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的臺北書展上，余華攜新作《十個詞匯里的中國》亮相，余華在這本書里將當代中國的翻天覆地和紛亂復雜縮寫到十個簡單的詞匯中，余華說，他此刻的工作是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fā)，去尋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書展開幕的第二天（2月10日），余華和臺灣作家張鐵志進行了一場公開對話。
　　
　　詞匯冷熱與社會變遷
　　
　　張鐵志：在臺灣，大多數媒體關注的是一個“盛世中國”，報道內容也都是圍繞旅游、奇人異事、商業(yè)投資或者雄偉都市奇觀，其實在此之外大陸還有另外一面，那一面是黑暗的、壓抑的，甚至是扭曲的，我過去也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讀到余華先生的這本《十個詞匯里的中國》，我很興奮，我愿意念一段，我覺得他寫出了我的感受：“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仿佛是行走在這樣一個現實里：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里：同一個舞臺上，半邊在演出喜劇，半邊在演出悲劇。”
　　這的確是一個黑暗與光明交錯的時代。有朋友問我：為什么你老寫一些大陸不好的事情，盡是些暴力拆遷、維權事件，我說我寫的不是不好的事情，恰好相反，我寫到的那些勇于爭取公民權利的中國公民，我對他們非常敬佩和尊重。我看到在這個社會一方面擁有許多巨大的矛盾，另一方面有許多人的公民意識越來越強，他們想通過自己的行動去改變這個社會，把國家變得更好。但這些博弈、這些矛盾，臺灣的主流都缺乏觀照的深度，所以我覺得余先生的這本書對臺灣讀者了解大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作為一位小說家，余華先生以非常細膩和犀利的文字帶領我們進入到了當下中國。
　　余華：我讀過鐵志的幾本樂評集后，我覺得他的樂評屬于社會學、人類學的范疇，他完全是用一種指桑罵槐的方式在寫，他從音樂談到西方社會的變遷、時代的更替等問題。我想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的寫作不會永遠停留在一個層面上。我們通過一個層面上的寫作來帶出更多層面的內容。今天麥田出版社安排這樣的一個對話，我很高興。單純就事論事的書，我是不會喜歡去讀的，無論是政論，還是小說，我希望能夠提供給讀者多個層面的內容，文章可以只有一個切入點，但是讀者進了這道門后，還可以打開更多的門，從而進到很多其他的房間。
　　剛才鐵志說到的我的新書，其實這本書是我的意外之作，我在前言也寫到了，因為2008年到2009年這兩年間，我主要是在歐美給《兄弟》做宣傳，我到加州的時候，這本書的英文翻譯白亞仁教授就問我打算作哪方面的演講。我說，我以前在那里作過一個關于中國文學的演講，聽眾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教授。我說學生換了，但教授還在，所以不能夠再講同一個話題。然后他就說：那我們就來講一個當代中國的話題吧，他讓我來擬一個題目。我說：“還是你擬這個題目吧。過去我在國外都是邀請我的人或者譯者幫我想演講題目，反正怎么談都行�！彼�就幫我想了一個很好的題目，叫《一個作家的中國》，到了學校后，我先講了兩個小故事，一個是關于“人民”，一個是關于“領袖”，講完以后，我就跟白亞仁教授說：“我發(fā)現這是一本書，剛好我現在東奔西跑的，可以一篇一篇地寫。”他很高興地說，他可以做我的翻譯�；氐奖本┖螅�我就先把“人民”部分給寫了，因為接下來一個月，我還要繼續(xù)跑七個國家。從歐洲回來以后，我就開始寫“領袖”，當時我就決定寫十個詞匯，其實最早的書名是《十個詞匯：一個作家的中國》，但是我的翻譯就說，這樣翻譯成英文的話太復雜了，干脆去掉前面的幾個字，改成《十個詞匯里的中國》，我也覺得這個題目很好。后面也寫得非常順利，在法蘭克福書展以前，我就寫完了四個詞匯，他也翻譯完四個詞匯。然后從法蘭克福回到北京，我就很快地把另外六個詞匯都寫完了。
　　這段時間非常零碎，我沒有時間去寫長篇，就寫了這樣一本書。這兩天受訪時，他們問我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詞匯，我說有兩個原因：一是考慮到“冷詞”和“熱詞”的平衡，二是希望找一些有意思而又比較好寫的詞匯。比如“人民”和“領袖”，在我們過去那個時代是最熱門的兩個詞匯，但是現在慢慢開始淡下來了。像“魯迅”這樣的熱門詞匯，“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匯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匯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蕩可以在“魯迅”里一葉見秋。“草根”和“山寨”這兩個詞匯，到1990年代才出現的，“山寨”和“忽悠”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混亂，也是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片面發(fā)展之后引發(fā)的后遺癥之一。
　　寫完這些詞匯，我發(fā)現像“矛盾”這個詞匯，也能體現當今中國的現實，當代中國給我一個怎樣的感覺？我舉個例子，在中國就是好的和壞的在同一時間存在，讓人感到苦惱的一點就是，假如你把壞人全部撤換掉，好人也會腐敗的。好壞往往都是相互關聯，這樣就體現了矛盾的概念。其實沒有矛的話，盾是毫無價值的，這是當時我自己想到的一個詞匯，可是當時已經寫了十個，我就覺得不能再寫了。當初也想過寫“自由”這個詞，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詞。我記得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林肯說過一句話：“我們都宣稱主張自由，但在使用這同一個詞匯時，我們并不總是指稱同一事物�！薄白杂伞边@個詞匯在大陸也是一個很時髦的詞匯，但是不同年齡的人對于這個詞匯有不同的理解，根據不同的理解，可以演化成一百個詞。當然還有很多有意思的詞可以寫，但我覺得還是該留點精力來寫小說。
　　
　　為什么我們的小說稀奇古怪
　　
　　張鐵志：你的著作很多，有小說、散文等，在你的那么多創(chuàng)作中，這本書是比較直面當下現實的，你覺得這本書與你的過往作品比有怎樣的不同意義？而對于未來的創(chuàng)作，這本書又會有怎樣的影響？這真的是一次意外寫作，還是象征著一個轉折點，接下來會有哪些轉變？
　　余華：其實從寫作上來看，這次真的是一個意外，但從一個人的命運來看，也是個必然，因為我的人生都是這么走過來的。如果我不跑到國外，如果沒有安排演講，如果我沒有遇到這位翻譯，沒有和他的合作，那就可能會到以后才會有機會進行這樣的創(chuàng)作。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覺得我是處在一個非常享受的過程，終于有時間把我過去四十多年的生活、記憶、對社會的看法、成長的經歷以及百感交集的情感作一次整理。因為以前寫小說就顧不上作這樣的整理，也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么多的事情。
　　寫作也是和我的人生經歷一樣的，在以前寫小說時，想寫一個喜劇的故事，可是寫著寫著結果就改成悲劇了，因為人有時會被命運主導，他往下走，我只能跟著他走。其實我也喜歡寫喜劇，比如說在《兄弟》的下部，我發(fā)現自己是會寫喜劇的，在《許三觀賣血記》里，其中的幽默，是有喜劇色彩的，但讀者看到最后，發(fā)現這是一個標準的悲劇。我以后也許會寫一些喜劇性的小說，因為我喜歡看喜劇，尤其是喜劇電影。
　　張鐵志：喜歡周星馳？
　　余華：對，《功夫》這片子，我很喜歡。
　　張鐵志：現在大陸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就像一部魔幻寫實小說，有的部分令人發(fā)噱，有的部分令人悲哀。最近發(fā)生在浙江的樂清事件，一個村長慘死在一輛卡車下面，那個村長在過去不斷地上訪，為村民爭取權利，結果慘死了。這件事在網上被不斷轉發(fā)，所有人都相信他是被謀殺的，但許多證據，包括官方的說法，都指向這只是單純的交通事故。在這起事件中，有一件事也是非常有趣的，那位村長手上戴的手表可以錄音，但后來那個表不見了，最后表又出現了，警方也公布了那個錄音。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現在的中國各式各樣的故事俯拾皆是。這些現實會對一個小說家有怎樣的刺激？
　　余華：我們其實整天都在面對這些事情的發(fā)生。就像我書中所說的，一個舞臺，一半是喜劇，一半是悲劇，如果要說悲劇的話，我覺得是太多了，大陸發(fā)生稀奇古怪的事情實在太多，包括之前有一個叫佘祥林的案件，他太太有點精神不正常，離家出走了，沒有回來，結果在附近的池塘里面發(fā)現了一條死去的女尸，已經是腐爛了。警方認為是她的丈夫殺害了她，把他判了死刑，后來改為死緩。他在監(jiān)獄被關了很多年以后，他的太太突然回家了，這樣監(jiān)獄才把他放出來，最終政府對他作了一些賠償。還有包括一些在監(jiān)獄里的離奇死亡，就像“躲貓貓”事件，臺灣媒體應該也報道過。
　　還有一個，是說洗臉的時候在洗臉盆里淹死，其實，他是被打死的。還有在睡覺的時候被被子壓死的，被子怎么能壓死人？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警察根本不把這些人當回事。事情發(fā)生后，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了，結果就引發(fā)了網民的大討論，然后他們才發(fā)現事情的嚴重性。這樣不斷發(fā)生的離奇事件，我雖然不會把它們寫進書里面去，但它們卻影響了我的寫作和思考的方向。你生活在一個每天都會發(fā)生一些稀奇古怪事情的世界，也許這個世界本身未必是稀奇古怪的，但是對這個世界的闡釋卻是稀奇古怪，在這樣的一種環(huán)境里，你的小說也會寫得有點稀奇古怪。
　　
　　少犯錯比發(fā)展更重要
　　
　　張鐵志：根據你剛才說的，我還想提一個問題，你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作品里充滿了血腥和暴力，你也說過這是因為你曾經經歷過“文革”，直到后來你在逐漸擺脫那個少年時期的影響。
　　但在這本書中，你說到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第二個三十年，先前的革命并沒有結束，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我看到了很多暴力拆遷或者反拆遷的各種暴力，例如被拆遷者用土制炮彈或自焚去維護自己的權利。換言之，在這個時代中，暴力還是不斷地出現，如果小時候經歷的那些社會暴力影響你，那么現在出現的暴力難道不會同樣影響著你嗎？或者說，會像“文革”影響你們這一代人一樣影響到年青一代的創(chuàng)作者嗎？
　　余華：因為我是在“文革”中長大的，這是我的大環(huán)境，而在醫(yī)院里面長大，則是我的小環(huán)境。大環(huán)境是血淋淋，小環(huán)境也是血淋淋的。所以我的寫作中會有很多的暴力�；仡櫼幌�，其實鄧小平倡導改革以后，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非常受關注的國家，但是它的發(fā)展方向現在看來還是有問題的。你想一大片的舊房子，只要當地的政府人員，大概是七八個人的常委會討論通過后，可能半個月以后，這片房子就已經徹底沒了。就是說，在這種速度里面隱藏了各種暴力，我們無論是經濟如何發(fā)展，政策如何制定，都是幾個人去討論和決策。比如說去年，鐵道部突然發(fā)布了一個新的規(guī)定，就是慢車的火車票不能改簽，他們鼓勵那些人去坐快車，但快車的火車票要貴很多，這些決策者忘記了我們幾千萬上億的農民工是買不起快車的火車票的，他們寧愿花兩天時間回家，也不愿意多花一百塊錢。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政策，其實說白了就是制定政策的人根本不把人民群眾放在眼里，更不要談放在心里了。這些政策就是幾個人坐在一間房間里，在很舒服的沙發(fā)上，喝著很好的茶，然后就定下來。他們定了以后也不知道會引發(fā)網絡上一大片的反對聲音。最后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們不得不選擇退步，改為遲到兩小時有效。
　　類似的政策還有前陣子海關征收iPad的關稅，突然間，帶iPad過關就要征收一千塊錢的關稅，iPad的內存不同，會有不同的價格，但他們卻一律要征收一千塊錢的關稅。上個月我去埃及，我拿著iPad過去，過關的時候就問他們，這個東西要不要登記，結果才發(fā)現這個政策已經取消了。所以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好像在玩游戲一樣的，這個關我打不過，我就放棄。這就是現在大陸的一些情況。
　　張鐵志：你剛才講的我很贊成，因為我是學政治學的。在臺灣，有一部分人很羨慕大陸，覺得大陸的決策都比較有效率，而在臺灣，政策的制定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但我覺得你提出來了一個剖析的角度，就是在民主不充分的體制中，少數人的決策畢竟與廣大民眾之間有很大的隔閡，這樣的機制肯定會出錯，因為他們沒有很好的反饋機制去了解民眾的需要。反過來說，盡管討論是要經歷比較漫長的時間，可是出來的決策肯定是可以讓大家更容易接受，并且也會比較有效。
　　余華：比如說我們現在談到大陸的經濟，發(fā)展得非常快，但很容易犯錯誤。現在大陸的政治還在逐漸地透明中，中央政府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但是目前的體制還是很容易犯錯誤。民主的體制可能效率沒有那么的高，但是反過來它犯錯誤的概率會比較低，因為它權衡了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以后才達成一個共識，這樣的決策機制一般來說就不會發(fā)生太大的失誤，這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很重要。
　　中國社會發(fā)展到今天，其實不犯錯誤比加速發(fā)展來得還重要。為了發(fā)展而犯下大量錯誤，將來是要加倍償還的。我舉一個例子，當一個化工廠把一條河污染了，化工廠可能就掙了100萬或者1000萬，但是日后要把這條污染的河流治理好，可能就需要花十個億，這個代價太大了。民主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我們盡量少犯錯誤，不犯錯誤也不可能，但至少錯誤應該會犯得少一點，也不至于犯大的錯誤，讓我們子孫以后在這塊土地上沒法生活。
　�。ù宋母鶕�現場對話整理而成，經過張鐵志、余華二人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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