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薛寶釵是鬼 [說不盡的陳曉旭]
發(fā)布時間:2020-04-0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現(xiàn)在媒體在娛樂、體育領域里的自由空間很大,但恰恰我們在這兩個領域里都沒有一種相應的責任訴求。 5月13日,"林黛玉"陳曉旭因罹患乳腺癌去世。
1987年版《紅樓夢》的播出,讓21歲的陳曉旭一夜成名,這部重播700多次的電視劇也讓林黛玉的熒屏造型與陳曉旭血肉相連。自此,陳曉旭一生的任何轉型,都難逃媒體的追逐與公眾的審視。
早在今年年初,"林妹妹"出家的新聞就為新年冷寂的媒體娛樂版打了一針強心劑。媒體探究陳曉旭的出家原因:是身患重病?是夫妻感情不合?還是宿命造就?有人說,陳曉旭之死是"林妹妹"惹的禍,她注定是從"黛玉"到"妙玉"的宿命。柔弱、多病、孤傲、敏感、清高……陳曉旭一些與林黛玉相似的特征被媒體逐一放大。
如今,正在紅樓海選如火如荼的當口,陳曉旭辭世,不少媒體再次投入巨大的熱情:是手術去世還是昏迷離逝?陳曉旭的億萬身家與京城400多平方米的豪宅終將歸屬何人?連日來,從陳曉旭的家人、同事到昔日《紅樓夢》劇組導演與演員,乃至陳的前夫與昔日戀人,都遭到媒體的輪番盤問。大嘴宋祖德甚至在媒體放話,稱陳曉旭詐死是希望公眾淡化她"偷稅漏稅"的"罪行"。
媒體有沒有"出格"?《新民周刊》記者采訪了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媒體倫理研究所教授王天定與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檸,請他們從媒介傳播與文化的角度來探討陳曉旭事件。
起因:明星身份與獵奇心態(tài)
記者:陳曉旭出家和去世的消息,在很多媒體都是連篇累牘,你們怎樣看待這種熱情?
王天定:一個廣受社會關注的藝人的生或死,具有很大的新聞價值。
張檸:一個人的出家或死亡這些斷裂性事件,對公眾不構成任何沖擊,反而勾起了媒體刺探秘密的欲望,這是"狗仔隊"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征。盡管我認為導致這種結局的原因更為復雜,不完全是媒體自身的責任,但我依然要說這種媒體炒作是很可悲的。
記者:陳曉旭的皈依關乎個人信仰,但被很多媒體用類似于王菲生子的方式進行報道,這種現(xiàn)象正常嗎?
王天定:媒體要抓人眼球,要追求最大公約數(shù)。在商業(yè)社會里,媒體追求商業(yè)利益很正常。否定媒體的商業(yè)利益,等于否定了媒體的存在。
問題是,我國的高級媒體與大眾媒體沒有明顯區(qū)別,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大眾化、"狗仔隊"化現(xiàn)象。我覺得,不同媒體面對這樣一個事件應該有不同反應,比如嚴肅媒體,應該用一種較嚴肅的報道方式,有助于引導受眾正確看待這個事件;但大多數(shù)媒體都只是把它看成一個娛樂事件。
張檸:作為公眾傳播媒介,媒體承擔了對突發(fā)事件進行敘述的重要職能。這一職能卻經(jīng)常被獵奇心理所淹沒。獵奇心態(tài)是商品文化的重要特征,它追求符號生產(chǎn)的新奇性,以吸引公眾眼球為目的,而不是讓人們思索生活的意義。在"陳曉旭事件"中,我們沒有看到傳播者為活著的人提供更多有意義的東西,反而是讓人們沉迷、獵奇、瞧熱鬧,甚至在電視上攻擊死人。
記者:陳曉旭有3個引起關注的身份:明星、成功的商人與妙真法師。但媒體似乎都在強調她的明星身份。
王天定:如果陳曉旭不是明星,她不可能得到媒體如此巨大的關注;在大眾傳媒時代,她成為一個明星、一個公眾人物,必須要付出代價,就是必須每天面對媒體的質疑、曝光,有時甚至是一種騷擾。
張檸:最困惑大眾和大眾媒體的是陳曉旭的選擇,大眾媒體最想得到的是明星身份和商人財富,也就是所謂的"成功"。不管陳曉旭的動機如何,她最終選擇了放棄,而這恰恰是大眾媒體避之不及的。
過程:報道事實還是忠于謠言?
記者:3月1日,妙真法師曾發(fā)出個人聲明,表達"云游四海,潛心修佛"的愿望。不少媒體就強調陳曉旭走的是從"黛玉"到"妙玉"的宿命,她深陷"林妹妹"的個人命運無法自拔。在很多知名媒體的報道中,都能看見這種強作解人。對此,你如何看待?
王天定:我覺得這完全建立在一種臆測的基礎之上,我們的很多媒體離專業(yè)道路越來越遠,越來越遠離本應堅守的基本道德底線。媒體報道的是事實,而不是臆測。
記者:媒體總是試圖找出陳曉旭出家的原因,為公眾尋找一個"合理解釋",比如"夫妻感情不和"說、"身患絕癥說"、"為公司造勢說"……
王天定:媒體的底線是什么?真實。受眾關心陳曉旭為什么要出家,也需要媒體找尋答案,但這期間有很多媒體把臆測、傳聞當成事實來報道,不是在報道事實。如果對陳曉旭有面對面的采訪,讓她講原因,我覺得這個報道就是嚴肅的。
記者:當初李娜出家,媒體也有過很多類似猜測,為何有如此驚人相似的輪回?
王天定:傳統(tǒng)的新聞價值強調反常、新奇。一個明星、一個紅顏佳人突然出家,本身是一個非常反常的事件;另外,媒體總是遵循商業(yè)邏輯。
張檸:是陳曉旭、李娜、楊麗娟,還是超級女聲,跟事件本身沒有太大關系,背后有一個基本的新聞符號生產(chǎn)邏輯,媒體報道永遠在低水平地重復,不斷搞笑。
記者:大嘴宋祖德也沒有消停,他說陳曉旭詐死是希望公眾淡化她"偷稅漏稅"的"罪行"。媒體明知宋祖德所言大多不屬實,為何還屢屢邀其做客?今天媒體的底線在哪里?
王天定:媒體的底線是堅守事實。把宋祖德的東西拿出來炒作,媒體已有點自輕自賤了。宋祖德就是想利用媒體進行自我炒作,這個過程中宋祖德達到了目的,媒體嘩眾取寵,賺取了商業(yè)利潤,最后真正的受害者是整個社會風氣和受眾利益。
張檸:邀請那些胡說八道的人去做節(jié)目,貌似勇敢地說一些別人不敢說的話,嘩眾取寵,甚至用丑陋和惡心來招徠觀眾,借此搞事,制造新奇符號,是在法律的底線上制造垃圾,放棄職業(yè)操守。
追逐:不過八卦而已
記者:我們在陳曉旭事件中也看到了不少八卦新聞。比如陳曉旭如何出道、幾次婚姻、有無生養(yǎng)等個人隱私一一公布;被媒體不斷逼問與陳曉旭的戀情,王小帥甚至當眾發(fā)怒。公眾需要娛樂報道,但娛樂報道有沒有規(guī)則呢?
王天定:我傾向于新聞和娛樂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現(xiàn)在最糟糕的是,我們媒體上大量的娛樂報道損害了我們的新聞專業(yè)精神,讓老百姓對我們的媒體產(chǎn)生了一種空前質疑,影響了媒體公信力。如果一個媒體的娛樂報道真假難辨,時間長了,老百姓就懷疑,你的時政報道、經(jīng)濟報道是不是也這樣?媒體上大量的娛樂報道,某種程度上還使很多人變得麻木,削減了人應該有的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陳曉旭事件,我們首先要報道她的死亡及原因,表達對一個生命逝去的惋惜。如果像"鞭尸"一樣挖出她生前的各種隱私,是很成問題的。
記者是尋求、挖掘事實;但對現(xiàn)在的很多娛樂記者而言,真實不在他們考量范圍之內(nèi),他們第一關注點是明星的隱私,是能不能造成轟動。
張檸:當代社會輿論表達的言談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傳統(tǒng)文學語言(夸張、激情、修辭);一種是現(xiàn)代公民語言(簡捷、清晰、明確)。公民語言應該是既有表達的自由,沒有話語禁錮(包括游戲的乃至俗氣的),又有公民自身的責任和尊嚴。只有前面那種,就是一種市井無賴語言,只是后面那種,就容易墮落為權力話語。
導致當代大眾媒體語言的"偏至",乃至"偏執(zhí)",當然有更復雜的歷史原因,公民社會言談方式的偏頗和不健全,使得我們的媒體更偏向表達的嬉戲,實際上是"嬉皮笑臉",是一種自由的搖頭丸,最終只能變成一種話語符號的泛濫。
所有媒體都在一哄而上制造一種娛樂話題時,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狀態(tài)。我們不能用泛濫成災的單一娛樂話語,來取代以前的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從原來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轉向了今天單一的娛樂話語,使得我們錯過了其他表達方式的可能性和多樣性。我們需要多元的、理性的、不同的聲音對話。如果我們的空間更大一些,允許大家在一個理性層面上展開充分的討論,可能會壓倒那些八卦。現(xiàn)在的八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兒童"狀態(tài),你開玩笑、說胡話是允許的,說過頭了就批評一下。而有理性分析能力的成人狀態(tài)反而行不通。娛樂至死的、制造駭人聽聞符號體系的文化傳播方式大行其道。受眾從中得不到更有意義的東西,不過是八卦而已。
反思:自律與自由的博弈
記者:從王菲生子、楊麗娟事件到陳曉旭出家,對于相對放開的娛樂報道,媒體自身是否應該有一些反思,加強一些自律?
王天定: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必然要付出一個代價,就是要受到媒體關注、犧牲很多私生活。
我認為,受眾最想從媒體上得到的是與個人、生活、決策有關的信息和有助于了解社會的真實的、全面的信息。媒體的關注,一是要有新聞價值,二是要與社會公眾利益有關。如果既無新聞價值又與社會公眾利益無關,同樣不應該拿到媒體上去炒作。
國外的嚴肅媒體與大眾媒體的界限較清楚,《紐約時報》就不需要去做娛樂八卦,有一批專門的小報去做。但我們的界限不明確。比如,我們以前評價某一張都市報的出現(xiàn)提升了都市報的水準,是都市報走向嚴肅化、精英化的標志,但從去年竇唯事件看,我們就搞不清它到底算一個精英報紙還是娛樂小報?
某一張主流大報報道的楊麗娟事件,也顯示不出它所標榜的專業(yè)精神,我覺得它和小報沒什么區(qū)別。對阿甘鎮(zhèn)的報道,給人的感覺就是"窮山惡水出刁民",成了典型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阿甘鎮(zhèn)這么多人,怎么就出了一個楊麗娟?尤其是大段報道楊麗娟母親的婚變、私生活,這完全是個人隱私。楊麗娟主動走到前臺,她已變成某種公眾人物,但媒體報道總有一個度的問題。
楊麗娟事件中,我覺得最惡劣之處是,一批媒體純粹把楊麗娟一家人當作拉升他們收視率、發(fā)行量的一種道具。一個記者給了楊麗娟一家錢,聲稱幫她,這是不是把楊麗娟一家人當?shù)谰?但人不是道具!
我覺得,加強行業(yè)自律確實很有必要,現(xiàn)在媒體在娛樂、體育領域里的自由空間很大,但恰恰我們在這兩個領域里都沒有一種相應的責任訴求;面對這種自由,我們有時無所適從,將自由變成一種狂歡,變成沒有任何自律。
張檸:它已經(jīng)被當成一個孩子,不是被啟蒙后有責任心、有獨立思維能力的成人。全社會都是裝嫩的、裝孫子的文化,所有的媒介變得兒化、好像"童言無忌"似的。大家都愿意裝扮成一個無須擔當?shù)?兒童",反正有"父親"在那里管著。我們就這樣沉迷在一種"人加諸自身的不成熟狀態(tài)"。
健全的市民社會語言的成熟狀態(tài)是通過市場來培育的。當然,媒體有打打鬧鬧的自由挺好的,但有時還是要想想稍微嚴肅的事情,真正的嚴肅是維護個體的自由和尊嚴,尊重每個人不同的聲音,讓不同的聲音發(fā)出來。現(xiàn)在是只有單一的聲音,有的是板著面孔出現(xiàn),有的是嬉皮笑臉出現(xiàn),從單一的權力話語轉向單一的娛樂話語,表現(xiàn)形態(tài)不一樣,卻展示出一種文化的兩個不同側面,這兩個極端實際上是同一個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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