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yōu)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四不主義”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學系教師王貴秀路遇中共中央黨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黨校簡直呆不下去！當時距文革結束不久，北大也是“余孽很厲害”，王貴秀“憋了一肚子氣”。過了一段時間，他再次見到這位朋友，朋友說：黨校變了！完全不一樣了！
　　當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任副校長并主持工作，他開了近一個月的整風會議，創(chuàng)辦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內第一個內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并發(fā)動黨校808名學員，討論路線問題。
　　“他白天晚上都干，一個禮拜有五個晚上就住在黨校里，有兩天回富強胡同6號，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為組織部長�！敝泄仓醒朦h校教授、時任《理論動態(tài)》編輯部主任沈寶祥回憶。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首先發(fā)表在《理論動態(tài)》上，文末標明“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報刊發(fā)此文，真理標準問題的舉國討論由此展開。
　　按照其女滿妹的說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黨校建成“理論上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加速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但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為胡耀邦，中共中央黨校本身也種下了思想解放的傳統(tǒng)。
　　黨校1977年9月正式開學，一期808名學員分為高干班、中級班和宣傳干部班，在宣傳干部班學習的原空軍政治學院政治部主任董潤民曾回憶，開學后不久，他匯報思想狀況時提及，學員們討論時不敢講真話，怕“說錯話”，“過去有人講話被記錄下來，結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余悸�！�
　　這時胡耀邦說，“三不”之外，還得加上一條，討論不記錄，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原是中共防止黨內政治生活無限上綱而提出的主張，胡耀邦加了個“不裝袋子”，將其落實為“四不”。
　　“你來學習，你的發(fā)言什么的，沒有任何材料帶回去，談完就完，這已經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不成文法了�！鄙驅毾檎f。他記得，1979年，成都軍區(qū)參謀長就在黨校批評毛澤東，“那時候中央還沒有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通過)啊，大家都很緊張，而胡耀邦的態(tài)度是，不發(fā)動大家講，也不阻止大家講，講完就完�！�
　　
　　規(guī)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1979年，全程參與了中央理論務虛會的王貴秀從北大調到了中共中央黨校，他還記得1979年1月18日，務虛會第一天，周揚帶來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不設禁區(qū)，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個民主的氣氛�！蓖跽f。
　　1986年，為準備來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了不少當時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員，同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也成立了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王貴秀是參與者之一，“我們的層級低多了，但當時叫‘平行作業(yè)’，中央也不鼓勵兩個組過多聯(lián)系，而鼓勵各自研究獨立的方案�！�
　　“中央組”下設的辦公室與“黨校組”在如何發(fā)展黨內民主上還一度有過分歧，前者相信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進行，后者則并不這么認為。
　　3年多以后，“中央組”宣告解散，而“黨校組”則以“中共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樣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寶祥在1996年參與創(chuàng)辦了《學習時報》，關于報紙的言論尺度，他提出，一要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獨立思考，就算你對，我也得明白為什么對，一創(chuàng)造，就有花樣了”，二要積極地把握好度，“明確規(guī)定的東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違規(guī)，思想必須放開，不然，不是在浪費青春嗎？”這位75歲的老人說。
　　分管《學習時報》的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對沈寶祥也有過類似表態(tài)：規(guī)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2000年，《學習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澤民對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復制發(fā)政治局委員參閱。
　　2007年，“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對我說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覺得好就登了，作為黨的干部這么多年，你應該主動考慮：怎么樣才是為黨好�！�
　　
　　對學員，有三個“不要低估”
　　
　　“文革”后中共中央黨校復校，中共開始確立地廳級以上干部定期輪訓的制度，據黨校一位教授介紹，黨校早期有進修、培訓、理論三大部。
　　中央機關、省市自治區(qū)領導班子，都必須輪流來中共中央黨校進修，“中組部統(tǒng)一安排。比如一個省13個常委，都排好了，你什么時候去都知道的�！�
　　培訓部則主要是培訓中青年干部，學制也比較長，一般是一年，有知情者曾對媒體說：“中青班培養(yǎng)后備干部，‘備’到哪一級的都有�！�
　　進修部和培訓部屬干部教育系統(tǒng)，而理論部則在后來發(fā)展為研究生院，和普通高校一樣招碩士生和博士生。
　　在中共中央黨校，每周五都有報告，主講者至少是副部級官員，“讓大家知道中央各部門很多的情況，以及方針政策，一個學期下來少說也能聽十幾次報告。”這位教授說。
　　謝春濤教授1988年來到中共中央黨校，總體感覺是“(教學)壓力越來越大”，“學員越來越年輕，層次也越來越高，1990年代中期還有學員是工農兵大學生，到現(xiàn)在，有的班甚至研究生就超過一半�！�
　　黨校研究室曾業(yè)松教授對“壓力”有一個具體的詮釋�！叭珖�縣委書記縣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題培訓班”安排他講如何發(fā)展縣域經濟。備課期間他和部分縣委書記交流，有的書記明確表示懷疑：你一沒當過書記縣長，二沒直接從事過縣域經濟方面的工作，能教我們？
　　
　　為了“過關”，曾業(yè)松一方面大量閱讀資料，深入調查研究，一方面組織參與教學的有關專家反復研討，經過一個月準備寫成講稿，做出課件，后來又進行試講并廣泛征求意見。
　　“對這些官員，也是學員，有三個‘不要低估’�！秉h校教授吳忠民說，“不要低估目前中國干部的能力，多數人堪為政治精英；不要低估中國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這一點)甚至不亞于中國的知識分子�！�
　　因為“關起門來討論，沒有條條框框”，他發(fā)現(xiàn)，很多社會上、知識界仍在爭論的問題，地方早就按照解決了�！氨热鐕�企改革，現(xiàn)實工作會讓他們覺得，該賣就賣，一爭論，事情就耽誤了。”
　　吳忠民沒有繼續(xù)闡述第三個“不要低估”，但是他提醒，中國黨政干部對政治制度改革推進的愿望非常強烈，“下一步就是現(xiàn)代理念的問題有待解決�！�
　　“中國漸進式改革對所有群體都影響很大，黨校教授有這個便利條件，可以把改革對不同群體的影響進行集納和總結，”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的趙杰博士分析，“來黨校學習的干部帶來了特定群體和社會階層的主張與需求，執(zhí)政施政方面的信息，同時國企干部學員還能帶來他們對中國經濟變革所了解到的信息�！�
　　此外，從1992年十四大起，中共中央形成了黨代會前到中共中央黨校吹風的慣例。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就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作了報告，論述了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前，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一把手悉數參加，1997年的“5?29”講話，江澤民為“公私”定論，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進一步多樣化，市場化步伐明顯加快，2002年的“5?31”講話，也被認為有重要意義。同樣，2007年胡錦濤在中共中央黨校發(fā)表的“6?25”講話，也被廣泛解讀為給十七大報告定調。
　　
　　公信力最佳
　　
　　從微觀角度看，中共中央黨校確有多人被認為具體地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一位副校長就曾在十七大前對相關課題做重點調研，并兩度向高層匯報；過去幾年中，黨校也曾有教授走入中南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
　　但從宏觀角度看，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yōu)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在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副主任謝志強看來，黨校教授首先可以影響的就是作為決策者的學員，“影響他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如何應對突發(fā)事件等，在課堂上討論執(zhí)政方式，不需要有結論�！�
　　他提及的另一途徑則是《思想理論內參》。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每期只印200多份，直接報送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以及中辦、國辦等單位，“我們都叫它‘直通車’�！敝x志強教授說。
　　據說，新華社的國內動態(tài)清樣和中共中央黨校的《思想理論內參》，是高層領導最喜歡的兩份內參�！端枷肜碚搫討B(tài)》的定位是“依據黨校特點，著重反映黨校系統(tǒng)學員、教員的學習和調研情況，反映他們的理論思考和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服務”。這份內參要“重點辦好”的欄目則有：領導干部思想理論動態(tài)、領導干部思想政策建議以及國內外重要思想理論書刊評介。
　　曾業(yè)松教授還負責黨校《思想理論內參》編輯工作。2007年，曾業(yè)松先后在《思想理論內參》發(fā)表他主持的課題研究報告，《八百名縣委書記調查問卷統(tǒng)計分析》、《縣委書記關注的問題》等都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一位副總理在批示中明確指出調查報告“很有見地”，“對我們研究農村政策，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很有參考價值”，要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部門負責人“認真研究吸納”。這正是曾業(yè)松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題培訓班”課題研究的成果。
　　每次黨代會、全會前，中央黨校教授都是記者們的追逐對象，而每次黨代會、全會之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又會成為地方講座與培訓的邀請對象，負責闡釋與解讀中央精神，“畢竟是干部培訓，中共中央黨校公信力最佳，但我們也是文責自負。”吳忠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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