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新一期的“冰點周刊”報道了南京一位政協(xié)委員“拿自己當炮彈，拿政府當靶子”的故事。這位名叫薛正毅的政協(xié)委員對政府部門尖銳的批評，甚至讓官員產生了“防火防盜防薛正毅”的焦慮和恐懼感。其中一個細節(jié)意味深長：
　　一次，“提高市民素質，迎接十運會召開”為主題的政情通報會上，連舉8次手后，薛正毅起立發(fā)言：“我想針對一些市民不夠尊重國旗的問題說兩句。”此時主席臺上的領導們面露笑容，似乎對這個話題“頗為放心”�！肮賳T算不算市民？如果算的話，我要批評一下北京東路41號大院（南京市政府大院）的市民們。”薛正毅話鋒一轉，批評起了政府國旗只升不降，嚴重違反了《國旗法》的第12條規(guī)定。
　　這個批評真叫絕，既一針見血又充滿智慧，將某些官員習慣站在高地教訓“市民”，卻忽略自身素質的官本位思維暴露得淋漓盡致。最意味深長的是，當薛委員說“想針對一些市民”時，主席臺上的領導們“面露笑容”――他們顯然沒有把自己“等同”于市民，而是凌駕于市民之上、高平民一等的官員。當薛委員反問“官員算不算市民”時，那笑容一定無比尷尬地僵在臉上了。
　　這場有意思的較量，暴露出一種充滿官本位色彩的官員身份意識：官尊民卑，一些官員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平民位置上去思考問題，一旦成了官員，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了，身份壁壘意識非常明顯：我是官員，你是平民，我可以享受特權，可以對百姓發(fā)號施令，可以居高臨下教訓平民。
　　許多地方也經常搞像南京這樣“提高市民素質”的活動，同樣，政府和官員在這樣的活動中，也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訓市民要提高自己素質”的教育者，而市民是被教育和訓化的對象。站在官員的位置上，他們本能地將自己排斥于需要“提升素質”的市民之列。
　　這種壁壘森嚴的身份意識，甚至在官員落馬懺悔時都很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許多貪腐的官員落馬后在面對法官時這樣淚流滿面地懺悔：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作為黨的領導干部，沒有嚴格要求自己，將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從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好一個“將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你的貪污腐化，與平民有什么關系。這種懺悔預設了一個前提：黨的領導干部，在道德上本就高普通百姓一等，腐敗墮落了，是因為道德降低到平民的層次了。瞧，落馬了還擺這副官架子！
　　在法律上，官員的身份跟平民并沒有什么區(qū)別，也是一個公民，只不過在不同的崗位上而已。官員，受納稅人的委托和供養(yǎng)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握有公權力，身份雖有特殊，但本質上還是平民，一樣履行法律義務，一樣承擔公民責任，身份上是平等的。如果非要說有什么不平等，那就是，官員由于掌握著可能異化的公權力，所以必須承擔比平民更苛嚴的、更多的義務。由于擔任事關公益的公共職務，必須讓渡出一些自己是平民時的那些權利，享有的權利比一般公民少一些。
　　比如，平民的收入，可能成為一種合法的隱私，可以拒絕外人的眼睛。而官員則不行，因為你是掌握著公權力的官員，你的收入涉及到公共利益，人們有正當的理由懷疑你的收入是權錢交易換來的，所以，官員就不能主張對自己收入的隱私權。
　　比如，官員從事的是公共事業(yè)，自身的行為對輿論有更大的影響。那么，官員的言論自由也須比平民有更多的約束。由于官員的行為引人注目，在私德上也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官員什么時候必須等同于人民，什么時候不能等同于人民呢？在法律身份上，官員等同于人民，并非高人一等。而在履行義務上，官員不能等同于人民�？稍谖覀兊默F實語境中，這經常顛倒過來了。記得去年全國“兩會”的時候，有記者問一位官員“怎么看官員財產申報制”的問題時，這位官員竟然理直氣壯地反問：總讓官員公布財產，為何老百姓不公布財產。這個反問問得記者瞠目結舌。這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等同于平民了�？僧斔麄兿硎芴貦鄷r，他們從來不會反問：為什么老百姓不能享受到這些特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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