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人生：口吃是我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 　　南都周刊：看你的畫，讓人立刻聯(lián)想到德國抽象表現(xiàn)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弗蘭克?阿爾巴赫。同樣以黑色白色為主，在狂野的筆觸之間表達憤怒和悲哀。阿爾巴赫出生于1931年，在反猶情緒日益猖獗的德國長大，從小對冒犯主流文化可能招致的災難性后果心懷恐懼。1939年他被送到英國寄宿學校，從此再沒有見到過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后來在集中營中遇難。了解他的背景和身世，再看他的作品，似乎能在某種意義上得到解答，那你的故事是什么樣的呢？
　　嚴培明：我覺得我從小是在一個簡單、貧窮卻幸福的家庭里長大的。我父親從無錫躲抓壯丁來到上海，去屠宰場工作，母親在里弄里的小加工廠做工。閘北那時是貧窮的工人階級聚居的地方。讓我產生對藝術的景仰的第一個人是我父母的一個朋友，他是碼頭工人，畫畫得非常好。有人要推薦他去上大學學習美術，但是因為他的工資第二年就要漲到36元了，家里人幫他拒絕了，于是這個叔叔從此做了一輩子的搬運工人。
　　南都周刊：你的第一次自覺的脫離的努力――報考藝術學院――被拒絕了，你后來說，“口吃是我創(chuàng)作的最根本的動力”。
　　嚴培明：是的，自幼口吃，讓我從小不要說話。幼兒園、小學、中學，都是在被嘲弄和挖苦中度過的。我就像生活在聾啞世界里，生怕開口讓別人知道我結巴。我把自己徹底鎖起來，畫畫是我拼命尋找另一種不用開口就可以說出自己的表達方式的結果。出國前的那個夏天，我參加了虹口區(qū)唐山地段醫(yī)院一個姓張的醫(yī)生開辦的口吃校正班。張醫(yī)生說了一句話：所有的人都口吃，但口吃的人意識到自己口吃。我從小內向敏感，由此我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答案，人生豁然開朗。
　　
　　精神家園：在法國時我沒考慮前途
　　
　　南都周刊：你覺得是法國收留了你，在28年之后，你覺得進入了法國的主流社會，法國是你的精神家園。但是，1980年，當你到達法國的第二天，你就開始打工⋯⋯
　　嚴培明：是的。第一天在巴黎，陽光燦爛，第二天，美夢結束了，我被送去打工，從此開始將近十年的邊打工邊畫畫的生活。第一份工是做男士皮包，他們給我一塊皮料，我要把好的那面放到前面，同時琢磨出如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塊料。后來，朋友介紹我去第戎打工，在一家叫做青龍飯店的中國餐館，從最累最臟的洗碗打雜開始，做到跑堂。我現(xiàn)在還記得那餐館的布局，左四排，右三排⋯⋯客滿的話可以坐100個人呢。八年半的時間里我白天上學、畫畫，晚上6點到12點在這里打工。
　　南都周刊：出國前你基本沒有參加過什么體力勞動，在餐廳打工覺得壓抑嗎？
　　嚴培明：那是一家臺灣人開的店，那家的孩子特別瞧不上大陸去的人，經常教訓我⋯⋯但是，讓我養(yǎng)成了不少好的習慣，比如從不遲到。
　　南都周刊：一直到1991年在蓬皮杜展出畫作之后你才開始有能力不再靠打工謀生，這十年中間，有沒有過對前途的焦慮？
　　嚴培明：完全沒有過。為什么要考慮到前途呢？有人為了所謂的前途放棄或犧牲自己最喜愛的事情，比如那個碼頭工人為了36元錢的前途放棄了一生，有什么意義？現(xiàn)在社會用金錢去衡量一切，其實很可悲。我一直都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畫畫是我的一切，我活著就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是一個很孤獨的人。我喜歡孤獨，喜歡一個人默默地做。同時我忍耐性很強。有時明知別人在欺負我，明知我錯過了某種機遇，我也會“咽”下去。因為對我來說，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我的作品才是我存在的意義。
　　
　　宣紙是垃圾：我沒有中國情結
　　
　　南都周刊：剛才看見你將三層宣紙墊在下面，上面鋪一層一般用來做旗幟的尼龍綢材料，然后將黑墨水倒進清水里，用大毛刷作畫。你處處否認自己受到中國傳統(tǒng)書畫的影響，但你明明了解宣紙的吸水性能，同時你的方式也很有潑墨的風格⋯⋯
　　嚴培明：我從來不在宣紙上作畫，這些墊在下面的宣紙用過之后就會當垃圾扔掉。（旁邊的助手補充：收垃圾的人其實都還不愿意收，我們反過來給他200元他才把廢紙扛下去。）我用的顏料也不是墨，而是染料。剛才那種把清水混色，然后潑到畫布上的做法，我認為是平涂而非潑墨，我寧愿把這張畫叫做水彩而非水墨。
　　南都周刊：其實，承認中國傳統(tǒng)書畫跟你的作品的關聯(lián)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的作品主要采取黑白兩色，你為什么在各種媒體上都堅決拒絕呢？
　　嚴培明：我做的是藝術，不能因為我是中國人，就一定要跟水墨有關系。
　　南都周刊：你曾經跟隨閘北六中的美術老師徐家曄學畫。那時你學習了什么？
　　嚴培明：我們那時主要是臨摹各種宣傳畫。拿回學校，就到處貼，給學校省了一筆買畫的錢。
　　南都周刊：你后來作畫，對大尺寸的偏愛是否跟這段經歷有關？
　　嚴培明：大概是吧。大字報都很大嘛。大尺寸的作品給人的視覺沖擊是巨大的。
　　南都周刊：你最喜歡的視覺作品是？
　　嚴培明：我那時很喜歡各種連環(huán)畫，最喜歡的是水滸、三國演義之類的東西。
　　南都周刊：后來你在蓬皮杜第一次參加展出的作品就叫做“好漢”。
　　嚴培明：是的。我畫的是四個人頭。那是1991年伊拉克戰(zhàn)爭時期。有四個美國飛行員被伊拉克士兵抓住了。這四人，對伊拉克政府來講，是入侵者，對“自由世界”來講，是英雄。這很像水滸里面的豪杰。對政府來說，他們是土匪、劫賊，對草根百姓來說，他們是好漢。因此，我給這組畫起的題目是Brigand，這個詞在英語和法語里面既有好漢也有強盜的意思。
　　南都周刊：1987年，你展出了第一張毛澤東肖像，給這次展覽，你起的題目是《通過他的歷史我的故事剛開始》。
　　嚴培明：毛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跟國內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不是一回事。我不是用戲諷的漫畫的方式來表達毛的。我1980年離開中國，過后對“文革”的反思之類的運動對我沒有影響。我對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個時刻。我刻畫的毛總是正面的，展現(xiàn)其巨大力量的。這也跟我直截了當?shù)膫�性有關。我做不了那種巧妙的諷刺的作品。
　　
　　力量之源：悲劇給人以最大的想象
　　
　　南都周刊：你曾經談到對你的藝術影響最大的藝術家是畢加索和德庫寧。德庫寧的畫跟你的筆觸很相似，但他的色彩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樂觀活潑的作品，而你的作品，幾乎都十分壓抑陰暗。
　　嚴培明：我自己對悲慘世界比較感興趣。你看所有藝術中，無論電影、小說，都是其中悲劇性的東西最吸引人打動人。幸�？偸寝D瞬即逝的。你看西方的媒體報道，頭條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了。
　　南都周刊：對，歐洲的媒體，比如BBC，都是有報道陰暗悲慘的事件的嗜好的。
　　嚴培明：這跟我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個性也有關系。我個人是寬厚老實的，對人生充滿同情，我不喜歡表達好人好事。我喜歡關注那些被大家遺忘或忽視的人物。
　　南都周刊：這可能跟你草根出身的經歷有關。
　　嚴培明：我對這個社會是沒有多少留戀的。我不是歌功頌德型的畫家。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個悲劇結尾。而悲劇可以留給人最大的想象空間。現(xiàn)在我在為北京的這個展覽做34幅兒童的畫像，如果我畫一個漂亮的微笑的孩子，與畫一個被害的孩子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對后者，人們會立刻開始思考，會產生去探究人物背后的故事和遭遇的愿望。歡樂的故事大家一笑而過，悲慘的故事人們都會記住。我的作品的力量在于其獨特的語言風格，更在于其中對于人生悲慘實質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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