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肉喇叭”說再見！ 　　 　　革命這兩個字，過往被賦予太多色彩，只要一說起革命，至少會聯想到暴力。但其實，革命也可以是很開心，很個性，很張揚以及很浪漫的。“超級女聲”的拔地而起，被視之革命，很是典雅。
　　電視媒體迎來了個性傳播的新時代。在此之前，由于傳播形式和表現方式的一律化和一致性，有些言辭犀利的人，就把這種千篇一律的激越和高亢，稱之為“肉喇叭”現象。
　　“超級女聲”的脫繭而出，本身就是對肉喇叭的告別儀式。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終于有機會給普羅大眾提供一個盡情宣泄個性的平臺。人們驚訝，個性的舒展和張揚，是如此受人追捧，還有什么比“想唱就唱，想說就說”更讓人感到無比快樂的呢？
　　不要給“超級女聲”賦予過多的政治牽強附會。開心就好，難道共和國的公民們，就沒有一絲半點開心的權利嗎？
　　擁抱“超級女聲”，向“肉喇叭”說再見！
　　楊錦麟 (鳳凰衛(wèi)視)
　　
　　超女，娛樂?民主實驗
　　
　　很有人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面對素質如此低下的百姓，中國不適合搞民主；民主是個好東西，就是百姓的腸胃消化不了。據說這種觀點很主流。這些人對民主有兩個撒手锏，一是一棒子打死，因為你們不懂國情；二是堅決否認，因為你們不懂民主。
　　超女無疑是今年夏天最強勁的風暴，在風暴中，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平等、公開、透明、海選等民主的一些元素。 超女風暴，從頭到尾，都是超女們自己的事。那些習慣暗箱操作的人在海選的程序里，稍有風吹草動就被媒體劈頭蓋臉罵回去。當然他們更怕超女“粉絲”，怕失掉龐大的“粉絲”市場，任何權力的暗箱操作都會導致“粉絲”棄之而去。這個結局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所有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自覺不自覺地維護這一程序。
　　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中的各種事情，到處都在促進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自愿幫助民主，還是無意之中為民主效勞；不管他們是自身為民主而奮斗，還是自稱是民主的敵人，都為民主盡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匯合在一起，協同前行，歸于一途。
　　遲國維(北京)
　　
　　融進我們血脈的傻勁
　　
　　讀到《馬云龍 我就是一堂吉訶德》，（南方人物周刊8月24日第17期）把筆者帶回到6年前――在馬云龍“手下”作編輯記者的千余個日夜。
　　老爺子的仗義執(zhí)言在臉上常常表現為一股子“王爺氣”，不認識他的人結合他那光頭，會聯想到黑社會――一回他獨自去洛陽采訪，在中巴上被身后的小偷割了包，拿走了錢。他從腰里摸出把短刀擱在肩膀上，頭也不回，說：“把錢放回去！”小偷誤認為撞上了同行，真的把錢還了給他�？伤�一笑，你會發(fā)現他是和藹的，甚至有點憨厚。一幫女編輯曾經民意測驗：如果必須吻四個領導其中之一，你會親親誰？結果馬總得票第一――這或許連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8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現的大規(guī)模有償獻血共造成約數十萬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可截至1999年年底，上報材料還說河南沒有艾滋病。2000年，我們寫了10個版的《艾滋病在河南》。先是得到熟人的“傳話”：有關部門轉告兩位執(zhí)筆的記者，天熱了，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冰箱、空調等，稿子最好不發(fā)。后是大學同學代表當地求情，說為了“投資環(huán)境”“安定團結”等等，稿子千萬別發(fā)。最后是離休多年的家父來電話，擔心發(fā)稿后我們的安全。而馬云龍始終只說一個字：“發(fā)！”
　　馬云龍終于淡出江湖了，可他“與風車作戰(zhàn)”的憨勁傻勁悄悄地融進了我們的血脈。他于無言中傳授給我們的何謂良知、何謂敬業(yè)的財富，我們將回饋社會。
　　杰弗遜說：“當一個人受到公眾信任時，他就應該把自己看作公眾的財產�！瘪R云龍已經不可能再有賦閑的“孤獨”了。
　　宋立民（湛江）
　　
　　楊振寧的“成功論”頗堪玩味
　　
　　楊振寧說，2004年他曾在清華大學為大一學生上過一學期物理課，此前他曾在美國教過兩次大一物理。相比之下，中國大一學生比美國大一學生基礎更扎實，學習更專注、更努力。
　　判定大學教育成功與否，并無直接量化的標準，但同為諾獎得主的愛因斯坦的一席話可資參照。愛因斯坦說：“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睈畚痰脑捤坪蹩梢赃@樣理解：大學不應是人才的加工廠，或者是生產技工的流水線，而應是培養(yǎng)青年人性靈和諧的場所。那么，權衡大學教育是否成功，就當以它所培育出的學生是否和諧為準。
　　對中美教育深有研習的數學家丘成桐先生，在《中國教育憂思錄》中感嘆道，美國學校非常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所以不斷地有新的天才出現，而中國是用種種考試凝固學生。在我們周圍，常聽到有人感嘆現如今的大學生多木訥。試想，在種種桎梏的凝固之下，那些可憐的學生又怎能生龍活虎、靈氣十足？一個思維僵硬、老氣橫秋的學生又怎能稱得上和諧的人？
　　學者布迪厄認為，教育的積極社會作用還有更高的要求，體現在教育對社會民主行為的實踐和示范作用。按照這個論斷，“中國大一學生基礎扎實”顯然僅是形而下的層次，遠遠沒有達到形而上。
　　石城客（南京）
　　
　　不能讓“超生”成富人特權
　　
　　當下，富人們生育多少孩子似乎是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能夠付出因超生而交納的社會撫養(yǎng)費。但是，當超生以特權形式出現時，富人生育給普通人帶來的是公平感的喪失和情感上的傾軋。
　　想要多生的并非只有富人。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xiāng)居民生育意愿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是現有的制度使他們放棄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數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約束而不能自由實現時，富人卻可以通過特權順利地多生，這種境遇反差鮮明的對比，將破壞政策法規(guī)的公正和平等，使人們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合理性產生質疑。
　　富人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為，財富越多，責任越大。
　　李劭強 （南京）
　　
　　棒打“官煤聯姻”
　　
　　為遏制煤礦事故頻發(fā)多發(fā)勢頭，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向全國發(fā)出緊急通知，要求投資入股煤礦(依法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業(yè)負責人，自《通知》下達之日起一個月內，必須撤出投資，逾期不撤出投資的，依照有關規(guī)定給予處罰。
　　從本質上來說，“官煤聯姻”就是公權力尋租，只不過，其尋租行為被巧妙地包裝成“投資”、“入股”形式，而“租金”也隱匿在“分紅”之內。說破了，官員的所謂“投資”，不外乎是一種“權力入股”。對于心有所圖的礦主來說，吸引官員入股，顯然也不是看上那點錢，而是因為權力的加盟，可以帶來一般投資者所無法產生的巨大收益，比如權力可以為違規(guī)的煤礦生產提供保護傘。
　　但在“有關規(guī)定”之外再設“最后期限”，意味著對理當執(zhí)行的處罰“既往不咎”，意味著政策制定者自己對自己的否定，極大地有損于執(zhí)政者的權威，更根本違背了法治的要義。
　　吳鉤（廣州）
　　
　　李肇星成為“公眾明星”
　　
　　在不到3年時間里，外交部先后舉行了8次公眾外交“開放日”活動，這種與公眾溝通、交流的舉措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我們歷來對權力好像有一種“仰視”的習慣，認為權力行使是行政部門的事情，離自己太遙遠。然而，李肇星卻將國家外交事務這樣的“龐然大物”拉進了公眾視野，并將傾聽民意列入了日常行為規(guī)范的行列當中。公眾對我國外交有了近距離的認識，外交部也由此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而李肇星也成了“公眾明星”。
　　從單純的處理政府事務到關心民眾呼聲與利益，到耐心聽取與解說外交政策來消除公眾的疑慮，外交部如今推行的“公眾外交”舉措顯然是意識到了權力行使“平民根基”的重要性。那么拓展開來想，既然外交部都可以走下“圣壇”，深入公眾，那么對于省、市、縣等級別的政府部門，是不是更有必要從“衙門”走出來，將傾聽百姓聲音給“制度化”呢？
　　愚東方（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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