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告別政壇時，通過各報記者向新加坡人發(fā)出這樣的忠告：新加坡很小，影響不了世界，卻處處受世局影響。我們要懂得自量，避免自我膨脹。

　　吳博士是新加坡國民經濟和國防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話自有根據。

　　有歷史視野的人，都有憂患意識。人有旦夕禍福，國家也是一樣，特別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小國。一百年后，新加坡還會不會獨立存在，相信有識見的人會抱保留態(tài)度。

　　可惜的是，有歷史觀的國人不多。許多人的歷史知識，最遠不過是1819年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歷史視程短，人們容易產生各種幻覺。歷史學家錢穆說，近代德國人成就高，但是因為歷史短淺，自覺已經登峰造極，民族優(yōu)越感無限膨脹，最終導致世界大戰(zhàn)。

　　我們比較幸運，還未產生登峰造極的幻覺。但是一些國人最近向他國粗野的指指點點的行為，也夠令人膽戰(zhàn)心驚。

　　本地兩家英文報紙，最近有一些年輕人“大義凜然”的筆伐中國，指它不尊重人權和民主，因此不配辦奧運會。其中一名《海峽時報》讀者在文章中，干脆把中國人叫著“支那人”——這個具殖民主義色彩和侮辱性的稱謂，至今只有侵華的自大日本人用過。

　　這名年輕人還聲稱他是與幾名20幾歲的青年，聯(lián)手寫這篇文章。激怒他們的是《海峽時報》副刊主編林耀輝（Richard Lim）所寫的一篇評論。他在專欄文章中吁請本地精英多關注多了解中國的發(fā)展，不要盲目跟隨西方人批評中國。不料，這群青年反唇相譏：“你為什么不移居到中國去？”

　　大談中國威脅論

　　他們還大談中國威脅論。寫道：“中國對別人的飯碗，對他國的安全造成威脅。我們應該感謝美國人，感激他們遏制了‘支那人’的威脅�！�

　　細想起來，這些青年的成長過程，恰是美國文化全面登陸的時候，也是國家刻意淡化種族情感的時候。他們表明自己有別于中國人，亮出胸膛上奮起為新加坡的刺青，愛國激情的確令人感動。這是國民教育成功的一大例證。

　　但是，他們的那股傲氣和霸氣，也令人直冒冷汗。也許是在美國文化懷抱中沉醉久了，產生了一種身在世界主流，甚至身在世界中心的錯覺，誤以為盡得天下之道，有資格向一個在他們眼中仍然“落后”的亞洲國家指點江山，一下子民主，一下子人權。

　　中國不完美的地方，中國人心中有數，不然朱镕基總理就不必在推行改革大計時，發(fā)出“給我留一副棺材”的豪壯之語。連綿數千年的文明自有其調節(jié)的能力。西方人愛居高臨下批評人，有時會顯得不自量力。有人曾這么說：“數千年以前，當中國人創(chuàng)造了人類最發(fā)達的文明時，歐洲許多地方的人還住在山洞里�！�

　　中國的崛起影響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評議的權利。問題是對于中國這樣復雜的國家，見樹又見林的論者難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能夠從歷史的角度，客觀地分析這個文明古國所帶來的機會和挑戰(zhàn)，可是一些美國論者寫出的卻是偏見處處的翻版“黃禍論”。本地高舉人權民主大旗的青年，語氣和用字，同這些評論如出一轍，很有鸚鵡學嘴之嫌。

　　竟然稱中國為“支那”

　　愛國青年文章中“支那”的稱謂，也頗值得玩味。日本統(tǒng)治者上世紀初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時，稱中國為“支那”，目的是要貶低中國人，讓人民覺得自己侵略的是野蠻落伍的民族。如果用“中國”這兩個日本人熟悉的漢字，給日本士兵的心理壓力太大。

　　新加坡青年罵人，是否也流露出自大又自卑的心理？

　　一些新加坡人對中國的態(tài)度，同一些挾洋自重的香港人和臺灣人很相似。我們是“亞洲小龍”，常擺出高姿態(tài)，一幅歷史新貴的模樣。香港人精心塑造了“阿燦”的形象，臺灣“哈日”政客則以唱衰中國人為榮。

　　現(xiàn)在，北方巨龍真的醒來了，小龍們倍覺壓力，忙著應付所謂的“經濟中空”問題。

　　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說，中國經濟發(fā)展之快，出乎世人意料之外，把許多國家從安樂窩中驚醒，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許多人不但手足無措，還顯露不很平衡的心理。原本很有優(yōu)越感的人，更是如此。

　　其實，客觀來說，中國的崛起，不等于他國的沉落。正如貿工部長楊榮文準將最近所說的，這輛經濟大卡車目前還以低速檔前進。西方大國和亞洲小龍，在科技和管理上還有優(yōu)勢，只要爭氣，懂得如何加速，應該不必太擔心。

　　我們與中國，是可以雙贏的。要一起發(fā)財，該做的事很多，其中的一件是先放下身段，先放下文化的包袱。

　　吳慶瑞博士當年勸我們，要緊密觀察世局變化，要懂得隨機應變。唯有這樣，我們這個小島國才有立足之地。

　　許多專家預測未來數十年，美國依然領先，中國將緊追在后。我們自認精通西學，如果也能精通中國事務，真正做到學貫中西，也許可在兩強之間辟出一條長遠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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