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議會民主制的歐洲各國，盡管政黨林立，但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往往是兩個最大的政黨，而且在政治傾向上，這兩個政黨又往往是一左一右，如英國的保守黨與工黨，德國的基民盟和社會民主黨等等。正是這哼哈二將，在很大程度上平衡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活。2001 年11 月丹麥舉行的歷史上首次全國議會、州政府和市政府三重大選所產生的左右易位的結果，便又是一個例證。[1]那么，這次非同尋常的大選結果如何？它反映出丹麥民主政治的哪些問題？本文根據作者之一的親身經歷，將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

　　一，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大敗

　　根據丹麥選舉法，地方州政府、市政府每4年進行一次換屆選舉，時間是在該選舉年的11月第三周的星期二。所以，2001年的11 月20日是州政府，市政府換屆選舉的投票日。與此同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執(zhí)政的中央政府自1998 年連任以來已滿4年，所以，全國議會大選也應在在2002 年3月之前舉行，具體在哪一天舉行，可由政府首相決定，既不必征求反對黨的意見也不用向公眾解釋為什么。早在.10 月中下旬，媒介傳言社會民主黨政府有可能在州政府,市政府選舉的同一天舉行議會換屆選舉，果然，首相保爾(Poul Nyrup Rasmussen) 10 月31 日下午在謁見女王瑪格麗特二世(Margrethe II)之后，便宣布在2001 年11 月20日舉行全國議會大選。這便是丹麥全國議會,地方州政府,市政府三個大選在同一天的由來。

　　這次選舉最主要的結果就是執(zhí)政的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慘敗。在宣布議會大選時，它信心十足，好象連選連任穩(wěn)操勝券，但結果是落花流水般地敗下陣來。

　　在全國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票率從1998年的35%降到29·1%，議席也由1998年的63個降到52個。由于在議會中不再是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也失去了組閣的資格，從執(zhí)政的神壇上跌了下來。在地方市政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的失敗更加慘重。據統(tǒng)計，社會民主黨在全國失掉了市政委員101個，失去市長位置30個。

丹麥全國275個市共有4645個市政委員，社會民主黨市政委員的總數(shù)在選舉后減到1547個。[2]在全國的374年州政委員中，社會民主黨州政委員的總數(shù)則由1998年的136個減到129個。[3]在許多重要城市的市政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也不得不讓出長期壟斷的市長寶座。

　　總之，丹麥社會民主黨將全國議會、州政府、市政府三重選舉放在一起進行，就好象把存家底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筐里, 結果是一破全破，不堪收拾。與此同時，自由黨在這三重選舉中同時并進，這種風卷殘云的勢頭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還從沒出現(xiàn)過。

　　社會民主黨為什么下臺？社會民主黨在本屆大選和地方選舉中為什么失敗如此慘重？仔細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 社會民主黨作為執(zhí)政黨在宣布大選時已在位近10年了，民眾對它早已沒有新鮮感了。該黨原來在中央政府的四個重要成員史文(Svend Auken)、弗蘭克(Frank Jensen)、莉塔(Ritt Bjerregård)和茂恩(Mogens Lykketoft)都認為， 社會民主黨這次失利的主要主因之一，就是選民的喜新厭舊心理。人們似乎已經厭倦了老面孔而希望有些新面孔，即便新面孔不見得比老面孔更好。更新?lián)Q代的渴望、喜新厭舊的心理導致選民們強烈的思變情緒。這是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們無法左右的趨勢。[4]社會民主黨在其執(zhí)政期間的表現(xiàn)也不全盡人意，這就加大了它下臺的可能性.

　　第二，社會民主黨在一些政策上的失誤。比如，丹麥福利制度規(guī)則條款多如牛毛，因而官僚主義作風也十分嚴重，各個部門條塊分割，協(xié)調不力。社會民主黨執(zhí)政期間, 大病就醫(yī)治療要長時間排隊，從診斷到入院治療有時甚至要等候長達三個月多月。公共醫(yī)院超負荷運轉，無力解決排隊問題，而私人醫(yī)院的發(fā)展又受限制。公共福利部門負責照顧孤寡老人，但因財源人力缺乏，在社會民主黨執(zhí)政的地方時常有對孤寡老人照顧不周的事例發(fā)生。人們希望在這些方面能有較大的變化，所以遷怒于社會民主黨。再如，社會民主黨在移民和難民政策問題上言行不一。

一方面, 它高唱平等人道，在黨內限制對移民和難民問題的討論，使得黨內那些有有排外情緒的黨員感到壓抑，對本黨開始不滿。另一方面，迫于外部極右翼勢力的壓力，社會民主黨政府又不得不緊縮移民難民政策，多次修改有關移民和難民的政策。不僅如此，社會民主黨政府還臺過一系列帶有種族歧視傾向的政策。所以這些，又使社會民主黨失去了大部分來自移民難民的選票。

　　第三，社會民主黨在選舉時機上選擇不當。去年美國“9·11事件”發(fā)生以后，與西歐其它國家一樣，丹麥仇恨穆斯林排外情緒也十分嚴重。首相保爾頻頻在國際舞臺上亮相，在與美結盟、推進北約各國反恐怖主義活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及社會民主黨的威信因而一度上漲。10月中下旬的民意測驗表明, 社會民主黨在選民中的威信遙遙領先地其它政黨。保爾認為這時宣布議會大選，對社會民主黨來說是最好的時機。事實證明，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判斷嚴重失誤。美國遭恐怖主義襲擊剛剛兩個月，丹麥民眾中強烈的排外情緒使得移民和難民問題成了競選辯論主題，限制了對許多社會民主黨所關心的問題的討論。而在移民和難民問題上，社會民主黨由于意識形態(tài)上的限制，不能像右翼丹麥人民黨那樣大放獗詞，聲稱把外國人趕出去 以迎合排外情緒。

另一方面, 大部分移民難民選民對社會民主黨緊縮移民難民政策又不滿。自由黨的移民難民政策也并不比社會民主黨的好, 但是，這兩種傾的選民出于對社會民主黨的不滿和失望,，還是將選票投給自由黨。這是社會民主黨始料不及的。

　　第四，社會民主黨內部不統(tǒng)一，競選口徑不統(tǒng)一。保爾原是社會民主黨副主席,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取代當時的社民黨主席史文，出任首相。社會民主黨內部從此形成保爾一派, 史文一派。兩派之間雖然尚能夠和平共處，首相保爾在大選中的一些主張很難求得全黨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在移民難民政策問題上, 保爾準備對右翼的壓力妥協(xié)，同意取消外國人與配偶在丹麥家庭團聚的法律權利，就遭到了史文派抵抗，無法在黨內取得一致的支持。社會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態(tài)度曖昧, 口徑不一，又使選民產生了迷惑, 無所適從。再如，保持現(xiàn)有稅收水平是社會民主黨在稅收問題上的基本態(tài)度，可是，在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合作伙伴激進左派黨在競選中突然獨立提出減稅時，保爾為爭得激進左派黨的支持，在大選辯論后期改變初衷，表示可以考慮減稅，降低現(xiàn)有稅收水平。此舉非但沒有給社會民主黨增加選票，反使選民對社會民主黨的可信度產生了懷疑。

　　最后，社會民主黨競選策略不當。在奧胡斯的競選中，自由黨市長候選人單刀直入, 直接攻擊社會民主黨市政府在公共福利服務方面的不足，并許諾當選后要多方改進，把福利事業(yè)和服務辦得更好。社會民主黨市長弗萊明對此不屑一顧，著重強調社會民主黨成績與優(yōu)點，列舉大量數(shù)據來說明奧胡斯市在社會民主黨手下經濟的增長和就業(yè)人數(shù)的增加，想以此來說服選民并爭取他們的選票。結果，在自由黨市長候選人創(chuàng)新改革口號的襯托下，弗萊明對成績的單方面強調給人一種滿足現(xiàn)狀、不思進取,保守落后的印象。社會民主黨的合作伙伴激進左派黨因而提出更換市長候選人的要求并以此作為支持社會民主黨的條件。社會民主黨無法接受， 執(zhí)意堅持弗萊明的候選人資格。結果，激進左派黨轉而支持自由黨市長候選人，與自由黨聯(lián)手將奧胡斯的社會民主黨人趕下了臺。

　　二、右翼的自由黨大勝

　　與社會民主黨相反，一起在野的自由黨[5]卻取得全面勝利。

　　首先，在全國議會選舉中，政治傾向偏右的丹麥自由黨[2]則大獲全勝，得票率由1998年24%上升為31·3%，議席由1998年的42個增加到56個，成為丹麥第一大政黨。再加上更右的保守黨和人民黨所獲得的席位,右翼陣營在議會占98席，以絕對多數(shù)壓倒社會民主黨取得了組閣權，該黨年僅48歲領袖安納斯(Anders Fogh Rasmussen)組閣，成為政府新總理。其次，在地方市政選舉，自由黨除在獲得州政委員、市政委員的數(shù)目上都超過了社會民主黨之外，還在一些重要城市奪得了市長位置。奧胡斯(Aarhus)，是丹麥的第二大城市，長期以來為社會民主黨的一統(tǒng)天下, 市長寶座自1919年以來非社會民主黨人莫屬。在這次大選中，自由黨市長候選人路易絲(Louis Gade)是一位年僅29歲的女律師，以個人得票高達36.000張的紀錄擊敗原社會民主黨人市長弗萊明(Flemming Knudsen)，成為奧胡斯市自1919年以來的第一個自由黨人、 第一個女性和第一個最年輕的市長。臨近奧胡斯的阿納斯市(Randers)，原來也是社會民主黨的堅固堡壘。但是，在這次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分裂, 自由黨乘勢獲勝，市長一職也被年僅25歲的自由黨候選人邁可爾(Michael Aastrup-Jensen)奪得。

　　就與社會民主黨的失敗不是偶然的一樣，自由黨獲得的全面勝利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第一，近年來，自由黨在意識形態(tài)及政策口號方面不斷進行更新和調整。自由黨原本對公共福利持有抵制態(tài)度，強調對市場調節(jié)和個人收入能力，反對國家干預和社會民主黨的 ”一攬子” 公共福利政策，主張福利服務私有化、個人化。但是，在公共福利根深蒂固的丹麥社會，一味反對和抵制公共福利, 主張有錢買福利,無錢無福利，得不到社會中下階層的同情和支持。所以，1994年安納斯接替沃夫(Uffe Ellemann-Jensen)成為領袖后，自由黨開始逐漸左轉, 由原來的攻擊、反對福利轉為關心、改進福利。這樣一來，它的自由主義不僅不再是對公共福利的威脅，相反成了促使公共福利更新?lián)Q代的一種手段。在這次選舉中，自由黨不但把醫(yī)院、老人、兒童等問題作為競選綱領的中心，而且許愿修改財政法,為醫(yī)院,老人、兒童福利部門注入更多資金，鼓勵私有福利服務以減緩公共福利事業(yè)的負擔。結果，自由黨的選民基礎大大拓寬，既囊括了傳統(tǒng)的自由黨選民也吸引了一大批社會民主黨的 ”鐵桿”選民。通過政策上的左轉，自由黨也由代表一小部分經濟實力雄厚選民利益的政黨，變?yōu)榫哂袕V泛社會基礎的人民性政黨。這個轉變大大瓦解了社會民主黨的選民基礎,同時也使中間小黨在左右兩翼之間的橋梁作用失去了意義。[6]

　　第二，自由黨候選人隊伍年輕，朝氣蓬勃。在這次選舉中，從中央到地方,自由黨的主要候選人年齡均在50以下，首相候選人只有48歲。幾個大城市的市長候選人都不過30歲。如果說自由黨的競選口號為創(chuàng)新改革，那么，而其候選人隊伍的年輕更給選民留下了一種精明強干印象，與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隊伍多為大權在握、 資歷雄厚的政府要人成鮮明對比。在這方面，從總體上說，近些年來自由黨的發(fā)展勢頭也比社會民主黨要好，目前黨員人數(shù)8萬多人，超過社會民主黨成為丹麥全國第一大政黨。[7]

　　第三， 自由黨在排外情緒的甚囂塵上中頭腦比較清醒,。一方面，它與極端右翼的丹麥人民黨結成競選聯(lián)盟，借其激進排外口號吸引了大量具有排外情緒選民。另一方面, 自由黨又處處注意與人民黨拉開距離，防止因人民黨的激進、極端和信口開河而嚇跑選民。它們雖然在移民、難民政策問題上也主張緊縮, 但并不對移民、難民進行文化上、人格上的攻擊，始終把緊縮移民難民政策的出發(fā)點放在如何更有效地消化融合已有移民難民的基礎。這樣既迎合利用了排外情緒，又避免了極端主義、 種族主義的傾向。

　　第四，自由黨的競選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

以安納斯為例，他每次競選演說辯論或電視采訪都事先精心策劃，從講演內容、燈光設計到畫面角度都考慮得比較周全。在演說或辯論過程中，他有問必答，不漏掉任何一個反駁攻擊、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同時還注意以事實為依據，長話短說,言簡意賅，給人留下了干練可信、腳踏實地的良好印象。

　　自由黨在議會大選獲勝后，聯(lián)合更右的保守黨、人民黨組成新政府。在新政府中，各部的總數(shù)由原來的21個減到18個， 其中新增加了一個移民難民部,專門處理外來移民難民融入丹麥社會的各方面事宜。

保守黨與自由黨聯(lián)合有功，從自由黨那里分得了經濟與企業(yè)發(fā)展部、 外交部、司法部、文化部、交通部、社會與平等地位部。

　　新政府新政府前景如何？VKO (自由黨+保守黨+人民黨) 政府能維持多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此，人們判斷不同，猜測不一。

有人認為新政府最多只能維持一年，也有的認為它能維持兩年甚至任滿一屆。新政府成立后一個月，丹麥媒體又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民眾對新上臺的自由黨的信任度不但持續(xù)高于下臺的左派各黨，而且也超過了一個月前自由黨得票的百分比，達到了33%。[8]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新政府的前景將是一帆風順。比如，在丹麥議會中，任何一項法律的通過都要以議會中的多數(shù)為基礎,并且要左右兼顧。新政府的政策和許愿要通過立法才能實現(xiàn)，如果政府的法律提案不能在議會中取得多數(shù)的支持，新政府的政策也就難以實現(xiàn)。

　　自由黨在競選中提出的改革創(chuàng)新的口號能否實現(xiàn)，能否解決過去社會民主黨政府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如此等等，只能讓時間來檢驗了。選民們能將自由黨選上去，同樣用選票也能將它趕下臺

　　三、大選中暴露出來的丹麥民主政治中的問題

　　在2001年丹麥三重選舉中，除了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得失之外，也還暴露了丹麥民主政治面臨的一些問題。

　　首先是媒介的影響和作用問題。在丹麥，由于電視廣播報紙掌握在記者手里，媒介就成了左右競選題目的權威。電視里出現(xiàn)的是政治家，但辯論的主題與內容卻是由主持人一手操縱的。

移民、難民問題成為這次選舉中心議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據《信息報》12月7 日報道，丹麥電視臺新聞欄目在持續(xù)三周的競選運動中，共播出了41條有關移民難民問題的新聞, 其它方面的新聞只有37 條；
丹麥電視二臺播放了45條移民難民新聞，其它方面的新聞只有,24條。這就人為地制造了一種外來移民難民威脅丹麥文明的虛假事實，進一步煽動了民眾中“9·11事件”以后激增的排外情緒。與此同時，丹麥面臨著內部福利制度改革，外部調整與歐盟關系方面的迫切問題, 大部分被媒介以公眾不感興趣為理由而刪掉。在這個意義上, 媒介實際上已經直接介入了政治, 甚至主宰了競選運動的主題與走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競選運動的結果, 其作用遠遠超出了客觀報道的范圍。媒體已經成為丹麥政治中的一個過濾層，丹麥民主政治的本來面目也因此而產生了不應有的”折射” 效果。

　　其次，大眾心理的導向作用問題。民主政治本應以理性和理智判斷為基礎，可是，由于受民眾排外情緒的影響和裹挾, 丹麥政治家們在此次競選中表現(xiàn)得情緒過激, 理智不足。為了迎合大眾心理，爭取選票, 許多人不惜拋棄以往的寬容大度作風，紛紛拿移民、難民開刀，似乎只要是關于移民、難民問題，說什么都不過分。[9]根據丹麥的反法西斯法, 散布法西斯主義言論的人要承擔法律后果。所以，以往政治家們還有所顧及，很少不口出狂言。但在這次競選中，他們卻言大眾排外情緒之所言。如果把丹麥政治家們口中的土耳其人、索馬里人、巴基斯坦人換成猶太人的話，那么，他們言論中的種族主義傾向絕不比當年的德國納粹黨的遜色。另一方面, 民眾排外情緒的高漲也影響了選民在投票時的理智判斷。極端右翼的人民黨主張徹底凍結家庭團聚，終止外籍公民通過婚姻移居丹麥。本來，這一主張不僅無法實現(xiàn)，而且也違反丹麥社會一貫信守的基本人權觀念和一部分丹麥公民本身的權益。但是，出于對穆斯林的恐懼和反感，還是有百分之十二的選民投了人民黨的票。丹麥民主政治歷來以尊重保護少數(shù)弱者階層的利益為基本準則，但是，排外情緒驅使政治家和一部分選民把少數(shù)民族的尊嚴和權益拋到了九霄云外，無疑給以開明和寬容著稱的丹麥民主蒙上了一層灰色的種族歧視陰影。

　　與排外情緒相關的，丹麥在對外發(fā)展援助和履行聯(lián)合國規(guī)定的國際義務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可是，在這次大選后，新政府上臺伊始就宣布將對外發(fā)展援助削減1.5億丹麥克郎。此舉引起了國內反對黨的擔憂和不滿。美國遭恐怖主義襲擊后, 發(fā)達國家對外發(fā)展援助的重要性更顯重要，可作為對外發(fā)展援助表率的丹麥卻率先削減對外發(fā)展援助，引起了人權組織的極大關注和擔憂。安徒生的故鄉(xiāng)在今后幾年中是否會繼續(xù)保持其人道主義的國際聲譽還是一個問號。

　　作者附記：丹麥大選揭曉后不久，正柏林自由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孔寒冰來到了奧胡斯，出于對共同的興趣，與奧胡斯大學政治系的汪琦博士合寫了此文。

　　注釋：

　　[1] 丹麥實行君主立憲制，女王瑪格麗特二世為國家最高名義首腦，最高權力機關為議會，最高行政首腦為首相。

丹麥共有大小政黨38個, 在議會中占有席位的政黨現(xiàn)為8個，就其政治傾向而言，從左至右依次排列為統(tǒng)一名單黨、社會主義人民黨、 社會民主黨、 激進左派黨、中間主民黨、自由黨、基督教人民黨、保守黨、 丹麥人民黨。

　　[2] 阿斯摩斯：《 自由黨超過社會民主黨》（Rasmus Nielsen：Vnu storst end S）一文，2001年11月23日丹麥政治新聞大全網頁www.Altinget.dk.。

　　[3] 阿斯摩斯：《 自由黨在州政府中是最大的黨》（Rasmus Nielsen：Vensre storst I amternere）一文，2001年11月22日丹麥政治新聞大全網頁www.Altinget.dk.。

　　[4] 《信息報》（Information），2001年，11月，21日。

　　[5] 丹麥自由黨始建于1870年，1901年在議會中的多數(shù)。1908年以后，社會民主黨勢力逐漸發(fā)展壯大并開始在議會中占據多數(shù)，自由黨則轉而處于少數(shù)。.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自由黨在全國議會中的席位最高為1957年的45個，最低為1987年的19個。關于自由黨二戰(zhàn)以來在議會中的席位統(tǒng)計，可參見丹麥議會網頁www.folketinget.dk/baggrund。

　　[6] 有關自由黨的詳細政策和政綱, 見易卜主編：《丹麥政治手冊》，(Ib Garodkin：Håndbog i Dansk

　　 Politik)，哥本哈根kbh: Rosinante出版社2000年丹麥文版。

　　[7] 參見丹麥議會網：www.folketinget.dk/baggrund。

　　[8] 《自由黨持續(xù)在民意測驗中領先》(Venstres Fremgang fortsaetter)，載丹麥政治新聞大全網頁www.Altinget.dk，2001年12月17日。

　　[9] 外界最有代表性的批評是瑞典社會心理學家萊思(Lasse Dencik)。2001年11月10日，他在丹麥《政治報》

　　 (Polittken) 上發(fā)表的題為”你們的競選辯論使我感到惡心”(Jeres Debatform Giver mig Kvalme)的長篇采訪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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