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現(xiàn)代史沒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虛擬的布景和舞臺上選好、安排妥定的演員。 　　 　　有一些作家就像時代面湯上的油花，經(jīng)不起死亡的攪拌。一次都經(jīng)不起，不要說作品一旦越過生死界，便只有一個命運：在一代一代的死亡漏勺上逃生，像賭博一樣看誰能在牌桌上多堅持一分鐘。
　　時隔三星期，文壇出了兩件事：一個人死了，另一個人欲死而復生。于連?格拉克，小說家、隨筆作家，97歲，老死；西蒙娜?德?波伏娃，薩特的情侶，誕辰100周年。觀察兩個死去的人透過傳媒的詞語再度顯現(xiàn)，我驚嘆存在過的那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重要的是后來人怎么看他們。而怎么看他們，有百分之八十取決于他們活著的時候“炮制”的故事，只有百分之二十來自他們的文學才華。這樣一來，格拉克就大大吃虧了。他一生沒有“故事”，主張人生盡可能消失在文字后面，所以一輩子躲在法國外省小城，拒絕與傳媒打交道，唯一足以讓后世嚼舌頭的舉動，是1951年拒絕了“貢古爾獎”。但這么一件“壯舉”，加上壽終正寢式的死亡，報紙、電視兩天就沒有話題了。再看波伏娃，與薩特的情人關系是不盡的話題，盡管隨著時間推移人們抖出的“謊言”越來越多，但重要的顯然是“占領空間”，成為話題。在廣告比文字本身重要的時代，文人已經(jīng)自動縮短了壽命。這一次百年誕辰，除了“神話”和“神話破裂”這些傳統(tǒng)的炒賣手段外，又多了一招――現(xiàn)代傳媒的最后一招：脫衣服。《新觀察家》登了她一張露出整個后身的裸照。我看了，得出結(jié)論：肉身和文字可以完全脫離，沒有把它們連在一起的理由。肉身之不再神秘，是人類思想死亡的前兆。她有著勻稱的身材，從肩背到臀部以上的線條，完全是亞洲女人的。忽然問自己她扛在肩頭的“女權(quán)運動”在多大程度掩飾了這脆弱的線條?那呈現(xiàn)給世人的瀟灑浸透了多少心酸?
　　關于這個女人，我寫過不少東西，越是不知究底的時候，越敢下筆。到了今天，當我穿過層層封鎖――文字的、歷史的、階級的、種族的、禁忌的，真正游進這個文化的醬湯，我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仿佛被邀去看人家一手導演的戲劇，只看見人家想讓你看到的東西，而且居然毫無異議地相信了。西方近、現(xiàn)代史沒有百分之百的真相，只有虛擬的布景和舞臺上選好、安排妥定的演員。兩百多年，真正的統(tǒng)治者始終都在臺上，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勝利者的版本，你可以想象。篡改文明的軌道，居然把新版本變成一種宗教，讓被改造者都堅信不疑，真是天大的手筆!這樣看來，波伏娃不過是被挑中的演員，只在某一歷史時期起領頭羊的作用，她的女權(quán)榜樣，是舊文明消亡之長跑的起跑線之一。她在文學史上究竟有沒有價值，還要等一百年，甚至更長，才有可能測量。因為19世紀以來，連文學史也未逃脫利益集團的棋盤。
　　我那天在電視上看著她身穿粉色羊毛小套服面對鏡頭走過來，幾秒鐘的時間，一切都變得清晰，她既是演員又是導演。我自以為了解她，將已經(jīng)不是事實而是文字構(gòu)成的“事實”，一層層揭開翻下去，但我慢慢看出，如果每一個細節(jié)都跟出版商的利益、某一歷史階段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某個族群攫取權(quán)力的需要密而不分，你已經(jīng)永遠無法知道完整的真相。因為現(xiàn)今以“真相”的名義要打碎“圣像”的運作，與當年要豎起“圣像”的炒作，目的如出一轍。這一對文壇“情侶”為他們的“不真誠”得到了太多的東西，又為他們的真誠將丟失很多。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新征服者投向舊體制的兩枚鉛球。我曾經(jīng)拎出的那些“真相”，構(gòu)筑了我作為“卒子”的命運。而卒子的命運是個接力棒，兩百年來就在中國文人的手上一代代傳遞，直到本文明完全褪色，我們也就完成了我們的使命。
　　我也是到了西方多年以后才發(fā)現(xiàn)，“文化投機”到了掩蓋真相的程度，電影、文學的質(zhì)量標準，被商業(yè)利益、族群利益甚至意識形態(tài)取代，而這一切又是以市場規(guī)律操作的，外表天衣無縫。當制片商、電影節(jié)、影評人、電影獎、發(fā)行商、電影資料館全部控制在一個族群手里，同樣當從出版商到文學獎乃至書店老板、公共圖書館，也在一小撮人手里，平衡和真實就消亡了。
　　波伏娃在她的小說《女客》中寫道：“沒有什么東西比她自己的生活更真實。”我要加一句：但那是說不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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