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是口服避孕藥正式臨床使用50周年�，F(xiàn)在,世界上有超過1億的女性用這個小小的粉色藥丸迎接新一天的到來。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fā)明之一,避孕藥在許多西方國家引發(fā)性革命,更是社會變遷和女權運動思潮的直接見證者。
　　
　　不是每個人都有汽車、鞋子和洗衣皂,但是幾乎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口服避孕藥。自從50年前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準其上市以來,避孕藥就改變了人際交往的方式。而這種人際交往方式的改變,讓我們一直爭論到現(xiàn)在。
　　避孕藥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它是供人食用的藥物,但服用它的人卻并沒有生病,這在藥物史上還是首次;它的發(fā)明者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最初是為了治療不孕不育,誰知歪打正著卻有避孕的功效。1960年代,只有已婚婦女才能服用避孕藥。盡管如此,“避孕藥在個性前衛(wèi)的單身男女中引發(fā)性革命”的論調依然不絕于耳。支持者說,避孕藥可以緩解人們因為意外懷孕而帶來的壓力,從而維系婚姻和家庭的穩(wěn)定;反對者則指責它為性濫交提供保險,是通奸、出軌和婚姻破裂的罪魁禍首。
　　1999年,《經濟學人》雜志稱避孕藥為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進步,但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泰納姆卻認為避孕藥的影響被高估了。由于避孕藥誕生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變革之際,所以自然而然地成為某些疑難問題的最佳取巧解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種族關系、性別角色、代際間的沖突、教會與國家間的爭吵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紛至沓來,眾多的價值觀和虛榮感更是魚龍混雜糅合在一起,避孕藥也因此走上社會生活的前臺:它意味著女性開始脫下圍裙,可以昂首闊步地邁向新時代。
　　在那個時代,社會行為持續(xù)加速轉變。1960年,一名典型的美國婦女有3.6個小孩;到1980年,下降到兩個。歷史性地,婦女們開始把自己定位為工作者,而不是之前的家庭婦女。美國婦女組織(NOW)主席特里•奧尼爾說:“避孕藥和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家庭結構轉變有明顯聯(lián)系。1970年,70%帶有6歲以下子女的婦女賦閑在家,30%工作。但現(xiàn)在,這個數(shù)字差不多倒過來了,而且還有22%婦女的收入超過了丈夫�！�
　　
　　避孕藥的誕生
　　
　　只要世界上還有人愿意生小孩,那么就一定有人不想要孩子。早在4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經開始了對避孕藥的探索:他們將石榴籽磨成粉,用蠟包起來,做成一個小丸塞進子宮里;大哲亞里士多德提到用薄荷類植物來殺精避孕;意大利探險家卡薩諾瓦則曾試圖把半只檸檬皮掏空后用作原始的子宮帽。18世紀中期,英格蘭國王查爾斯二世為了限制自己私生子的數(shù)量,把羊腸當作避孕套……
　　“在結婚人群中,避孕藥從來就不曾與繁育和性交脫離過�！惫�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亞•戈爾丁認為,古代人的避孕經歷表明,早在避孕藥產生前,他們就已經開始研究如何避孕,只是方法并不完美而已。
　　但進入現(xiàn)代社會,避孕遇到宗教勢力的一致反對:如果不是以生孩子為目的,那么性交甚至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在19世紀,有關如何避孕的信息被等同于淫穢色情看待。1873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禁止節(jié)育“淫穢”信息的出現(xiàn)。所以,女性們如果想知道如何減少孩子的出生數(shù)量,渠道少之又少。
　　然而,這一切都伴隨著一個女人的出現(xiàn)而改變�，敻覃愄�•桑格1879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州康寧鎮(zhèn)一個宗教家庭。她的母親歷經18次懷孕,生下11個孩子,終于在50歲時去世。那時,桑格站在母親的棺材前,對父親說:“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媽媽的死是因為她為你生了太多孩子�！�
　　母親去世后,桑格參加了紐約州一家醫(yī)院的護士培訓項目,她想研制出一種“神奇藥丸”幫助那些和她母親一樣總是懷孕的女人們。1917年,桑格在波士頓遇到一位名為凱瑟琳•麥考密克的女人。由于出生于富裕家庭,麥考密克是全美第二個從麻省理工大學畢業(yè)拿到生物學學士學位的女人。和桑格一樣,麥考密克也是一個極強的女權主義者,她也希望能幫助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學會避孕。
　　隨后幾年,兩人發(fā)起節(jié)育運動。大蕭條時期,家庭成員的龐大事實上已經成為沉重的負擔,這樣的經濟背景恰好為她們的節(jié)育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環(huán)境。當時,利用荷爾蒙來避孕的想法由來已久,但這個任務要由一個像維他命一樣的藥丸來完成,卻是天方夜譚。
　　1951年,桑格與天才學者平卡斯在一次晚宴中相識。平卡斯本來有希望成為哈佛大學生理學助理教授,他成功用器皿培養(yǎng)了兔胚,成為體外授精的先驅。但一本雜志卻暗示:平卡斯是在創(chuàng)造另一個世界,而在那個世界中,男人將徹底失去作用。為此,哈佛取消了平卡斯的助理教授頭銜,而平卡斯也黯然離開了自己的實驗室。
　　在桑格的說服下,平卡斯開始進行懷孕和避孕方面的研究。1952年,平卡斯遇到哈佛大學婦科專家約翰•羅克博士。羅克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有5個兒子,19個孫子,兒孫滿堂的他曾把幫助不孕婦女懷孕作為自己工作的宗旨。當平卡斯和他開始合作的時候,羅克正在研究如何用荷爾蒙幫助婦女懷孕。而事實上,后來兩人發(fā)現(xiàn):利用荷爾蒙原理一樣可以使婦女避孕,其原理大同小異。
　　他們的研究只能秘密進行,因為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擺脫傳統(tǒng)法律的束縛,直至全國范圍內突然爆發(fā)流行性月經不調。1960年5月9日,為了治療婦女病,美國法律終于做出讓步,FDA批準避孕藥的主要成分異炔諾酮上市銷售,這也宣告著口服避孕藥正式開始臨床應用。當時的FDA專員約翰•哈維還曾如此感嘆:“批準避孕藥應用,是出于安全性考慮,而與我們自己的道德取向無關�！�
　　
　　重新定義道德標準
　　
　　自從避孕藥誕生那天起,其受到的爭論便從未停止,一些改革者甚至把避孕藥當成政治武器:控制流浪人口的數(shù)量、減少戰(zhàn)爭、饑荒和政治不穩(wěn)定的風險,以免出現(xiàn)大的社會波動;還有一些人希望避孕藥能降低墮胎率。
　　拋開政治上的意義不論,避孕藥的誕生確實為成千上萬的婦女們提供了有效、方便的避孕方法,她們也由此獲得解放。但反對者卻一直將其視為社會混亂變遷的催化劑。1966年,《美國新聞》在報道中指出:“避孕藥真的很有效而又不會造成性濫交嗎?加州出現(xiàn)換妻丑聞;在長島郊區(qū),一些女警察卻變成妓女賺錢,有些甚至還爭取到丈夫的同意�！�
　　類似于這樣的社會變革,并不僅僅是由避孕藥引起,而是有其很深的社會因素。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人們的婚前性行為就已經開始增多,海明威的那句名言恰好可以佐證:“所謂道德的,就是事后你覺得好的;所謂不道德的,就是事后你覺得不好的�！�1964年,美國《時代》雜志在“性欲可以讓你變得更加自由”的基礎上,提出“第二次性革命”的概念,思想開放者重新定義新時代的道德標準。
　　在這種背景下,避孕藥的誕生只能說是社會潮流的產物,而不是它引領了這種潮流。更何況,避孕藥在上世紀誕生時刻起,就專門提供給那些已婚婦女。按法律規(guī)定,未婚女人是不能買到避孕藥的。在大學,除非能提供即將結婚的證明,否則避孕藥也不會隨意出售。
　　在隨后的幾年中,避孕藥引發(fā)革命的呼聲此起彼伏。但一個真正社會變革的出現(xiàn),需要某個時機的來臨。《承諾的歷史,危險與解放》一書的作者泰勒•梅提道:“如果時機未到,充其量那只是避孕潮,而不是性革命。盡管避孕藥已經誕生,但真正的性革命卻從未到來,直到女權主義的興起�！�
　　
　　女性開始脫下圍裙
　　
　　如果說避孕藥早期對私人行為的影響難以衡量,那么其在公眾生活中閃光點的角色很快變得明晰。當耶魯醫(yī)學院的巴克斯頓博士和康涅狄格計劃生育聯(lián)盟領袖格里斯沃爾德合伙開了一家避孕診所時,他們很快就被逮捕,節(jié)育依然是這個國家的禁忌。這個案子一度引起全美關注,還鬧上最高法院。1965年,訴訟終于有了進展,法官根據(jù)《權利與自由法案》裁定,推翻只有已婚夫婦才能服用避孕藥的規(guī)定。
　　那時,避孕藥幾乎成為最流行的節(jié)育形式,有650萬女性服用。當然,也有一些人為出現(xiàn)頭昏眼花、反胃等副作用而煩惱,但事實上,當一個女人可以控制懷孕的時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下,避孕革命最大的進步在于加速女性個人角色的轉變。
　　到上世紀70年代,避孕藥在社會中的真正影響開始顯現(xiàn),女性可以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而不受其它因素束縛。到1975年,單身婦女服用避孕藥的數(shù)量大幅上升,而非天主教女大學生想要3個或以上孩子的比例,由1963年的80%下降到1973年的29%,更多的女性開始關注生活和工作。1967年,一位23歲的印第安納教師對《時代》雜志說:“結婚時,我還是一名學生,我們得買房子,得繼續(xù)生活。是避孕藥的幫助,才讓我們不用擔心發(fā)生意外,才可以繼續(xù)生活下去�！�
　　與此同時,雇主們也希望雇傭更多女性員工。1966年,美國失業(yè)率為3.8%,幾乎雇用不到男性員工,而這一年成年婦女的工作人數(shù)上漲了10%,著名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雇傭女性職員。而在避孕藥出現(xiàn)之前,這樣的情形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借此良機,女權主義者開始爭取擴大婦女的權益。1972年,教育歧視結束,法學院和醫(yī)學院為婦女敞開大門。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戈爾丁認為,是避孕藥的出現(xiàn)讓學校開始放心接納女學生而不用擔心她們過早懷孕。在1970年到1980年間,法學院女生數(shù)量從4%升至36%,商學院女生數(shù)量則從4%升至28%。慢慢地,避孕藥逐漸改變了婦女們的選擇�！昂芏嗳苏f這完全是女權運動的結果,與避孕藥的誕生沒有任何關系。對此,我很痛心。”
　　英國女權作家菲利浦說,毫無疑問避孕藥的出現(xiàn)給社會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她說,最重要的一點是避孕藥的出現(xiàn)使得婦女在經濟上不再依賴于男人。她的上一輩人總是擔心如果他們有性生活的話,就會懷孕,而一旦有了小孩就要呆在家里照顧小孩,不能工作。因此,避孕藥的社會影響要比它對性行為的影響更重要。
　　
　　新時代的誤區(qū)
　　
　　到現(xiàn)在,口服避孕藥已經誕生50周年,這期間伴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女權運動的進步。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對避孕藥的認識卻又走進新的誤區(qū)。美國預防青少年意外懷孕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63%的青年男女對避孕藥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即便了解一些也是錯誤的;40%的人認為,即使服用避孕藥,也有50%以上的幾率懷孕(事實上,避孕藥在92%的情況下都會生效);40%的黑人和拉美裔美國人認為,政府推廣使用避孕藥只是想讓少數(shù)民族少生孩子,讓其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漸下降。
　　那些50年來一直奮斗于避孕藥前線的先驅,對現(xiàn)在年輕夫婦想當然看待避孕的行為頗為氣憤。但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泰納姆卻主張用長遠的遠光看待這種情況�！拔也黄硗�年輕人時時刻刻都在說‘謝謝你們的努力和支持’。我的意思是,我們工作的目的不是要獲得年輕夫婦的感激,他們的忘恩負義才能推動我們繼續(xù)前進做更多事情,而感激從來都不會激勵任何人�！�
　　可能,在當下的某個實驗室里,研究人員正在嘗試下一個重大發(fā)明。也許是個人造子宮,可以消除婦女對意外懷孕的擔心;研究人員也曾有B計劃,他們試圖將服用避孕藥變成和吃飯睡覺一樣的必需品,每日必服,而不是緊急或事后避孕;還有另一種做法,婦女們不管有沒有懷孕,每月都服用一次避孕藥。
　　只是,這種對懷孕與否的未知,能不能在解決成本和便利問題的同時,也能安撫人們抽搐的道德心?傳統(tǒng)主義者迫切主張在進行藥物研究的同時,也更要關注家庭婚姻問題,以人性的需求重新塑造新的社會體制――因為,過去半個世紀關于避孕藥的爭論已經明晰地表明:科學本身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尤其是在那些涉及人與人關系的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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