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杰導演的《碧羅雪山》無疑是這兩年少有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佳作，在第1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和第18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jié)上收獲頗豐。影片有著濃郁的對人與自然的淳樸關懷，對現實矛盾的有意味的展現，同時也在紀實風格與故事敘事的結合方面有重要探索。
　　電影的敘述主體是云南邊陲地區(qū)一個傈僳族村莊，少數民族封閉原始的生活充分展現，鏡頭語言中規(guī)中矩又富有詩意。影片以木扒的熱鬧的婚禮開場，如同田壯壯等第五代導演對民俗與民族志景觀的興趣，《碧羅雪山》的開篇也給人一種民俗展示的意味，這種意味幾乎貫穿了影片的前半段，包括恬靜的自然環(huán)境、打奶茶、喝酒、溜索、服飾、跳舞、唱情歌等傈僳族風情。
　　影片顯然在追求一種紀錄片式的客觀、瑣細與真實再現，仿佛生活流的自然延展。劉杰顯然不同于第五代電影人，他放棄了那種執(zhí)著而刻意的長鏡頭和固定鏡頭，也沒有第五代或者深沉黑暗或者絢爛濃烈的生命，流暢的鏡頭感、生動有趣的人物和強烈的故事性，使得影片在紀實風格之外也具有很強的可看性，呈現出一種悲喜交集的人生況味。
　　在紀錄片式的風格中，這個傈僳族村莊所面臨的種種現實矛盾逐漸展開，影片因此也具有了深刻的意義。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退化，山里的熊開始與村民爭奪生存棲息地�！袄闲堋痹诶�僳族傳統(tǒng)信仰中是祖先，同時熊是國家保護動物，因此村民不能打熊，而對于熊禍害莊稼和牲畜，政府的補償杯水車薪，解決辦法是要求村民搬出大山，重新定居山外。熊與人的矛盾，牽扯出的是一系列的現實關系――基層政府、綠色組織、全國市場、東南亞勞工需求等，多重遠方關系與碧羅雪山腳下的這村莊都直接息息相關。導演有意將邊陲山谷中的村莊的封閉性打破，經營幾條線索，設置一些細節(jié)，將這個村子與外界的現實政治甚至全球經濟市場連接起來。在這其中，那些世代生活在當地的村民的利益，在各種力量角逐中顯然是被犧牲的，自然與環(huán)境具有世界性，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就不一定了。
　　這些矛盾關系構成了影片第一層的紀錄片式的現實展現，在此之外，導演更有另一層的電影化、故事化的追求，也即同時講述一個傳統(tǒng)女性被犧牲的悲劇故事。這正是影片不同于許多粗礪簡單的寫實之作的地方，不再一味追求寫實逼真，而是充分發(fā)揮了電影化的敘事感染力。迪阿魯愛著木扒的妹妹吉妮，而爺爺卻要他依照傈僳族的傳統(tǒng)守著嫂子阿南恰，撫養(yǎng)小侄女長大成人。而木扒因偷剝紅豆杉樹皮而被抓，為救兒子，父親要把吉妮嫁給村里的混混阿達換取彩禮，而迪阿魯家里則拿不出這些彩禮。最終，當吉妮聽說如果熊吃了人，政府會賠償4萬塊錢的時候，她在出嫁的早晨，穿上新娘衣，離開村子，消失在煙霧迷茫的大山里。村民因此受到心理沖擊而同意搬到山外。在電影中，人熊矛盾凝聚成一個更突出更戲劇化的悲劇。
　　評價這部影片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這兩層故事，如何看待紀實風格的第一層現實展現與戲劇沖突激烈的第二層悲劇故事之間的關系。這種紀實風格與戲劇化敘事的結合，一方面給影片帶來獨具的特色，擺脫了藝術電影與紀實電影通常沉悶乏味的傳統(tǒng)，但另一方面也提示出一個美學困境。在我看來，矛盾沖突最終以女孩犧牲自己以身飼熊來解決，過于戲劇化了。這種極端戲劇化必然削弱真實性，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著影片前半部分營造的紀錄片式風格。我的觀影經驗正是這樣，隨著第二層故事的深入到高潮，恍悟這到底還是一部故事片，那么第一層現實矛盾展現的紀實性就被打了折扣，觀眾開始懷疑前面的紀錄效果。當村民搬離是因這樣的戲劇事件而實現，村民與政府之間原本存在的賠償、安置、利益和損失等問題都被就此擱置，顯然，影片是在用戲劇性敘事來掩蓋現實的難題，記錄的真實性讓位于極端的電影化戲劇沖突。
　　更需進一步注意到的是，兩層故事中，第一層現實矛盾在影片中展現得雖然細致、廣泛，但卻談不上尖銳，但是第二層的古老悲劇，卻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蛟S這正暴露了影片的“主旋律”制作背景和一種無意識心理：也許現實過于麻煩棘手，只好到古老的故事中抒寫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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