果被我批判的人要整肅我的話，我是不是就把我的德國護照拿出來呢?在道德上有點說不通。能夠承擔責任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引起的每論和誤解比較多，你是怎么處理的?
　　龍應臺：沒什么好處理的，文章出手，就跟我無關了。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有一個核心價值，對一個事的是非，我會做很細致的思索。比如100萬“紅衫軍”去反陳水扁――我強烈反對陳水扁，我徹底瞧不起陳水扁――但是當施明德宣稱要攻進“總統(tǒng)”府，“不是你倒就是我倒”的時候，對我卻是挑戰(zhàn)――這違反了我對民主的認知。我應該站在哪里?你知道有一個壞蛋，而對這個壞蛋人人皆曰“可殺”的時候，你站在哪里?
　　在那個“人人皆曰可殺”的氣氛里，我的文章卻說，我不同意紅衫軍的做法，因為民主社會不需要“革命”手段，他必須用選票去“推翻”一個可憎的政權。后來，施明德改了戰(zhàn)略，取消了“進攻”之類的語法而改為公民靜坐，那是我可以認同的，所以我才到廣場去獻花，表示支持。
　　寫文章不支持紅衫軍的時候，我被一邊攻擊得很慘；去獻花的時候，又被另一個陣營的人說，你看你看，她也“投降”了吧。這些對我真的不重要。如果寫作要考慮相反立場的兩邊對我的恨與愛的話，我就不用寫了。
　　
　　作家的擔當
　　
　　人物周刊：能否談談對大陸作家的印象?
　　龍應臺：不敢，因為我接觸得不夠多。但你的問題讓我想到，有人曾從網上傳給我余世存《非常道》里的一段話――龍應臺在一次與大陸知識分子餐聚時發(fā)現(xiàn)，大陸的文人和知識分子都只會談房子車子之類的，一點都沒有理想。
　　看到這段話我很吃驚，這可真是誤傳，我從來沒說過這個話，而且這也不是我的觀念。我恰恰覺得，知識分子和所有別的行業(yè)的人一樣，“衣食足而知榮辱”，有尊嚴的物質生活是人格清高的基礎條件，追求物質上有基本的尊嚴的生活，人同此心，在這個問題上知識分子并不異于常人。知識分子也是普通市民，也要買菜，也要掙錢，也要養(yǎng)孩子，要有房子住，這是天經地義的。
　　十多年前我接觸大陸教授時，他們的薪水很低，生活艱苦，那時我去北京看蕭乾先生，他的生活環(huán)境讓我心酸又心疼�，F(xiàn)在說知識分子對物質有所追求，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所以那段話絕對不是我說的。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后，知識分子變得惟利是圖，理想主義和“有所不為”的人格蕩然無存，那是另一回事了。
　　人物周刊：有人考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fā)現(xiàn)他們在寫作之外都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比如反抗獨裁、關心人權、促進婦女解放，等等。而大陸作家很多都是純文學的，缺乏對公共問題的關心和政治上的立場，這是不是他們整體形象的一個缺失?
　　龍應臺：首先，我覺得不管是音樂家、畫家、科學家、作家，要求應該是一樣的，不能只把作家挑出來；第二，無論作家、畫家、科學家，他們的首要使命還是在追求專業(yè)本身，所以作家專注于自己的文字創(chuàng)造，作為第一任務，我認為也是理所當然的；第三，一個社會要往前發(fā)展，往上提升，一定要有相當比例的人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人道關懷、批判的精神和前瞻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所有的精英都只關心自己的專業(yè)，對社會關懷的層面沒有任何投入的話，那么這個社會不可能進步，甚至可以倒退。文明大倒退的例子，我們在20世紀看得不少，大宗者如納粹德國和中國“文革”，小宗者如美國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
　　一個有希望的社會，一定會有一定比例的作家、音樂家、科學家這樣的社會精英在其專業(yè)領域之外關心公共事務。在西方社會，不僅僅是作家，科學家或是流行歌手、好萊塢電影明星或是大導演，都常常挺身而出，對于環(huán)保，對于人權，對于國家政策，站出來說話，比如很多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聯(lián)名要求對巴勒斯坦問題有一個解決，很多著名歌手舉辦全球同步的音樂會來為貧窮的問題向多國領袖請命。
　　如果大陸包括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在內的各路精英對社會問題和國家前途的關注太低的話，這對社會發(fā)展是危險的。
　　很可能，因為過去歷史的痛苦烙印，使得今天的大陸作家對現(xiàn)實關注度低，他們在以冷漠來響應過去的強迫“發(fā)燒”，這是往另一個極端在跑�？墒�，公民冷漠的社會，是個充滿危機的社會。
　　
　　兩岸關系和中國人身份
　　
　　人物周刊：在臺灣。民進黨說你是統(tǒng)派，某些人又說你是獨派，你自己到底怎么看?
　　龍應臺：對我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均富、人權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
　　拋開統(tǒng)獨在政治上的紛爭，在文化上，我認為中國文化絕對是臺灣最主要的一部分，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是臺灣的正資產，不是負資產。我甚至說過我的“惟一護照就是我的漢語”，這樣的文化立場又使我被獨派認證為統(tǒng)派。但在政治上，我很堅持我的核心價值凌越于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或國家大論述，這就使我在另一批人心目中成為獨派。不同立場的人，對我的話或文字各取所需，各自解讀。
　　人物周刊：你是一個中國人嗎?
　　龍應臺：如果中國指的是一個長久的文化和歷史的認知，我是的。
　　人物周刊：作為獨立的公民，你有什么樣的政治立場?2008年的“總統(tǒng)選舉”，你投票給誰?
　　龍應臺：誰符合我民主的核心價值，我就選誰。
　　人物周刊：你曾說過，大陸批判臺灣“去中國化”，其實大陸的“去中國化”也很嚴重，你的具體所指是什么?
　　龍應臺：50年代開始的全盤蘇化，不是一種“去中國化”嗎?在制度上，不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教育制度，不都受蘇聯(lián)影響嗎?甚至于文學和思想的營養(yǎng)，也全面倚賴蘇聯(lián)。1980年代我開始讀大陸的作品，那時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管是學術文章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都很難讀，因為句子結構都是翻譯體，俄文德文的翻譯體，不是純凈中文，讀起來很費力氣，也就是說，連文體都改了。
　　50年社會運動頻仍，把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也割裂了�！拔母铩睂υ瓉碇v究溫柔敦厚的人際關系發(fā)生了什么影響?它徹底顛覆了中國文化里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
　　中國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頭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說法就是“修身慎獨”――民間宗教是行為道德的基礎，也在各種社會運動中受到極大沖擊。宗教這么復雜的東西長期被簡化為“迷信”。
　　所有這些，才是全面性的、滲透性的“去中國化”，以至于到現(xiàn)在有國學熱，有 于丹熱，在我看來是一種對過去“去中國化”的騷動的反彈。
　　不過，“去中國化”這個詞本身都已經是一種概念的過度簡化了。有時候，“去中國化”沒什么不好啊。文化本來就是一個不斷自我翻新、不斷擁抱新潮的碰撞過程。
　　
　　小敘事談大問題
　　
　　人物周刊：你的寫作是分了幾個階段的吧?
　　龍應臺：我的第一本書是《龍應臺評小說》，這本書在當時的文壇激起很大的討論，所以余光中稱我為“龍卷風”，大家都以為是《野火集》，其實不是，他當時指的是《龍應臺評小說》。用一種非常不婉轉、不客氣的方式談小說。緊接著是《野火集》，所以那算一個時代。
　　然后是13年離開華文世界的離群索居，這13年中有《人在歐洲》，有《看世紀末慢慢走來》，有《干杯吧，托馬斯?曼》，《百年思索》。這個階段很多作品是在觀察蘇聯(lián)的解體和柏林墻的倒塌這兩個事件，是一個全球的視野，沒有重點關注華文世界的事。
　　進入臺北市政府做官的那4年，我是封筆的。封筆的原因，我有一篇文章《當權力在手》解釋過。我離開市政府之后才重新開始寫作。封筆4年后，香港階段就出現(xiàn)了，又已經有4年了。
　　人物周刊：你曾說過，我不喜歡大敘述。我喜歡小敘述。實際上。你是在用小敘述說大問題，一個可能很枯燥的大問題在你那里也顯得很生動。有評論說龍應臺是在用文學語言談政治。這種寫作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龍應臺：我對文字的藝術有個斟酌的過程。譬如說，在大學時曾經用過“蔚藍的天空”這個詞，朋友問我“蔚藍”的“蔚”是什么意思，當時我答不出來，他說既然不知道這個字是什么意思為何用它?簡單的一個問話，卻使我思考語言的本質和藝術，影響一生。
　　在美國念書，我第一個研究的作家是愛默生，半夜讀書，碰到他的一句話，“你的句子應該像從地里挖出來的蒲公英，根很長，粘著泥土，還是濕的”，這句話又給了我深刻的影響：文字，要觸摸得到。
　　另外，我的文字――不管談什么艱深的問題，總是用販夫走卒都能聽得懂的語言，可能與我的平民意識有關。我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對話。我相信，要表達一個思想可是沒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了文字。
　　
　　子女教育
　　
　　人物周刊：回到你與安德烈的書。你是學者、教授，你有人文關懷，但在大陸，很多父母由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有限，他們或放任孩子不管，或無力陪伴孩子的成長�；蛘呓逃�方式非常粗暴，與孩子的隔膜特別深，由此造成在大陸親子相殘的事時有所見。對于父母和子女關系的這種狀況，你有什么看法?
　　龍應臺：我自己的父母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我父親知道讓我背《古文觀止》，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17歲考大學，要填寫大學志愿的時候，我希望填新聞系，但父親不允許，他說，女孩子做記者，要拋頭露面，那你還不如去當妓女呢!這就是當時社會對女記者的看法。再如要考大學的時候，我仍然從圖書館借小說來看，我父親發(fā)現(xiàn)了，就把書撕爛，扔到水溝里。
　　我們還是感情很好，我很愛我的父親，父母是沒法選擇的，更何況，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見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你不覺得，知識上的學歷，和對子女的身教言教，是兩門不必然相干的學問嗎?沒有學校教育的人，不見得就不能是很好的父母。
　　大陸的問題，和其它華人世界不太一樣。因為在過去50年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里，家庭、溫情、品格、“溫良恭儉讓”等等價值，都嚴重地錯位了，現(xiàn)在慢慢要找回來，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人物周刊：你在《野火集》中提到的“幼稚園大學”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有什么改變嗎?
　　龍應臺：現(xiàn)在的“幼兒園大學”在大陸啊。大學新生入學還要父母陪著去，夠奇怪的。
　　“幼兒園大學”描寫的是20年前的臺灣，現(xiàn)在有沒有改變，要看你指的改變是哪一種。如果講個性的解放，那么是大大地改變了�，F(xiàn)在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非常敢于表現(xiàn)自我，而且對自己的“身體”的態(tài)度也很不一樣了。譬如在各種場合，他們都敢于“奇裝異服”，敢于表演，所謂熱歌勁舞成為時尚。
　　如果你指的是深層的改變，那可能就不多。思想的深度，獨立的精神，批判的能力，都不夠。
　　人物周刊：會不會每一代人關注的焦點不一樣?
　　龍應臺：當然可以不一樣。比如現(xiàn)在全球化，電子化，網絡化，讀文字的人少了，或者說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于是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社會責任感少了，因此現(xiàn)在年輕人是“草莓族”的說法就不脛而走，而且，好像說，年輕一代不關心社會和政治，是一種政治的正確。
　　這時我們就得問了：西歐的信息比我們多元吧?生活比我們富裕吧?富裕的歷史也比我們長吧?可是他們的年輕人還是非常關切社會的議題，對于國家的走向并不覺得與自己無關。甚至對于國際事務都有很深的參與和介入。安德烈剛剛和幾個歐洲大學生組了一個團到非洲的加納，去扶助當?shù)氐陌�滋孤兒。柏林的大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體，每年募集物資，集成好幾輛大卡車，越過幾百公里的荒原，送進最偏僻、連國際紅十字都去不了的西伯利亞荒村，做救濟工作。
　　
　　生活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很嚴肅，很具批判性，總是逼人思索。你在生活中是怎樣的?有何種方式可以平衡?
　　龍應臺：如果你看過我的《孩子，你慢慢來》那本書，你大概會知道，生活本身就是平衡。我專職帶孩子帶了13年。春夏秋冬四季，秋天是帶著籃子采蘋果的，夏天是帶孩子到草園里采花的，給野花做標本。給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來給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發(fā)燒徹夜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徹地過過，而且喜歡那過程里的每一分鐘。這種生活，對我的抽象思考其實很重要，因為它使我腳不離開泥土，不假裝高大。
　　人物周刊：感覺你有兩面，知識分子的思考的沉重的一面，和生活中的輕松的一面。
　　龍應臺：對，我很喜歡大自然，我是一個植物迷。以前在臺北市文化局的時候，再忙也要帶父母去看京劇和其他的演出。另外，花時間陪孩子一定是我的第一優(yōu)先�，F(xiàn)在孩子大了，是他們不要我了�？墒窍聜�月18歲的老二愿意和我去柬埔寨、越南旅行半個月，我覺得特別幸福。平常跟朋友的相聚，也是享受的事。
　　人物周刊：你滿意現(xiàn)在的生活狀態(tài)嗎?
　　龍應臺：喜歡。我香港的家面對大海，早上一起來，第一眼就是那無邊無際藍色的天和海，感覺很幸福。有很大的自己的空間，也沒有什么太多的欲望。
　　人物周刊：昨天在港大簽售，更早在臺北當官，從鎂光燈下的萬眾矚目到一個人安靜地生活，這種轉換，你是怎么去適應的?龍應臺：當我站在舞臺中心，燈光亮著，掌聲響起的時候，我永遠還有一雙眼睛從別的地方看過來，看著這一切。所有的演出，都只是演出，都只是一瞬。也就是說，我在最熱鬧滾滾的場合里，心底深處也是安靜的。所以走下舞臺進入燈光打不到的地方，一點也不需調適。離開文化局那個所謂萬眾矚目的位子時，好朋友以為我會很難適應，事后他們發(fā)現(xiàn)；哈，龍應臺說走就走，從此不踏入市政府一步。
　　人物周刊：你生活中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tài)?獨處或孤獨的時間多，還是應酬各種場合的時間多?
　　龍應臺：我對我的時間是非常非常地吝嗇，時間是不夠用的。我把我的時間用來陪伴我年邁的母親，因為她的時間不多了；我的時間永遠優(yōu)先的是我的兒子，比如和他吃個晚飯；我把我的時間也優(yōu)先留給我緊密的朋友：我不太愿意把我的時間給公眾，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把時間給媒體當然是最高原則；連有意義的演講，我都很吝嗇，推掉99.9％，實在是因為，時間太少了。在應酬的場合上――酒會、周年慶、祝壽會、人多的晚宴――很難看見我。
　　在香港，想休息的時候，我就帶著相機，整個下午一個人走路，一個人看城市。
　　不是沒有寂寞的時候，但是，如果沒有好的伴，那還不如寂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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