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六十年代，中、西方同時有一場價值理性的大爆炸。那場價值爆炸在法國叫“六八年五月風暴”，在中國叫“教育革命”。爆炸的中心在高校校園，首當其沖者，就是那些傳之百年、千年的傳統(tǒng)教育哲學和教育體制。當年出現(xiàn)這場價值爆炸，點火者當然不止一人，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恐怕不是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散發(fā)傳單的薩特，而是在紫禁城城樓上揮動軍帽的毛澤東。物換星移，一代人去矣。當年爆破之后一片狼藉的廢墟，轉(zhuǎn)眼間，已是書聲瑯瑯，鶯歌燕舞，早已重建起師道尊嚴、校規(guī)尊嚴，重建起學分、學年、學銜、學位、學術(shù)、學者等等一切與“學”字有關(guān)事物的應有尊嚴。二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人回首往事，是以什么樣的語言來談論呢？讀一本西方人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學為書名的專著，也許不無裨益。書，是美國人寫的；
作者，當年是個典型的“逍遙派”、“隔岸觀火派”，——隔太平洋、大西洋兩岸而觀之，以至今日用語還是如此冷漠，如此譏誚。

　　原來他們不說“風暴“、“革命”這些刺激人的字眼了，而是說：“那是一場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機�！彼�謂“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理由”。這個“理由”來自于古希臘時代的自由教育傳統(tǒng)。他們所說的“自由教育”，并不是東方人容易聯(lián)想的那樣，動不動就是相對專制教育而言的自由教育，而是相對職業(yè)教育而言，是一種“閑暇教育”、“形而上教育”。在西方，學校(school，école)一詞的詞根就是希臘語中的“閑暇”。因此，“自由教育”為避免東方人誤解，最好不應是目前的譯法，而應譯為“對閑暇人的教育”。須知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城邦如雅典，二十萬奴隸是有職業(yè)、有分工、有“鐵飯碗”，五萬貴族和平民卻是沒有職業(yè)、沒有分工的“閑雜人員”。這五萬人的閑雜狀態(tài)，就是西方人所謂的“自由狀態(tài)”。相對職業(yè)分工而言，這種“自由狀態(tài)”當然是一種高貴狀態(tài)。

　　然而，高貴的自由人衣食簡陋，卻是安貧樂道——成天在街上辯論“一”與“多”、“點”與“面”、“美”與“丑”等高貴的問題。這種狀況持續(xù)了一百年，方有柏拉圖出，猛地一收，統(tǒng)統(tǒng)收進一個叫做“阿克德米”(Academy)的地方，入口掛匾曰：“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學”，出口掛匾曰：“能談哲學者方可治國”。從此，這“阿克德米”遂成為西方第一個“大學”，學生以幾何始，以哲學終，出來都是候補律師、候補法官、候補軍官、乃至候補總統(tǒng)。至于候補鉗工、候補果農(nóng)、候補售貨員，則對不起，統(tǒng)統(tǒng)歸入形而下學，歸入中學、小學的教育對象。這種自由教育的淵源，在中國，本來也有兩個相對應的說法，如孔子曰：“學而優(yōu)則仕”，如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只不過先秦人字典中沒有“自由”，這個單詞，又未想

　　到以“閑暇”一詞準確替代，遂以勞心與勞力之別勉強代替自由與職業(yè)之別。不幸，古人一時一處用語之出入，竟釀成后人二千年后的一場慘禍。到后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機同時爆發(fā)的時候，在西方，初則表現(xiàn)為職業(yè)教育對自由教育的挑戰(zhàn)，稍待時日，則凝結(jié)為教育哲學的專用術(shù)語，心平氣和地坐下來交換意見：在產(chǎn)業(yè)革命后的時代，大學是否應向平民職業(yè)開放？是訓練官員、培養(yǎng)貴族，還是訓練技術(shù)人員、專業(yè)人才？大學者，“university”也，既是“天地萬物”，為何不懂幾何懂丈量者不可入學，為何非要以哲學，而不能以其它技藝，比如“馬尾巴的功能”列為大學教育的端點？等等等等，如此而已。但在中國，那個“勞心教育”不動則已，一旦觸動，發(fā)生合法性危機，則是一潰千里，不可收拾。教育哲學的分歧立刻上綱上線，上升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階級斗爭，然后再以政治語言轉(zhuǎn)述教育語言，以意識型態(tài)語言換算學術(shù)語言，如此轉(zhuǎn)換復述，真正的主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討論逐漸流失，剩下來能夠進行的則是一場長達二十年的無主語戰(zhàn)爭：前十年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偷換教育哲學的內(nèi)在危機；
后十年是“智育第一，一抓也靈”，似不承認教育哲學本身可以討論——這樣一來，自由教育也好，職業(yè)教育也罷，中間夾著個第三者，雙方都害上了語言障礙，所謂正常的學術(shù)討論，也就子虛烏有了。

　　關(guān)于招生政策。他們似乎也有過一場“極左”或是“極右”的爭吵，只不過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比如，他們不說這是“階級路線”，那是“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說那兩種主張由來已久，還原為哲學語言，只不過是一場關(guān)于平等和公正的古老沖突，有如古希臘一般古老。所謂“公正”，首先是一個希臘符號，是一個開根號：意為平方之根方是各因數(shù)投入運算后所能達到的最佳中和——即“公正”。公正概念最早被柏拉圖引入“阿克德米”，作為招生原則：給所有的應試者均等的應試機會，使之出現(xiàn)自然差別，然后擇優(yōu)淘劣。這就是“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古老起源。這一原則沿用兩千年，到了盧梭時代，方吵嚷起另一個字眼：“平等”。盧梭認為，差別不是出現(xiàn)在機會均等之后，而是出現(xiàn)在機會均等之前，如家族遺傳、社會背景等。機會均等不是縮小差別，而是擴大差別，因而是虛假的公正，真實的不平等。試想，讓一個跛子和一個常人同時起步，貌似公正，實則豈不是使常人把跛子越甩越遠？因此，公平與平等是一對矛盾：公正者，不平等，平等者，不公正。按盧梭的說法，只有讓跛子先跑一程，然后讓常人起步，如此“不公正賽跑”的結(jié)果，讓兩人同時到達終點，第二輪才可以開始“公正賽跑”：跛子的后代與常人的后代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同時起跑。在這里，盧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哲學上的“補償原則”，補償加平等，方能配平公正，達到“平等的公正”。盧梭的這個平等觀，曾獲得一個青年流亡者的高度稱譽，說盧梭之平等是辯論之平等，而柏拉圖之公正，則不過是機械之公正、虛偽之平等。這個青年流亡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卡爾·馬克思。

　　到了本世紀六十年代價值大爆炸的年月，美國思想家約翰·羅爾斯積二十年學力，推出一本《正義論》，適逢其會，一時轟動。羅爾斯認為，家庭背景越是貧困，本人越是缺少才能，就越加需要“吃補助”——得到額外的教育機會，以補償上幾代人被社會剝奪機會累積而致的“智商后果”。反之，家庭背景越是優(yōu)裕，本人越有卓越才能者，則應放棄一些機會，以代替上幾代人多占有的機會，以沖銷不公平的“智商后果”。這一理論沿用到招生原則，就是名噪一時的“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胺聪蚱缫暋蓖菩胁痪�，就輪到那些西方世家子弟起來大叫平等：如此歧視，豈不是“越窮越革命”？豈不是“血統(tǒng)論還潮”？豈不是“貧下中農(nóng)上大學、管大學、占領(lǐng)大學？”豈不是從“極左”的方面否定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這么吵吵嚷嚷，就發(fā)生了一起極為有趣的貝克對加州大學訴訟案：

　　一九七八年，加州大學拒絕白人學生貝克進入它的醫(yī)學院，同時卻錄取了一名學業(yè)成績遠不如貝克的黑人學生。校方辯護說，這種“反向歧視”是作為一種補償，補償少數(shù)民族過去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原告貝克大叫冤屈，說膚色不應該成為被告大學招生的依據(jù)因素，法官們在判決此案時，應該“暫時色盲”！

　　辯論結(jié)果，法院竟然判決貝克敗訴！理由是：大學的力量就在于它能中和各種社會因素，最后開出，確立一種最為公允的立場；
在所有的社會因素中，種族出身就是一項重要內(nèi)容！哎呀一九七八年，中國早已否定“極左思潮”，想不到這一“極左思潮”卻在美國大有市場？

　　至于六十年代大學校園中那些隨風飄揚的隨意作品，“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中國如此，法國如此，美國也未能幸免。不過，他們現(xiàn)在已不稱之為“大、小揭帖”，而是稱之為“非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把那樣的大學稱之為“批判大學”(university of criticism)，把他們的那些“照顧入學者”稱之為有幸光臨大學的“民主顧客”(customer of democracy)，把當時彌漫大學校園的不安氣氛稱之為“自由大學運動”(movement of uni－versity of freedom)。且不說

　　鬧得最蝎虎的法國，自由大學運動在荷蘭就有“普羅”(Provos)，在日本就有“全學聯(lián)”(zengakuren)，在意大利就有“宣言派”(il manifesto)，在德國就有“社會——民主學生”(Sozial－demokratischen Studenten)……，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這些學生的行動方式各有千秋，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向傳統(tǒng)教育提出“缺席者的權(quán)力”，撤離校園，到民間去，到未受傳統(tǒng)教育污染的土地上去，尋找腐敗文化的解毒劑——民間文化。當時，他們有一句時髦口號，叫作“三M主義”，或“三M

　　萬歲”。三M者，毛澤東、馬爾庫塞、馬爾羅也。這三個人的名字不約而同，都以“M”打頭，故得此名。馬爾羅，法國非主流文化的著名作家，報道過本世紀中國大陸第一場工農(nóng)革命：北伐戰(zhàn)爭，又報道過本世紀大陸最后一場“革命”——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年他曾來杭州，與毛澤東有過一夜長談。在此之后，毛澤東一九六四年春節(jié)座談會上有關(guān)教育問題的講話在西方不脛而走，在那里的校園中激起了回響。到如今，“彈指一揮間”，二十年過去，塵埃落定，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當年呢？有一種意見認為：那是西方“新左派”的一廂情愿，錯把荊州當楚州，把毛澤東的政治理論鑿空為西方的文化批判，把

　　“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學說”鑿空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東方盟友”。另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確有真經(jīng)傳世，只可惜他有語言障礙，金針難度，無法把他的文化批判思想表述為文化批判語言，只能借助于政治語言，曲折地、含糊地表達他對人類文明走向病態(tài)腐惡的憂慮。因此，毛澤東的錯誤，似乎主要不在于他的“思路”，而在于他的“言路”，能指與所指發(fā)生分裂，造成了他文化批判工程的巨大流產(chǎn)。這一派人中有一個叫范多倫的，似乎至今還在毛的“思路”上講話。他說，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首先不是教學生做事(to do)，而是教學生做人(to be)，不是增加學生的具體知識，而是轉(zhuǎn)變學生的生活態(tài)度。這樣一來，毛澤東當年那些念頭，從當初那種特定的意識型態(tài)上剝離下來，不就可能轉(zhuǎn)換成一個莎士比亞式的永恒問題，而且超越時空永無休止地討論下去了嗎？——to be or not？to be or not？……？

　　語言破譯，或者說語言轉(zhuǎn)換竟有如此功能，這是東方人怎么也沒有料到的。不過，說來也辛酸，西方教育哲學不管內(nèi)部怎么爭吵，但對中國教育卻有這么一個共識：自戊戍廢科舉以來，一部百年中國教育史，只不過是一部引進外國教育史。一會兒學美國，一會學俄國，乏善可陳。要說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場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你們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歲月：顛倒的歷史第一次顛倒了過來，中國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國，而不是教育思想進口國！只可惜好景不長，落花流水春去也。那場教育改革觸發(fā)了“大革命”，“大革命”造成大流產(chǎn)，以后縱然是小革命不斷，卻形成了更為可怕的習慣

　　性流產(chǎn)，始終結(jié)不出一個正果。他們認為，毛的那套思路先是被他本人的言路所扭曲，后來又被別人的言路所堵塞，遲遲等不到一個準確的破譯，終于等不耐煩，一跺腳，隨他老人家的逝世，恨恨西去了。因此，這批西方人似乎比我們還要痛惜我們的偉大領(lǐng)袖，以至于打抱不平，認為臨終前最有資格吟誦海涅那句名詩的人，尚不是馬克思，而是毛澤東：

　　——我播下的是龍種，

　　收獲的卻是跳蚤；

　　那末，如有龍種，又到哪里去了呢？在西方，意大利的“紅色旅”、法國的“直接行動者”，這些張牙舞爪的恐怖主義者，是“六八年人”的跳蚤后裔。而�？乱活�，可能還包括活著的哈貝馬斯，這些當年非主流文化的參預者、同情者，從昔日的“資本壓迫”，轉(zhuǎn)向今日的“語言壓迫”，從語言破譯入手，開辟出一塊知識權(quán)力學、語言釋義學的哲學綠洲，他們這些人會不會是繼往開來的龍種傳人或傳人之一呢？

　　《高等教育哲學》：〔美〕約翰·S·布魯貝克著，鄭繼偉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7.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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