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不少文章中對近代史上的人物評價很高，但這種評價并不代表對他們的全然肯定。那個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學問，甚至有德行，在很多方面可以成為我們做人的榜樣，但我們不必把他們進行思想性抬高。
　　以傅斯年為例，這個五四時代的英雄，為人稱道的學術活動家，在建設中國現(xiàn)代學術組織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考古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術組織工作極為出色。他創(chuàng)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寅恪、錢穆等人因此以為中國的學術在日本侵華前有了萌芽。不僅如此，傅斯年做官清廉，不畏權貴，除蔣介石外，幾乎所有人都被他當眾批評過，時人稱他為“傅大炮”，這些都可圈可點。羅家倫說：“傅斯年是元氣淋漓的人�！焙�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但如探尋歷史的合理性，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代中國知識階層之所以喪失社會基礎，萌芽的學術組織之所以很快為戰(zhàn)爭和國共爭強而撕裂，也正是跟傅斯年這樣的知識精英有關。傅斯年沒能抵達大公的境界，說白了，他只是一個排他性極強的學霸。
　　傅斯年脾氣火爆，始終無容人雅量。他早年入北大，后赴英國、德國的名校就讀，回國后在學界一往無前。除了他眼中的政治領袖蔣介石、北大校長蔡元培、他的老師胡適等幾人外，他對別人并無同情和理解。他始終生活在巨人組成的圈子里。他對圈子外的人最多是一種旁觀者的態(tài)度，如他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甚至有同窗之誼的顧頡剛，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斷義，不再來往”。顧放棄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學任教，傅覺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話：“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反唇相譏說：“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評，不必辯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學的畢業(yè)生王世襄千里奔波，流亡一個多月到重慶，找到哥哥的同學梁思成。當時已聞名海內(nèi)外的大建筑學家梁思成帶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研究所謀飯碗。見面后，傅斯年問清王世襄的門第出身，當著梁思成的面，說了一句：“燕京大學畢業(yè)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里來�！睂⑼跏老遛Z了出去。晚年已是學術泰斗的王世襄，回憶起這段灰頭土臉的歷史，依然很感慨。
　　傅斯年的“目空天下士”，霸氣有余，豪氣不足，連他的前輩陶孟和，都曾被傷害。曾任北大教務長的陶孟和籌建北平社會調(diào)查研究所，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來有另立山頭之意。傅斯年與人串通，切斷陶的經(jīng)費來源，逼得他只能把隊伍拉來，成為中央研究院下屬的一個小機構(gòu)。
　　傅斯年的學霸作風非止一端，他的學術政治一度玩得爐火純青。社會學家吳文藻及其弟子費孝通等人抗戰(zhàn)時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創(chuàng)辦了民族學會，這不僅是另立山頭，而且違背了傅斯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愛國原則”。他不僅寫文章批駁，還給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等人寫信說：“夫?qū)W問不應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于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在這種情況下，吳文藻、費孝通也只好關門大吉。
　　當代人可以從近代知識分子的吉光片羽中懷舊，但切不可在津津有味地談論前代人的優(yōu)點時露出遺少氣。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更應該總結(jié)一代民族精英治國報世的經(jīng)驗教訓，否則，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編輯：王晶晶 美編：陳思璐 編審：張勉
　　
　　傅斯年
　　1896年―1950年，山東聊城人，字孟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論著有《夷夏東西說》、《性命古訓辯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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